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海外渗透在近几年当中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西方各国政府也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无论是通过立法手段还是通过行政手段，全方位的对中共的渗透进行打击和对抗，包括比如关停孔子学院，比如彻查对中国的非法科技转让、各种间谍案件以及对中共控制的海外华人侨团的清理等等，

在本文当中，我会利用前两年出版的新书《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向读者们简要分析中国海外渗透的若干侧面，特别是中国对加拿大的渗透。本书作者克莱夫·汉密尔顿是研究中国海外渗透、海外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之一，他在 2018 年出版了《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揭秘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全方位渗透和统战，揭发了中国在澳洲的影响力操作。《无声的入侵》出版历尽坎坷，原本签约的出版社突然叫停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他们害怕遭到中共在澳大利亚的代理人的报复，其他出版社听说这本书的书稿之后也纷纷拒绝出版，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一家出版社得以出版之后，马上就引发了媒体界舆论界的严厉批评，当时澳大利亚的反种族歧视专员索奉马赛恩（Tim Soutphommasane），他本人也是具有着华裔血统，马上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控这本书使用“染红澳洲”、“拥抱熊猫”、“第五纵队”这些字眼会挑起反中或恐中的种族情绪，召唤出昔日的排华情绪，几乎等同于黄祸论的重演。这本书中文版的诞生也曾历经难产，据说台北某家出版社买下了《无声的入侵》的版权，却迟迟不见翻译出版，最后也是又另外换了一家出版社才得以出版发行。本文所讨论的这本书，《黑手》，其实可以被视为《无声的入侵》更全面的续集，在研究方法上两本书是相通的，但是涵盖范围从澳洲扩大到了全球范围。

我一直认为，人所拥有的权利和自由，不是靠他拥有多少来衡量的，而是靠他失去了多少来衡量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说某些话的权利，所以他就拥有言论自由，相反，如果他丧失了说一些话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他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当仅仅是在推特上批评北京就可能让人失业的时候，当出版商、制片商为了害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而自我审查的时候，言论自由就丧失了；当大学校长强迫学者不要批评中共，或禁止达赖喇嘛进入校园访问的时候，学术自由就被伤害了；当宗教团体向习近平宣示效忠，教会里被安插间谍，宗教自由就受到威胁了；当与中共相关的组织和中共代理人腐化了西方国家的政客、议员的时候，当北京动用大企业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游说的时候，这实际上等同于直接攻击民主制度本身，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中共历来在指责西方的时候，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经常使用“新冷战”，或者是“冷战心态”这个说法，有一些官媒也会直接给西方扣“麦卡锡主义”的大帽子。然而，西方却也有不少人乐于响应这种指控，例如 2019 年 3 月的时候，原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就在北京大学一场国际研讨会中警告说，美国正兴起一股针对中国的“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惧”。谢淑丽说，所谓“畜群的本能”正驱使美国人把中国的威胁看成无所不在到处都是，而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实际上，真正想搞新冷战，挑战世界秩序，最有冷战心态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领导层。习近平在 2012 年刚上台的时候就发表内部讲话，强调必须“深刻”记取前苏联的教训，他认为，苏联解体就是因为理想信念的缺失，“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此外，2013 年 4 月，中共还发布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也就是所谓的“九号文件”。这份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列举了七条需要严加禁止的错误思潮，即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宣扬普世价值、宣扬公民社会、宣扬新自由主义、宣扬西方新闻观、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尽管这些东西都是习近平刚一上台就出现的，但是很多西方人仍然有意无意的忽略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性质。曾因实地报道六四事件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纪思道 2013 年就发表文章，判定习近平将进行更深一度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释放刘晓波，平反六四，甚至会将毛泽东的尸体移出天安门广场。他的话音还未落，习近平就启动了他开倒车的历程，我想在这里也没有必要一一复述了。

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会对中国有这么大的误判？为什么很多西方人在被现实无情打脸了之后还坚持对中国政府各种政策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共强大的海外渗透，海外影响力攻势，要么能够直接改变、塑造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要么能够给他们足够强大的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利益，能够买他们的嘴，像苏联笑话里讲的那样，“随总路线一起摇摆”。

让我们从北美，先从加拿大开始说起。加拿大也许是在毛泽东死后，中共路线更替之后，西方国家当中第一个决定跟中国发展密切经贸往来的。1978 年，那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加拿大的几位商业巨头，包括鲍尔集团主席保罗·戴马雷，以及加拿大石油公司执行长莫利斯·斯特朗，他们两个人在 1978 年创立了加中贸易理事会，这个理事日后变成了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对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加中贸易理事会的十个创会企业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具有非常深厚的红色家族背景，由邓小平直接提出成立的中信集团。中信的高层长期由红二代把持，例如 1990 年代中信的董事长就是王震的儿子王军，他由于 1990 年代涉嫌给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投入了大量非法的政治献金而遭到了 FBI 的调查，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门”事件，十几个人因此被逮捕，克林顿的竞选也差点报销。

保罗·戴马雷在担任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时为了能够打开中国市场，给中信大开绿灯，戴马雷将鲍尔集团旗下一家造纸厂 50% 的股份卖给了中信集团，这是中信集团第一个重大海外投资，中国国有企业从此大举投资加拿大。他的位子后来由他儿子安德烈继承，戴马雷家族和中国政商界精英的密切关系也一直维持到现在。据称，保罗·戴马雷还曾把毛泽东列为他最崇拜的四位偶像之一。

在加拿大主政几十年的自由党和鲍尔集团关系密切。鲍尔集团网罗了几十名政治顾问、部长和省长当门神，但我们这主要谈政府的最高层。保罗·戴马雷一直是皮埃尔·特鲁多的顾问，老特鲁多辞去总理一职之后，戴马雷又聘他到鲍尔集团当顾问。特鲁多继任的继任，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曾是鲍尔集团的律师，在孟晚舟被捕后，马尔罗尼也跳进关于北京恶劣外交行为的论战，主张渥太华应该讨好北京。

再往后，1993 到 2003 年的自由党总理让·克雷蒂安，在 1980 年代末曾是鲍尔集团一间子公司的董事，他的女儿在 1981 年嫁给了安德烈·戴马雷。安德烈不但是鲍尔集团未来的主席，也是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和北京统治精英关系密切；他也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克雷蒂安离任总理两个月后，他就在中信的安排下密访中国，搞他个人的生意。

1999 年克雷蒂安执政时，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曝光了一份内容可称劲爆的“响尾蛇报告”。加拿大记者文达峰在他的书《大熊猫的利爪》当中对这个报告有过仔细的分析，这份报告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与加拿大情报局在 1997 年联合撰写的秘密报告，报告说有一个“新三角联盟”已在加拿大形成，这三角分别是中国情报机构、中国黑社会以及并购当地企业的中国大亨，这三股势力合作无间，共同窃取加拿大的科技，对加拿大的经济命脉取得影响力，并与高层政治人物结盟以左右政治。报告还警示中共对加拿大的大学的干预与日俱增。克雷蒂安政府注重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关系，对“响尾蛇报告”毫无兴趣，将它打入冷宫。文达峰在书中说鲍尔集团是加拿大与中国官方关系的“金牌守门员”，确实所言不虚。

最后，关于鲍尔集团还有另外一点也是我们可能都非常熟悉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2018 年起在鲍尔集团工作至今。

如果以上这些总理与中国的关系还不够紧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贾斯汀·特鲁多在这方面几乎打破了他们所有人的记录。小特鲁多在上台之前就爆出在一场筹款活动上说自己非常欣赏中国的模式，“因为他们的基本独裁让他们可以集中财力，说环保就可以立即投资太阳能。我相信哈珀总理也梦想这样，拥有为所欲为的独裁。”登上总理宝座之后，他更是参加过多次华裔富豪举行的募款餐会，并任由他们捐款为他父亲老特鲁多设立铜像。

这样一个“中加共同体”也会把受信任的华裔加拿大人推向公职，包括好几位国会议员。其中和北京关系最好的是陈国治，他在 2007 年到 2018 年间是安大略省自由党政府的厅长。加拿大情报首脑理查德·法登早在 2010 年就警告，至少有两名省级政府厅长“受到外国政府影响”，试图改变政府政策。虽然法登没有指名中国，但他被强烈批评是在暗指华裔加拿大人对国家不忠。国会委员会要求政府道歉，要他闭嘴。2015 年，《环球邮报》报导说法登讲的其中一人就是陈国治。陈国治当然否认，安大略省章也宣布对陈国治的指控毫无根据。显然，没有任何加拿大当权者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警告当回事，他们不是已听命于北京，就是怕被指控为种族歧视或反华。

2016 年，中国外交部长怒斥一名加拿大记者追问人权问题，陈厅长随后在一份中文刊物上为中国的人权纪录辩护。离开议会后，陈国治又在 2019 年香港抗争运动期间出席一场亲北京的示威活动，呼吁香港警察要严厉对付抗议群众。后来他还呼应北京的说法，称有外国势力刻意制造事端。

2018 年 12 月，华为的孟晚舟因美国要求引渡而在加拿大被捕，在接下来的激烈外交战中，我们许多人可能对此还有非常深刻的记忆，中共直接大摇大摆的威胁加拿大政府，并以编造的罪名抓捕、囚禁了两名加拿大人。然而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家廉却在一场记者会上开始建议孟晚舟，建议她该如何打这场引渡的法律战。过了几天，他又跑出来说释放孟晚舟对加拿大有利，意思是让北京消气比加拿大对美国的法律义务更重要，特鲁多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将他解职，然后换上了另外一个与中国关系更深的鲍达民。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其实未必是单纯的因为金钱上的利益或者是个人有什么把柄在中共手里，相反，中共统战这些西方政客的手段高超就高超在能让这些人在为中共说话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的，他们只是觉得中国的立场更符合他们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

前墨西哥驻华大使豪尔赫·瓜哈尔多就很能理解为什么麦家廉会说那些话来挺孟晚舟，因为他自己就被中共料理过，他说初到北京的外交官们是见不到中共高层的，中共专门要晾他们一段时间，才会放出话来说有高层愿意召见，见面后，中共会称赞他们“特别能理解党的立场”，然后这些外交官就会自以为很特别，很有本事，能看懂中国，以为自己能接触到高级领导人，以为自己对中国政治的内部运作有什么特殊洞见。当然了，其他外交官也被同样的手法料理，产生相同的信念。这些人就会变成中国的特殊朋友，他们回国后就会依据自己的特殊洞见给上级做建议，而他们提的建议正是北京希望他们提的。

对自己的自信心，再加上渴望感到自己很重要，让许多人易受引诱。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就看出了中共操弄西方人虚荣心的高明之处，中共会诱导你，让你感觉到“只有你才有足够的头脑和经验来理解状况，然后把状况解释给你的政府听。双边关系的命运就决定在你手上。”驻华外交官比驻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更相信“维持关系良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们总是觉得，中国是什么五千年文明古国，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中国是很难被外国人理解的，所以他们这些大使不是把自己国家的立场解释给中国听，反而认定自己的角色是要把中国的立场解释给自己的政府听，于是就成了中共的传声筒。这就是麦家廉犯的错误。

与北京维持良好关系无比重要的信念充斥于西方各国的外交部，每天都影响着他们给自己部内的建议。对这些官员来说，关系平稳再加上许多双边会谈，这就代表外交成功。事实上，他们是把中共放在贵宾席。只要北京取消会谈，把外交官冷冻起来，西方官员往往就会惊慌失措，建议政府要让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中共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