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月 23, 2024 2:41 上午

【按:太平洋那端「一堆人在吵不读顾炎武的『廉耻』」,也没看懂吵什么,我倒是很早就写顾炎武,称赞他是第一个剥离「天下」、「国家」的先知,当然我的实用主义,是批驳近三十年中文话语中最霸权的「民族主义」——共产党忧虑他们的「江山」,一则是败家子的哀叹,这江山早已被他们折腾得残破不堪;二则也实在是不懂中国传统,毫无文化,以为冠上「人民」二字就上了保险,殊不知自古以来「匹夫」不认一家之姓,而今中共姓「赵」也是白搭,这个理儿,却是四百年前顾老爷子发明的。 】

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顾炎武的意思是,「亡国」仅指皇帝老儿的家院丢了,此一姓之兴亡,不关匹夫的干系,换言之,朝廷换人做,乃家常便饭,市井不必大惊小怪的——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卫思想,比后现代理论还要透彻。

那「亡天下」是个啥?仅照顾炎武的字面,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一看就懂,那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一套都沦亡了,人就退化为动物,这种境地,叫着「亡天下」。那不就是中国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因为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如此来看,中国无所谓「亡国」,因为清朝亡了之后,已经无国可亡;但是大清亡了不到五十年,中国人居然引来了一个「亡天下」的世道,这是顾炎武四百年前难以逆料的。

而且顾炎武也想不到,三百年后出了一位「如椽大笔」,竭力呼吁中国建「国」。晚清梁启超受西方「民族国家」新鲜事的刺激,极为懊恼:『中国人向来不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统一,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华夏也自古只有「天下」没有「国家」,所以他率先为中国人建构「国家意识」,到头来塞给中国人的「新国家」,居然还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同的,就是姓「共」(如今时兴姓「赵」),几乎就是满清的一个「现代版」。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民族主义弥漫百年以来,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了。偏偏在奥运之后,爱国后生们狂热之际,这句老话又从中文话语里跳出来,好像故意来败兴的,那意思是说:你别得瑟,尽拿华夏大旗作虎皮,叫人家归顺你,华夏早就不知道挂了几回啦。

此时中国经济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踌躇满志要「大国崛起」,边陲乃至东亚一片噤若寒蝉。有人考证,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学界。两宋重文抑武,积弱三百年,却是中国文明的峰巅;偏偏「蒙古旋风」起于北方草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铁蹄南下中原,屠尽北方男丁,千里无人烟,汉族精英凋零,待南宋气数尽在崖山,陆秀夫背九岁少帝投海,跟随蹈海者十万之众,华夏文明从此跌坠,未知会有还魂之日?朱明复制暴秦三百多年,华夏再入鞑子之笼又三百年,精华遂荡涤净尽。

顾炎武死不仕清,但是他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宋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

南明史专家陈永明指出:南明士人抗清、不降的「忠节」态度历来为史所称道,有「夸张和偏颇之处」,是史家受晚清以来「排满」思潮左右的结果。 「历代殉节之风,以明最烈」,乃是一个事后的诠释,并恰好是因为清人修《贰臣传》贬斥明降臣,复以《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殉节者,甚为影响后世。

所以南明遗民是一个被夸大的历史错觉,西人对此已有分析,如伯克莱汉学家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有研究说,江南反清,只在于少部分地区,相反地,大部分地区,很快便对南下的清兵摆出了「顺民」态度,他引明清之际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Martini(卫匡国)之《鞑靼战记》亲见记载说,清人南下初时并未遭遇很大的抵抗,但是宣布「薙发令」后汉人才起来反抗,「为保护他们的头发拼死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争斗更英勇」;这位传教士说,当时鞑靼人被杀掉很多,也被赶回江北,他认为江南人如果乘胜追击,也许可以收复许多城市,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只满足于保全了自己的头发」。

此间关节,即士人与百姓皆未必「忠于一姓」,文化上复有「用夏变夷」观念——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并不执拗于「种族」一端,而是有很重的「文化主义」色彩,即钱穆指出的,春秋以来华夏的民族观念,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分界。明清交替之大变迁,亦可潜三百年之伏笔于晚清之巨变,乃有李鸿章之「以夷之长以制夷」与张之洞之「中体西用」,复有五四颠覆传统之前提,因而亦有羡慕苏俄马列之伏笔,此或可做儒家整体主义之一解。中国人尊崇「青史留名」,却大多「好汉不吃眼前亏」,纲常伦理地位极高,涵盖直至天子,却日常实用是另一套说得通的习俗,很奇怪的一个逻辑,缘故可能是无宗教,因此经世致用从来是最流行的,并非近代才如此,既然奉行现实主义realistic,势必接受天演进化论,也势必激进,西化与马列化皆不可免,不独近代知识人的迷失,而是文化传统使然。

这次八九事件亦然,暴力之下民众唯有取实用伦理之道,听任邪恶暴涨,若以道德化视角针砭之,实乃不懂中国传统。所以,中国精神其实不是什么儒佛道三家,而是伦理或陈义极高或极端现实两厢激荡罢了,历史道德化最甚之处不是别的,而是道德人格的事后塑造,最流行的即关公,于是现实沉沦与幻觉高尚,正好抵消。

从中国历史上曾经多少次「亡国」「亡天下」来看,这个文明毋宁是很有些消化「国耻」的暗功,外族人做了皇帝,不是一件灭顶的事情,日子照样可以过的。往好里说,中华文明有极强的同化异族、同化征服者的底气,就是因为她原是不很在乎所谓「亡国」耻辱的,才可能育涵那样的「气度」出来,否则中国不早就没有了?

大概也是唯有中文里才有「亡国奴」这个词,因为这是接受「亡国」事实的百姓身份。中国儒家的文化心理,极鄙视文明低劣的「蛮夷」,却有「被服之」的胸襟,大概跟天主教可将「劣等人种」也收归天国,是一个道理。但在另一角度上,中国人自古并无「国家认同」,而只有「朝廷认同」(一姓天下),后者便相当软性,所谓「改朝换代」,是认真不得的,这种文化属性,也许便是中国人易于承受外族入主、不致耻辱太甚的一个原因。

「认同软化」或许正是分离倾向的滥觞,台湾闽南人是一个显例,满清割让它给日本,满清已非「华夏正统」在先,这一割让,便割去了「认同」基因,五十年可容两个世代的空间,重铸认同稍嫌急促,但足以使他们彻底褪去旧认同的空壳了。强化「国家认同」至「种族认同至上」的境地,朝鲜人是另一种极端的例证,不仅在北部维系极权体制至今,人间已成地狱也在所不惜,其精神砥柱(或称桎梏) ,便是近代以来外族人轮番征服所造下,以至其南方已在自由社会之境,「民族至上」所酿荒谬仍层出不穷,反令国际间耻笑而不觉。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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