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什么都要扎心。”
——爱心哥
北大马会，全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曾经因一份北大工人状况调查而知名（这份报告中披露了北大工人待遇恶劣、劳动法执行情况差等情况），然而又突然由于主要成员被逮捕、学会被“改组”而陨落。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为工人运动呼喊的学生组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这样打击，的确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事件。
当初在贴吧得知这样一个组织之后，我到网上尽可能收集了尚未被封杀的残存的信息，不知在哪里找到一份《文革史》。被我略为翻看之后就“收藏”起来了。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重新开始看。这本“毛左”撰写的煌煌大作，虽然在习惯了传统文革史解释的人看来，是荒唐的（这也是我之前没有看下去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认真地看完之后，我感到的是思想上的大地震。这样一本作品，竟然是一群学生写出来的，不是很让人惊讶吗？
这本大作，在国内大概所知甚少，在Matters上我也没有看到有人提及。所以，这里我便简单绍介一下这本大作。
（又及，以下为作者观点。我在看这本书之前不是“毛左”，对毛泽东时代也完全没有好感。之前也写过骂毛泽东时代的文章，即那篇“思想改造和自由意志”，但不知是否过于隐晦，使读者普遍没有理解其意。这段话只是想说明，我恰恰是带着对毛时代的极大厌恶来看这本书的，可以撇清“意识形态”上或是“屁股”上的瓜葛。）
一、历史
在本书开篇，作者便明确宣告：如果忽略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上不同有组织的公共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进行的博弈和较量，也就无所谓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关键的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现实社会的掌握和领导而展开的博弈。”私以为，很多官方马克思学家和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所知很浅的人们，总是喜欢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过于宽泛而空洞的词汇来进行所谓的“阶级分析”，这样的分析就如同用“男人”“女人”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历史一样无味。同时，作者也明确反对了那种认为“历史不过是某几个独裁者说了算”（哪怕是在“极权”国家）那种简单的思维。
随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情况。作者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已经在19世纪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世界体系，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要面临西方垄断资本和本国落后经济政治秩序的双重影响。这样，后发国家的社会矛盾便容易变得更加激化，尤其是在工业化起步的积累时期。所以，迫切工业化的愿望与脆弱的积累承受能力的巨大反差，使得这些国家要么：不得不完全或是部分地放弃独立工业化，并入发达国家世界体系；要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试图走困难重重的独立工业化之路。
但是，前种道路表面上可行，实际上也有一些弊端。首先是必须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次，小国中虽然有相当成功的范本，对于大国而言这样的道路可能就未必适用。它的严重危害是社会分化：沿海与内陆分化、城市与农村分化、城市内部贫富分化等等。而且，还可能带来城市化快于工业化导致的混乱、犯罪横行、财富集中等问题（如民国，今天的印度、拉美国家等）。
而第二条道路，最著名的就是苏联的范本。也就是，由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铲除封建制度，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对许多落后国家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
做完理论上的阐述之后，作者开始分析中国的情况。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础是小农经济。明清时代乡绅阶层掌握了农村的基层管理权。乡绅从农民获得的财富往往也用于农村本地建设，如水利和公共活动等。
但是国家体制面临两个隐患：一是官吏贪污成风，国家机器运转困难。二是中国人口爆炸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能力。结果，中国长期只能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维持农业生产。这就使得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薄弱，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可能发生大饥荒。这一点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商品输入和大量赔款而加剧了。英国工业革命时爱尔兰的惨象在中国重现。
而清末到民国的工业化，一直有轻工业发展快于重工业、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问题。而且发展水平也一直很差。作者认为，除了如此如此的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基层体制的崩溃。一方面，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佃农（P.S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老问题了），另一方面，集中了大量土地的大小地主对已经萧条的农村采取了不管不顾的态度。于是，农村资本无法转移到现代化之中，农村土豪劣绅横行又加剧了对脆弱农业经济破坏。工业越发展，农村越萧条，这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这样，建立新的农业秩序就成了解决问题的症结。黄仁宇曾评价说：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
二、党的分化，“反抗——镇压”循环
新中国建立后，领导权的问题凸显出来。虽然生产中实行了公有制，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仍然会导致新的不平等。大家还是要为利益而斗争。
作者提到了一个观点，即分裂来自于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分歧。我们知道，苏联传统的革命路线是发动城市暴动，其工业化方式也是从农村抽取资本注入城市，同时通过科层制的官僚体系进行管理。而在延安时期的管理中，则较为强调“群众路线”“扁平化”等。作者写道：“这种极力压缩官僚科层制的等级，竭力加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动的模式，就成为后来被西方学者称为「毛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雏形。”
之后，作者分析了共产党内部的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军事干部、政工干部和地下党。
军事干部主要出生于农村，打仗行但知识水平不够。由于种种原因，军队带有一定的个人依附性，这使得军事干部拥有很强大的实力，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外，这些人往往怀有“均贫富”的朴素理想，对建国后一些新特权现象也有不满。
政工干部主要来自城市，知识水平比较高，但是他们容易形成官僚作风：安于特权，忽视不平等现象，用行政命令“包办替代”群众的自发组织等等。
地下党由于本来就在城市坚持斗争，其意识形态接近于政工干部。
当然，也有政治委员这种横跨军队和官僚两个系统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往往有巨大的优势，如华国锋、邓小平这样的人。
在战时，“城市”和“农村”两个群体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在建设时期，政工干部的贡献显然是更大的，这使得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大。实力（军权）和权力的不平衡，导致了双方矛盾的激化。
作者写道，刘少奇最开始是搞城市工作和地下党工作的，后来短暂地成为了政工干部，并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为领袖人物。他通过在中共七大上热烈地赞扬毛泽东，使毛泽东成为“中共在解放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了“中共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苏区”和“白区”的分野，为后面的“高饶事件”埋下了伏笔。
作者认为，刘少奇作为中共的二号人物，由于没有战功、不擅长农村工作等政治劣势，在建国后，促成了政工干部和传统精英（原国民党公务员、知识分子、资本家）以及地下党三者的合流。
此外，作者还强调，由于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以整风的形式实现党和群众的互动，这样使得工农群众也有了自己的明确利益指向。在后来的社会运动中，群众自发和党的引导或异化成了重要的两股合力。群众自发的缺点在于难以控制和无政府倾向，党的引导的缺点在于包办替代，以及可能会将积累成本加在工农身上（新剥削）。比如，三反五反的问题在于群众缺乏引导使打击面过大，人民公社的问题主要在党的包办替代，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之后的中国政治坐标系划分为三部分：
1.党政文官系统
2.工农干部
3.工农群众
结束了阶层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考察一下具体的历史活动了。
首先，由于对苏联模式的崇拜，三大改造后基本确立了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所谓“无民主的公有制”。它的优势，这里不多赘述。但是它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官僚权力膨胀。产生了“谁战胜谁”的根本问题。
第二，农村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城乡差异扩大。大量农民奔向城市。
第三，权力缺乏监管导致官员的以权谋私和特权，以及八级工资制导致的工人内部的分化。一句话，不平等在扩大。
而对毛泽东而言，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违背他（以及许多工农干部和群众）的乌托邦理想的。但是，毛泽东在最初还不愿打碎这个体制，因为建设必然需要这些精英分子（官僚和专家）的协力。
从这个立场出发，“高饶事件”和“胡风事件”，以及后来庐山会议的灾难，便都可以解释了。
对于“高饶事件”，作者指出，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权力再分配。在195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分歧，高岗、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由于社会主义化的必要，官僚包办的力量加强了。但是，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低于毛泽东的预期，于是毛泽东倾向于让一度“靠边站”的军队干部平衡党政文官的力量。
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在地方行政的重新划分之中，在各地入京的干部中，拥有雄厚政治资本且得到了军队支持的“东北王”高岗就任与周恩来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此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而在后来，刘少奇提出的书记处名单中，任命的都是原来在中央的华北局干部，都身居要职。这引起了极大的不满。结果，高岗便开始和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人讲话，彭德怀林彪都默认了高岗的观点。这实际上是高岗为首的军队干部打算向党政文官发起总攻的信号。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此时毛泽东还不打算彻底打翻苏联模式，因而也就不会允许党政文官被彻底打倒。因此，高岗的冒进举动最终没有得到毛的支持，最后只能吞安眠药自杀。
同时，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认可了毛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来的一届人大上，原本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并入周恩来的国务院。结果是党政文官权力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胡风对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次进攻。文化上苏联模式的引进，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官僚化（P.S.什么中宣部啊，什么作协啊。文革那会状况糟的多呢）。胡风发起的批判，牵扯到整个文化制度，自然也被打倒下去。
作者指出，到了60年代，毛的独特看法和高岗、胡风是有相似之处的。换言之，这两次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内讧。它导致的后果是60年代时毛在党政文官中已经处于绝对少数，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笔杆子难当大任，体制外的力量（造反派）缺乏引导又容易失控。这是文革的巨大教训之一。
按照这个解释逻辑，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彭德怀的悲剧，就很好解释了。它们本质上是毛泽东在一次次试图发动力量打击党政文官的同时，反抗力量一次次被打压下去的过程。对此，作者将这种特殊政治循环称为“反抗——镇压”循环模式。
不过，在反右的最后毛泽东还是做出了一些反击。这就是新一轮的对“党内右倾分子”的清洗。与此同时，毛提出的激进的农业发展十二年规划被批准，这实际上意味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被放弃，大跃进的序幕拉开了。这是首次脱离斯大林模式的尝试。与此同时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说法被否定，中共再次提出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三、大跃进的悲剧
大跃进的发起，主要考虑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城市失业和半失业问题。第二个，如何加快“原始积累”的问题。第三个，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不产生新的“知识贵族”）的前提下，如何迅速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第一个还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老问题。原本的做法，只是越发严格限制地限制农民入城。但是，城市的失业人口仍在提高，农村的承受力也不足以容纳多余的人口了。因而，如果还是继续强调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无疑会使情况恶化。而毛泽东宣布的重大变革正是要将发展的重点从资金密集型项目转移到劳动密集型项目——也就是从重工业转向农业、轻工业以及中小工业等投资较少且需要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项目。毛泽东后来说：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苏联是通过剥削农民实现“原始积累”的。中国农村的状况很差，甚至比苏联还差，剥削农民就可能需要采用强制性手段。而毛泽东认为，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毛说：
“你对发展重工业到底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些，还是差一些？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些，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多些。”
但是，在不减少重工业投资的情况下（国家甚至制订了更加宏伟的重工业发展规划），怎样做到“两条腿走路”呢？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这点要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正确的思想指导来做到。
第三个问题。作者指出，大跃进许诺的巨大经济成就是以先进科技和普遍教育为前提的。但是，毛并不认为科学技术是政治中立的东西，它可能会产生新的知识特权阶层。而毛的解决方法出奇的简单：工人和农民将直接掌握科学技术。也就是所谓的“又红又专”。
理论上说，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是有道理的。但在实践上则出现了种种问题。
首先，新的政策是以放权为基础的。中央也确实下放了大量权力。但问题是，权力下放本来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却反而使得官员摆脱了束缚，可以随意打包票。也就是所谓的“浮夸风”。它实际上是干部为追求政绩不顾百姓死活的表现。这一点随着钢材短缺、毛泽东下令发动农村进行土法炼钢而严重恶化。强行摊派的指标压倒了本应由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的小工厂。结果是劳动力被过量占用，资源极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农村干部的包办替代而不是农民的自发组织。也就是一位学者所说的：“当中央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同时，各级干部却在农村中复制出它的微缩样本。”在这样的激进风潮中，人民公社也快速建立起来，平均主义盛行，也就是所谓的“共产风”。这些政策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造成这些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下放给群众的权力被基层干部截留了，这实际上说明了党的体制根本不能胜任这样的运动。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这封信的交流对象深入到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在信中毛泽东首次公开阐述了抵制党委、政府错误命令的合理性：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再然后，就是彭德怀事件，突如其来的“反右”，大饥荒。
（P.S.关于彭德怀事件，作者指出了许多证据证明大跃进和彭德怀事件是两件事：彭德怀事件是军队干部和党政文官间的一次斗争。
首先，在彭德怀之前有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进行对大跃进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是得到毛泽东的赞许的。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原意应该是看到彭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后来交由会议讨论，以消除分歧。最初将信公布时，毛泽东没有作任何评论也没有定性。
第二，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升级后，不同的人对批判的“热情”也是不同的。朱德等人当然是不情愿的。刘少奇和他手下的华东局干部则批评激烈，刘少奇本人还拍了桌子。大跃进结束后为“右倾分子”平反时，刘少奇说：“所有同志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专门讲到彭德怀的问题，没有提到“国际背景”“反三面红旗”“右倾”问题，只独独提到所谓“高饶反党集团”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要为彭辩护，而是恰恰说明了打倒彭的真正原因
第三，最后毛泽东只撤掉了彭军事方面的职务。说明进攻是向着军事方面的。
还有一个旁证，毛泽东后来在1966年谈到庐山会议时说：“邓小平从来都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此外作者还举了一些旁证，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四、最后一次党领导的社会改造
大跃进之后毛实际退居二线。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了改革工作，标志是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实际上是重新开始恢复苏联模式的标志。
主要内容有：基层权力被收回、党和国家干部等级制发展。通过户籍制度将2600万人遣返回农村（一部分人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返回城市，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复杂的工分制度。农民获得自留地，允许贸易。恢复了中央制定经济计划的方针。等等。
然而代价则是新的不平等。干部与平民分化、工人与农民内部分化、城乡分化，等等。
于是，毛泽东在1962年下半年发动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打击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是毛最后一次试图通过现有的党和国家体制来实现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理想。在这次运动中，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建议开展延安整风模式的教育运动。
1963年5月中央制定了所谓的《前十条》。提出开展“四清运动”，方法是通过“贫下中农组织”来“发动群众”。同时为了克服群众和干部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况，进行思想再教育活动，重点是进行“自我教育”。
然而，党内很快出台了两个补充文件。即邓小平的《后十条》和刘少奇的《修正草案》。这两个文件的实际作用是将运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方法则是派出“工作组”。后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又制订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而实际情况是，工作组进驻农村后普遍出现了大批农村干部被清洗，体罚、武斗和自杀等。工作组把运动完全神秘化，逼供行为比比皆是。
结果是，毛开始反对“秘密扎根串联”“大兵团战术”“人海战术”，并在《二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建立农民组织，“由群众来判断和决定”运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于此同时林彪在军队掀起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运动，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宣传。文艺批判活动也愈演愈烈，文艺激进思潮开始浮现。
五、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
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是因为现有的国家机器和一系列制度是为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服务的，无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如果仅仅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如“党”）上升为统治阶级，而社会组织结构和国家机器未发生质的变化，这一部分人就可能逐步地把生产资料占为己有，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要大大削弱国家剥削和镇压的功能，也就是削弱官吏和常备军的权力，也即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已经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得不消亡的国家。”“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在落后国家的革命，“社会主义”是被迫要“客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之后才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P.S.所谓的“创造前提”云云）。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理论，实际上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逐步战胜资本主义”。而在这些国家中，必须是社会主义领导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强，国家机器的权力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社会主义”就成了少数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
所以，“专政”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按照一般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它指的是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短期的，乃至瞬间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公有制一旦建立，生产力持续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是问题是，那还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我们难道不是只要镇压了资本家，就不必再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可以安安心心地等着进入共产主义了吗？
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在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完全破除，几乎一定会产生新的剥削者和剥削阶级。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最有可能变为“新阶级”的是谁呢？自然是现有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在列宁主义下也就是党自身。
由于人民素质低和生产力水平低，我们不得不将公有的生产资料委托给一部分社会精英进行管理。于此同时，全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也由于上述的原因无法实现。而这一小部分社会精英由于具有组织和信息的优势，使他们非常容易联合起来维护这个小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将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成党或领袖的专政，之后再偷换成官僚与新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反倒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恰恰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同义词。
作者认为，毛泽东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事实上，早就有一大群的人看到了这点，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杰拉斯的《新阶级》都在60年代译成中文“内部发行”。但是这个事实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个思想是由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来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些人不是在私有财产而是在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中享有既得利益。于是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后，他提出了“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的观点。不断强调要让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生活，“总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反对那些占据左翼意识形态又“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的人。并且，他还开始把巴黎公社看作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标杆。1966年3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95周年的文章，写道：
“怎样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生蜕化变质？巴黎公社……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务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人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以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和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讨论国家大事……”
毛泽东最后相信，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能真正培养起群众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才能“自上而下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运动的重点不是别的，就是要整“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在给林彪和江青的信中，毛泽东阐述了关于文革的总观点。
不过，作者指出，毛泽东最后还是从“党内新阶级”的观点上退却了。他不能全盘地否定自己的革命，因此宁愿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可以改造好的。最终，毛泽东选择了以个人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社会地位来划分阶级的结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无助于解决包办替代，反而弊大于利。此外，毛泽东始终没有摆脱苏联马列主义话语的约束，而是借用了传统话语（如“资产阶级在党内”）来表达自己的“异端”观点，这些暧昧的话语使文革中各方势力都能在“忠于毛主席”的旗帜下，给自己的敌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进行残酷迫害。
（P.S.在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话，比如这段：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因为左派和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六、文革•第一章：“工作组专政”和“干部子女专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姚文元写了什么呢？他写道：
“在这个戏里，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海青天」……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作者指出，这篇文章相当极端偏颇，而且仍然存在着混淆个人思想与阶级意识的问题。“文革”使这一现象更加严重。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文化激进派的宣战书，一场文艺批判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
这一类文化批判运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很快制订了所谓的《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运动的纲领。彭真等人希望把运动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批判运动。
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情况没那么简单，批判的对象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具体观点，而是彻底否定了整个17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及其方向。1966年江青发表了《纪要》一文，提出了著名的“黑线专政论”，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1966年初，斗争主要在中央展开。问题是要不要扩大运动的态势，把文艺批判活动变为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批人被打倒，中宣部换血，彭真倒台使原北京市委宣告解体。
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本由彭真领导的“文革领导小组”，建立崭新的中央文革。毛泽东在《通知》结尾加上了一段话：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任这些人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5月25日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那“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又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学生开始积极批判学校党委，有的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
党委的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抛”的战术，也就是找替罪羊。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在中央和地方被抛出的老师和干部很多，在中央被刘少奇和邓小平抛出的就有周扬、林默涵、夏衍等等。这说明了党政官僚系统对转移社会矛盾的驾轻就熟，也加剧了对文革认识的混乱。
同时，按惯例派出了工作组。刘少奇制订了“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在校内开”“不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毛泽东最初对工作组不大赞成，但是刘邓和陶铸专程前往杭州汇报后同意了。其结果是发生了一系列学生反抗和工作组镇压的事件，造成了后来所说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五十天专政”。
作者指出，后来在关于文革的史料中，要么是对此只字不提（官方的“宜粗不宜细”），要么是站在“文革是错误的”的既定立场上，虽然肯定了存在“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分野，却将问题全部归结到“理解不同”上，而没有分析其中的实质。
首先，工作组的工作，是要确立党的领导，由上级领导来确定谁是左、中、右。工作组到来后，把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搬到了学校，同时组织了一批干部子女协助运动。很快，被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工作组和干部子女的残酷打击。文革中各派都对知识分子犯下过暴行，但是最先把意识形态批判上升为暴力行为的正是这些工作组和干部子女。
比如，在刘少奇次女刘平平所在的北师大第一附中，派驻的工作组通过刘平平等人与刘少奇保持着直接联系。工作组将该校90%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或围攻，甚至发生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邓小平就曾指示把北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搞成“典型”。
有学生开始反对工作组，贴大字报。刘少奇说：“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平平在日记中写道：“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与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相符。”后来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16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
残酷的镇压自然激起了激烈的反抗。各校都发生了反对工作组的事件，其结果是1957的反右在校内重演。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了那封给江青的信。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里面记录了毛游长江时说的话：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深、又宽，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并不可怕。”
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指责说：“回到北京后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7月21日毛泽东又严厉批评工作组，说：“我们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
之后，毛立刻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联系。这时这些经历了50天惊心动魄生活的青年们还不认定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造反有理”吗？个人崇拜由此开始。与此同时，高层文革派和基层造反派的联盟开始成型。
随着争论白热化，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主要是平民子女，保守派则主要是干部子女。当然在目前，造反派还没能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结构也比较混乱。这使得保守派反而占据了多数，再加上先天组织结构的优势，使他们能在工作组撤出后继续掌握主动权。
7月29日，在工作组撤出学校的同一天，北航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出身论”的登场，同反右后对“成分”的强调一样，是在自己的特权地位遭到质疑后的严重反弹。它标志着干部子女们为了维护自己（和父母）的特权地位发起的总反攻开始了。
这封对联当然引起了中央文革的关注。8月2日凌晨陈伯达说，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但是也当然没什么用。
8月2日下午，他们开始酝酿成立“贫协”，将人群划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中核心自然是“革二代”，工农群众实际上是靠边站的。而“黑五类”一直延伸到“黑八类”也还没有运动重点的“走资派”，保守派的立场可见一斑。
8月4日，江青在北大反对成立“贫协”，认为这是搞分裂，说“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同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讲话，更加激烈地批判50天专政，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就爆发出来。”当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空白上写下来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靠边站”。
8月5日，周恩来亲自为蒯大富平反，并说：“「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后来江青也再次讲话反对“血统论”，仍然阻止不了血统论的狂飙。8月12日中央文革到各高校张贴江青讲话。但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强撕大字报的事件。8月18日毛泽东接见100万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开始（P.S.作者指出，中央的指示文件中的“破四旧”一直是指意识形态上的，而一些大型的社会破坏活动要归结到保守派身上，实际上部分是为了转移矛盾，这里不赘述了）。
在这段时期内，保守派基本掌握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干部子女们一个个都是红卫兵或文革筹委会的头头。包括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林，儿子邓朴方，贺龙的儿子贺捷生、贺迎明，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陈毅的儿子陈晓鲁等等等等。他们所在的学校基本都是迫害和酷刑的重灾区。就连极力为保守派辩护的《大动乱的年代》也不得不承认，“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与少数派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是有区别的”。在革命干部被禁止插手文革之后，他们通过子女在初期间接地控制了文革。同时，尚未被打倒领导干部也往往拉偏架，甚至有公安部直接参与屠杀“四类分子”、省委参与破坏文物古迹的情况。
作者在这里还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从对联谈起》的作者、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大讲血统论，其名言有“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我反正权力在手，我就敢骂人。”这些讲话很快风靡北京，传遍全国。
比如，邓朴方在北大公开喊出“高干子弟就是要掌权”的口号。
比如，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的大字报中，列举了造反派冲击老干部，“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的“罪行”。这些“疯狂的阶级报复”是：“将勤务人员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拦住革命干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挂号排队……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这完全是放屁！”
而在造反派揭发的“8•26事件”中写道：
“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雷管炸，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有的同学衣服被炸成碎片，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炸失明，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烂血流如注……他们打过人之后，还不准带着血出去，全部得洗去。后来，盆盆的清水都变成了发黑的血水……”
看来，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恐慌，加上“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的确很大地刺激了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观能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面反复强调打击的重点是走资派，一面决定让红卫兵自由流动。大批造反派在周恩来的号令下涌入北京。
到了9月份，运动的主动权已经开始向造反派手中转移。但是保守派仍在做最后的挣扎。比如“西纠”搞出来的“白公馆”“渣滓洞”北京六中劳改所（由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领导），达到了残酷镇压的高峰（P.S.墙上以鲜血和红漆写有“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这个地方在11月19日陈伯达亲自到现场过问后才解散。
到了11月，大范围的揪斗开始。随着大批干部被打倒，干部子女们彻底失去了特权地位，做了最后的疯狂的挣扎。“联动”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当然是无力回天的。1967年4月放出“联动”分子后，他们还举行了最后一次游行（尽管中央文革亲自进行了教育），高呼“油煎江青”“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尸体堆成山，黑血流成河！”之类的口号。之后干部子女们大多数成了大院里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有的埋头研究做逍遥派，有的继续恐怖活动，建立极端组织。毛泽东后来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直到1968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此类行为才宣告平息。
当然，在后来官方“宜粗不宜细”的叙事中，往往是只提受害者，不提施害者，将一些问题以“春秋笔法”一笔带过，一篇控诉“文革大动乱”的文章便写成了。更别提，保守派们后来在改革开放中飞黄腾达的不在少数，如上文提到的谭力夫后来就官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此中奥秘，自然是“不足为外人道”了。
七、文革•第二章：工人、夺权！
1966年底，造反派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个时期也是造反派思想上突飞猛进的时候，这些经历了恐怖的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干部子女能在文革初期干出这样的暴行？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必然是现有的体制给了他们极大的好处和特权，才使得他们如此疯狂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们的批判开始从个人扩大到整个现实经济政治体制。
不过，使运动更加激进化的，还是工人这一有现实社会利益的阶层的参与。在运动初期工人是禁止参与运动的。对于是否要让工人参与运动的问题上党内高层是有分歧的。比如周恩来在后几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反复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然而，工人最后还是参与到运动中来了，同时宣布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在上海，“工总司”彻底打败“赤卫队”，成为文革武斗的开端。1月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很快王洪文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即著名的“一月风暴”。毛泽东对此也表示支持。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它宣称公社的领导人员将“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造反派的力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说明：本文将分两部分发出来。这一部分讲的是本书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内容，其参考资料放到评论区。）
八、文革·第三章：毛泽东的退却
在造反派看来，上海人民公社是《十六条》的实践。但是，几十天后，毛泽东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毛泽东提出了一些理由，最关键的可能是这条：“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
似乎毛在面临国体变更的大问题上，还是感到了犹豫。他似乎更青睐黑龙江的做法：“三结合”的革委会。所谓“三结合”，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军队“三支两军”。
“三结合”的原意，是要调和此时势同水火的各阶层利益。然而，各方都有很好的理由拒绝妥协。对造反派而言，“三结合”等于将他们已经打倒了的官僚阶级扶了起来，而且也没有实现他们关于“巴黎公社”的革命理想；对官僚们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他们也无法忍受群众组织掌握大权。说到底，革委会并不是社会上各阶层自发妥协的结果，而始终带有来自上层的“被团结”的色彩，因此它的崩溃也几乎是必然的。
同时，造反派虽然表面上强大，却有总总难以克服的缺陷，缺乏实现政治理想所需的斗争能力。首先，组织能力上就是不够格的。其次，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作为庞大群众联合起来的大杂烩，其利益诉求千差万别。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很多人，可能是有理想和热情去实现那个“巴黎公社”的伟大理想的。但是对很多群众来说，他们可能只是为了表达在50天专政和红八月中遭受的屈辱。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阶级意识教育，加上贸然的“夺权”，为后来的派性埋下了伏笔。
此外，造反派的思想也在持续激进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批判“三工”（外包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三工”是当时地位和待遇最低下的工人，对于那些在八级工资制中有较高工资的工人而言，这样的批判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结果，革命思想的激进化，就使得造反派中又分裂出了温和派，甚至是保守派趁机复辟。正如后来文革异端派所说：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九、文革·第四章：人民解放军在文革
作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机构，革委会能在1967年初被广泛接受的原因，自然是军队的支持。
在1966年，军队最大的作用就是“不作用”。而到了1967年，军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对于军队而言，毛泽东最初要发动文革打倒党政官僚，军队还是支持的。其中最支持的是林彪，他当年就支持过高岗，可以说代表“红区党”较激进的一派。军队中至少是主流派系的支持，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决条件。
但是军队到底不同于工农群众。他们说到底也属于“体制内”，他们的种种特权以及“资产阶级法权”也是造反派要批判的。因此，当党政文官被打倒，造反派不断激进化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夺取权力，而阻止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
在运动初期，军队被命令绝不允许镇压学生运动，被打了也“不准还手”。
然而到了1967年，军队能够通过进入革委会来分享权力，他们对此是很满意的。一方面它保留了原有的官僚架构，同时由于党政文官权力被限制，军队就有了一个很方便的扩展权力的平台。我们看到，党政文官后来也是在1972年“三支两军”结束后才开始扩展权力的。
1966年底，一些军队已经开始私自介入文化大革命。同时，造反派中各派别的分裂、当权派掌握国家机器带来的优势，加上社会混乱导致工农业有瘫痪的可能，也使得毛泽东下了命令军队介入的决心。1月，随着“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和《军委八条》的下达，解放军开始介入文革。这给文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尽管最初中央只是要求军队对某些“要害”部分进行军管，随着局势越发混乱，军队乘机介入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其次，对军队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分“左派”和“右派”。然而，由于军队本身所处的立场，他们往往采取保守派的立场进行干预，甚至故意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给造反派制造内部分裂，再镇压更激进的那一派。
结果，在2月份军队与造反派的矛盾便开始浮出水面。 全国仅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 5 个省市的驻军拥护造反派。这种矛盾在高层的体现就是“二月逆流”。谭震林甚至提出了“人生三不该”，说自己不该参加共产党，不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后来毛泽东在电话中大骂谭震林，并且又严厉批评老干部。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进行批评。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二月逆流”实际上是军队保守派要跟毛泽东决裂的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对此事态度暧昧，在林彪倒台后更是将所有责任推到死人头上，为老帅们平反。与此相应的是，在基层，军队和造反派的摩擦只能由他们“自行解决”。其中最残酷的就是青海的“二·二三”事件。（P.S.此事见于《炎黄春秋》，并非“毛左”颠倒黑白。参见http://www.yhcqw.com/33/6320.html，这里不赘述）
从三月底开始，中央开始处理军队立场问题，如后来发至全国的《安徽五条》中言明“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须经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等等。后来更由中央军委发表了更严格的《军委十条》，才勉强控制住局面，但是明的不行来暗的，军队不能直接干预就支持武装民兵，于是武斗又立刻升级。
本来，军队稳定一直是中央高层坚持的底线。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层实际上有意支持了对军中造反派的压制。但是这一局面随着“7•20事件”发生改变。此事起源于武汉造反派的分裂，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对造反派极力进行镇压。声势浩大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狮”也配合了军队的行动。随着局势逐渐混乱，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亲赴武汉。毛泽东在此期间曾经讲：“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还没有得到利益，军队就抢。”最初指示下达后事情似乎已经了结了，周恩来也回了北京。然而很快有人开始造谣煽动军官们，军队也开始“造反”。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甚至有人传言“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来武汉“游泳”的事只有军区知道）。军区支左办公室的门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不是好使唤的。”道出了事件的实质。后来毛泽东还是先撤离了武汉。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军内一小撮”的说法。8月7日谢富治又提出“砸烂公检法”（公检法中“红二代”比例较高，而且负镇压职能，比一般的官僚机构更加保守）。8月9日林彪也出来指责军队镇压民众，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在此之前的7月22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8月4日在林彪主持的常务扩大会上，江青拿出一封毛泽东的信传阅。因为之前林彪曾写信说当前最严重的是夺枪的问题，并起草了一个禁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却回信说“75%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于是后来8月9日林彪便在接见武汉军区新任领导时说要“武装左派”“发枪给左派群众”了。
“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使不少人受到批判。已经基本退出政坛的朱德一度也受到批判，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表示愿意与朱德陪斗才停止。结果已倒台的“死老虎”彭德怀就成了发泄的对象，受到了残酷批斗。刘少奇也成了造反派对现实体制不满的宣泄口（作者提到，联想到现在网上那些要对某人“鞭尸”的言论，这种愤怒也就好理解了）。
与此同时，发枪的结果是全国范围的残酷武斗。尽管解放军开始允许造反派“搜集”旧武器，但并不能阻止一些解放军将更新的武器发给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大打出手，重庆的内讧式武斗甚至到了动用坦克和炮艇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造反派最具轰动性的造反活动，是在陈毅控制的外交部。造反派们在外交部要求港英政府无罪释放记者的“最后通碟”到期后，群情激愤，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之前还有一系列冲击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后来周恩来在讲话中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无政府主义”，表示“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后来毛泽东也表示支持。
9月5日，江青正式否定了“揪军内走资派”，对“文攻武卫”加以限制。再后来，涉及外交部事件的文革“三把尖刀”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文革的激进化诉求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群众的大分裂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它的政治诉求已经超出了生产力可以容纳的范围，越来越偏向社会底层了。《中国向何处去》可谓是文革激进化诉求的一个代表，也可以说是它理论的最高峰，它提出“红色资本家”的理论，要求发动农民革命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可是，毛泽东和大部分群众已经对文革感到厌倦了。
10月4日，中央要求学校复课。6日，《人民日报》开始重提1966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7日毛泽东开始讲“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体制变革的目标，重新回到了“整风”的层面上。最后，随着毛泽东的批示，大量造反派被吸纳进党内。这种把体制外的革命因素一股脑吸纳进体制内的做法当然是不可能使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的。
很快，伴随着军队开始恢复秩序，中国进入了军管时期。
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军队在查禁大量民间小册子的同时，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民间自发的崇拜运动变为了强制。
（P.S.顺带提一下，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发生在一个“百万雄狮”的头头和一个造反派头头多年后的重见。这位“百万雄狮”的头头最后说：“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不参加「百万雄狮」。现在看来，当年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十、文革•第五章：收拾残局
运动结束后，照惯例是大规模的清洗活动。军队已经坐上了高位，如果毛泽东对此无动于衷，其结果就是军队权力的永久化。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开始浮现。
有美国学者说，林彪是个机会主义者，只要有利于他权力的方针他都支持。这点大致上或许是对的。
实际上，文革中林彪地位一直是很微妙的。军队中山头林立的情况也使他没有能力再取得更高的地位。1971年的流产政变（这锅可能要甩到林彪的好儿子头上），使林彪只能仓皇出逃。这之后，党组织在“批林批孔”中迅速重建，军队被赶回军营。造反派也理所当然地被老油条们逼得节节败退，只能在江青还控制着的文化领域做一些垂死挣扎。实际上，文革派此时的地位和政治生命，从根本上只是依赖于日渐虚弱的毛泽东而已。
对此时的毛泽东而言，已经对文革派不抱什么希望了。随着邓小平镇压残存的造反派、以铁腕建立严格劳动纪律、释放被关押的干部等一系列行动，复出之前“永不翻案”的赌咒只有傻子才会信了。毛泽东最后的希望只是，不要彻底否定掉文革而已。对此邓小平当然不可能接受，因为他早就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获得了官僚集团、乃至社会上大多数的拥护。他最需要的是通过打倒文革获得党政官僚的一致拥护，而了解到这一点的毛泽东决心发起“打击右倾翻案风”——它在社会上只收获了冷冷清清的回响。
毛最后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虽然华国锋也对文革派并不感冒，但还是认同了不否定文革的底线。当然，华国锋不是领袖的材料，对毛泽东的拥护也成了一个政治包袱。十三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十一、未来（节选）
（注：这里我就不多班门弄斧了，还是让作者自己来总结吧。）
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之前，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文革一共进行了多少年？
我相信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都是“10 年”。我在前面所讲的“文革”为了理解方便也都指十年文革。对于文革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解决关于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点，也是评价文革中最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这也就是“文革十年说”和“文革三年说”的论争。
如果从形势的分析上来讲，1968 年夏季自发的群众运动就已经受到压抑，到 1969 年大规模的运动已经结束，社会已经基本恢复秩序，中共九大上军队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它最多到 1969 年已经终止。因此，当时的西方学者都普遍认为文革到 1969 年就已经结束。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描绘了当中国宣布文革为期 10 年时西方人的吃惊：西方人并不能一下子接受“文革十年说”（许多人至今不接受），他们宁愿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的一个策略而已。
如果说“文革十年说”是华国锋或邓小平的一个策略的话，那么这个策略毫无疑问会导致文革解释上和理解上的严重偏差。不过“文革十年说”并不是完全不是没有自己的理由的。理由之一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没有垮台，当然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是毛泽东还没有去世。可是政治运动都是以它的操纵者倒台而告终的吗？它还有一些解释，比如它认为，在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继续推行了一些在文革中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在大跃进中就已经实行了的政策（如半工半读、经济放权和农村工厂）。而大部分政策被彻底废止是在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和文革派垮台后。
而“文革三年说”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这段时期内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式。即所谓以“四大”为标志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相比之下，它的后继运动和事件，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经济整顿、教育整顿，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论是由文革派还是党政官僚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形“左”实右、“运动群众”的形式；而毛泽东所号召的作为“造反有理”的新提法“反潮流”，则没有能够促进形成类似文革中的群众自发性造反运动。
“文革十年说”带来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定性不明。因为它说文革是一场“内乱”，可是“内乱”是评价，并不是定义。如果说文革是场政治运动，那肯定说不通，因为在 1969 年后发生的政治运动都相当程度上独立于 1969年结束的那场运动之外。而且，除了文艺批判运动外，没有一个运动能够把整个 10 年衔接起来。而仅仅靠一个文艺批判运动来衔接这 10 年又实在太片面。因此，在“文革十年说”的语境中，文革绝对不是一场政治运动。
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在“文革十年说”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时期，也就是一个固定的社会模型。所谓“文革时期”这个提法中的“文革”毫无疑问是在指那 10 年。这样也就可以解释的通了。“文革十年说”实质上是把文革当作一种与现存的社会截然不同的一种制度，一种“荒唐的”，非理性的现象，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模型。它始终在越来越典型化、概念化、空洞化、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文化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游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而一些史书以专题的形式而不是以时间顺序来讲述文革历史就更强化了这一点。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杨克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都是如此。从这个模型中人们可以提取出任何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靠无数的“现象”拼接在一起的。对这个“现象”的拼接体当然可以从中提取出任何一小块做出解释，为他们想要主张的东西找出任何反面教材。也就是所谓“文革是个垃圾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们可以说“文革就是文革史”，文革无论是 3 年也好，10 年也罢，它都是一个持续变动的社会，一段极度震荡的历史。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念或许是一套模型或制度，但文革本身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或模型。正是由于它始终处在变动之中，每一个事件之间都会有特殊的联系。而“文革十年说”将文革看作是一个时期，一个固定的制度和模型，实际上是打破了事件之间的联系。
“文革十年说”导致将文革的终结点称为“结束”而不是“失败”，将文革看作僵化的模型而不是震荡与斗争的历史。这使人们更不可能真正总结文革的教训。就教训来说，由于造反派持续激进化，急躁冒进，在阶级力量不足的时候贸然夺权，这种全民动员的革命偏离了建立阶级组织和灌输阶级意识这两个最关键的目标。结果松散的组织和阶级意识的缺乏使得造反派无法完成激进的革命目标。由于紧密的阶级组织始终未能建立，群众组织陷入不断地分裂和直接民主之中；而过于激进，不求团结的目标也引起了保守力量的联合和强烈反抗，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文革陷入了持久战甚至是“全面内战”。这给经济建设和大多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超出了这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广度与强度，最终失败。而在失败后，它又使人民对公共生活感到极端失望，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后果。（P.S.上述问题在六四中也有所体现，可见人们在“疯”了许多年后，并没有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这一些造反派后来反思说造反派的组织力量最多只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中共的水平：目标不明，不讲策略，各自为战。这无疑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当然造反派内讧除了造反派自身外，毛泽东、保守派、尤其是军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确实有自己的独立性，至少大多数人拥有有限的，但却是空前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为一下子就可以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的”民主自由是书呆子的想法。如果说文革最大的局限是它是由最高统治者领导的革命，那么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这一秩序下“革命”原本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文革创造了一个突破口，但却由于种种局限没能好好利用。对于这一教训，后人却又选择了“彻底否定”，一切推倒重来，消灭了吸取其政治遗产中的积极因素的可能。在今天我们首先要明确的还是“失败”这一点，以及“失败”导致的“断裂”所带来的后果。
所谓“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从书本上看来的，理论上的民主，要去实现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如果你把打开了突破口的文革去和书本上看来的定义，概念去比较，文革当然是不民主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种一开始就幻想着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民主的观点是很可笑的。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劣迹斑斑，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某些人整天幻想着完美的“真正民主”，完全不考虑社会实践的作用与民主的渐进性。当曾经激烈批判乌托邦主义的人如果只有书本上那个完美的民主模型才叫“真正的民主”，那就是又将民主和启蒙当作一种固定僵化的乌托邦，那无形之中也就成了现有体制的卫道士。
文革没有表达人们的真实想法？我前面引用的很多大字报应该可以回答这一点。当然这种真实想法的表达是存在局限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意义。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所谓“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文革在三年中始终处于不同阶层的激烈斗争之中，尤其是当斗争逐渐失控的情况下（因为所有阶层都卷入了，自然也没有谁来“控”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一些人为了斗争的胜利就会不择手段。“血统论”、“红色恐怖”、“上纲上线”、对《公安六条》中“现行反革命”罪的滥用等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是先有了不同阶层之间激烈的利益斗争，才有了所谓写错字，喊错口号就被镇压的“现行反革命”，而不是先有了“现行反革命”，才有了斗争。比如在二月逆流中军队镇压或分裂造反派为了显得“有理有据”就搞了不少造反派的“现行反革命”的“黑材料”，可是后来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重新取得优势的时候，这些“黑材料”又什么也不是了。我们要吸取的最大的教训是不要随意扩大斗争的强度，缩小斗争的社会成本，不至于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但是首先还是要明白斗争的客观存在。把文革理解成了一派疯狂镇压迫害另一派的历史，而不是两派激烈斗争的历史，这是主流文革史观的责任。
“文革十年说”既然把文革当作一个僵死的模型来看待，那么接下来还会产生一个观点：那就是只要给文革说好话（比如本书）就是要“回到文革时代去”。可是，承认文革或者毛泽东时代有积极意义和要“回到那个时代”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按照这个逻辑，那崇拜中国古代皇帝的人要泪流满面了，因为等待他们的都是一顶“想回到封建专制社会去”的大帽子。我不想回到古代去，可是这不妨碍我赞扬中国古代的成就。可是现实中，为什么唯独毛泽东的拥趸们会被扣帽子，会被认为是要“回到过去”呢？
只要谈到文革的一些积极意义那就是连带上了那个时代的一切，这种简单化的叙事产生出“搞文革那一套”这样的话语。但作为一个无比复杂的历史事件，文革从来就不只“一套”，“搞文革那一套”的话语本身就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只允许有一种解释范式的僵死的模型，实际上就是以“揭示真相”的名义掩盖、遮蔽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些人嘲笑毛泽东时代的搞的“忆苦思甜”活动，可是如今某些人的“忆苦思甜”不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吗？其原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的结果就是，很多人说起文革，只能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荒唐”“疯狂”。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之所以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而对这个“黑洞”的任何质疑，得到的回应恰恰是“文革式”的派别划线，随意扣帽子，观点被极端简单化，然后“不屑一顾”地驳斥之。无论那个僵死的模型是“地狱”还是“天堂”，它都会使人们先入为主从而轻率地否定对方，最终谁也无法获得经验教训。“文革”是上 10 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 10 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事件更难以理解——从根本上说, “文革”就是由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
今天，“文革”已经结束 30 多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的中国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它的不可更换的母胎。
文革就是文革史，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段历史，它不是一个“时期”，它更不是一个僵化的模型和一套固定不变的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在畅想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们无法在两个体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假设史学，“假设有民主法治，什么什么错误就可以避免”之类的想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要面对现实，还是要看实践。这些都要靠社会上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此的改变去实现，至少要靠不同利益指向的群体互相的制衡去实现。仅仅希望既得利益集团发发善心推动改革，那就和一百多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在于，30 年改革开放过于依赖体制内推动，当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强大，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时，寻求和组织体制外力量对改革进行推动就是必然之势。体制内的改革和体制外的压力必须实现互动，把单一动力的“单腿走路”的改革变为“两条腿走路”的改革。如果我们把文革之类的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也许会为我们建立起“改革”这座桥梁提供启发。而 80 年代以来对文革惨痛的教训却被做出了简单化的总结，即任何群众，或体制外力量的直接参与和监督都可能导致“动乱”或“民粹主义”。而唯一合法的监督，只能是由通过媒体和法律面目出现的党政官僚来执行。这样的结论不是回答了文革提出的问题，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时所面临的问题而已。
我们期盼对毛泽东晚年这段特殊的历史能够有更深入地和更具备理论性质的研究，为今天我们对当今现实的认知和把握提供更好的借鉴。至少，我们不希望它仅仅像一面涂鸦墙一样被肆意涂抹，以讹传讹，捏造歪曲。今天研究文革史，我仅仅是提出 3 条建议：
首先，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总的爆发，这是文革研究的底线。第二，文革暴露了中国内部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其中多数至今没有解决，有些甚至更加激化。这是研究文革的现实意义。第三，研究体制外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对今日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意义，同时对避免文革中的局限和失误有所帮助。
有美国学者说，“如果说毛泽东没有找到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承诺的道路的话，那么邓小平干脆放弃了这两大承诺。”当然话也不是那么绝对，应当承认邓小平的努力为中国实现这两个承诺创造了基础条件。但也只是条件而已。至于如何实现，或许，我们还是会在毛泽东那里，会在文革那里，至少是从文革的“某一套”里，得到一定的启发的。
谁都不会否认文革中产生的巨大问题和失误，但是，我们拒绝的是强迫的遗忘，而是进 行反思，实现超越。引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他确实把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这一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中。中国人民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文化革命的模式或许不可重复，文化革命的行为方式或许应该讨论，但文化革命的原则和精神却一定不会磨灭。
鲁迅曾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我们面临与 30 多年前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一代人相似的困惑与疑问时，这句话必将萦绕在每一个思考过“中国向何处去？”的人的心头。
（本文完）
另附：
作者后记
记得大一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很想体验一下北大的社团活动，但是又实在没有中意的社团，于是便报了马克思主义学会。原本是想去里面混混的，后来却成了我的大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参加活动，印象至今仍很深刻。当时第一次活动的题目就是国史（1949——1978）。这个内容有多争议和多敏感就不必多说了。当时我们都对那位主讲人所讲的与传统观点偏差相当大的内容，尤其是对文革史部分感到震惊。而我刚好对这段历史相当感兴趣，和那位主讲人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我当时听得有点蒙，感觉自己的思路在连续的冲击下已经混乱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不在象牙塔里，也不在什么“机密”档案里，而在民间。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就开始接触一些有关文革的书。我觉得国内学者的书受意识形态影响太重，只能做参考。不过像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还是有一定的思考，其资料还是很丰富，很严谨的。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了一套《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丛书。后来又看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外学者的观点自然是很新颖，但把我的思路搞得也很混乱。后来我开始上左派网站。网上多数左派的观点我都很反感(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甚至是对文革的理想化），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资料收集和考证方面确实是下了大工夫。那些天天在网上和专家媒 体围绕前 30 年历史的进行辩论的人确实搜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最有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是 1966——1968 年红卫兵自主编的毛选，收集了大量官方未公开的讲话和手稿。有武汉的同志把它扫描成电子版发到了网上。下载下来以后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基本做了一个了解。经过又一个学期的当作业余爱好的整理和研究，算是有了初步的成果。不过感觉收获最大的还是那句“文革的真相在民间”的应验了。
大二第一学期，我终于重返学会。第一次学习还是讲文革史，请来的是一个老党员，结果把问题缩小成了党风建设，我当时就说，要是不把文革具体的过程和事实讲清楚，在一个空虚的基础上大讲特讲文革有意义吗？后来我在学会里“自告奋勇”讲了一次文革史。想起我第一次在学会中听到的就是同样的题目，当时还十分震惊，如今又由我来“震惊”一下其他同学，这似乎很有戏剧性。更有戏剧性的是在讲课过程中。我十分庆幸我在讲之前先让大家发言谈一下对文革的看法。来参加讨论的基本都是新会员，甚至还有校外人员，于是观点五花八门，“封建复辟论”、“阴谋论”、“革命论”、“文化决定论”、“人性论”、“乌托邦论”、“政治斗争论”等等。我倒是非常感谢两位感情丰富，大谈“封建复辟”论的女生。因为在讲的过程中把握分寸时，我基本是以这两位女生的表情的丰富程度为尺度的。
进入到这个学期，虽然只过了半学期，但是成就也不小。一个方面，我去图书馆那间“小黑屋”，把 1966——1968 年的《人民日报》大致浏览了一遍。同时，我在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收录了 1966——1969 年所有官方的指示、讲话、社论。我觉得这是这个时期除《毛泽东思想万岁》外我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我开始准备学会的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我的任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就是通常所谓毛泽东时代。尽管我认为现在来评价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机还不成熟，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在我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因此我加快了资料搜集的活动，并在不断地修改我的观点。后来我在网上又发现了《文化大革命资料汇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前者约 75 万字，因为较精炼是我引用最多的资料库；后者长达 1600 万字，搜集了文革中大量的书面材料、回忆录和历史论述，尤其是文革中各省“全面内战”的细节和斗争形势分析，非常宝贵。过去我对 1966 年的斗争史比较熟识。但现在对于各省的斗争的分析使我逐渐理出了思路。后来我还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 3000万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作为目前最权威的文革资料库，它对官方文献收集可以说是最全的。不少稀有的文献资料都可以查到。可惜由于立场原因，其对民间文革的关注不足，资料也偏少，更没有形势分析。《简论》和《文库》配合起来使用似乎效果更好。
在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用什么主线把全书贯穿起来。后来我想到了比利时托派思想家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提出的包办替代主义，以及文革《十六条》中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这使得我基本是以包办替代来贯穿整部著作。同时我还从费正清教授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得到了启发，搞出了一个“反抗——镇压”模式来论述毛泽东时代以文革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不过水平有限，实际上除了我的观点外还大量节选了他人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莫里斯·迈斯纳教授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其它的由于实在太多不能一一标出，因此列在了每一卷的末尾。
使我在这一征途中有所感悟和收获的有许多人，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