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8 5 月, 2024 2:25 上午

作者:卢斯达   来源:上报  2023年12月25日
中國的德治也是帝王統治術的一部份,有著馬基維利的氣質,它追求事功而不是知行合一。(維基百科)
中国的德治也是帝王统治术的一部份,有着马基维利的气质,它追求事功而不是知行合一。 (维基百科)

2015 年英国传媒人James Bartholomew 评论一新闻的时候,发明出「virtue signalling」这个新名词,这是描述社交媒体进驻百家之后的人类行为,他们为了显示自己合乎主流,会故意炫耀或发出讯号,以显示自己是一个(例如)仁慈、包容、优雅的人——而他们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个字在英美世界迅速进入民众的政治讨论之中,甚至很多商家的策略也被指 virtue signalling,观众反应不良。

在中文里面这暂时译作「美德讯号」。 Bartholomew 后来再去回应这个问题,他表示自己认为真正的美德,其实是例如一个朋友无怨无悔照顾她患病的丈夫,长达五年,而不只是在人前在网络上表示「我很讨厌种族主义」。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反对,反客为主亦不难,「难道你不是在表示自己比 virtue signalling 的人更高尚吗?」有意见甚至说,其实 virtue signalling 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好东西等等。

在以前的中国文化,这可能是类似「知」与「行」的老问题。在以前中国的人文领域,其实也可以找到类似现代的人类行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一向与道德、阶级议题相关,导致后世有些国家连中文教育都要与道德教育捆绑。

例如蒙古人大元之后的大明朝,黄仁宇承认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德治」的社会,但这只是因为「中国」在「数目字上」无法管理,只能改为「道德灌输和道德动员」,所谓「良政不如善俗」,政府是没办法管到一切,所以「德治」是中国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因为欠缺动员技术,只能诉诸精神。

德治的基础,是皇帝乃至天下臣民行事的合法性所在。这个系统发展到明末,即是万历年间,皇帝因为立太子的问题,与朝臣不合,后来长期不上朝。神宗喜欢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是朝臣团结在一起,要求按祖宗遗训「立长子」。这场朝廷最高层的内哄,持续了十五年,加上之后的皇帝不上朝,有时被视为明朝走向煤山末日的起点。

黄仁宇当年用近乎喋喋不休的语气,仔细地推敲神宗的心理状态,是为了揭示整个德治结构的结构性问题。坐于帝国最顶点的皇帝,也在德治社会中首当其冲。真实的中国皇帝似乎活得十分委屈,连立继任人也没有权。他还年轻就要亲自下令兴建自己的墓穴,准备成为子孙将来礼拜和维护的祖宗。

「国本之争」在神宗眼中,可能是一班死读书人、老腐儒拿祖宗压我,而且书中真的纪录皇帝曾大闹反对自己的朝臣「讪/疑君卖直」,即故意讽刺皇帝、上表求赐死等等,认为文官们用十分夸张、煽情和脱离实质的方法,在文人之间表现自己忠诚为国,博取名声。他们大多从来不想死,只是希望在立储问题上展现自己「合符礼教」,「站在正确的一边」。

神宗并不是个蠢人,他 3、4 岁就能读书,十分早熟。虽然他用长期不上朝的方法羞辱朝臣,但其实尚算精明,仍将朝政摇控得不错。他看穿了这些社会贤达的为官之道,大家都喊万岁,但朝臣也可用各种方法「卡」他。他们各有心思,最重要的是,神宗可能还看到了德治最可怕一面:每个人想为自己谋利益,但圣贤书很少将「私」合理化,即「有私」其实是不德,而在一个德治的社会,没有德其实就等于没有面子,地位会下降。

大家唯有假装无私,总是用孝、仁这类最大的话语去包装自己的议程。只有假公济私、营造出「合乎道德」的「人设」,你才能在这个体系合规地获得私利。那个时候的「朝野」,可说是充满了 virtue signalling 的比拼擂台。很多人说着最漂亮最纯朴的话,却是精致而完全的利己主义者。

例如朝臣是以「百行以孝为先」、长幼有序、长子继任之类的祖训辩论,成功令皇帝退让,但也引发了朝廷的内爆。皇帝继承人也要表现出自己对皇父的「孝」,最大职责是「敬天法祖」。皇帝对外对臣民要表现出「仁」。虽然历史中的帝皇之家,互相残杀的时候要多残酷就多残酷,但皇室又是最讲究「展现美德的讯号」。这事关他们的政治合法性。皇后要干什么?要「母仪天下」。神宗甚至要在「一年之春」跟皇后出来「做秀」,他们要在一块农田上作状耕田一下,以示以农立国,鼓励农民多耕田多生产,求上天风调雨顺等等,叫做「帝后亲耕」。日本天皇也有类似的「新尝祭」,感谢「天赐五谷」。

皇帝要做很多仪式性的事情,他甚至可能觉得自己是作秀的演员多于自己生命的主人。当中很多都是虚假的,实质与形式脱离的。在那套规则或社会的政治正确下,百姓乃至皇帝都需要将自己的私利、好恶甚至个性,都融入一个道德上合法合理的框架,人们是不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但又感到自己的作秀是可悲的虚伪的自我冲突的。而明朝其实也是明成祖这个违背太祖遗训的乱臣贼子所中途夺嫡,可谓十分讽刺。

这种遗风在当代仍然存在,甚至在新中国亦然。只是仁、孝这些高举了二千年以上的符号变成了「革命」。 「不德」、「不伦」即是「反革命」。奉天承运的大道或天道,变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号召文革,但运动传得那么快那么广,也是因为各地的低层组织、个人,都习惯借助大义名份去做自己的私人事。

例如说海丰人彭湃是早期的共产党人,1927 年领导农民暴动,在海、陆丰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当年有几万人逃亡,不少来到了香港或广州。由于杀人极多,彭湃种下了深仇大恨,虽然国民党1929 年捕杀了彭湃,但去到几十年后的文革开始,海陆丰的红色群众当然亦是打着支持毛泽东、支持革命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们是清算、迫害回彭湃的后人。

在其他地方,政治运动也成为解决私人恩怨的最好方法。大家看来搞同一件事,但其实内里都是用大道理来互相攻讦。每个人做事都假装「为公」,真话和个人己见则是绝对不可说出来,人有阴阳两面,永远不能调和及承认。这是《万历十五年》重新召唤的晚明郁闷。

这里也隐隐谈论了为什么「欧美式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萌芽,那种法律及社会观念为什么没发展出来,可能是因为「私」无法被充份讨论,不能被「正名」。读书做官、买田、置产,就是比较好的经济和地位出路。帝国的上层即文官集团本身,它们就是帝国本身,所以能有力地防止中国变成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明朝有庞大的商业活动。

这种有着复古意味的德治传统,总是假设皇帝是圣人,要扮演圣人。其权威之维持,在于皇帝在万民面前完美超凡的形象,他必须向外界释放自己君德充沛的形象,他凡是行事都要有大义名份去护航。皇帝下的万民生活亦同,他们慢慢沉迷于追求更高的道德姿态,将人的创造性缩至最少。朝政大事亦渐渐变成一个大臣们刷道德值的status game ,一个无助于实事推进的「阶级游戏」,而女真人当时讲的是兵农合一、弓马骑射,他们的status game 更多用战功来定。

因此以前西方的传教士入天朝传教、第一代热衷「中国热」的西人,总是惊叹于中国关于仁义道德、各种virtues 的讨论和学说,简直浩如烟海,他们和我们都产生了那里是「礼义之邦」的想法,但中国的德治也是实际的,是统治术的一部份,有着马基维利的气质,它追求事功而不是知行合一。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

Search
光传媒 Youtube
  • 光传媒顾问团 >>>
    鲍彤  蔡霞  陈光诚  陈奎德  程凯  慈诚嘉措  冯崇义  傅希秋  胡平  金钟  李进进   鲁难  罗胜春 茅于轼  潘永忠  宋永毅  苏晓康  王丹  王军涛  王志勇  席海明  张伯笠  张伟国(按姓氏笔画排列)
    光传媒专栏作家 >>>
    鲍彤 北明 蔡霞 蔡慎坤 程凯  陈奎德 陈光诚 陈建刚 茨仁卓嘎 丁一夫 傅希秋 冯崇义 高瑜 高胜寒 郭于华 古风 胡平 金钟 李江琳 林保华 潘永忠 苏晓康 宋永毅 田牧 王志勇 王安娜 严家其 郑义 张杰(按姓氏笔划排列)
    最新汇总 >>>
  • notfree
  • 新英雄传·1949年以来民主义士专辑>>>
  • WP Twitter Auto Publish Powered By : XYZScript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