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榆洞，位于朝鲜平安北道东部东仓郡，东界慈江道、昌城江，自西北向东南流过。面积654平方公里。大榆洞为世人熟知，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1950年11月25日，殒于此地。

横亘于平安北道，与平安南道、慈江道交界处的朝鲜四大名山之一的妙香山，因其山势奇妙、神秘，苍松翠柏密布，溪流瀑布众多，古老寺庵散落其间，山上侧柏散发着清香因而被称为“妙香山”。

平安道北面，与中国辽宁省丹东市隔江相望，东与慈江道、南与平安南道接壤，西面黄海。然而，平安道不平安。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平安道东仓郡，成为志愿军司令部总部首选之地。司令部附近有一个地理位置比较隐蔽、当地人称之为“大榆洞”的金矿隧洞。此洞内部为石质结构，有圆木和板条支架，安全设施齐备。19日晚，彭德怀率司令部自丹东，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21日，先抵大榆洞附近一个名为大洞的小村。彭德怀司令员在此地附近，与匆匆赶来的金日成首次会面。稍息两日后，司令部移至大榆洞周边安营扎寨——大榆洞无疑是躲避无所不在的美军飞机轰炸的天赐掩体。

大榆洞距离战火纷飞的前线仅10公里，美军飞机经常出现在空中。志愿军入朝后，朝鲜半岛制空权掌握在美军手里。中国部队行军、后勤保障车队只能在夜里进行。

11月24日傍晚，美国一架双引擎“RF-61C”侦察机，出现在大榆洞上空。此款侦察机，系由诺斯洛普公司根据夜战飞机“P-61”（绰号“黑寡妇” ) 改装而成的非武装摄影侦察机。“R”是英文“侦察”一字的第一个字母，“F”是战斗机的代码。该飞机原来装配有四杆机关炮，改装时被拆除，飞机的长鼻头换上6个摄影镜头，仿佛长着6只眼睛。

美军占领日本期间，“RF-61C”参与了日本国战后地图摄影计划。朝鲜战争爆发后，“RF-61C”侦察机以日本为基地，负责朝鲜半岛全境地貌的拍摄。美军战时使用的大部分朝鲜航空地图，即来自“RF-61C”侦察机——它们在实战中被证明极具价值。“RF-61C”使用光学与非光学讯息搜集信号技术，精确侦察地面情况。它飞抵大榆洞上空盘旋良久才离去……

久经沙场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意识到司令部驻地可能被暴露，下令指挥部所有人员，除了晚上之外，白天也必须躲进大榆洞。

不出所料，次日上午10点，大榆洞上空出现4架道格拉斯A-26“入侵者”战斗轰炸机。飞机来势凶凶，不分清红皂白地在志愿军司令部四周投掷了近百枚凝固汽油炸弹。其中的一枚，击中司令部的一个房子。火焰迅速吞噬整座建筑物……

A-26“入侵者” 战斗轰炸机投放的凝固汽油弹，以胶状汽油为成份。主要被用来轰炸建筑物，对人员亦是致命武器。炸弹通过黏附在人体表面持续燃烧造成严重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对德、日各大城市实施大轰炸，大凡被击中的目标，统统被烧得灰碳涂地、片甲不留。

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现已公布的一份日期为1950年11月25日的志愿军司令部电报文稿，这样报告大榆洞被袭的情形：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岀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这份简约的电报没有透露，毛岸英发现美军飞机又飞回来后，迅速与同事高瑞欣一起，躲到了办公室的桌子下。毛岸英、高瑞欣也许躲过了炸弹爆炸的冲击力，但是避不开黏附性极强的汽油和燃烧的伤害。美军飞机离去后，司令部的其他人员，冒着浓烟大火，冲进被击中的房子，试图抢救身陷火海的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但是，他们到了爆炸、燃烧现场，在断壁残垣之下，只找到两具烧焦的人体。其中一具尸体的右手上，隐约可见一只烧熔了的苏制手表残壳：这是毛岸英的遗体。

这一天是1950年11月25日（星期六）。毛岸英入朝仅一个月零6天, 享年28岁。

（2）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安营扎寨大榆洞，为何一个星期不到就被美军飞机盯上？“RF-61C”侦察机如何发现彭德怀司令部所在地？

史料有诸多猜测。其中一个说法是，因为志愿军司令部在大榆洞频繁的电讯往来，暴露了司令部的位置。真相如何？笔者查阅了大量美国中情局朝鲜战争解密档案，整理分享如下。

根据雅尔塔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美国制定战后冷战防御策略时，韩国被剔除在美军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之外。杜鲁门政府认为，韩国应该依靠联合国的支持。基于这个战略思考，美军撤离韩国，只留下一个500人的顾问团。这些人存在的目的，是挂旗、刷存在感，毫无打仗的准备。当北、南两方发生边界纠纷时，平壤无例外地得到苏联的军援，而美国却拒绝向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提供武器。美国在韩国的打算是，如果局势有变，他们将撤往日本。直到朝鲜对韩国不宣而战，韩国防卫才变成了美国的责任……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似乎一开始都对朝鲜半岛战争的来临木知木觉，一错再错。美国陆军情报部门不仅没有预料到朝鲜1950年6月对韩国的入侵，还错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0月入朝参战的重要情报。

但是，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战争的腥风血雨消弥后，局内人士痛定思痛后才发现，实际上，不起眼的美国军情局，其实一直对朝鲜战争即将爆发、中国即将入朝参战的种种迹象有严密关注。但是，相关重要情报没有引起重视，完全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裁军，情治机构也受重创。特别是1950年期间，苏联间谍对美国情报特务机关的渗透，美国情报部门受到严重破坏，陷入短暂的混乱，正在重组之中。因此，很多重要情报下情上达渠道严重不畅。

实际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情报活动由来巳久。第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共同打击日本，美国海军情报署曾于1943年与中华民国合作，建立了战时跨国军事情报机构。重庆红岩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延安美军观察团”，都是为此目的而成立、开展工作。但是，二战结束后，因为美国防务战略重点转移，有关朝鲜半岛的情报信息，被排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朝鲜半岛，不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御圈内。美国此时的政策与安全关注的第一目标，是“苏联发动武装攻击的意图”。对于日本、朝鲜的关注性，排在几乎可以忽略的第15位。

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局二战之后的重点目标，集中在苏联与中国。从1950年早期开始，陆军通信情报局加强了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拦截和密码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即使艰难重建之中的情报机构，仍然在远东有截获许多重要机密信息。例如，1949年5月至1950年4月，美国陆军情报通信局截获一些朝鲜通讯情报。发送人使用苏联通讯技术。美方分析员确认，情报与苏联无关，于是被搁置一旁。这些情报当时并没有被确认来自朝鲜。战争爆发后，它们才被引起重视，用来比较分析来自朝鲜的大批资讯。

同年4月，美军才开对朝鲜通讯密集程度，进行有限的“搜集和发展”。配备了两名朝鲜国内信息截取专职分析员。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美军手上有大约200条相关机密信息——但是，没有一条经过处理。

1950年之前，朝鲜部分海军基地的通讯，受到美国监视，因为那些基地由苏联海军占领。美国军方对苏联集团国家在朝鲜半岛的活动高度关注。但是，这些相关情报中，没有任何6月份金日成将会入侵韩国的警讯。1950年春，海参崴地区的一个通讯网，关于韩国的信息明显增多。二月份前，活动不多，2月21日后，明显增加，一直持续到5月15日，然后突然完全沉默了。

美国陆军情报局分析员，从截获的通讯情报中发现，自1950年2月开始，有大批的绷带和医疗用品，被从苏联用货船，运往朝鲜和中国东北——这些活动的目的，直到1950年6月后，才被“事后诸葛亮”地悟出所以然。到了1952年，美军通信情报局人手充足之后，才对1950年6月截获、却没有及时处理的情报，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朝鲜入侵南方的预警信息。与战争有关的最早一个情报，日期是6月27日，直到10月才被翻译成英文，其内容涉及朝鲜师级建制部队的调动。

除了美军通信情报局，组建才两年的美国空军情报部门，也在1950年7月19日，利用从东京借来的设备，在空5军总部设立“信息截收情报站”。主要由两名韩裔美国情报员主持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数日，军方在日本的12名覆盖苏联、中国信息搜集的分析员，把全部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朝鲜情报业务上。他们每周7天，一天24小时全天候工作。

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朝鲜半岛局势急转直下，战火直逼鸭绿江。美军通信情报局，从战争之始，依据汇集的信息，预告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情报的来源，主要是截获的大量中国民用通讯信息。它们涉及大量中国军队日常后勤供应、调防命令。早在7月，军情局分析员开始注意中国军队北上调动的部队番号单位。这些部队不是调往靠近台湾的沿海，而是北上。中国中部地区的火车转运中心，集结了大批北上满州的士兵。9月份，军情局确认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参战的9个野战军的6个单位——这些部队全部集结在中、朝边界地区。鞍山的鸭绿江码头仅供军用。

美陆军情报局有一个3人华语情报小组，在米尔顿·扎斯洛领导下，专门负责搜集、利用中国大陆民用通讯信息，监测包括非加密官方信息在内的普通个人电报流量。这个枯燥乏味的业务，收获惊人的发现。1950年7月，根据3人从截获的情报翻译出来的信息，扎斯洛3人小组，在向军情局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第四野战军（四野），4月和5月间，已经从中国中部，调往东北（满州）。9月上旬，军情局根据中国民用信息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继续从中国南方或者中部，向满州调动大批军队。从9月到10月，情治分析员注意到，这些部队继续向中、朝边境调动。

6月中旬，一份来自上海的电报，确认林彪为入朝参战的中国军队总指挥。1950年9月末的信息显示，外交部长周恩来向中立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如果联合国部队越过朝鲜南北分界的三八线，中国军队将出兵干预。11月7日，美军情局截获一段无线电话，一名东欧大使自北京报告：已经下令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我们这里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凭着来自非情报来源的大量警告信息，军队情治部门认定：要么中国是在虚张声势，要么这事根本不重要。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有效干预朝鲜战争的最佳时间已经过去。华盛顿、东京和汉城的领导人，对这些截获的通讯情报是什么反应，无人知晓。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境内的联合国军发动攻击。然后, 尽管已在中、朝边境陈兵数十万，中国军队却莫名奇妙地销声匿迹一个月。当时很多人相信，这次袭击，意在警告联合国军队后撤。陆军通信情报局对此不置一辞。

1950年10月，抵达韩国的美军第一个通信侦察连，紧随第8军进入朝鲜境内。直到中国军队大反攻后，这个侦察连才撤离平壤。

11月中旬，美国人截获一份中国民用通讯情报，是一个有关三万份朝鲜地图的订购单，要求把地图从上海运往东北满州。美军情报员分析，3万份地图，足以供30个师的军队使用。11月底，果然有约30个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境内美军发动全面攻势。

美军情局早在1949年7月初就已经注意到，苏联空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为朝鲜和中国东北军、民机场飞机服务的通讯网。1951年3月以后，截获的信息显示，在与联合国军空军交战时，苏联人控制着朝鲜最北方地区战斗机驾驶员的行动。根据苏军防空理论，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必须由地面控制塔来指挥。苏联、朝鲜和中国飞行员，在空中无权做任何决定。他们必须服从地面指挥调度。这些飞行员与地面控制塔的通话，通常很容易就被美军通信情报人员窃听、截获。在整个韩战期间，美军通信情报机构对朝鲜、中国或者苏联指挥塔给驾驶员的命令了如指掌。这些截获的信息，被伪装成雷达信号，以实时的方式，转发给在朝鲜领空执行任务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因此，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空战中，对苏联、朝鲜和中国米格-15飞机的杀伤率，高达1.0 比14.50。

美国针对朝鲜、中国或者苏联空中通讯的监测，主要通过位于韩国的监听站完成。但是，在一些地区白天的不同时间段，有时候会出现听不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空军情报部门，在朝鲜西海岸一个名叫“草岛”的海岛上设立监听站。空5军负责监听站的安全与撤退。空军也在东海岸元山附近建立同样的监听站。

这种监听站，其实就是一名军官，一个司机，在一辆吉普车上，组成一到三人的操作和翻译小分队。这类机动监听站效率很高，但是也容易被暴露。为安全起见，他们会在前线挖壕沟藏身。这类小分队通常与团级单位在一起。

以著名的釜山战役为例，美军背水一战，面临被朝鲜人民军赶下海的窘境。美军人数虽然与朝鲜军队人数大至接近，但是，防线过长，兵员分散。朝鲜军队可以选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守军发动袭击。金日成的军队不至一次，差点突破美军釜山防线。

当此紧要关头，美军通信监听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利用监听手段，及时确认朝鲜阵地状况，包括其地面部队工事建筑、飞机的位置, 确定火炮弹药配送中心，后勤供给情况。通信情报小分队及时向美国第8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提供战场上朝鲜部队动向的预告，美军获得至少提前两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调兵遣将应战。釜山保守战能够反败为胜，皆因为美军战壕里的士兵，像空军飞行员一样，在朝鲜人民军指挥员接到命令之前，他们已经先看到对手的命令，知道来犯者的意图，做好了反击的充分准备。

1950年9月，美国远东空5军第6294航拍队两架疲惫不堪的RB-17型飞机，开始对朝鲜全境进行测绘、航拍。飞机提供了覆盖朝鲜、超过一万二千英里的摄影图。为进一步确认对手的空中作战序列，空5军的侦察机，使用两架装备有照相机的RF-80型飞机，飞越满州上空，利用斜角摄影技术，监测那里的机场地形。因为担心战争扩大化，杜鲁门总统禁止美军侦察机飞入苏联或者中国领空。正是因为这种顾虑，虽然军情局从截获的通讯中，巳察觉中国境内军事异动，空5军侦察机却错失了志愿军越过鸭绿江的战地情报。

公开的历史档案显示，空5军在韩战中的战地机场（俗称“K站” ），多达57个，数目之多，范围之广，覆盖整个朝鲜半岛。每一个这样的美军机场，做为基本配置的一部分，都设置有通讯情报监听站。其中与中国东北的丹东市隔江相望的新义州的“K-29”、新安州的“K-30”，距离大榆洞最近。这里的朝鲜机场，战略地位重要，停放有米格、雅克飞机，附近还有主要铁路干线，所以经常成为美军轰炸的目标。

1950年11月1日，美空军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观察到15架雅克飞机停在机场护堤附近。3架美军F-80型飞机，对机场进行俯冲扫射，当场摧毁一架雅克飞机，损坏6架其他飞机。

11月24日傍晚，一架双引擎“RF-61C”侦察机，出现在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榆洞地区上空。这架自日本横田基地起飞的侦察机，主要负责战争期间朝鲜半岛的航空地貌摄影。飞机的航速比较慢，容易遭到苏联米格飞机的攻击。但是，美军此时已经占领平壤，附近新义州的“K-29”、新安州的“K-30”机场，也在美军控制之下。那里新建立的通讯情报监听站，与“RF-61C”侦察机，进行无障碍地、空二位一体即时信息沟通。这架“RF-61C”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悠悠地盘旋了几个来回才离去……

次日上午10点，4架道格拉斯A-26“入侵者”战斗轰炸机，衔命飞抵大榆洞，在志愿军司令部四周投掷了近百枚凝固汽油炸弹。其中的一枚，击中志愿军司令部的一个房子。火焰迅速吞噬整座建筑物……

（3）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军飞机一直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导致毛岸英之死的罪魁祸首。直到2016年12月14日，一个中文自媒体，推出一则无署名博文称，毛岸英死于南非空军之手。贴子写道：

在美国国防部数据库里查到这么条记录：“1950年11月24日，大榆洞，第18战斗轰炸大队，3架P-51，312、304、303号。飞行员Lipawsky、Richter、Odendaal。每机带2发凝固汽油弹，6枚5吋火箭。观测机发现少数中国军，召唤K-24基地支援，凝固汽油弹引燃目标地区灌木丛可见，确切战果不明。” 然后查第18战斗轰炸机大队，发现是美军和南非空军的联合大队，而312、304、303号飞机隶属于南非空军。遂登录了南非空军的网站，“在南非空军档案馆藏SAAF朝鲜战斗记录，册220，P132”里证实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就电邮了南非空军，请他们查查飞行员Lipawsky、Richter、Odendaal的详细信息。 4天后，南非空军回了信，信里面说，飞行员Lipawsky，在1950年时是中校，时年35岁，于2004年因心肌梗死逝世。飞行员Richter和Odendaal当时是中尉，当年一个是24岁，一个22岁，目前，Odendaal住在约翰内斯堡而Richter随子女移民到了英国的利物浦。目前二人还健在，11日，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Odendaal先生，87岁高龄的飞行员除了左胳膊有些残疾外，其它的情况非常好！飞行员的左胳膊是由于62岁那年，打英式板球受了伤。对于我的到来很是意外，他说，我只是完成了上司交给的任务罢了。至于能给东方遥远的民族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是始料未及的。”

该博文还附有G. B. Lipawsky上尉的照片。该博文看上去似乎人证、物证一应俱全。博文一经推出，迅速在网间流传，引起轰动。仿佛多年的疑云，一夜之间水落石出。有些网民，还从毛岸英的早逝，解读出诸多政治潜台词。同一贴子，过去几年里，反覆在中文微信圈里被转发。

笔者留心查阅了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这则无名博文，所述内容，与历史事实出入很大。撇开查无实证的细枝末节不说，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细节，与史实完全不符。

其一，轰炸大榆洞的飞机，段子里说是P-51“野马”战斗轰炸机，实际上，轰炸大榆洞的飞机是道格拉斯A-26 “入侵者” —— 这是一款双引擎轻型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朝鲜战争期间，只有美国空5军第3轰炸大队使用格拉斯A-26 “入侵者” 战斗轰炸机。该款飞机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岩国飞机场。

其二，朝鲜战争期间，南非空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只有 P-51“野马”战斗轰炸机。P-51是一款战斗机。A-26“入侵者”，则是一款轻型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这两款飞机的外形、体积、重量，差别很大，即使对飞机知之甚少的人也不会混淆。

   （4）

道格拉斯A-26 “入侵者”飞机， 是一款双引擎轻型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1948年至1965年间被改称为B-26。改装后的B-26,容易被人误以为是马丁飞机公司的B-26“掠夺者”。道格拉斯生产了2,503架B-26“入侵者”飞机。

B-26 “入侵者” 可装载投掷炸弹约5,500公斤 (机内两个储弹仑可载1,800公斤，机体外可挂载3,600公斤)。两翼可外挂14X5英寸的火箭弹16枚，亦可代之挂载尾翼凝固汽油弹。事实上，B-26 “入侵者”，比大型波音B-17“飞行堡垒”能够携带更多的炸弹，因此它在美国空军内享有盛名。此款飞机被投入韩战使用，总飞行多达60,096架次，摧毁对手38,500架车辆，3,700个火车车厢，击落7架飞机。

韩战爆发之日，美空全军的飞机，正处在从活塞发动机向喷气发动机转换中，美国空军措手不及。不得不匆忙地把大批二战期间留下的螺旋桨飞机，重新调往前线，包括道格拉斯B-26 “入侵者” 。空5军当时只有26架B-26“入侵者”驻扎在日本，全部部置在空5军第3轰炸机联队岩国基地。驻扎在日本岩国空军基地的8中队的B-26“入侵者”，于6月27日，首次受命从日本西海岸起飞，前往韩国执行任务。这一拨B-26 “入侵者”，袭击了一个被朝鲜人民军占领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摧毁数辆坦克和车辆。

6月30日，杜鲁门总统授权美国空军对朝鲜全境进行轰炸。同一天，第3轰炸机联队来自第8、第13中队的首批16架B-26“入侵者”，对朝鲜境内机场实施轰炸，朝方25架停在地面的飞机被炸毁，20架被损坏。B-26“入侵者”机枪手尼尔·麦克利中士，在此次行动中，美国击落第一架朝鲜空军米格-15战斗机。

1950年8月10日，空军预备第452轰炸机联队应命加入韩战，接受空5军指挥。这支预备役联队，训练和配备的也是B-26“入侵者”战斗轰炸机，是唯一一个白天执行任务的B-26“入侵者”联队。10月15日，452联队的首批5架飞机梯队，从佐治亚州起飞，前往日本九州福岗空军基地。专门接受过夜间行动训练的第731轰炸机中队，在日本本州岩国基地，与第3轰炸机联队汇合。

第452轰炸机联队的首批B-26飞机，则在10月25日抵达福岗基地。两天后，联队开始进驻朝鲜后的第一次拦截飞行任务。

1950年11月开始，第452轰炸机联队专门负责近距离日间空中支援任务。联队每次出动，都是以4架或6架飞机为一组出动。由8中队、13中队、90轰炸中队组成的第3轰炸机联队，则负责执行夜晚任务。就是说，空5军旗下这两个轰炸机联队，可以分别在白天或黑夜任何时间执行任务。白昼封锁、攻击任务，全部落在第452联队肩上。如果因为天气恶劣，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空中支援飞机被迫停飞时，第452联队必须召之即来。

空5军这两个联队执行任务的范围，覆盖 “K-29”, “K-30”通讯情报监控站所在地机场，因此，对大榆洞实施轰炸的B-26“入侵者”飞机，无疑要么来自第3轰炸机联队，要么来自第452轰炸机联队。前者负责夜晚行动，后者专为白天出击。因此可以据此推断，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时，袭击大榆洞的B-26“入侵者”战斗轰炸机，来自第452轰炸机联队。因为这是当时美空5军唯一一个在白天执行轰炸任务的联队。

当第452联队完成在朝鲜半岛的作战任务时，它执行了15,000次任务（其中的7,000次在夜间执行）。但是，到底是哪一架飞机、哪一名飞行员，对袭击大榆洞负责，并无记录可查。事实上，空5军各联队的战时飞行，不可能提供更详尽的记录。当时的常规出勤值班记录人，不可能知道第452联队的B-26 “入侵者”袭击大榆洞时，炸死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5）

1950年6月25日，7个师的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入侵大韩民国。同年7月7日，联合国通过安理会84号决议，决定由联合国出面，组建联合国部队，开赴朝鲜半岛应战。这支联合国部队，由美国、英国、澳洲、南非等16个国家组成，包括刚刚败走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有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5个国家，一起为联合国提供军医或医疗服务。

联合国军队是杂牌军，成份复杂。美国出兵人数居位，总兵力30多万人；英国第二位，兵力超过1.4万人；加拿大第三位，兵力6,100多人；土耳其第四位，兵力5,400多人。远在非洲大陆天涯之角的南非联邦也出兵，人数共826人，主要是空军驾驶员。

南非联邦，做为联合国创始国成员之一，在1950年8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宣布：“南非政府决定通过特殊的方式提供军事援助：将提供一个战斗机中队和地勤人员。由于常设部队成员的义务只是为南非服务，远东地区的服役将以志愿形式进行。”

代表南非参战的南非空军，是一个绰号叫“飞豹”的第2飞行中队。该中队组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非战役”早期。在西部沙漠、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场，“飞豹”第2飞行中队曾经创下傲人的战绩。

1950年9月26日，南非空军50名军官，还有157士兵，自德班乘船出发。这些人，是从最初的1,426名志愿者中选拔而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南非空军二战资深飞行员。这个分遣队由二战名牌飞行员、赛隆准将指挥。南非政府没有直接从非洲把飞机、军用物资运到韩国，而是直接向美国购置全部装备。

9月5日，49名军官和157名各级军人，在滑铁卢基地报到，进行了短暂的整训。9月10，一支先遣小组先行前往日本。9月25日，第二中队全体队员，乘火车离开比勒陀利亚前往德班，然后，再从德班，搭乘荷兰客轮“MV TJISADANE”前往日本。这些人11月5日抵达日本横滨。

在此期间，韩战出现戏剧性的转变：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美国第10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断了深入朝鲜半岛南端的朝鲜人民军。为免遭全歼的噩运，朝鲜人民军仓促北撤。南非空军第2中队的官兵不禁纳闷：会不会我们还没有到场，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到达日本后，“飞豹”第2中队的官兵被安排到距离东京32公里外的约翰逊空军基地。他们到这里，为美国空军提供的F-51D “野马” 飞机转制培训做准备。南非驾驶员在这里收到新的飞行服。他们还接受空中战术、航行、地图和相关资讯的训练。地勤人员也开始熟悉维护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

11月8日，在开始飞行训练的仪式上，第2中队第一批飞行员，从约翰逊空军基地起飞。他们飞得很顺利，以至于到了11月12日，上级决定派遣5架飞机、一支选遣地面人员，与第6002联队一起，飞往韩国进行实战训练。

11月16日，由13名军官、21名各级军人组成的先遣支队（包括中队指挥长、四名F-51D“野马”飞行指挥员），离开日本前往韩国釜山的东釜山空军基地。他们到那里与美国飞行员一起驾机熟悉当地的战况。此时正值韩国冬季，第2中队的官兵抵达基地时，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他们不由自主地感谢美军及时给他们发放的保暖御寒冬衣。训练结束后，南非空军第2中队，被编入美国空军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并与该联队一起经历近3年的艰难战争。

1950年11月19日，南非空军第二中队韩战首次执行战斗任务。赛隆队长、上尉G.B.Lipawsky，驾驶F-51D “野马”，从釜山基地起飞，对朝鲜境内的朝鲜人民军部队补给线进行轰炸和扫射。随后，他们把F-51D“野马”飞机降落平壤的美林机场。

南非空军第2中队的其他成员，11月20日从釜山基地，转移平壤美林机场。但是，平壤美林机场很原始，转来的飞行员，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只能住在帐篷里。这里也没有工具车辆，所有的设备都要靠人力处理。机场的食堂，是一个旧式木制原朝鲜空军停机棚，墙上的穿孔，呼啸着刺骨寒风。地面的泥土潮湿、冰冷。只有一条软土、粗糙的短跑道——对F-51D “野马”飞机起飞、降落极具挑战性。

11月21日，南非空军“飞豹”中队收到一封来自美国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施特拉特迈尔中将的信：

“亲爱的塞隆指挥官，

我今天上午欣然注意到，贵中队已于11月19日，从位于朝鲜的美林机场开始执行战斗任务。我要祝贺你的中队迅速投入行动，并借此机会祝你作为联合国团队的一员，在战斗中取得圆满成功。”

在此期间，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鸭绿江。11月24日，南非空军“飞豹”中队的Lipawsky上尉和Deans中尉的两架F-51D“野马”战斗机，为支持联合国军的扫雷车做掩护。25日，Lipawsky, Richter and Odendaal 3人，继续为撤退的联合国部队做掩护飞行。但是，联合国军遭遇中国人民志愿军伏击后，朝鲜战场一夜之间进入变幻莫测阶段。11月26日，中国志愿军发动全面反攻。南非空军第2中队，投入全力，试图阻档一场大屠杀。27日，大约有20万中国志愿军投入战斗。零星分散的联合国部队，在中国志愿军出其不意的袭击下，被迫匆忙撤退。著名的长津湖战役，记录下朝鲜战争中最残烈的一幕……

此间，南非空军“飞豹”第2中队的地勤人员，在寒冷气温下，修理飞机，给飞机加油，为机枪装填弹药，冒着严寒安装火箭和炸弹，保证第2中队的F-51D “野马”战斗轰炸机，在处境艰难的联合国军近距离支援行动中发挥作用。

11月30日，由于北朝鲜和中国志愿军逼近，南非“飞豹”第2中队南移韩国水原基地。随后，因为联合国部队在北朝鲜丢失更多的阵地，第2中队转至韩国南部紧邻海岸的镇海空军基地 —— 这里成为南非空军“飞豹”第2中队在韩战中第一个布防的永久基地。

配置F-51D “野马”战斗轰炸机的南非空军“飞豹”第2中队，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一共出动10,373架次，30架飞机失踪，4架飞机受伤。

F-51D “野马”是一款远程、单人座战斗和战斗轰炸机, 两翼装备有6台12.7毫米机关枪（共1,880发子弹），可携带两枚450公斤的炸弹、或6发127毫米火箭。

公开的资料显示，南非空军“飞豹”第2中队驾驶的F-51D “野马”飞机，与大榆洞空袭没有任何关系。首先，F-51D “野马”执行任务在时间和地点上，与大榆洞没有重合。其次，南非空军“飞豹”第2中队的战地日记记录，1950年11月24日、25日，G.B. Lipawsky上尉，正与队友一起，在平壤东“K-24”机场地区，为联合国军提供空中支援。再其次，F-51D“野马”飞机的挂弹能力，比道格拉斯B-26 “入侵者”差距大太多。根据志愿军总部记录，大榆洞遭遇近百枚燃烧弹的袭击。4架F-51D“野马”飞机，也无法携载这个数量的燃烧弹。只有第452轰炸机联队的4架B-26 “入侵者”具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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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

（1）The Korean War: The Sigint Background By David A.     Hatch with Robert L. Benson

（2）A reconnaissance version of Northrop’s mighty P-61 Black Widow played a vital role during the Korean War, as Warren Thompson

（3）＂The History of No 2 Squadron, SAAF, in the Korean War” by Col P. M. J. McGregor, SM（http://samilitaryhistory.org/vol043pm.html)

（4）“Douglas A/B-26 Invader——The B-26 in Korea”

（5）American Cryptology During the Korean War

（6）https://media.defense.gov/2021/Jul/01/2002754126/-1/-1/0/DELMAR-C-LANG.PDF

（7）A Need to Know：The Role of Air Force Reconnainssance in War Planning, 1945 – 1953 By JT Farquhar

（8）The South African Air Force in Korea: an evaluation of 2 Squadron’s first combat engagement, 19 November until 2 December 1950 by Antonio Gar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