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月 21, 2024 2:56 上午

作者:王友群  来源:大纪元 

1966年5月16日,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称中共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同年的8月,北京的大、中学生,在一些高干子女的带头下,积极响应中共“破四旧”的号召,到处打、砸、抢、烧,上演了一场比纳粹党徒更疯狂、更暴虐、更野蛮的红色恐怖。

疯狂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人,始于中学生“斗黑帮”。之后,是“斗流氓、斗黑帮”;再之后,是所谓“阶级复仇,斗“黑五类”,最终引发昌平县、大兴县的大屠杀。

所谓“斗黑帮”,就是斗被打倒的人。所有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等,都叫“黑帮”,都必须批倒批臭。

所谓“斗流氓”,起因于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之后,北京出现镇压流氓的高潮。

所谓“阶级复仇”,就是“斗黑五类”,即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1966年的“红八月”里,“斗黑帮”、“斗流氓”、“斗黑五类”,不是依法行事,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都是乱斗一气,斗的极端就是打死人。

“红八月”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8月5日。

此后不断有学校领导和教师死于红卫兵之手。其中包括: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支部书记华锦,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白纸坊中学支部书记张冰洁,北师院附中教师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师杨俊,第十五女子中学支部书记梁光琪等。

8月25日,北京崇文区发生“榄杆市事件”。这一天,榄杆市附近广渠门内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红卫兵抄家、殴打过程中,拿起菜刀抵抗,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8月26日至9月1日,是北京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据文革史专家王友琴统计,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杀“黑五类”,是北京“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巅峰。

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杀害“黑五类”325人。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户人家被杀到绝户。现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

哪些中央领导支持“红色恐怖”?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期,依靠的最重要组织是中央文革小组。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1966年8月4日,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此前由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北大的“工作组”成员。

当北大附中的学生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无一人出面阻止。

不仅如此,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是“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文革中毛所有重大整人行动的支持者。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有关“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梦夫等修订后公布的。

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接见红卫兵时,将李文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拿菜刀自卫,说成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

为了帮红卫兵出气,周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处死刑,于次日枪决。

此后,周恩来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派军人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

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是毛发动文革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1966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公安人员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谢富治还讲:“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

江青、周恩来、谢富治亲自为打人事件站台,使红卫兵有恃无恐,整个北京市刮起复仇的旋风。

“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第四条讲:“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句话出自毛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接下来的一句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整个文革期间,所谓“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都把毛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红八月”的暴烈行动,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一个红二代回忆当时参与打人时的心态时写道:“按照我们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伟大领袖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是为了不让广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否则的话,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首先受到反攻倒算的就是我们这些‘红二代’。所以,我们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

“身为革命接班人,我们一个个豪情万丈,发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造反谁造反’的誓言。”

“因此,我们不以打人为耻,反以为荣,似乎打人越狠,阶级斗争觉悟就越高,无产阶级立场就越坚定。”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时,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

毛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中学生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是。”毛又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毛的“要武嘛”三个字一出口,“革命小将”立即心领神会。第二天,北京红卫兵就走上街头,开始“武斗”,当天就打死了人。

“革命小将”打死了人,公安机关该不该管?

按常理,当然应该管。但是,毛发动文革从始至终没有按常理出牌过。

8月22日,毛泽东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8月29日,北京已经发生一系列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人民日报》竟然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这是为红卫兵的大屠杀火上浇油。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根据毛的旨意写的。

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对红卫兵“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

综上所述,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的支持、鼓励、放纵,才导致了“红八月”杀人事件的轮番上演。

结语

毛泽东为什么放任红卫兵在“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原因有三:

第一,毛崇尚暴力。毛当政以来一直以杀人制造恐惧感,以杀人立威,让人怕他。

第二,毛发动文革在高层有阻力。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对象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却混然不知。毛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刘、邓主持讨论通过的。文革初期,刘、邓以为毛又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他们仍按照反右派运动的经验领导文革。他们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对大、中学生造反有不少限制,令毛非常反感。

毛要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狂热、愚忠,为他最终打倒刘、邓杀出一条路来。

第三,毛时刻忧惧自己在北京的安全。他早就想把那些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人赶出北京。他放任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杀人,正好帮他做成这件事。据中共官方不完整的统计,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85,196人被赶出北京。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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