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flickr/wikipedia、Hans-Michael Tappen）
2023-12-19 苏晓康（作家、记者、《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
大块文化出版社邀请我，挂名推荐近期即将出版的传记文学《色尔玛：逃离希特勒魔掌，却成⽑泽东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使我得缘读到一个关于中国文革受难者罕见独特的文本，因为在中文话语中，收集、记录、见证「文革受难者」这一独特群体，虽然在中国本土依然被禁止，却是已然压抑、禁绝不住。
1980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20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2004年5月第一版）中，已经录入503名受难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难者仍然有「失踪者」 ，犹太人色尔玛可能是晚近发现的一位。
➤毛泽东中国里的外国人
上述这本传记文学，由荷裔纪实作者卡罗琳．维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获2017年荷兰利布里斯历史奖（Libris Prize）。此书以荷裔犹太人色尔玛的人生经历，具体而微地描述了毛泽东统治时期复杂、残酷的时代氛围，以及大饥荒、文革等惨绝人寰的记录。它是以西方人的视野——色尔玛亲身见证了大跃进、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间唯一受困中国的荷兰人。
二战后，大量西方左派人士来到共产中国，许多人被这个红色政权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颇有些人以赞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和书写，误导西方世界。我仅举三例：韩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分来到中国，参与国共重庆谈判，结识了周恩来和毛泽东；1947年应联合国征召到中国担任拖拉机技师，后在山西省长治市附近参加土改，并写成纪实作品《翻身》；1971年他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上，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回美国后撰写了反映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百日武斗》和《深翻》。
美国记者韩丁与他的妹妹韩春在北京的农场。 （摄于1993年/图源：wikipedia）
另一位韩素音，英国籍亚欧混血作家，在20世纪冷战时期多次到访中国，在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发表访华见闻，赞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影响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见闻和书写美化中共这个暴力集团，乃是从延安就开始的一种成功宣传策略，最早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爱德加．帕克斯．史诺（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书。
1960年爱德加．帕克斯．史诺（右）访华与毛泽东、刘少奇谈话。 （图源：wikipedia）
在中文之外的话语和出版物中，揭露1949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书写非常罕见，直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1994年出版，但是关于民间和社会生活的真相依然极少。曾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色尔玛，却离奇地又生活到共产体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种专制暴政和人道危机，这样的人生经验，在东西方都是非常少见的。
《翻身》、《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被周恩来召回中国的心理学家曹日昌，在文革爆发后就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隔离审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身心俱伤。他的夫人色尔玛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关押，受尽虐待，最后自杀。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尔玛的遗体前谴责她的自杀，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与之划清界线。 1969年1月，关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濒危，送到医院不久便死于「肝癌晚期」。
色尔玛随丈夫曹日昌去中国，从50年代初的肃反运动之后，就备受排挤打压。她结婚后取得中国国籍，取名吴秀明，其实她的荷兰公民资格，在她跟曹日昌结婚后就已经丧失。她经常去荷兰驻中国的代办处交涉恢覆荷兰国籍一事，作为补救的举措，她终于在1966年得到返回祖国荷兰3个月的签证，而一个月后文革就在中国爆发，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国，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后是抄家、审查与批斗。
在无休止的羞辱中，色尔玛依然与荷兰代办处联系，希望能够返回荷兰，未能成功。 1968年3月，她的女儿曹何丽到内蒙「插队」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亲时，色尔玛已经目光呆滞、沉默无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绝望中自杀。
《色尔玛》原文书封为色尔玛一家人：丈夫曹日昌、子女曹增义、曹何丽。
➤文革研究的未竟之处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国人，没有统计数字。色尔玛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欧洲人在中国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普通中国人一样会遭遇虐待、横死，甚至作为外国人，如果没有当局的特别保护，其外国人身分，反而比走资派、反革命、黑帮等身分更危险、更招致迫害。这就是文革跟外国居留者的关系，是我写这篇书评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什至觉得，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未开辟的面向。
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德比较。色尔玛是荷兰人，又是犹太人，具有遭受德国纳粹迫害的亲身经验。那么，同时具有纳粹和中国共产党双重暴政迫害经验的人，色尔玛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经由色尔玛个案的中德比较，从政治、社会到文化，也许非常有价值。
此书关于纳粹迫害经验，谈得比较笼统：「关于她的母亲，早在1943年5⽉22⽇被纳粹抓⾛，⼀周后便死于索比堡的毒气室。⾊尔玛和⽗亲设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当时⼀同藏匿的还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德军的丈夫范德兰。1944年，范德兰加入荷兰军队，与英国⼈和加拿⼤⼈并肩作战，同年12⽉18⽇死于德军之⼿。⾊尔玛从不在信里提及当年恐怖，也不和孩⼦们谈这些。那可怕岁⽉对她影响太深……」
色尔玛在中国文革中受迫害的经验，非常珍贵，属于私人角度，假如转向宏观角度，作中德比较，比如从德国经验看中国文革，就会产生同谋者与受害者、希特勒与毛泽东之类的思想史问题，展现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视野。
➤迫害的中德比较
中国民间导演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极有价值，尤其她做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分」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分」的德国式尴尬，当然也发生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但是，中德之间总还隔了一层，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西方汉学家不太容易看懂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吗？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史达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
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分，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清楚，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中国与德国最大的不同，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这在中国恰好是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
文革期间的宣传海报（图源：wikipedia）
➤遗忘的中国
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20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
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分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色尔玛提供的视角，在今天的最大意义，乃是中国已经出现政治制度上的倒退与复辟，毛泽东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习近平与毛泽东没有血缘关系，但其嗜血的遗传清晰可辨，那上承两千年前的商鞅秦制，从古至今的历史脉络从未断过，所以至今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
毛泽东的肖像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图源：wikipedia）
色尔玛：逃离希特勒魔掌，却成毛泽东囚徒
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
作者：卡罗琳．维瑟（Carolijn Visser）
译者：那瓜（Nakao Eki Pacidal）
出版：网路与书出版
定价：380元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卡罗琳．维瑟
荷裔作者卡罗琳．维瑟曾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年，她感兴趣的主题是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如越南、尼加拉瓜、爱沙尼亚、中国和西藏。曾出版26部作品，2017年因《色尔玛》一书获荷兰利布里斯（Libris）历史奖，2019年，她被英国开放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原文连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8611?fbclid=IwAR1q4p69BiRH3MpfSehU6ImNRbOfKldrFjMPqZxk3_FAp8hSZHr5bEkqzv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