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大洋另外一端，得悉江平教授12月19日在北京辞世，感到很悲痛，很怀念，感到这是中国法律学、中国法制建设事业的一大损失。一个为中国建设现代司法理论、完善司法实践的响亮声音消失了，回荡于天地的法治呼声中缺失了江平的呐喊，不能不感到非常惋惜，同时也期待：中国的法治星空依然回荡“法治天下”的警响。

江平教授是著名法学家，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我就是在2018-2019年间，在筹备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时和他相识的，受燕大校友会委托对他作专访，得以听他畅谈人生，谈法治宪治对于中国的意义。

交谈之时，江平教授将及90岁，身体健朗，声音洪亮，他的讲述给我以震撼。

听到他辞世的消息，我马上想到应该留下记录。如今的江平教授已经走入了历史，面对历史长河称呼他的姓名，想来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1.他说，燕京大学校训值得铭记，建校百年应该隆重纪念 

初见江平，是2018年4月9日，在设立于北京大学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召开校友会会长会议，江平作为校友会副会长出席。多年来，他始终是燕大校友活动的热情参加者、组织者。我作为百年纪念刊《燕京大学百年守望》主编也参加会议，第一次见到久闻其名的江平教授。

会议主题是筹备燕大建校百年纪念活动，确定魏鸣一会长主持纪念活动，听取了为百年校庆编书和画册，制作司徒雷登校长雕塑，以及燕大校史馆的进展。

江平副会长在会议上发言，主张隆重纪念母校燕京大学建校百年。他说，燕京大学是20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典范性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国现代科学和民主法治理念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铭记、值得纪念。

他支持采写、编辑健在燕大校友访谈专辑《燕京大学百年守望》，认为健在校友经历丰富，历史感更加强烈，对当今和后人都有启迪意义。

蔡公期、郭务本两位资深副会长拿出了初拟的专访名单，那上面都有江平的名字。他们当场说，江平校友接受专访义不容辞。

江平即刻应允。专访的执笔者也当场交付于我。江平马上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约定谈话时间。

2.从崇德中学保送燕京大学  

江平原名江伟琏，1930年12月28日生，从小随父亲江仲宁、母亲王桂英生活在旅大（今大连）7年，此后迁居北京。

父亲在中国银行工作，家境殷实。大哥留学日本学医，3个姐姐都上了大学。江平最小，深受父母宠爱，也因此拥有较多爱好，溜冰、下棋、打牌，还有京剧、空竹、养狗爬树。这些兴趣延伸到中学，逐渐倾向博览群书和保持强烈的体育运动爱好。尤其是足球，江平热爱终身，即便中年惨淡，失去了一条腿，不能驰骋绿茵场上，他的心仍在承载足球的草地上飞翔。

1945年9月，江平考入北平崇德中学，1947年下半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成员。受地下党推举，他于1947年底通过竞选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

1948年夏天，江平高中毕业该考大学了。此前，他和四五位同学结伴来到燕京大学考察，亲眼看到了湖光塔影和中欧结合的优雅建筑，当时就想定了就要在这里读大学。

他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他的理想是：“用报纸来推行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

他想当新闻记者。上高中时，国内战争如火如荼，他大量阅读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最爱读《文萃》和《观察》这两份杂志，由此非常崇拜办报办刊人，觉得报刊带给人们更多的知识，带来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即便在暗无天日的统治下，也能捅破黑暗势力封锁。燕京大学有亚洲最出名的大学新闻系，于是成为他的志向所在。

崇德中学和燕京大学同属教会系统，江平可以参加燕大专为北平教会中学而设的“预备考试”。燕园考察归来，他积极备考。恰巧那年崇德中学有保送4名学生进燕大的名额，其中就有江平。他不用考试了，还获得一笔奖学金，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3.在燕大学习激发了江平  

进入燕园，江平最大的感受是，身心自由了，思想开放了，各种流派兼收并蓄，心灵撞击出火花；体育运动各色纷呈，喜欢什么尽可以选择。江平感到，这才是大学，是让青年成长、成熟的地方。自由并非放任，而是和法制、法律关联在一起的。思想和行为自由需要法律作为依托和承载，这可以看做日后江平走向法律道路的基础。

燕大开设的课程以大量阅读为基础。江平选修英国文学，老师指定的阅读书可能是小说，也可能是名著，阅读量相当大。教师根据阅读量，要求学生在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内读完，然后在课堂上用英文提问，学生用英语回答。

原本就有较好英语基础的江平如鱼得水。他回忆说，燕大前期教学中，除国文课以外，几乎所有课堂用语都是英语。抗战胜利后，校长换成了陆志韦，已有相当多课程用中文授课。即便如此，对教授和学生的英语要求仍然比较高。燕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院校，是可以想见的。

燕京大学的办学宗旨是通才教育，始终坚持必修选修制度，要求学生主副科兼修。江平主修新闻学，副修西洋文学专业。他一入学就知道，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中国境内大学，必须安排“党义课”，属学生必修课。高年级同学告诉他，可以故意选一门与该时间冲突的主修课或必修课，把“党义课”挤掉，毕业时燕大校方并不追究。江华立刻就这样做了。
江平提到，选择副修专业时，新闻系老师给予他一定指导。学生选定了副修专业后，要在相应的每个学期里拿到副修专业学分。相对主修课，副修专业学分较少，实施主副兼修制的目的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江平认同这样的教学设置。

江平认为，燕大对学生的评估制度很有可取之处。每门课均以10分制评分，与诸多大学普遍流行的5分制有所不同。10分制的特点在于档次更多，对学生评价拉开较多档次。燕大的10制并不与百分制等同。百分制通常60分及格，燕大的主修课和必修课以5分为及格线，副修、选修课3分为及格。努力而又有天分的学生，常常可以得到7-8分，9分和10分则很不容易得到。

进入燕园，江平正式入选燕京大学足球队，司职右前锋。只因战争烽火逼近北平，人心浮动，球队总共只集训两三次，一次正式比赛也没有，深觉遗憾。

4 护校燕大迎接北平解放    

江平在燕大至少参加了4个社团，感受到燕园生活丰富多彩。“民联”组织关系也转了进来，他通过竞选进入了新闻系学生会。

江平喜欢唱歌，参加了有百人规模的燕大“高唱队”；还参加一个义校，为校园外的贫苦人家孩子补习文化课，并在成府地区做家庭访问。那是燕大连接清华大学的地方，贫困家庭往往家徒四壁，非常穷困。江平的家境比较优越，从小没有和贫民家庭接触过，来到燕大，是他第一次进入社区做调查、家访，了解到与燕园一墙之隔的地方，社会分化，人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这对江平影响很大，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

江平说，这是他接触社会的第一步，然而最难以忘怀的是北平解放时的“护校运动”。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进至西苑、圆明园一带，燕园已在两军步枪射程之内。12月13日，根据中共地下党布置，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护校，主要由谢道渊、茅以华等人出面组织，防止国民党溃散军队进入燕园。

燕大纠察队以新闻系学生为主，加上外系同学和工友，共约250余人，臂缠“纠察”字样布条，手持棍棒，分组昼夜不停地沿着燕大院墙巡逻。江平是纠察队成员，主要在燕园西北角值班通宵。12月13日或14日，他站在燕园西北角土坡上，亲眼看到了在圆明园一带发生的国共两军的小部队交战场面，国民党军败退。这一仗打完，燕园和清华园一带的枪声稀疏下去，和平降临了。

12月15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来到燕大西校门。
17日下午，解放军1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中央青委成员荣高棠来到燕京大学，向全校师生做报告，江平认真地听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忆及说，刘道生围绕解放北平，重点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第二点与燕京大学有关，他说，要把美帝与美国人民分开，前者为敌，后者是朋友。他特别提及燕京大学的几位美国教师，说他们对教学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刘道生的讲话很受挤满礼堂的听众欢迎。讲完后，时任教务长的窦威廉（Wiliam Adolph）等几位美国教师宴请了刘道生。

 5．燕大文工团入城宣传和告别燕大 

从战事激烈至北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燕大停课。燕大和清华的学生文工团开展练唱革命歌曲，学习集体秧歌舞，为入城宣传做好准备。江平是其中活跃的一员。

江平清晰地记得，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燕大文工团提前进城参加欢迎仪式。这天凌晨4时，文工团员整队走过田间小路，来到清华园火车站会合清华文工团，一起登上专列直抵前门。他们在天亮前在箭楼前列队。

上午8时许，解放军入城仪式开始，清华大学管弦乐队奏《解放军进行曲》。江平作为宣传队成员，参加了为期10天的入城宣传活动，2月10日又和清华大学同学一起乘专列返回校园。

这时，满腔热情的江平已经不能安坐课堂了。十多天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公告，招收“南下工作团”，去南方新解放区建立政权。江平立即报名并获得批准。此时，他改名“江平”，用作永远的名字。

3月5日，江南工作团出发南下前夜，突然下达了北平市青委指示，从燕京大学抽调22名、清华大学抽调8名学生文艺骨干参加筹建团市委，已经准备好行李的江平身在其中。

次日，这些年轻人由原任燕京大学宣传队长李伯康率领，到东长安街8号报到，团市委（筹委）组织部长的燕大学长张大中接待，安排他们先参加“青训班”学习，而且都换上军装。

几个月后，江平被派到团市委“军事体育部”。热爱体育的江平打算以体育为终生职业了，立即学习俄文，着手翻译苏联体育文件。1951年7月，他被选作新中国首批赴苏联留学生，指定学习法律，于是重回燕京大学，在未名湖畔接受短期集训。

当时的苏联，是江平最向往的地方。集训结束时，江平在心里说：“再见了，燕京大学！”
江平坦陈，当时我的心目中，苏联是最美好的，燕大是要过时了。毛泽东有文章《别了，司徒雷登》，那么，我也要说，别了，燕大！

此后经历沉浮枯荣，江平感慨道：燕大哪里是别得了的！离开了燕园的日子里，燕京大学的分量，反倒在他心头一天天重了起来。

进入了21世纪的2005年，江平担任燕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6．燕大，从校训到教学实践都有值得承传之处    

要启程去苏联了，周恩来总理为首批选派留学苏联的300多名青年，在北京饭店举办隆重的送别酒会。听说这批留苏学生中有8人学习法律，周恩来端着酒杯过来，和包括江平在内的8人一一碰杯。

江平于1951年8月到苏联，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一年多，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极好的语言天赋，更兼勤奋用功，他学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这在首批留苏学生中极少见。

他于1956年回国到北京政法大学任教。满以为提前回国，多一年服务于国家的机会，其实铸成大错！原以为带着留苏“桂冠”归国任教是步入天堂，谁知恰好赶上“反右”，一步跌入地狱。一年后，他划为“右派”，蹉跎20年。他在1960年劳动时被火车压断左腿，此后一直用假肢支撑人生，包括支撑十年浩劫中的严酷洗礼。

那以后的江平人生，由法律学界人士来记述就更为合适了。     身为法律学家，江平为自己出自燕京大学感到欣慰，对母校燕大充满感激。他感谢燕京大学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引导学生注重找到和形成良好有效的学习方法，因为“学习方法”比“获知结论”更重要。
江平对比燕京和莫斯科大学的学习经历说，后者的法律教学中也有课堂讨论，也允许一定程度不同观点的辩论。但是比重太小，分量太轻，教师更强调于告知结论。

燕大教学的引导和启发式教学比重要大得多，活跃得多。燕大的教学质量更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燕大形成良好学风和教学体系，和校长秉持的教育理念和倾注心血组织教学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他怀念司徒雷登先生的地方。

江平说，从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到教学、评绩制度，有许多值得传承和学习，以培养充满创新造精神的一代新人。

江平回忆说，1957年“反右”时寻找我的“错证”，结果提出来一条，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侵蚀”。  我当时一听，既服气又不服气。说服气，是我进入燕园确实受到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但那是进步的思想和教学，我在燕大投身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不服气的地方是，怎么能把自由民主思想都推到“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去呢？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中，也包含自由民主思想。自由和民主是整个世界的大走向、大趋势。

7.法学教授江平谈新闻传播

 江平在燕京大学的学习专业是新闻系，对新闻传播特别关注。言及燕大新闻教学，他特意谈到，虽然在燕大正式上课的日子不足3个月，张隆栋老师讲授的“新闻学概论”还是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象，使他更加坚信新闻传播业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极大的力量，但那需要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传播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要达成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新闻传播业发展程度，和法律学的发展程度是互为依托的。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有多少不足，那么新闻传播业也就有相应的多少不足。出于这样的原因，司法和新闻传播界，对政治生态、对民生的公平正义发出的呼声总是最强烈的。

有不足就要进取，就要完善。江平归结道，在燕京大学的学习，是他此后跋涉于法学和法律道路的台阶，“想到我曾在燕园里学习，这种回忆是美好的！”

（202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