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两用中”的周恩来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周恩来和文革初期的北京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密切关系。从不少记录来看，周恩来实际上非常信任西纠，甚至曾在出席公共场合的时候让西纠充当他的贴身卫队。除此之外，周恩来也曾经对西纠下达指令，让西纠帮助他“维护秩序”——我在之前曾经反复地强调过，西纠的这种“维护秩序”，绝不是制止当时北京城内发生的红卫兵屠杀学校师生和无辜市民的残忍暴行，而是要维护中共干部的统治体制以及中共高干们的特权。至于对毛时代的政治贱民，也就是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西纠可是在一直煽动、鼓吹进行政治迫害的。如曾担任西纠负责人的孔丹所说，当时周恩来把西纠“作为一个可资利用的力量是很明确的”。也就是说，西纠和周恩来的政治诉求有相当重合的地方。
那么，在文革初期的周恩来，究竟对于这样一场运动有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呢？知名文革历史专家高文谦在他的名著《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曾经用“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对周恩来的政治倾向进行了概括。所谓“执两用中”一词，来源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意思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然后采取中庸之道。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告倒台，周恩来取代刘少奇成为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物。对于周恩来在这一局势之下的心态，高文谦进行了相当生动的描绘，表示道：
“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 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保持晚节’的心态令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视这种混乱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为一旦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无法向毛交代。这种困处‘夹缝’中的境况，使周左右为难，欲言又止。不过，他毕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趋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面对这种情况的周恩来，作为一名政治老手，自然很容易采取一种“中庸之道”。高文谦在他的书中这样分析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 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以上两段引文，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章第一节）
二、周恩来与西纠重合的政治诉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会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了：那就是既不反对红卫兵运动，又把红卫兵对中共干部统治体系的冲击力降到最低。而力图维护干部特权，不把政治斗争的矛头向上对准中共高干，反而向下对准毛时代政治贱民的西纠，实际上就成为了周恩来用于“控制局面”的好帮手。
除此之外，西纠之所以会采取斗争矛头向下、保护中共老干部的政治策略，实际上也和这一团体的人员构成有关。不少文革研究文章都指出过，西纠实际上是一个由中共高干子弟控制的团体，也就是中共高干们的“自己人”。担任过西纠宣传部长的秦晓曾在一篇回忆文章当中说过：“‘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在上一讲当中，我们曾介绍过孔丹、陈小鲁、董良翮的家庭背景。他的母亲许明，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至于陈小鲁和董良翮，则分别是中共元老陈毅、董必武的孩子。秦晓本人也并非平民子弟，他的父亲秦力生曾经担任过中共西康省委书记，以及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可以说，西纠根本就是一个由中共权贵子弟，也就是“太子党”运作的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6年8月25日，也就是西纠宣告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文章。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曾参与过成立西纠的活动。而这篇文章，则被发表在了西纠指挥部办的刊物《红卫兵报》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毫不隐讳地讲出了之所以成立西纠的原因，说道：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以上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完全不加掩饰地展示了西纠乃至所有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的政治立场，那就是保住所谓“革命老前辈”的安全。当时，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事实上有不少红卫兵组织正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处在上位的中共高干们。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在之后也会进行详细的讲解。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西纠把威胁到所谓“革命老前辈”的红卫兵们说成是“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结合我之前所讲过的那些西纠的“通令”来看，这些中共“太子党”红卫兵们，是只许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当时的政治贱民们，绝不允许有人动“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可以说，红卫兵运动在刚开始大规模兴起的时候，它的内部就已经出现了政治观点的尖锐对立。事实上，这批中共“太子党”红卫兵由于掌握了红卫兵运动当中的先机，率先成立了种种红卫兵组织，也被称为“老红卫兵”。而在文革初期暂落下风的、将矛头对准中共高干的、平民色彩更浓的红卫兵组织，则被称为“新红卫兵”，他们在恐怖的红八月时期还发育得不是很完备。
三、毛泽东怎么看待老红卫兵？
在这里，我们就对周恩来与西纠乃至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点出了两者之间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这里，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毛泽东对于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究竟怎么看待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引用毛派人士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当中的说法。戚本禹说：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可以看出的是，在戚本禹的叙述当中，周恩来是支持对红卫兵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行为进行制止的。然而，只要我们再看一看此前提到过的“李文波事件”中周恩来的态度，就能看出戚本禹没有说实话。除此之外，戚本禹在这里还表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这种乱杀乱抄家的行为也是反对的态度。那么，真相果真是如此吗？
事实上，正如我在之后要讲的那样，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绝不是对老红卫兵的暴行不知情并坚决反对的。恰恰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对老红卫兵的暴行进行了鼓励和纵容。文革后的中共官史把老干部们说得纯洁无辜，当然是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毛派人士则是把毛泽东说得纯洁无辜，当然也是相当无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本星期的这一讲中，无法展开论证毛泽东与老红卫兵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将从下一讲开始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