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飞意大利。远行,总会多一些不测。中午先去看了91岁的老娘,如果回不来,这一面就算诀别了。又到医院看望郑仲兵先生,这大概真的是诀别了。这天是2023年11月8日。
郑老师带着呼吸机面罩刚刚睡着,不忍叫醒他,只是站在床边看了他几分钟,便逃离了。逃离这痛苦的地方,却一时不能逃离哀痛的心情。
叫醒他又能说什么呢?让他努力好起来?让他努力等我回来再咽气?让他安心地死去?……都是无聊的废话。他说话困难,神志清醒,看到我,不一定比在睡眠中舒服。我有断掉呼吸机让他尽快解脱的想法,却不知他此时的感受。不知他是否很痛苦,不知他是否想再多活几天,几小时,几分钟,还是想快快进入”无梦的安眠”,也就怀疑自己”断掉呼吸机”的想法。没有经历过濒死状态的人,是没有资格揣测濒死之人的心态的,何况濒死的状态可能有很多种,但我还是要跟儿女说,我到了这个地步,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而且我相信,大限将至,人是能够感觉到的,若不是很难受,就尽量不去医院,尽量在家里安宁地离去。这是邵燕祥先生给我的启示。几位老先生中,他走得最是幸福,还有何方、戴煌、朱厚泽、李洪林、张思之等都被医院折腾了一番才上路。
我的父亲更甚。他去年12月新冠而亡,住院三个月,不让家属探视,只有断气的一刻才让看15分钟,最终没有家人在身边送别,他内心的悲苦是可以想象的。大夫说不让说更不能写死于新冠,让我心里明白就行了。我当然明白,却是溺于粪坑之感——脚登不到底,头冒不出来。这个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到头来没能拿一个实事求是的死亡证书。
郑老师进食困难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半年?一年?已经记不得了。期间,他住院或在家一直拒绝鼻饲,好友们便想出各种方法让他摄入营养,我们间或还去找他聊聊天,每次都是强作轻松态,心里流着泪。出国前我为他找遗像,看到微笑着的健康的他,泪流不止。
郑老师肺癌20年,现在又迟迟不能咽气,可见他的生命力。然而就他这种坚守良心、坚持正义、忧国忧民的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里又有多大意义呢?就像邵燕祥先生所叹:”长寿有什么意思”。我们小字辈儿经常会与老先生们相互鞭策:要尽量活着熬着,尽量看到猪屎归于农田的那一天。郑老师没能熬到,眼前的荒诞剧对他而言也就终止了,我们会继续熬着,也好再见到郑老师的时候,向他描述之后的剧情。其实我不能确定,天上的人神是否能够看到人间的戏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与郑老师相遇,他来到中华文学基金会任职,做了我的领导。1989年《新观察》死在了他手里,之后便多年赋闲,这是他新的工作岗位。欢迎会上的简短的发言,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语调平和、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表意朴实,完全不是一般大小干部的样子,只是语速很慢。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文革中被打坏脑子的后遗症。我对于在职的官员即使不是憎恶所有,也很难与任何一位有亲切感。这样的心态,是我极端的性格在作祟,是我患有”制度憎恶症”。毛、周死的时候我都哭了,那年我14岁,改革开放以后才慢慢明白我那时的蒙昧。
郑老师选择来基金会,是觉得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后娘养的单位有利于做事,事实并不是这样。他退休后我们才热络起来,很快就热络得像父子,如兄弟。郑老师对于我精神世界的作用,远胜于我的生父。是他把我带进”老人帮”的,没有他,我今生大概就没有机会混迹于这个堪称中国当代伟大灵魂的群体。不接触这一帮子老人,我就不可能体验到使徒、圣徒的境界,我将至死只能无所谓地遥望暗夜中这些无所谓的小星星,而无法登陆这些星球。
郑老师把我引领到精神涅槃的起点,令我走在灵魂重生的路上至今。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造就了极端的善与恶、美与丑。老人帮是善与美的一端,如今,随着这些老人的陆续离去,这极端的善与美已丧失殆尽,而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基本没有这类人,却是极端的恶与丑的主要阵营。这主要是我们生命的历史阶段使然。再等二三十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灭绝,中国才有可能复归正常,人类现代文明的无数涓涓溪流,才有可能汇集平和的中国大泽。我短暂的人生能够像过山车一样经历了一段浓缩的中国历史,虽然灵魂的味道是苦的,生命的历程却不失丰富,有了与这些老先生的密切交往,还让这丰富又增添了难得的精彩,可谓悲剧中的喜剧,不幸中之大幸。
老人帮中,由于年龄较小、性情温润,郑老师的社会知名度属于一般,但它却是老人帮的”粘合剂”,其他人有了什么事情,多会找他帮忙,也正因为他广泛的人脉资源,才使他退休后与李宇锋等做了十几年的”口述历史”。这是抢救性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的中国现当代史价值,随着环境的改善,会越来越得以显现。为了后人能够真切地回望历史,为了人类文明发展能够引以为戒,有必要留下质感细腻的历史真相。历经近百年的浩劫,付出了一生的努力,郑仲兵这一代人,却老在了眼下这样的时代,尴尬、悲愤、无望之余,他们还能做点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也只能将他们的经历刻记下来,作为这个中国的墓志铭。
郑老师生于1939年,福建人,书香门第,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留校任教数年后,就职于中宣部理论局及《新观察》杂志。他经历了红色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五六十年代之后的重大政治事件,他差不多都是前沿人物。他是思想家、理论家、历史学者,党史专家,文革史的深入研究者。他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跟周恩来通过电话,胡耀邦指示为他平反。对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郑老师都有过重要的贡献。多年的密切往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获得了很多启示,且不止于政治、历史方面,还有文学艺术、生活方面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编辑朱厚泽摄影画册《东张西望》的过程中,我与郑老师熟悉的一位著名摄影家发生了争执。对方认为,只有记录社会生活的摄影才最有力量、最有价值,艺术摄影不行,而这位摄影家,主要从事纪实摄影的拍摄。我则认为摄影也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搞得好,艺术摄影作品也有很大的魅力及人文价值。不料,数日后郑老师的温温述说,至今回响于耳边。
他说,纪实摄影当然很有价值,没有摄影,人类就无法真实记录看到的东西。然而历史又是由无数的瞬间构成的,纪实摄影记录了生活的瞬间,也就是记录了历史的切片,而历史的切片是记录不完的,大部分的生活瞬间、历史碎片是没有太大历史价值的。假如用照相机记录了康熙的晚餐,这当然很有价值,但如果跟贝多芬的音乐比,它的价值就太有限了。贝多芬死了那么多年,如今还有那么多人听他的音乐,这说明,艺术的魅力、价值远远大于记录生活的魅力、价值。好的艺术家及作品,能够给人类提供相对永恒精神价值。他接下来又说,这个摄影家拍的照片很好,但人大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做得很好,但很谦虚,很少说自己好。另一类是自己做得很好,还要不断地说自己好,甚至有所夸张。这位摄影家是典型的后一类人,你不用太在意他的这个特点,他人还是很直爽正派的。2014年初见吕楠,我将他的摄影三部曲归于纪实摄影,他激烈地不接受,正是这个道理。
至于多年来我混迹于老人帮的收获,就不胜枚举了。
我是11月19日在罗马的一个公园收到郑老师于18日20点离世消息的。20日在西西里的巴勒莫两点多起夜,看到了付可心发在微信群里的信息——这个名为”伙食科”的群只有郑老师、付可心等六七个人。
“各位老师上午好。郑老师驾鹤远行了,他在天堂,也在我们心里。自从宇锋建立’伙食科’以来,我们度过了很多欢乐的时光,宇锋去世三天前,我还和他耍贫嘴,还计划等他康复以后再拽上蓝先生去俄罗斯旅行。我们在’伙食科’里约饭约酒,用各种代码通报信息。’伙食科’第一次被封的时候,我非常愤怒,到第5次第6次我已视为寻常。我们在’伙食科’送别了宇锋、燕祥先生、张老师、郑老师等。现在,于我而言,’伙食科’成了我的伤心之地。我想就此打住,让’伙食科’停在此处,成为一座纪念碑。我会尽量把’伙食科’的内容下载留念,也请各位老师根据需要各自保存’伙食科’的内容。不用急,慢慢来,关闭群前我会再知会各位老师。”
读后,不能入眠,回复如下并起笔这篇祭文。
“我是通过郑老师结识老人帮的,也因他而与群里的诸位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如今没了他,这个’伙食科’群(我们的灵魂家庭)也就没了家长,这是一个家庭父母已亡的感觉,虽然我们还好好的,却也有几分孤魂野鬼之感了,我们也就真的没有在这个群里说笑的心情了。如果与郑老师的封棺一同封群,让它成为冷却僵硬的墓碑,这是一件很合时宜的事情。等料理完郑老师的后事再封群吧,不想在新的群里进行这伤心之事。每个老先生的走,我都是起初无感(理性的作用),过后逐渐哀伤起来,甚至一再想象,要是真能在那边与他们团聚,不如我也死了算了,活在这个世界,不见得比过到那边去多了什么好。郑老师实在是我精神涅槃的父亲,没有他,我的灵魂今生不可能得到中国这些伟大的灵魂引领而升华。以后再也见不到郑老师那富有智慧还隐现着一丝调皮的温温笑脸了,我的心空落冰冷。等钱(理群)、章(诒和)、蓝(英年)再走了,我们这灵魂的小殿堂就彻底被掩埋了。基督徒因上帝、天堂而不惧死亡,我因为这些老先生在那边的等待、迎接而不惧死亡,甚至时儿还有点儿盼望死亡呢。回国后我要到家里去看看蓝先生,他被我们冷落好久了。”
我一直不大理解鲁迅为何与一个前党魁如此”高山流水”,不但写给了他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清人联句,临死还为他编辑出版了个人文集,并以”诸夏怀霜社校印”名出版,以示哀念。如今郑老师走了,我似乎有点理解鲁迅当年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