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雪发表日期:2023.11.29来源:《今天》总121期——2019春季号

2012年夏天最热的时候,78岁的谭蝉雪在上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王中一。他是张春元生命最后时刻的狱友。王中一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为了转告她那一句张春元留下的遗言:

“这一生,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能陪谭蝉雪度过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张春元是她的未婚夫,殁于1970年兰州寒冷的三月。他是1960年大饥荒时期甘肃地下杂志《星火》的灵魂人物。

这句话,是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张春元临刑的前一天夜里,专门交代给王中一,拜托他将来有一天转达给谭蝉雪的。

相隔了四十二年的岁月,这句话才送到了她的耳边。

2015年的9月,当我来到上海,在广粤路的一个小区里找到谭蝉雪时,她给我讲起了这段故事。往事惊心动魄,她那曾被苦难摧残过的容颜,依然是平静安详的。

她对我说,接到王中一电话时,她心跳得非常厉害。她没有说,当她接完电话,在最快的时间内坐上火车,去常州寻找王中一,见面细问当年的情景时,她哭了。

1、纸条与“罪证”

1998年,民俗学家谭蝉雪从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定居。

无限往事仿佛已经尘封,但她其实从未停止怀念。

从2004年开始,她着手准备写关于当年“星火案”的第一本书,《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那段时间,她奔波在兰州、天水一带,去寻找当时的案卷,要把被尘封的往事写出来。她到处碰壁。后来还是以给兰州大学写校史的名义,一次次找法院,也给管档案的人说好话,送给人家从上海带来的礼物。终于,在一个下午,她走进了武山县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听到管档案的人说,前些年地下室曾漫进过水,但所幸案卷完好无损。

在发黄的案卷里,她看到了张春元写给她的一张张纸条。那是1960年7月,她离开下放劳动的甘肃天水,在广东开平越境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南下来营救她时写的。

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一贯是胆大心细的。但那次,他显得有些鲁莽。在得知她在广东被抓后,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绍信,来广东救她。但他的假介绍信引起了怀疑,一到广东,就被扣押了起来。他无法见到高墙内的谭蝉雪,就试着联系“内线”。他把看守所里的女医生当成了好人,一次次写了条子托送进来。

那些条子是这样的:“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在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

“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

“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包括两三厘米宽的小纸条,后来都作为“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放在张春元的案卷里了。一直到2006年,46年过去了,她才在查阅案卷时第一次看到它们。

看到这些发黄的,粘贴在案卷中的纸条,她仿佛看到他的心。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它依然是鲜活的、炽热的。

和这些纸条放在一起的,是“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的其它罪证。她也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和他们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中,就有人向当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档案写到:“案件的线索来源:1960年4月,兰大右派分子陈友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

除了陈友达,另外还有两个告密者,是他们的同学郑连生和柴继德。有人告密,加上她当时回广东老家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这样全面暴露了。

1960年9月,谭蝉雪和张春元分别被押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4天之后,到达兰州。他们被关进了关押省级要犯的兰州贡元巷看守所。从那以后,这对恋人再无说话的机会。

如今,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忆不起这一生和张春元的最后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说,如果有最后一面,应该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体育场的“反革命集团案”公判大会上。但那天,他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在台上,他们被分开得最远,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她只看到一眼他模糊的身影。那天宣判,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被判处十四年。

她记得,那天天奇冷,阴沉的厉害。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谭蝉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狱友叶青,一个因和人打架被抓进来的奇女子。在那样肃杀的气氛中,石破天惊一般,叶青喊了一声,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场皆惊,谭蝉雪看见武警端着枪冲下去了。

叶青是她晚年时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还有在狱中时为她治疗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还有一位曾试图帮助她,但很快被撤职的看守所所长。天寒地冻,长夜漫漫,在极端的绝望中,依然有一些带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2、大饥荒中“右派贱民”的爱情

“阿姨,你和张春元当年是怎么谈恋爱的嘛。”每次见面,我都会问她。她呢,静静摇摇头,微笑着:“那个时候,谈什么呀。”

其实,他们在兰州大学时并不相识。他在历史系,她在中文系。在校园里,她是光彩照人的。在“反右”前夕,校园里“裴多菲俱乐部”带来的热切讨论中,有她活跃的身影。她一度曾有“兰大林希翎”的美称。

1957年初夏,风云突变。从“鸣放”到“反右”,不过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莫名其妙的,她也成了“右派”。主要罪状有二。一个是她曾写过的文章《爱情自私论》;一个是她在回广西老家奔父丧时,听老百姓们议论:“国民党贪钱,共产党贪功”。在“鸣放”时,她把这个议论转述了出来。

1958年8月,经过一年多漫长的等待,她和兰州大学的另外四十一个右派师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

张春元因为在上兰州大学之前,曾上过朝鲜战场,是汽车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现为麦积区)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她则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临时住在当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至今,天主教堂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房屋了。

和谭蝉雪一起下放到甘泉公社的还有三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孙自筠,兰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两个人,是数学系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陕西人,大个子。1959年,他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在附近的水库学游泳,说要从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这里迟早也是饿死”。有一天,他来向谭蝉雪告别,说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来,一定回来找他们。如果再没回来,就说明他死了。从那以后至今,人们再没有见过他。

孙自筠还活着。2016年的冬天,我在四川的内江师范学院见到他。他80岁了,对我回忆起谭蝉雪等人,以及“兰大反右”、大饥荒、1958年的“大跃进”,还有公社让他们四个大学生三四天就办出一个“农业大学”的荒诞事。

早在张春元、顾雁他们酝酿办《星火》之前,孙自筠就给中共的《红旗》杂志写信,反映当时农村开始饥荒弥漫的真实情况。但因为他是唯一的党员,有“红顶子”,谭蝉雪和其他同学那时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饥荒已开始弥漫。谭蝉雪每次去食堂打饭,端回来一盆面糊,清得能当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

她记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积雪很厚,他们从山上滑下来,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卖包子。当时那种白面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多少钱一个呢?大约等于现在的十块钱。“我们没有钱。看一看就背着柴走了。第二天,就听到人说,从那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断有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传出来。谭蝉雪住的一户老乡家,房东老大爷也死了。饿死的。在一天夜里,她听到那一家人凄惨的嚎啕声。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谭蝉雪时,我告诉她,我的爷爷张如林,1960年时48岁,也是饿死的。我爷爷所在的马跑泉公社(现为镇),离她那时居住的甘泉公社(现为镇),相距也就十多里路。

“那时走在路上,经常就看到饿死的人。你没法无动于衷。”谭蝉雪说。

而事实上,他们作为大学生,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好很多。她虽然和家里没联系,但定期的,有亲友寄粮票来。孙自筠的妈妈省吃俭用,从天津寄粮票给他们。有时,他们会相约去北道的铁路食堂吃一顿。虽然饥荒弥漫,但铁路食堂还是有各种吃的。

环境困厄得让人绝望。但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大家曾以为美丽的谭蝉雪和英俊的孙自筠是一对儿,但其实,她喜欢的是张春元。

张春元那时住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和甘泉相距不到二十里路。马跑泉是一个大镇子,拖拉机站所处的地方算是一个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经过,右派同学们也时时来这里歇脚。如今,这里已并入了麦积区广济医院的后院,是医院的太平间所在了。

当年那里是土崖畔下的一个大院子。顾雁记得,当时的张春元,负责管理着全县唯一的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红色的,锃亮,看上去挺神气。

张春元留她吃饭。那时候大家都饿着,但他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当地的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的,对他不错。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她也始终没有告诉我。

但在我的寻访中,顾雁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张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们坐在拖拉机上。天很冷,一说话就呵出白气。张春元告诉他,自己喜欢谭蝉雪。

他们彼此相爱了。在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从此,他住在她的心里,整整一生。

3、亲人,以及无法树立的墓碑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见到张春元唯一的亲人—他的弟弟张春沛。

张春沛说,那一年,大嫂谭蝉雪回来,他去机场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缩小了。”这中间,隔着多么漫长又沉重的岁月啊。1998年的谭蝉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个高挑、美丽的大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他环抱着大嫂—一个瘦弱的老人。说:“我带你好好转转吧。”

无处去凭吊。她一直想着给张春元立个碑,取一些兰州红山根下、他被杀害的地方的土,建个坟。但弟媳反对,弟弟张春沛也做不了主。人死了四十多年了,可恐惧还在。我采访时,张春沛回忆起哥哥,不停地流泪,还是无限的怀念。但说起当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牵连。他说:我让我的孩子们都入党。

很多年,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对党是忠诚的”。对哥哥,他是那么爱他。但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哥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辗转找到了顾雁家位于浦东乡下黑桥的老房子。那是顾雁从小生活,并度过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发前那段平静日子的地方。

在周围的一片高楼映衬中,这座位于河流和田野中间的老宅第,已无可避免地衰败了。是一处江南常见的传统庭院,已被拆掉了半边,但从精雕细镂的门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株桔树,正恣意地结满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来后,顾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离开了甘肃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这里。也是那次回来,他开始和林昭交往。大约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时间,张春元和谭蝉雪也来了,并在这里短暂地住过几天。

几天后,谭蝉雪去了广东,打算偷渡出境。不久后,张春元再次来到上海,告知顾雁,他也要去广东。据顾雁讲,也是这次,他因为和张春元对“偷渡”这事看法不同,有点不欢而散。再过了一段时间,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南下营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同仁全部暴露。

1960年9月,在甘肃天水,“星火”的参与者、兰大右派学生向承鉴、苗庆久等人被捕。10月,顾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随即被逮捕。林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她因此也被当作“星火案”的当事人。

在甘肃那边,被抓捕的除了兰大的“右派”大学生,还有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和农民。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案,直接原因是张春元、顾雁挑头办起的《星火》杂志。第一期只有内部的三十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酝酿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当事人被分别判刑。其中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谭蝉雪被判处十四年。顾雁被判处十七年。另外还有向承鉴、苗庆久、杜映华等人,包括当地的一些农民,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因“星火案”被判刑的人中,还有林昭。事实上,林昭其实并未参与“星火”本身,只是因为她的诗曾被印在《星火》上。而谭蝉雪,其实也并未直接参与“星火”……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这次,张春元没有逃过劫难。他和杜映华在兰州被枪杀于红山根下。

“张春元在星火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我问谭蝉雪。

“他是说干就干,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对当时的现实,头脑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出路是什么,也很清楚。

他认为出路应该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主。他那时说要起个名称出来,让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奥妙……”

“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顾雁提出来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事实上,当张春元、顾雁他们把思考变成行动,着手办“星火”时,谭蝉雪已经离开了甘肃。当第一期“星火”面世时,她看都没看到。一直是在四十多年后,她才在武山县法院的档案里,看到了那些凝聚和承载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想的文字。

5、“不写下来,历史无法交代”

2007年,谭蝉雪完成了对《星火》的第一部文字记录《求索》。2015年,我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给张春元写传,以纪念他罹难45周年。

爱情,在她心中,不仅是一辈子的承诺,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张春元。星火这段事不弄出来,历史没法交代。”她说。

2017年,依娃帮她联系了明镜出版集团,出版了《星火》电子版。除
了她原来那本书的内容,也包含了张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国,她的母亲是天水人,父亲是陕西人。因为一份对故土的情怀,她曾多次到甘肃天水一带,做大饥荒年代的口述史。

在这本书的末尾,谭蝉雪写到:“有一种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种沉默不是遗忘。”对她来说,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还没被处决之前,我做梦梦见他穿一个军大衣,走过去了。别人说,梦见穿大衣,可能是大难。大衣就是大难。”她禁不住我追问她和张春元的故事,慢慢浸入回忆。

她想起来,当他们同时被关在一所监狱时,有时,放风上厕所时,经过他的窗户底下,她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让她知道。到后来,他被转走了,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

她记得在是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有一天,抬饭的人来了,悄悄对她说,张春元从别的地方转到这儿来了。再去打饭时,她对那个人说:“你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上。”但后来她才知道,消息有误,张春元并没有转到这所监狱来。她的话,还是没有送到他耳边。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连眼泪都不敢流。每天进进出出,杀人的布告就专门贴在她路过的地方,天天出门都能看见,躲也躲不过。半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乌黑的头发,一大半都突然变白了。

1973年,谭蝉雪在酒泉坐满了十四年的牢,出狱了。此时,在老家广西,她的父亲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无处可去,只能接受“组织”安置,到酒泉的工厂上班。

不久,她结了婚,丈夫是支边的上海人,也是工厂里的“刺头”,算是有前科的。1974年,在四十岁这一年,她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辛琪。

她对我说,那时她不想找知识分子,就想找个文化程度不高,受过处理的,“门当户对”。厂里填表时,在“文化程度”一栏,她填了个“小学”。心里想的是:如果不识字该多好啊。在这个国家,读书认字,做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苦难。

可她终归是读书人。在最苦难的日子过去之后,她先是从工厂调到酒泉师范,后来又调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风俗学的研究,从1982年到1998年退休,十多年间,成就斐然,书出了厚厚的几大册。

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时,那些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6、“该干的已经干了”

“想起这一生,会有后悔吗?”2017年,秋雨如注的十月。在上海,我问谭蝉雪。

“不后悔。我觉得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地的农民。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思想上的认识,还是很不成熟。”她说。

彼时,我们是在距离她家不远的一所老人的日托机构里。近两年,女儿辛琪要上班,担心她白天一个人在家,就送她到这里,晚上再接她回家。

她一头银发,穿一件蓝底花色的毛衣。面庞依然是娟秀的,皮肤细腻白皙,除了额头眼角有一两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点点弯之外,她的精神头好极了。

我们说着话,背后是鲜艳的墙。在这里,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连在一起,空间里有一种明快甜美的气息。我请她再讲讲,讲讲林昭,讲讲张春元,讲讲1959年在大饥荒中的甘肃天水,她的爱情是如何萌生的。讲讲1970年,她在监狱里听到张春元死了的消息,头发如何就白了一大半,从此知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不是虚构的故事。

我们也说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这几年和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整理出来的。倪竞雄年龄比她还大,不会用电脑,身体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都是谭蝉雪一字一字整理下来。包括林昭在狱中的小说、颇有争议的《冥婚记》,也是她整理出来的。

“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坏了。也多亏有很多朋友帮忙。”她说。

“星火前辈当年对时局的批判那样激烈而深刻。那您怎么看待今天呢?”我问她。

“我估计我真看不到(我们那时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许还能看看,能否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她说。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该干的已经干了。《林昭文集》出来了,关于星火,也一本两本也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也可以告慰张春元。就算我去阴间见了他,也可以有个交代了。”她说。

“就是给依娃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有些抱歉。

“没事,年轻一代也应该做他们应该的。”我对她说。是为自己说,也是在替依娃说。

她说的麻烦,是指2016年,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给她颁发了当年的“刘宾雁良知写作奖”。奖金她辗转拿到了,奖杯的故事则充满离奇色彩。

她年纪大了,没法出国去领奖。又担心各种“被敏感”,朋友把奖杯捎给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找机会来西安时,把奖杯带回家交给母亲。结果,人还没到,警察上门了,从妹妹家搜走了奖杯。一直到她离世,这个“刘宾雁良知写作奖”的奖杯,也没有到谭蝉雪的手里。

7、在她生命的最后,无所不在的奇怪氛围

其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感受着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一切,常常让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香港方面邀请她。她被阻拦,最终没有去成。

2013年,独立导演胡杰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参加放映。回来后,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问她为什么去香港?她反问:我没有人身自由?对方打哈哈,哪里哪里,只希望以后你出门能说一声。
前两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约好了人,正要出门去印,居委会主任上门来了,说,正在外面请人吃饭,上头电话来,只好来问。要求她不能出门,也不能再去印书。“你年龄这么大了,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主任这样劝她。

《林昭文集》至今无法出版。她说,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不同意。但她还是把书印了出来,送给那些关心林昭、关心历史的年轻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书稿,简易地钉在一起,有488页。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了我一本。

2015年夏天,她腰骨骨折,还戴着腰托,就开始在电脑上写作《张春元传》,要作为他罹难四十五周年的纪念。

2016年4月,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写好了,热情的王中一表示愿意承担印刷工作,在常州当地找了印刷厂,已经开始印刷了。但某一日,当地的文化稽查大队突然来查,说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五百本书全部没收了。不久,处理结果下来,印刷厂被罚款五万元,她自己则损失了八千元的印刷费。

到了2017年,她身边的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了。大约和她获得“刘宾雁良知写作奖”有关。有时女儿去取快递,也会被询问。十月,我最后一次访问完她后,从上海回来,就接到辛琪的电话,说有人在调查,那天是谁去了社区托管中心访问谭蝉雪。

“请不要再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也不要再联系她了吧。”辛琪说。

我后悔,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错过了再次和她说话、再次见到她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个“良知写作奖”的奖杯,如今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里。而扣押这个奖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2018年6月1日,因突发脑溢血,谭蝉雪在上海去世。从出现症状到离开人世,只有短短半天。

在母亲“七七”的那天,悲伤的辛琪请人为母亲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亲已经身在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谭蝉雪在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记起,她说过她早年的学生生涯。1949年,在广西,她看到解放军进城,听说以后上学不要钱而欢天喜地。她说,那时她很“革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上了广西革命大学,下乡宣传,演白毛女。

“那时非常年轻,稀里糊涂,没有自己的观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兰州大学,学校里有裴多菲俱乐部,在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她说。

当年受张春元之托,托给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七十多岁了。很多年,他一直在找谭蝉雪。费劲周折,没有结果。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书店里翻书,看到关于敦煌的一套丛书,偶然看到谭蝉雪的名字,这才终于联系到她。

而我,当记者多年,一直在关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我的家乡—甘肃天水,张春元他们当年就在我家乡的镇子上生活、思考,最终走上为自由、为真理献身的道路。

当我要寻找谭蝉雪时,是在香港的记者张洁平,告诉了我她的电话。

在拨通她电话的刹那,我,一个后辈,终于和我家乡那段苦难的历史取得了联系。

历史就这样在人为的屏蔽中支离破碎着,也奇妙而又吃力地黏连着。那些思想史上的苦难往事,人们追求自由、并付出高昂代价的历史篇章,原本应有更大的篇幅书写。如今,却只能残存在一些片段里。

到今天,星火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在内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试图“活在真实中”,并付出了怎样贵重的代价。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把我和朋友翟明磊送到楼梯口,又坚持要送下楼。为了老人们方便,托管中心的楼梯上安装了可以自动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护士帮她把腰带系紧,她就慢慢地顺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样恬淡从容。我沿楼梯走着,回头看她,觉得她还是很美。

告别时,外面下着雨,我不让她出来,转头拥抱她,说:我会再来看您的。就匆匆打车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未曾见到她。2018年6月,在张春元被杀害的四十八年之后,她“星火”一般灿烂的爱情与生命,就此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