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我受邀参加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办事处与光传媒联合举办的一个藏汉联谊晚会，我还发言讲了几句：眼下那个中原汉人政权，正在它的顶峰，到顶了，从此它会从顶峰跌落下去，而周遭，包括太平洋上的台湾，和从中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广袤的内亚（inner Asia ）这一大片地区，将出现无数的可能性，可以大展宏图… …；我没机会再多说几句的是，中国集权制度衰落下去，一定出现民间的无数机会和群众运动，但是也包括混乱，乱到下一个权威的出现，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权威。今早起来就看到这个视频，孩子们在高喊「造反有理」、「毛泽东万岁」……我则是酸甜苦辣，一瓶子打翻！唯有再说一句古斯塔夫·勒庞。 】

我读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茅塞顿开，欲借他的「群众心理学」解构文革，勒庞认为，人们为偶然事件或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会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他具体归纳了五点：群体不会深思熟虑，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总是走极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群体的道德，有一种净化的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把以上五点再浓缩一下，其实就是两点：低智商和受操控。

这种群体心理，在当代中国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即文革和八九，不是一脉相承吗？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记忆、研究等，都显示出一种所谓“灯下黑”的局限，或者还有某种身陷其中、不容易撤离出来作工具分析的特征；我们很容易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却无力解构“群众的文革”。其实，我们把“群体心理”这个课题放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下，不难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动的具体事例，去佐证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归纳出来的那些特征；或者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勒庞医生。

群体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大众」和「领袖」两个问题。勒庞这本书里，关于「领袖」的议论分析并不精彩，只是讲了一些常识，比如他说：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

勒庞这个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泽东，疯癫、无情。但是，毛泽东还是一个「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枭雄（「群众运动大师」），则越出了「勒庞话语」。

毛泽东有「造神」的自觉，特别擅长勾引追随者为他「造神」，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利用第二个「造神者」去摧毁第一个「造神者」；也因此，当第二个「造神者」坠毁温都尔汗之际，那把大火也顺便把毛泽东这座神像焚毁了。这些老生常谈，在今天也尚未进入中文话语。

因为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主牌，他并没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构，尤其他操弄大众至疯癫境地的这场文革，可谓他的登峰造极，对世界与中国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文革既是毛泽东的一个神话，也是解构他的一把钥匙，其中最有魅力的问题，是他操弄大众的伎俩，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有待分析。

我们都熟知韦伯对政治领袖的一个著名分析，即所谓「奇理斯玛型」领袖，也叫魅力型寡头——他从社会学角度做的这个解剖，确实比勒庞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来得深刻。勒庞也讲群体的幻觉和煽动家对群众的麻醉，但他只讲到领袖人物的所谓「名望」的魔力，就比韦伯的「魅力」浅了一个层次。韦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说魅力乃转瞬即逝，不能反复使用；而且大众有一种对魅力的渴望和上瘾，这恰是领袖的致命之处——他最终会为了维持魅力而毁掉自己。这个论述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几乎可以从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杰」，一直涵盖到近现代的枭雄，如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当然毛泽东也逃不过这个罩门。

在海外说文革并无禁忌，却已然成隔世之音了。早在二〇〇一年夏天，我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举行的「文化大革命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就讲过《文革已经被遗忘》：

文革已经被遗忘，特别是与年轻一代讲文革，对方几乎听不懂。

不是中国的读者目前很难理解文革历史，而是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但许多非犹太读者可以大量读到德国大屠杀文献，许多非法国读者都可以都到法国大革命文献，中国的经历还没有成为人类的普遍记忆，体遗忘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国际上对屠杀犹太人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那是反人类罪，但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一致的价值标准。

在中国国内，许多学者就对文革有不同看法，有人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至少在美国学界，直到今天，没有形成一致的价值判断，甚至有人仍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

所以，迄今为止，文化大革命不能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经验。

其实中国官方的作法也强化了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比如邓小平就认为，文革是他们失去政权的一次经历，所以在89年六四时，邓小平首先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出现了。的确，当时许多学生的作法，包括绝食，都是学习文革中的红卫兵。

至今，文革没有在人权、人道的意义上得以清算。

我们应该对文革进行理论探讨，但问题是文革已经被遗忘，描述文革已经成为困难的事。没有描述的时候，如何可以提到理论的高度？

最后一点，文革精神是否已经流传下来了吗？

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精神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存在了，89年六四这样的惨案发生后，没有中国人造反、反抗，13亿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谎言里——现在看来，我写此文时的估计太保守，习近平终于把大量失业的青年人逼上街头、逼向造反，造反会不会成功，则是另一个问题，有人顾不上了。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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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