2016年12月5日,我在合肥第一次见到顾雁。

没有事先给他打电话,也没有请认识他的前辈、朋友提前联络,我的到访,多少有点唐突。

我担心被他拒绝。早就听说他不愿意谈往事,即使已退休多年,一门心思仍扑在物理学研究上。在甘肃天水,我向他的老朋友、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兰大研究生同学徐诚要电话,82岁的徐诚边找电话薄,边摆手对我说:别告诉他,我怕他说我多事。

我订了廉价航班,直接飞到合肥。猜测他会住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老校区,就先在校园外的酒店安顿下来。

电话过去,是他,声音洪亮。我说明自己是天水后辈,毕业于他1958年下放劳动时曾任教的天水市二中(原名天水县一中)。他竟慷慨地应允了见我。就这样,当天下午,在科大东区一座本世纪初建成的住宅楼二楼,我见到了他。

我们在他窄小的书房里聊天。往事惊心动魄。天光慢慢黯淡了,窗外的杨树叶,在冬天的风里呼呼响着。他满头银发,打着手势,一张苍老的脸高贵而生动,声音则是平静而克制的。

“我不想找政治,是政治来找我。”他说。1980年在上海,有人组织了一次林昭和她母亲的追悼会,他也去了苏州。那次,在摇摇晃晃的大巴车上,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曾问他:“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就卷入到政治中去了?”他就这样回答。

倪竞雄是林昭当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2019年,她已经九十岁了。林昭若活在今天,也是八十七岁了。

林昭比顾雁大三岁,却是他的“学妹”。在北大,他是1952年入学到物理系,她则是1954年上的中文系。

没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初恋。是他生命中永恒的秘密与哀伤。八旬暮年,不管讲述如何轻描淡写,也无法掩埋这份曾经的情感。

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她的。“林昭不是圣女,她只不过是一个把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才女。”他说。
我们谈起《星火》,也谈起他和林昭的往事。那是淡淡的、一生难以忘却的爱情。林昭写给他的三十几封信,如果没被销毁,应该还躺在静安区法院他的档案里。他曾想索要档案,但无门路。他知道,此生可能是再也无从得见她那秀丽纤细的笔迹了。

今年(编注:指2016年)八十四岁的顾雁,是1959年大饥荒年代甘肃地下刊物《星火》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当年《星火》的刊名,就是他起的。他也是《星火》发刊词的作者。在这篇题为《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的发刊词中,他表现出远超同时代人的洞见。斥责当时的统治为“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在研究《星火》的学者钱理群等人看来,在同一时代乃至后来“文革”中出现的民间思想者中,《星火》的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对现实彻底的批判和认知的清醒方面,都远远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顾雁和张春元,是《星火》的发起人,也是《星火》的灵魂人物。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暴露,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后,在1970年的监狱“一打三反”风潮中,张春元被杀害于甘肃兰州。而顾雁,判刑十七年,在青海服刑十四年之后,因“科技发明”减刑三年,于1973年得以提前释放。

2004年,“星火案”的另一位当事人,张春元当年的未婚妻谭蝉雪,开始着手整理记录当年的《星火》杂志往事。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顾雁却始终都保持着沉默。除了曾出现在独立导演胡杰的记录片《星火》中,他不曾就此事接受外界的访问。

“你能不来最好,既然来了,也就说说吧。”他对我说。

感念他,在一个晚辈面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在其后我们多次的见面中,那尘封的往事,也终于慢慢展开。

上篇:顾雁和星火

1

1935年,顾雁出生于上海。

他的父亲顾仑布,是和徐特立等共六十人一起,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

“当年在法国的官派中国留学生,有一批人参与了政治运动,我父亲没有参加。后来民国的钱停掉了,搞政治的一些学生就到莫斯科去了。我父亲留下来打苦工,推车子挣点钱,留在法国十多年,后来又自学,在工厂做工程师。再后来一位美国老板要在上海开纺织厂,请父亲回到上海。他十九岁去法国,三十多岁回国,和母亲结婚……”

顾家是上海南汇的望族。翻译家傅雷就是顾仑布的表弟。傅雷当年出国留学,和顾仑布有关。“我父亲有一年从法国回来,劝傅雷去国外留学,傅雷的母亲不同意。我父亲就想了个办法,找傅雷的姑母出面,要将傅雷送出去读书。傅雷的母亲最后同意了,但提出条件,要傅雷先和梅馥结婚。”

抗战期间,日寇统治上海,顾雁的父亲也失业了,只身去内地找工作。家里陷入了窘境,小孩的学费无着落。顾雁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曾带着他去住在巴黎新村的傅雷家借钱。母亲和傅雷夫妇窃窃私语着。第二天,梅馥就把钱送到了家里。

1952年,顾雁考上了北京大学。此时,他的哥哥顾鸿考上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后来妹妹顾麋也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

顾仑布一生饱读诗书。他给三个孩子起名字,取自于《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顾麋记得,1956年顾雁考上研究生后,一生饱经忧患的父亲格外喜悦,曾说:“我们这个家要结宝塔顶了。”他尚不知道,在这个国家,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即将接踵而至,巨大的灾难也即将降临这个家庭。

顾雁记得,上大学后,家里依然困窘,父亲还在失业中,还是傅雷帮了忙。让父亲写了份履历,由傅雷交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父亲后来被安排在上海第二纺织厂做工程师。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事发,顾雁被抓走,父亲随即就病倒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父亲那时经常说,让我们不要搞政治。我哥哥进了造船系,本来让我进钢铁学院,我喜欢物理,高三时,就决定将来要搞物理。”上了北大物理系,一心要成为科学家的顾雁,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被卷入了历史的政治漩涡里。

2

1957年的7月,顾雁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正经历人生的一场天翻地覆。

“1952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正赶上院系合并,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合并。物理专业很受重视,我们一级招两百多人,还有东语系也招了上百人。但原有的法律系却被撤销了。”

他回忆,当年刚进北大,气氛不一样。老的传统还在,可以随便听课。他去听历史系听“考古学通论”,也去西语系旁听法语课。但两年后就不同了,学校的氛围开始变了,老师经思想改造,也变得谨小慎微了。

年轻的顾雁,虽然读的是物理专业,但广泛涉猎各方面的书籍。他记得,1950年代初的北大,在图书馆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当时,美国还在不断给燕京大学寄来原版的书。图书馆的藏书,每一本上都贴一段英文的铭文。“(多看,多想,少谈)ReadmuchThinkmoreTalkless”。

也正是获益于当年广泛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顾雁后来所写的“星火”发刊词虽是急就章,但却能看出,他的洞察力远超于同时代的人。

1956年,顾雁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兰大物理系工作。同年,他也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兰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由于他在“肃反”时曾被大学的同班同学,指责为“反动小集团骨干成员”,为了避免再碰上这些班干部同学,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兰大,未去北京。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标志着“反右”的开始。

6月8日,中共中央突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后来一同参与“星火”、一起受难的向承鉴,曾写回忆录,回忆当时的兰大“反右”。“一开始是鸣放,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大约不到一个月,突然转向,成为批判右派了,提意见的人都被打倒了。”

“我搜肠刮肚,实在对党提不出意见,所以星期日我和同学照常去省图书馆看书……在学校不断号召动员下,先是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他们了解学校一些情况。有大字报揭露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盛气凌人、作风霸道的……新来乍到的一年纪同学,则批评学校在招生时浮夸吹嘘、欺骗学生,或者对学校教学设备不满、要求更新设备、增加教育投资的……”向承鉴在自己的回忆录《炼狱归来》一书中曾写到兰大当年的“鸣放”及突然演变的“反右”。

和上大学前就“参加革命”的谭蝉雪、出身赤贫的向承鉴相比,那时的顾雁,在校园里的“鸣放”和“反右”中,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他和徐诚,一直属于学校里“染不红”的那小部分人。上海富商家庭出身的徐诚,更是一副公子哥儿的样子。在北大时,顾雁和徐诚最头疼的就是政治学习。每到政治学习,他们就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躲避起来。

“反右”一开始,由于顾雁在“鸣放”期间未提任何意见,更由于他主动放弃去北京,留在兰大,“表现不错”,校方一开始还任命他为兰大“反右斗争委员会”研究生组的委员。

但顾雁还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和北大一位叫刘治平的同学通信。“刘治平是福建人,出身不好,父亲是一个小县的县长,被镇压了。刘在班上属于‘要求进步’的,但他学习很棒,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们一起跟导师王竹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西南联大时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做毕业论文。”

北大毕业后,刘治平留在了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想考研究生,但因为出身问题,人家不让报名,他曾写信给顾雁,发牢骚,顾雁回信劝了劝。后来“鸣放”时,刘治平因批评肃反是莫须有、扩大化等,成了科学院的第一个大右派。又写信给顾雁诉苦,顾雁写信安慰他,却没想到他把信交了上去。

“这就成了我指使他“鸣放”的,北京那边把这信转了过来。于是兰大赶紧把我的‘反右斗争委员’职务撤掉,就把我也弄成右派了。”顾雁说。

就这样,顾雁成了兰大的三名“研究生右派”之一。

他记得,打成右派后,没有了生活费,他曾和同学胡依理一起去找当时的林迪生校长。“说我们没法活了,林就批了每月给我们十元钱。”

但其他的右派同学则没有这么幸运。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谭蝉雪、向承鉴等人,就停发了助学金,吃饭都成了困难。据谭蝉雪回忆,那时,兰州大学附近的和平饭店刚刚开建,他们不得不去工地上打工,帮忙搬砖、砌砖等,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换口饭吃。

从1957年7月“反右”开始,到第二年8月,被批斗的学生和老师们忐忑地等待着结果。1958年8月,兰州大学正式宣布了右派名单。全校师生,14%的人被划为右派。这个指标,远远高于当时中央要求揪出“5%”右派的比例。

向承鉴保存下来了一份兰大右派老师受处理的名单:

兰大右派教师受处理情况

第一等共七人,其中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三人:陈时伟、刘文兴、段重希;只劳动教养者四人:徐长昆、田春如、曹文正、周志中。

第二等撤销原职监督劳动者九人:管照微、胡晓愚、任国钧、黄培柱、黄尧荪、邓志民、李思联、詹宗杰、徐修梅。

第三等撤销原职留用察看者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剑夫、曹觉民、吴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陈佩芳。

第四等撤销原职降级使用者十八人:李学禧、匡扶、谷扬、张照珂、李延涛、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瑛、吴南儒、杨素空、王廷湘、刘昶丁、陈湘凌、刘阿丽、王戢武、吴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撤销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者三人:丛林玉、陈耀祖(讲师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讲师)。

第六等免于处分者三人:张孟伦、孙艺秋、张忡。

这个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即是我的堂伯父张翀。他当时是化学系的助教,也给苏联专家做翻译。他去世于2015年10月14日。让我懊悔不已的是,在他生前,我没来得及访问他。

3

《星火》改变了顾雁的一生。

“我觉得我还是因为碰上了张春元。没有他,我也不可能去做《星火》。张春元是一个真正的行动家。如果只有知识分子,没有他这样的人,也做不成事情。”2017年7月,我再次见到顾雁。隔着近六十年的岁月,他说。

1958年的夏天,顾雁及兰州大学的四十二名“右派”师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顾雁所在的公社叫“花牛公社”(后来这里成为甘肃著名的“花牛苹果”基地)。他被安排到生产队干农活。

瘦瘦弱弱的顾雁,第一天背麦子就累得趴倒了。第二天,他被安排到老幼妇弱组,在农人们善意的调侃中,麻木地干着农活。

还好,一周后,他突然被要求到天水县一中(即后来的天水市二中)报到。赶到学校才知道,因为正在搞“大跃进”,县里大炼钢铁,需要建化验室,包括顾雁、徐诚等人在内的兰州大学六名师生,被要求在学校建立一个钢铁化验室。

大炼钢铁本身就是闹剧,小高炉也炼不出铁来。但最终他们却得到了留在中学任教的机会。当时的校长陈思勇决定留下他们,顾雁教物理,徐诚教数学,胡依理教化学。

至今想起来,顾雁都觉得那是一段难得的安宁日子。此时,大饥荒还没到来。在学校里,他们这几个外来的大学生,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天水,是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历史厚重,一时还不能被新政权的急风骤雨席卷,天水的民间还有着尊重师长的传统。“我们走在街上,遇到学生,他们都会停下来鞠躬。骑自行车的学生,也会下车给我们行礼。”

在学校里,他们吃饭是在教工灶,并没有因为是“右派”而受到歧视。即使在大饥荒已经蔓延的时候,顾雁在学校里暂时还能吃饱饭。

但这些并不能安慰他。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个个运动伴随着层层的谎言,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顾雁和他的同伴们,虽不敢说话,但内心的火在涌动着。

那时,张春元时不时会来看他。

张春元一开始是在廿十里铺公社劳动,不久,就被调到了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这样,就离顾雁所在的天水县一中近了。

在学校里,他们并不相识,这时候才算是熟悉起来。

在顾雁的记忆里,张春元的个子不高,脸方方正正的,平时总是笑嘻嘻的。他是朝鲜战场下来的复转军人,1955年考入兰大历史系。因为他的经历,当地的基层干部都很尊重他,他的生活待遇也没问题。

顾雁记得,当时的拖拉机站进口了一辆意大利生产的红色农耕机。因为说明书是英文的,张春元就来找他翻译。这次翻译之后,两个人就这样渐渐熟悉起来。

谈话是投机的。他从张春元身上,感受到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感觉到他是一个可以谈话的人。要知道,在当时,“反右”已经给人们上了扎实的一课,同学之间其实已很难再倾心交谈。

下放劳动的同学,彼此多有戒备,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思想。但张春元和顾雁,却在1958年的这个深秋,因共同的思考,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他一直记得那个冬天,一清早,张春元来喊他,一起去甘泉公社拉炭。

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冰冷又畅快。拖拉机慢腾腾地走在土路上。他们俩就在车上谈论着。

庐山会议,说出真话的彭德怀被打倒在地……

粮食已经极度缺少,农民被饿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毛给地级干部写的那封信(指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完全是推卸责任……

这次畅谈,加上此前的交流,两个人已成了可以交心倾谈的朋友。

到了甘泉,装好了炭,张春元去找谭蝉雪了。顾雁隐约感受到了张春元对那个姑娘的倾慕。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张春元第一次去单独找谭蝉雪。

从那以后,顾雁和张春元见面和谈话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路边,说话都是随机的。作为右派,他们必须谨言慎行,不能让人看出来。

这年春天,张春元以“抗美援朝”为题材写的一篇剧本发表在东北的《电影文学》杂志上,并接到了一笔稿费。顾雁看过剧本《中朝儿女》,写得很有才华。他记得,领到稿费的张春元,买了一个二手的名牌手表。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打算把剧本拍成电影,但最后,因为马跑泉公社写信过去,说他是右派分子,拍电影的事情也就告吹了。

1959年10月的一天,张春元来找顾雁,告诉他中文系的同学、下放在甘泉公社的孙自筠被抓的消息。孙自筠本身是党员。他目睹饥荒,给《红旗》杂志写信反映问题,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很快,县里开了公审大会,孙自筠被宣布判刑十年。他们曾经抱有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孙自筠这样的共产党员,给共产党党刊写信反映情况,就成了反革命,这样下去怎么行!”

“孙自筠坐牢太不值得。信寄到《红旗》杂志,最多也就几个人看到,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坐牢,也至少要起个泡啊。后来我们就说,不如自己做个刊物吧。”

在顾雁的回忆里,这是星火酝酿的开始。

这个细节,和谭蝉雪的描述有出入。谭在《求索》一书中写到,最初酝酿《星火》,是大家在拖拉机站常常相遇,一起讨论时提到的。

但顾雁回忆,在当时的拖拉机站,那样的情景下,周围眼目众多,不可能多人聚集谈论。而讨论办杂志的事情,更是十分隐秘。在他记忆中,没有大家一起讨论的事情,都是他和张春元在私下秘密商议。

无论如何,张春元和顾雁已下定了决心,甚至包括有可能到来的“献身”。

4

1959年11月,在天水北道的旅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苗庆久四个人碰头了。这次北道会议,是顾雁记忆中唯一一次在天水正式讨论“星火”。“会议是极端保密的,除与会的四个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人知晓。”顾雁说。

此时,谭蝉雪已离开天水,向承鉴则在天水武山县,二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北道会议,谈论的过程在苗庆久的交代里有详细的叙述。也是在这次,经顾雁提议,大家决定把要做的这份刊物起名“星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

会议上,大家商定开始分头准备稿件,写文章。顾雁随即写下了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章充满了那个时代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忧思和洞见。这些见地,至今看来还是超前的。其中写到:“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第一期的稿件,除了顾雁的发刊词,还有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另外就是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以及张春元的《粮食问题》,向承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张春元的《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胡晓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苗庆久整理的《反右倾的由来》和《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的一些言行》。在“言行”这篇里,引用霍维德的话说:“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得罪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得罪了;红旗竞赛、赶先进、超先进、提高定额、加班加点把工人得罪了。”

《星火》第一期还开辟了一个栏目,名为《参考文件和参考消息》。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看清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专门刊载不见报章的重要文件与重要消息”。第一期,刊登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间给全国小队级以上农村干部的内部指示。

“每个人读了这篇指示以后,可以想象得到,忠心耿耿执行主席指示的干部,在今天将会有怎样的下场。”这是顾雁在前面写的一段“编者话”的内容。

关于刻印的问题,最终商定,由苗庆久带回武山刻印。

1959年12月,在武山一座破旧的砖瓦厂院子里,向承鉴和苗庆久趁着黑夜,一笔一笔刻印出了《星火》的第一期。刊头上的火炬是苗庆久刻上去的。

第一期,印了三十多份,除了朋友们之间传看之外,其余的,由向承鉴藏在了房东李大伯家的缸里。

按照顾雁的说法,《星火》第一期出来,并没有他们预料中的反响,因为环境太紧,很难散发出去。

曾亲手刻印《星火》的向承鉴也这样回忆。他只给自己极为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寄去了《星火》。

1959底,顾雁带着几份《星火》返回上海。在《星火》出来之后,因为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商量,先回到各自的家乡,再做打算。

关于《星火》后续该如何做的问题,则在上海延续着。1960年6月,顾雁与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的顾雁老家聚会,刻印了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一文,共百余份,商议散发给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党政负责人,并初步讨论了散发方式和地点。他们当时的考虑是,只有寄给这些人,才有可能产生实在的影响。

但这篇《论人民公社》还没有开始寄出,就因为谭蝉雪在广东偷渡被抓,张春元前往营救也被抓而夭折了。

1960年10月,顾雁在上海的老家被抓。他被铐上了手铐,坐船从乡下押往上海。

在被抓前顾雁已感觉到被监视,由于怕连累到林昭,他特意去苏州找了她。在顾雁被抓几天之后,林昭也被捕了。“星火反革命集团”冤案就此形成。此时,在甘肃、广东等地,“星火”同仁悉数被抓捕,其后又分别被判刑。

《星火》的这些文章,尘封了几十年。一直到2004年前后,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谭蝉雪,开始搜集资料写《星火》一书,才让这些文章重见天日。

下篇:顾雁和林昭

5

1968年的一天,在西宁,顾雁知道了林昭遇难的消息。是上海来的提审人员告诉他的。那时,他正在青海机床厂服刑。作为“星火”一案的主犯,他在1965年,被判处了十七年有期徒刑。

他给家人写信。在信里不能明说,只写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信通过了监狱的检查,家人收到了。夏瑜是鲁迅小说《药》里面的革命者,顾雁以之暗示给家人,自己知道了林昭已死的消息。

家人其实已经知道了,但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可对他,“这一关必须要过。”

他记得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苏州的一个街角公园里。她穿的是中式布衫,像以往一样,似乎是带了碎花的。隔着五十七年的风尘,她的面容,似乎已模糊了,但记忆中,她的笑容,几乎一直是明媚的。

1960年10月,他在上海郊区(今浦东)的老宅里被抓。两个月后,她也被捕。她写给他的三十多封信,他藏了起来没有烧毁,结果全被抄走。如今,应该还尘封在上海静安区法院他的案卷里。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0年初。张春元是中间人。

他当然早就知道她的芳名。他比她小三岁,但却比她早两年进入北大。1957年,北大“广场”运动,她是灵魂人物,她的美丽,以及激情飞扬的才华,早就在年轻的大学生中流传,而他当时已离开北大,到了兰州。那时两人并未交集。

未见面之前,他先看到了她的笔迹,是在天水。

其实在酝酿《星火》之前,张春元就一直想联系到林昭。在天水一起劳动的“右派”同学孙和愿意牵线。孙和的妹妹孙复和林昭是同学。孙和遂以妹妹的名义,给林昭写了一封信。很快,林昭回了信,并寄来了一首叫《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的长诗。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

张春元从孙和处得到了《海鸥》,拿给顾雁来看。诗写在蓝色透明的纸上,字迹特别娟秀。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信纸特别美。

他们决定把《海鸥》油印一些,供在天水的兰大朋友们一起看。油印的地点在张春元所在的马跑泉拖拉机站,由张望风,顾雁在里面刻印出来。

《海鸥》印了十多份,悄悄地在朋友们之间传看着。到了1959年11月,《星火》第一期刻印时,没有征求林昭的意见,他们就决定把林昭的另一首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放进去。

《星火》的第一期刻印,在武山由苗庆久和向承鉴完成。拿到第一期《星火》后,顾雁就回到了上海。这之前,大家一起商量,暂时无法做什么,也不能返校,不如回到各自的老家。

回上海前,顾雁先到了兰州。当时是1959年12月,他发现兰州火车站已经很混乱,无数的难民在火车站要饭。他从兰州直接到了上海,把自己在学校的很多书也整理成行装。哥哥、妹妹都来车站接他。到了上海之后第三、四天,他就去找林昭。

回上海前,张春元给了他一个暗号,是约好见林昭时用的。

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林昭的家里。她家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一带,那里是中产以上的上海人聚居的一个区域。不过她家的房子很小,是个小小的二楼。他敲门,似乎是她母亲开的门。林昭带他去了复兴公园,就在公园里边走边聊。

他给她看印好的《星火》,她却始终没有打开看。就那样放在一边,和他聊一些家常的事情。

他有些失望。心想,她实在不像一个革命家的样子。

复兴公园不大,走走就到了头。留下信址,他们分手了。几天后,他接到她的信,简短的两行字,约好某天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

那次他按时到了,她却晚到了半小时。他心里有些不快,却看到她拿的一本书,印象中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是从卢湾区图书馆中借来的,值得看,要借给他看。

那一次,他一直在听她讲。讲一些民国往事,讲书里面说到的黄花岗,林觉民给未婚妻的信之类的东西,却没有谈到《星火》。

“我也不好意思开口问,因为把她的诗放里面,也没征求她同意。现在她看到了,也没有反对,表示默认了,我们的东西具体怎么样呢,她没有说,但看起来,似乎也是赞同的,否则为什么要讲黄花岗烈士一类的事呢。她也稍微讲了一点她过去的情况。”将近六十年过去了,那天的每一刻,都还印在他的记忆里。

以后他们又见了几次。但因为他搬到乡下老家去了,他们见面就少了,但断续着书信。

过了年,到了1960年的二三月份,张春元来了,告诉他,他和谭蝉雪同居了。约上林昭,他们三人一起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张春元专门请他们到上海有名的绿杨村菜馆吃饭。

他记得,那次林昭也喝了酒,有点醉了。三个人还一起到碧柳湖长风公园游玩,乘船。“那天,记忆很深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生平就这一次。”

早春,风还冷,三人荡舟湖上,谈的话,却都是最平常的问题,并没有谈政治的问题。

那以后,顾雁和林昭的接触多了。他送了她一本英国诗人雪莱的诗集,这是他唯一送她的礼物。在上海的国际书店买的。是苏联原版的书,也是莫斯科大学外语系学生课外阅读的书,注释都是俄文的,但正文是英文的。

5月的一天,她突然写信约他到上海的襄阳公园。

见面,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笑嘻嘻的。说,要搬到苏州去住了。因为她藏在桌子里的《星火》,大扫除时,被母亲找出来了。

“她母亲当然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从林昭的口气看,她母亲对我印象还是不错的。但她一旦知道我们一起做这种事情,马上就急了,要她立即搬去苏州住。”

他记得,那次林昭约他出来,还给他一张纸条,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号,许苹收”,问许苹是谁,说就是她。她还说,她母亲认为,你们写的这些,都是一些青年不懂事,发泄情绪而已。在记忆中,他们很少聊起《星火》,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记得,她到了苏州之后,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个星期至少有两封到三封信寄过来,而且信写得长了。几十年后,顾雁想,这或许是和她母亲的干涉有关。越不让她和他交往,她越要坚持。“她性格中有叛逆的因素。”

就如1957年她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后到人大新闻系的资料室里干活,和同样为北大同学的甘粹在一起,因为被人说他们是两个“右派”谈恋爱,她生气了,便真和甘粹谈起恋爱来,甚至还去申请结婚……

那些写给顾雁的信,也似乎带着叛逆的味道。顾雁记得,从五月开始,差不多也就三四个月时间,她就写了三十多封信给他。有时一封信还没有回,她又一封信就来了。其中一些信是热烈的,洋洋洒洒,无话不谈。

他记得,她的字非常秀丽,而她的信纸,都印着花,信封上也有花。她是非常用心的人,在生活的细节方面很讲究。

他们像男女朋友一样相处了。“中间当然还有很多小插曲,我后来去过苏州,三四次,她也到上海来,瞒着母亲,早上坐火车,我去接她,她还带着一些自己做的点心,水什么的,在公园里野餐完了以后我就下午送她回苏州。”

和刚开始相处的许多恋人一样,他们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他记得,有一次,晚上看完戏,他们一起走在苏州观前大街上,她突然叫他停下。路对面有个中年女人,她走过去,两人说着话,她指点着他,告诉那个人。后来才告诉他那是她母亲的同事。他心里不太高兴,觉得应该正规介绍自己一下。

“她是比较强势的,不太考虑别人的心理感受。”他也记得,有一次两人吵架,他翻了脸,却没想到她马上就软和下来,让他大吃一惊。

记忆中最温馨的一次,是她带了点心来上海,两人在公园里一起吃。她笑吟吟的,那是她最温柔的一面。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谈恋爱。我想带她去见父母,她不吭声。我不想偷偷摸摸。她也瞒着她母亲,每次我去,母亲都不在。”顾雁说。那时,他有些怨言。到今天,他回想,她其实是认真的。

1960年10月,顾雁感觉到了情势不对。家附近出现了盯梢的人。他知道,该来的大约要来了。他决定去找林昭。

“最后一次去呢,有双重因素,一是我觉得我的性格,的确和她不合适,晚断不如早断。另外一个因素,感觉情况不对,不能再拖累她。”顾雁说。

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提出分手,要她把信都还给他。她的信,他也会烧掉。她不高兴,未置可否。临走时,给他的包里塞了篇文章,是评白居易诗的。在他看来,这正是她的性格。“这位大小姐任性着呢。她是告诉你,你说分手就分手吗。”

关于林昭的被捕,妹妹彭令范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到:

“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彭令昭: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1968年月日,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以“未婚夫”的名义去探监,并见到了她。张元勋在199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这次见面,在这次见面中,林昭说,请张元勋将来代为收集她的文稿和书信,一本是《自由集》,一本是《情书一束》。

看到这篇文章的顾雁,在心底里有一丝悲凉的温暖。他知道,如果收集情书,她给他的三十多封信,也许应收集于其中。“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他想。

他也想起父亲说过:“林昭是才女。”父亲国学功底很深,非常欣赏林昭的才华。

他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才知道,在她1962年取保候审回家,还没有被重新抓起来的时候,她还去看望他的父亲,给老人捶背,并且给老人买来点心。

她被杀害快五十年了。他去过她在苏州的坟。时常,他会想起她,怀念着她。1981年,他结婚了。新婚旅行,他还带着妻去了苏州,于她的墓前祭奠。也在内心,终于与她告别,与那一段残酷的岁月告别。

6

隔着历史的烟尘,今天的人们,回望林昭。她的价值被越来越认可。人们追崇她,认为她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圣女,一个殉道者。

可是在顾雁的心中,她只是一个高贵的人。她并不是圣徒,她不是为了别的而死,她是为了人的尊严而死。

“她并不是革命家。她一切的抗争,不过是为了人的尊严。”2016年的这个冬天,顾雁在悠长的记忆中抬起眼帘,这样说。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并理解林昭的。

关于林昭和《星火》,多年来人们都把她当作《星火》的主要参与者。而顾雁始终认为,林昭和《星火》,确实并没有多大关联,她的被判刑,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她对政治活动其实并不很感兴趣。

在他看来,林昭在《星火》中所有的参与活动,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一诗被刊印在了《星火》上。而她和《星火》的朋友们,只是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林昭被捕后,曾在《我的思想检查》一文中,这样写道:“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

事实上,林昭和《星火》的关联,主要是因张春元和顾雁的联系。对张春元,她非常尊敬,称他为大哥。但对于《星火》,她并没有直接和主动的参与。

“兰大友人们”曾对林昭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林昭更多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并不是一个行动者,这点和张春元完全不同。”顾雁说,他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1960年,《星火》已经刊出,张春元曾到上海,大家一起讨论组织问题,也曾想过邀请林昭参加,但林昭的态度显然让他们知道她并不感兴趣。“她甚至连出版刊物都是反对的。”顾雁说。

“星火”案发后,和同案的其他人不同,林昭有两份起诉书,一份是关于“星火”案,一份是起诉她在苏州的活动。她的判刑,《星火》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1965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宣判,她被以“态度恶劣”,判处了二十年。张春元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0年夏,顾雁在上海郊外的老宅里,最后一次见到张春元。那次,因为谈到关于谭蝉雪偷渡去广东的事情,两人说得不太愉快。临走时,不像过往那么融洽。顾雁没想到,这就是永诀。

1970年,正值“文革”,在监狱“一打三反”的风潮中,张春元在兰州被杀害。此前的1968年,林昭被杀害于上海。

7

冬天的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阳光涂抹在林梢,顾雁常常一个人独自在校园里散步。他穿灰白色的羽绒服,戴一顶鸭舌帽,虽然韶华已逝,但脸庞上还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

他一个人独自住着,每周有阿姨来帮他打扫一下房间。平日里,多在学校食堂吃饭。

“生活比较方便。晚上喝点稀饭。早晨面包,牛奶。中午吃认真些。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六点起来。我哥哥妹妹都在上海,我不愿意去。这里的房子也卖不掉。”他说。

1991年,他从兰大调到科大来,如今也二十多年了。

1962年,顾雁的判决书下来了,他被判处十七年。被押送到青海服刑,在一家机床厂干活。他是物理学专业,算是有技术,就被安排到厂里的资料室,日常管理资料。因为管资料室的便利,他还看了不少书。

1970年左右,“一打三反”,情势十分紧张,那段时间常常有犯人被拉出去枪毙。好在当时劳改场的一位队长还算保他,最终,他安然度过这段最危险的时期。后来,因为在监狱里有技术发明,他被提前三年释放,释放后继续在厂里上班。

一直到1980年,他才等来彻底平反的判决书。

平反之后的他调到了兰州大学任教。1980年代,他的同班同学方励之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那时就想让他调过去。还没来得及调,方励之因“86学潮”被撤职,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一直到1991年,他才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平反之后的三十多年间,他潜心投入自己心爱的物理学研究,很少再对政治发言。

平反前后,他曾见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一次。“林昭的母亲死得很惨,后来流浪街头,就那样死了。她弟弟后来也到美国去了。”

2015年,他去兰州开会,又去了当年的劳改地西宁,那时位于西宁南山的锻压机厂,已经变成很高档的别墅区了。

1983年,顾雁第一次出国。那时还在兰州大学。他通过了对留学人员的英语考试,申请到了世界银行贷款的访问学者,第一次坐波音747飞机,实现了出国看看的愿望。

“那种冲击是太大了。在华盛顿,高速公路边,我不知道不能过去,后来冲了过去。因为国内没有高速公路,我还想,公路上怎么没有红绿灯。”

那次出国,他凭着扎实的功底和勤奋,很快就做出了学术报告,也发表了文章。一年访学结束后,对方挽留,劝他呆下来继续研究,但那时因为继续申请留下并不容易,加上妻子在国内,他还是回来了。

顾雁1980年结婚,那时他已经45岁了。妻子是导师徐躬耦先生的夫人给他介绍的。两人结婚时,太太也已经40岁,所以两人没要孩子。

妻子是这样的贤淑温婉,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也照顾他饱经忧患的母亲。在经历了半生坎坷之后,这爱的温情,滋养和安慰了他。

1998年,顾雁的母亲去世,对他打击甚深。不久他就检查出癌症,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2000年,退休年龄到了,科大想返聘他,他未应聘。一来是因为考虑到身体,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想再受约束了,想独立地做研究。

终其一生,他还是性情耿介的知识分子。“如果继续留校,各种博士生研究生答辩,都是麻烦的事。人家请你去,你就不能认真,一认真就得罪人……”退休之后,他不用跟风,也不用再管文章是否能发表,可以“真正开始研究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了。”他的学术成就,在物理学界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朴素的单元房里,书架上还贴着写了物理公式的纸条。桌上还放着用英文写的未完成的论文。“不管能不能发,一些问题还是要弄清楚。”在劫后余生的年代,在生命的暮年,他追逐不渝的,还是他物理学研究的理想。

8

2017年7月,借着到陕西师范大学参加一个物理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顾雁去了一趟天水。

高铁通了。从西安到天水,路程不过一小时四十分钟。

他的老朋友徐诚让学生来接他。徐诚当年和他一起在兰大被打成“右派”,又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当顾雁和张春元酝酿“星火”时,有意避开了这个“单纯、胆小”的老同学。徐诚虽然当时没有被卷入“星火”案,但在“文革”中,依然吃尽了苦头。

在天水师范学院家属院一处简易的三居室里,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一生风雨,劫波历过,他们都是垂暮之年的人了。

他们说起往事,说起2017年3月才在天水去世的李景沆老先生。李景沆是当年从夹边沟死里逃生回来的“右派”,是基督徒,一生布道。晚年时,他把在夹边沟受难以及一生的际遇,写成了《蒙恩的旅程》一书。李先生退休在天水师范学院(原天水师专),和徐诚的家相距几十米而已。

渐渐天色向晚。夕阳从窗外落下来,阳台上,一盆红色的月季轻轻摇晃在热风里。说着往事,偶尔,彼此的眼角都有泪光点点。

“说起来啊,我是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你是一直清清楚楚的。”徐诚对顾雁感叹说。

次日,顾雁到他当年教过书的天水市二中(当时的天水县一中)访旧。消息传开,来了不少他当年教过的学生,大多也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校长致辞欢迎他的光临,当年的学生也纷纷发言,回忆顾老师当年的风采。但他们对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并不了解。人们小心地回避他后来受到“打击”的事。

禁忌是显然易见的。不管是当年的老学生,还是如今的校方,都并不了解顾雁的过去。在现场的人中,并没有人知道“星火”的事。

“顾老师当年到底是出啥事了啊?”会后,一位学生问我。我告诉他《星火》的历史,他一脸惊讶的神情。他不久前刚从市政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休。

离开学校,顾雁去看望当年学校的教导主任。老人90多岁了,躺在床上,紧紧拉住顾雁的手。“1957年反右后,人的头都昏了。”

“那时不是你昏了。是毛泽东的头昏了。”有人在一旁插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