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八月”的北京：人间地狱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此前的两讲中，我们分析了卞仲耘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为在“恐怖的红八月”中第一个遇难的人，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她确实死于干部子弟主导的红卫兵之手。然而，究竟谁才是第一责任人，却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罗生门式问题。被许多人认为参与了杀害卞仲耘的宋彬彬，表示自己只是没有阻止卞仲耘被杀，并对此表示道歉，而卞仲耘的丈夫则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在上一讲的结尾处，我们还谈到，有不少人还认为宋彬彬曾在“红八月”期间打死了七八个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明白这件事的大背景，也就是1966年8月—9月间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屠杀。
在这里，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想象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么？
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间，北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许多学校都变成了杀人的魔窟。在这里，我首先读一段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对当时北京六中的描述：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瞭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见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这段描述当中所说的“西纠”，全名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红八月”期间，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而在它成立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就从两位数上升到了三位数。至于这个组织的重要据点北京六中，更是如上所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魔窟和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则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二、红卫兵屠杀老师和同学
在1966年8月—9月间，除了把一座座学校变成魔窟之外，大批红卫兵们也冲向社会，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文革史学者王友琴在她撰写的《恐怖的“红八月”》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事实上，王友琴的文章中还举了非常多的“红八月”期间红卫兵的暴行案例。其中，有的案例可谓是残酷得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在这里，我只引用文中的几个例子：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 年 8 月 20 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尸体，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被关押在学校里。该校管理“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用刀子割开他的右耳朵，只剩下一点连着。海淀医院把他的耳朵缝上了，留下很大的伤疤。从医院回到学校他继续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以致他一度精神失常。他在8月被关，他被放出来时已经是深秋，他仍然穿着8月的单衣，冷得颤抖。
（见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从这些案例来看，当时的北京红卫兵在打人、杀人时，所用的理由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可以说是仅仅被害者的一句话、一个行为。在这种恐怖的杀戮中，这些加害者也许只是想通过打人、杀人来满足他们内心暴虐的欲望，而那些施暴的所谓“理由”则只是他们发泄这种暴虐欲望的一个借口。
三、大量北京市民也惨遭杀戮
除了有大量的学校师生遭到屠杀之外，也有许多北京市民遭到了红卫兵的毒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文波被杀案”。这一血案，我在本系列的第四十一讲中讲过，今天在这里再给大家进行一次描述：
1966年8月25日，在广渠门大街121号，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当地片警和居委会的带领下闯了进去，进行所谓的“抄家”活动，不但翻箱倒柜、掀开了屋顶，而且对这一家的主人李文波、刘文秀夫妇进行了残酷的殴打，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作为老实的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手头并没有这些东西。
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颜色”划分法，这一家的男主人李文波实际上并不属于被重点屠杀的“黑五类”。他的成分是“小业主”，可以说是个“灰五类”，并不是遭到最重点屠杀的对象。然而，极端的暴力和羞辱还是降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头上。凶狠的红卫兵们不但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还不允许李文波的太太刘文秀上厕所。在这样的羞辱和暴力之下，李文波再也无法忍受，便拿起菜刀展开了抵抗。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使他遭到了更为惨烈的暴力，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然而，在李文波血案发生之后，周恩来，也就是所谓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把李文波忍无可忍下的反抗行动“定了性”，表示这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在周恩来亲自下令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在1966年9月12日用“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了死刑——然而，就连真正的行凶者们都曾经表示过，刘文秀并没有进行“行凶杀人”。
事实上，在当时的北京，像李文波那样被杀的市民成百上千。李文波的遭遇绝对不是一个个例，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在这里，我们就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时的北京，这些红卫兵可以如此地肆无忌惮和疯狂，不单能够在学校里杀害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而且还能在城市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对普通的市民进行成批地屠戮？是谁给他们开了这种绿灯，让他们能够不承担任何后果地如此肆意妄为？在上面的李文波被杀案中，我们谈到了周恩来对此的态度。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态度呢？当时的整个中共高层，对于这种屠杀又是怎样的看法呢？这些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红卫兵，又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