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5 6 月, 2024 7:43 上午

【按: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传记文学《色尔玛:逃离希特勒魔掌,却成⽑泽东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是一个关于中国文革受难者的罕见文本,下引我的一篇书评,刊载于openbook ,介绍此书很特别的两点:一是被红色政权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西人中,颇有些人以赞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而误导西方世界,我举了三例:韩丁、韩素音和斯诺;二则中德文革与纳粹之比较,实质乃毛泽东与希特勒之比较。这两个话题,在今日中文语境之中,皆乃稀少弱音,很象征性地显示了中共集权的强大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烧。仅引文中此两点于脸书。 】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2004年7月第一版)中,已经录入503名受难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难者仍然有「失踪者」,犹太人色尔玛可能是晚近发现的一位,上述这本传记文学,由荷裔纪实作者卡罗琳.维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获2017年荷兰利布里斯历史奖(Libris Prize)。此书以荷裔犹太人色尔玛的人生经历,具体而微地描述了毛泽东统治时期复杂、残酷的时代氛围,以及大饥荒、文革等惨绝人寰的记录,并且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野——色尔玛亲身见证了大跃进、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间唯一受困中国的荷兰人。

一、借西人美化中共是从延安开始的成功策略

二战后,大量西方左派人士来到共产中国,许多人被这个红色政权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颇有些人以赞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和书写,误导西方世界,我仅举三例:韩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参与国共重庆谈判,结识了周恩来和毛泽东;1947年应联合国征召到中国担任拖拉机技师,后在山西省长治市附近参加土改,并写成纪实作品《翻身》;1971年他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上,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回美国后撰写了反映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百日武斗》和《深翻》。另一位韩素音,英国籍亚欧混血作家,在20世纪冷战时期多次到访中国,在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发表访华见闻,赞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影响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见闻和书写美化中共这个暴力集团,乃是从延安就开始的一种成功宣传策略,最早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爱德加·帕克斯·史诺(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书。

在中文之外的话语和出版物中,揭露一九四九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书写非常罕见,直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但是关于民间和社会生活的真相依然极少。一个曾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色尔玛,却离奇地又生活到共产体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种专制暴政和人道危机,这样的人生经验,在东西方都是非常少见的。被周恩来招回中国的心理学家曹日昌,在文革爆发后就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隔离审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身心俱伤。他的夫人色尔玛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关押,受尽虐待,最后自杀。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尔玛的遗体前谴责她的自杀,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与之划清界线。 1969年1月,关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濒危,送到医院不久便死于“肝癌晚期”。

色尔玛随丈夫曹日昌去中国,从五十年代初的肃反运动之后,就备受排挤打压,而曹日昌又劝说她加入中国国籍,取名吴秀明,其实她的荷兰公民资格,在她跟曹日昌结婚后就已经丧失。她经常去荷兰驻中国的代办处交涉恢复荷兰国籍一事,作为补救的举措,她终于在1966 年得到返到祖国荷兰三个月的签证,而一个月后文革就在中国爆发,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国,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后是抄家、审查与批斗,在无休止的羞辱中,色尔玛依然与荷兰代办处联系,希望能够返回荷兰,未能成功。 1968年3月,她的女儿曹何丽到内蒙插队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亲时,色尔玛已经目光呆滞、沉默无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绝望中自杀。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国人,没有统计数字,色尔玛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欧洲人在中国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会遭遇虐待、横死,甚至作为外国人,如果没有当局的特别保护,其外国人身份,反而比走资派、反革命、黑帮等身份更危险、更招致迫害,这就是文革跟外国居留者的关系,是我写这篇书评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什至觉得,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未开辟的面向。

二、毛泽东杀的多是中国人

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德比较。色尔玛是荷兰人,又是犹太人,具有遭受德国纳粹迫害的亲身经验,那么,同时具有纳粹和中国共产党双重暴政迫害经验的人,色尔玛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经由色尔玛个案的中德比较,从政治、社会到文化,也许非常有价值的。

此书关于纳粹迫害经验,谈得比较笼统:『关于她的母亲,早在⼀九四三年五⽉⼆⼗⼆⽇被纳粹抓⾛,⼀周后便死于索比堡的毒气室。 ⾊尔玛和⽗亲设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当时⼀同藏匿的还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军的丈夫范德兰。 ⼀九四四年,范德伦加入荷兰军队,与英国⼈和加拿⼤⼈并肩作战,同年⼗⼆⽉⼗八⽇死于德军之⼿。 ⾊尔玛从不在信里提及当年恐怖,也不和孩⼦们谈这些。那可怕岁⽉对她影响太深……』

色尔玛在中国文革中受迫害的经验,非常珍贵,属于私人角度,假如转向宏观角度,作中德比较,比如从德国经验看中国文革,就会产生同谋者与受害者、希特勒与毛泽东之类的思想史问题,展现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视野。

中国民间导演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当然也发生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但是,中德之间总还隔了一层,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西方汉学家不太容易看懂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吗?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

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清楚,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中国与德国最大的不同,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

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

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色尔玛提供的视角,在今天的最大意义,乃是中国已经出现政治制度上的倒退与复辟,毛泽东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习近平与毛泽东没有血缘关系,其嗜血的遗传清晰可辩,那上承两千年前的商鞅秦制,从古至今的历史脉络从未断过,所以至今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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