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D.H. LEE / 当代政治观念   2024年1月19日  转自新世纪

习近平政权到底是稳固还是脆弱？
《似是而非的中国》系列：澄清关于中国的七个争议（2）

1、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信奉集体主义？

2、习近平政权到底是稳固还是脆弱？

3、为什么”听床师”和”阴谋论”大行其道？

4、怎么认识中国人的认知混乱？

5、中国到底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

6、中国的政治禁忌究竟是什么样子？

7、改革开放是失败了还是被人为终结了？

2. 习近平政权到底是稳固还是脆弱？

习近平政权到底是稳固还是脆弱？这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话题。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违背政治科学规律的，因为政治往往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本文仍然打算挑战这个问题。

先提出本文论点：习近平政权既稳固又脆弱，这是一种悖论性的现实，正因为兼具稳固和脆弱两种特性，中国社会才显出”高风险社会”特征。

有关政权稳固的假说，毫无疑问，无法解答中国社会日渐增长的高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有关政权脆弱的假说，同样也无法解答为什么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国家，仍然能够有效维持其统治。

这是因为，不论是假设其稳固，还是假设其脆弱，都模糊了同一个事实：中国社会日渐增长的高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既不断冲击其政权根基，又迫使政权不断做出应变反应；这些应变反应在处理高风险和不稳定因素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副产品”，这些副作用又成为新的风险诱因。

“高风险社会”当然可以用来描述一种僵而不死的风险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国家机器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超负荷、高压力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它坚不可摧吧，它给人一种一触即溃的错觉；你说它一触即溃吧，在反复遭受轮番打击之下，其政权依然稳如老狗。这是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乎可以说是生不如死的痛苦状态。这种痛苦是难以用”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来衡量的。家庭削减开支、个体不安全感升高、社会不公越演越烈、社会看不到出路、个体看不到未来、精神压抑或政治性抑郁、得过且过的绝望……这些都是在生存压力之上额外滋生的痛苦。

2.1 高风险社会

国际社会定性”高风险地区”（high-risk areas），通常指战争、内乱、严重灾荒或大流行病容易发生的地区。但是这些情况并不在”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范畴之内。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产生于1986年苏联”车诺比核灾”（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历史背景下。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用这个概念来泛指由工业化社会副产品，有别于前现代社会存在的、因为自然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风险（比如地震、洪灾和瘟疫） 。 “风险社会”的”风险”通常用来指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危机等通常引发争议性的公共议题。 1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杰登斯（Anthony Giddens）大致将贝克的前现代社会风险概念划归到”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范畴，其中一个衡量办法就是保险公司估算的风险形式（虽然至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保险业并不完善）。若就其可估算而言，疾病、伤残、失业，也在”外部风险”范畴。杰登斯用”人为风险”（manufactured risk）指”风险社会”的”风险”：这种风险通常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带来的，尤其是科学与技术进步造成的。这种风险是历史上较少存在的风险，处在”风险社会”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风险，也难以精准估算或预测风险的危害程度。 2

如果说贝克强调”风险”的争议性，杰登斯则倾向于强调其难以估算的特点，而两者都认为这些风险是工业化进程中，由科学技术进步产生的副产品。贝克后来提出，20世纪下半叶，”现代性”发生了转折，到这个阶段后，”现代性”不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其中”反映”（reflection）的优先性让渡给了”反省”（reflexivity）的优先性。 3从”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转型，意味着”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也意味着社会开始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风险”特性。转变对”风险社会”来说，意味着五重挑战：多维度的全球化、极端的个体化、全球性环境危机、全面性别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五种历史进程对”第一现代社会”的六种制度前提构成了挑战：作为民族国家的社会、有计划的个体化、雇佣社会、工具化的自然观念、理性概念科学化、功能区分原则。这种挑战意味着”第一现代社会”的安全感、观念和制度在逐步消解。 4

在谈到中国的风险社会时，贝克提出，中国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ty）——这种现代化既加剧风险产生，又没有给风险预留制度化管理保障时间——不得不同时面对第一现代社会和第二现代社会同时存在的强制性困境。 5 贝克不但承认第一现代性可能与第二现代性同时存在，还承认非洲等地可能存在不具有第一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的混合体。 6 也就是说”风险社会”的风险分布实质上不一定是同质性，也可能是异质性的。这也毫不奇怪某些地方的风险要高于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贝克也认为，在面对”第二现代性”提出的五重挑战时，预防和治理风险也可能造成新威权主义抬头——这里的新威权主义，主要指的是结合传统威权主义跟第二现代性历史进程，在民主国家发生的威权主义。 7

毫无疑问，”风险社会”概念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用工业化作为划分现代社会风险形式的分界线，将注意力主要吸引到由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副作用，忽略了现代国家特有的制度性风险或总体性风险。这种风险并不是前现代社会典型风险之一，也不是杰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由于是制度性风险，它同样是一种”人为风险”。它看上去是”第一现代社会”固有风险，实际上其复杂程度可能像贝克意识到那样，呈现出叠加、嵌套或拼凑模式。更加含混的地方是，不但政府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制度性风险，对风险管理策略做出重新调整并强化控制，社会也可能意识到制度性风险而采取规避或对抗策略。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为制度性风险注入了不确定因素。在此之上，制度性风险还可能溢出传统边界线，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从多个维度向其他社会扩张。就其成为区域性或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而言，产生制度性风险的社会不但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还是一个”高风险社会”。

提出”高风险社会”之所以必要的原因，是因为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的总体性风险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高；相反，由于”高风险社会”存在，原本在一定时期内制度性缺陷不明显，或不存在由突出制度性缺陷导致总体性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其自身也可能由于全球化影响，被置于”高风险社会”输入的风险威胁之下。

我们仅以瘟疫为例，就足以说明将”风险社会”视为科学技术发展副产品的论断来切分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是有严重问题的。依据贝克早期理论，瘟疫无疑是前现代社会典型风险之一，不在现代”风险社会”范畴之内。而且杰登斯也可能将之纳入到”外部风险”之列，虽然瘟疫是否有发展到全球大流行的风险，不见得是商业保险可以估算的范畴，即使福利国家仍然在承担风险管理机制的作用。也可以说，瘟疫同时有前现代性和现代性两种风险特征，对于瘟疫的制度性管理失败完全可能导致全球大流行。这时候无视制度性缺陷导致的高传播风险，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也就是说，瘟疫自身是跟地震、洪水、火山一样，属于自然或不可抗力因素诱发，但是对于瘟疫的应急管理，也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一样，同属于现代国家对”风险社会”的管理范畴。就此而言，用工业化来划分现代社会跟前现代社会风险的分界线，并不是一个可靠参考标准。并不是说，用制度性管理来划分就显得更好一些，而是这样的划分存在根本性问题。制度性管理存在严重缺陷的现代国家，在瘟疫和大流行应急管理上，可能直接导致高传播风险扩散；而制度性缺陷不明显的国家，则可能管理更为科学、有效。这时候，存在制度性缺陷的国家，显然是”高风险社会”，与之相反的国家却不是”高风险社会”。而与此同时，即使制度性缺陷在某个时期看起来不明显的国家，也并不是不存在制度性风险，只能说制度性风险在同一时期不如其他”（高）风险社会”明显——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所以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理论上都是存在制度性风险的。

用工业化来划分现代社会跟前现代社会风险的分界线，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就存在的灾害风险，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对管理这些自然灾害却显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存在严重制度性缺陷的国家可能导致灾害的危害扩大，或者说，在灾害之上造成人祸，致使灾害破坏性更大。这种情况显然是上面提到的”人为风险”。比如”2023年京津冀洪灾”，并不能简单视作自然灾害：政府在没有提前有效通知和疏散民众的情况下，在半夜开闸泄洪；传统蓄滞洪区不但存在大量违建，也没有预备应急救援措施疏散安置流民；在最下游传统排洪区白洋淀地区建雄安新区，使得上游蓄滞洪区洪水数月无法疏排；”牺牲河北保雄安”、”当好首都护城河”等言论引发巨大争议。这种情况无疑有”风险社会”特征，但”风险社会”理论并没有将之包含在内。这种风险就是制度性风险，其风险诱因是国家治理失当或灾害应急管理模式的制度性缺陷，高度中央集权、失去弹性的权力结构，也是其重要风险来源。

除了自然灾害以外，制度性缺陷还可能制造出意想不到的风险——这恰恰是杰登斯说的情况：风险在我们并不了解和难以精准预判的情况下发生了。比如就在粮食并不缺乏的情况下，上海封城造成了饥荒。表面上看”上海”跟”饥荒”根本不可能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突如其来地产生饥荒，显然是制度性缺陷导致的：一刀切的中央集权体制要强力推行清零政策和强行封城，却没有为封城做好风险预案。这种案例比比皆是。又比如2023年12月22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结果却意外导致游戏股票市场大跌，腾讯市值当天蒸发460亿美元，网易市值蒸发1283亿港元，中手游、哔哩哔哩等游戏类股票集体跌幅均超过10%。结果一天后，国家新闻出版署不得不紧急出面澄清，保证修改草案，希望股市及时止血。发生这种情况跟中国”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有关：部门分工不明，总是依靠协调机制，一旦协调不畅，部门之间就互相踩脚——在国安部分管经济安全的情况下，这起事件无疑踩了国安部的脚。这说明制度性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其风险性就在于难以准确预测风险。

台湾学者在研究SARS大流行时也发现，虽然”胡温体制”倡导”以民为本”，意图建立有别于过于”以党为尊”的政治文化，改变过去”控制型政府”形象，但也跟行政习惯之养成、行政流程之僵化和缺乏行政决策的制度化跟规范化环境（包括依法行政水准、政府透明度、行政审批流程繁琐、公共管理失职等），也息息相关。往宏观上看，经济增长挂帅的发展策略忽视了风险危害。 SARS爆发前，中国政府在卫生、福利等”社会型投资”上投入不到2%的财政，在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经济型投资”上却投入了七八成财政。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将当时政府SARS应急管理弊端概括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在这种体制下，一旦上级部门犹豫不决或判断失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些决策权本来应该下放，但层层上报的体制决定了决策失去了灵活性。最后，由于资讯不透明、危机管理失当，就导致SARS感染迅速扩大。在此期间，政府资讯发布迟缓，报刊、视讯等媒体集体”失语”，造成谣言四起和虚假资讯满天飞。与此同时，官僚制度”对上不对下”的缺陷，也导致地方部门隐瞒、缓报、乃至欺骗上级等恶劣现象导致事态升级或失控。 8 台湾学者显然注意到了制度性风险的危害，但是并没有将之视为系统性风险，而只是侧重其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上的风险，可以说是狭义的制度性风险。

时间相距不到20年，同一幕悲剧又再次上演：2019年年底，武汉爆发了起源至今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与2002年的SARS病毒一样，最早发源地都在中国，都是由于官僚系统（可能在中央授意的情况下）瞒报、谎报，从最初”不传人”、到”有限度人传人”、再到后来发展到彻底失控，再次造成全球大流行。虽然中国对SARS时代的应急管理体制做了大规模升级，从SARS结束后推动以”一案三制”为框架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到2011年国务院成立”联防联控机制”，看起来管理升级了，但根本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清华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农业大学等院校几名专家，2021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上发文，分析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机制存在的短板，其中就包括集中统一领导的应急指挥体制权责分工不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上下级之间权责规定不清晰导致实际工作中存在跨界合作难题，并且由于过于强调向上集权，容易弱化部门和地方主体意识、主体作用和创新精神、担当精神。与此同时，在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对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的应急指挥体制，主要是一种临时性的’任务导向型组织’，其地位和运作程序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中规定得并不完全清楚。”此外，在这种应急指挥体制中，政治权威先于专家权威、专家权威合作机制不健全、专家权威没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政治动员型应急指挥体制以政治挂帅的做法，不但违背科学防疫工作，还存在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情况。 9 这一系列指责是围绕制度性缺陷和权力结构来展开的。而且这种制度性缺陷和权力结构，并没有比SARS大流行时代有实质性变化。更糟糕的是，原本”胡温体制”有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倾向，至COVID大流行，政府又倒退回去做”控制型政府”。

这样的制度性缺陷，不但可能在防疫中失效，导致人祸加重天灾的情况，还可能是直接导致瘟疫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从SARS爆发初期瞒报、谎报导致传播失控，到COVID初期同样的剧情又再次上演。制度性缺陷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与SARS大流行不同，这一次中国政府矢口否认病毒起源于中国，并拒绝承担灾害责任，还极力抵制对病毒溯源发起国际独立调查。由于政治禁忌，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也不敢跳出来追究导致传播失控的罪魁祸首。从全球大流行病再次发生于中国可以看出，中国不但是个”风险社会”，还是有着制度性风险或系统性风险的”风险社会”。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灾害应急体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仍然存在缺陷、且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情况下，中国还可能再一次造成全球大流行。

1986年的苏联”车诺比核灾”直接引起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学术界有关”风险社会”的争论。但很奇怪的事情是，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副产品”上。对科学技术的管理似乎退居到次要地位，不必对”风险社会”承担首要责任。这是不对的。在车诺比核事故发生初期，苏联政治局收到的信息不准确，致使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产生了误判。由于担心第二次爆炸，苏联领导层决定对外隐瞒真相。早期调查报告还被故意歪曲，以推卸核电站管理层责任。由于军方介入到核事故应急处理，使得事件许多细节被列为机密，苏联领导层也没有意识到这起核泄漏的国际影响。这起灾难后来被认为受到苏联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严重局限。 10

一系列历史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系统性风险不但是真实存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可能要比其他地方，或者要比同一地方不同时期，有更高风险。这种”高风险”本质上与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息息相关。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曼德（Michael Mandel）在90年代也提出过”高风险社会”概念，但是他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市场风险上。他认为，贸易、科技、企业结构重组、政府减少干预是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和”高风险社会”的诱因。 11 曼德似乎想当然地接受了自由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预设，忽视了保障自由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是产生高风险经济的根本背景，虽然曼德也注意到，政府减少自身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也可能造成经济风险。曼德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说明，”高风险社会”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是个动态概念，可能随着政府经济政策和政府在市场中角色而嬗变的。贝克担忧民主国家因为应对”风险社会”可能会出现新威权主义，其实也是出于相似的考虑，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风险社会”的存在逻辑：因为威权主义国家自身也可能是新的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即使”风险社会”也可能导致威权主义转型或加深。

总之，对于自由开放经济体来说，”风险社会”不但可能随着曼德提出的四种推动因素减轻或加深，也可能因为政府调整自身应对风险的角色而发生变化。这时候，我们说，某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存在”高风险社会”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可以否认，在威权国家、乃至极权国家，”风险社会”的严重程度和性质，可能与自由开放经济体不一致。并不是说自由开放经济体不存在自己的制度性风险，而是说在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制度性风险不但更加难以预测，其破坏性还可能被制度性缺陷放大。在同样的风险层面，自由开放社会的制度性风险却显得不明显，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其他时间段并不会诱发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比如2007-2008年间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也被认为是美国政府监管失职所致，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夕没能够做出有效的预防性政策调整。你固然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在无政府主义的真空中运行的。在房地产泡沫出现早期，”高风险社会”实质上已经形成了。随着”金融海啸”逐渐退潮，经济危机得到克服，”高风险社会”也相应退潮。

但是在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高风险社会”可能长时间存在，而且同样可能溢出国界线。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长达进三十年动荡，不但在大镇压、大肃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造成巨大人口数量非正常死亡（这些情况不归咎于难以预测的制度性风险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还试图将共产主义革命输出到东南亚，在东南亚国家到处制造革命恐怖主义活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看上去暂停输出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与越南的边境冲突，却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自身却酝酿着社会动荡风险，从”1986年学潮”到”1989年学潮” ，”三信危机”被认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这显然是制度性风险的一个铁律：人们对某种社会制度丧失了信心、起来推翻这种社会制度的风险。等学潮风波平息下来后，北京当局一边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一边集中精力推进经济改革。意想不到的风险又发生了：除了2008-2009年新疆和西藏地区爆发大规模骚乱之外，2005年、2010年和2012年还三次爆发全国性大规模反日示威运动；与此同时，每年十几万起且不断递增的”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对大小抗议活动的别称）迫使国家统计局放弃公布数据；在此期间，还意外爆发了SARS大流行。这些都是制度性风险诱发的社会危机。等习近平政府上台之后，旷日持久的”反贪腐运动”为习近平强化其个人权威扫清了障碍，最终推动国家向极权国家倒退，被认为重创了中国经济。习近平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被批评是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输出”债务陷阱”。中国利用不公平贸易（包括经济间谍行为），一边促进自身发展、一边强化专制（与美国及盟友希望借由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在习近平时代最终演化成跟美国的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在此期间，习近平政府血腥镇压了香港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随后不久又陷入长达三年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其中清零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也表明制度性风险的”风险社会”特征）。结束清零政策后不久，经济并未依照预想进展恢复，反而青年失业率暴增到国家统计局只好停止发布数据。这种局面，要说没有受到清零政策影响，是说不过去的。要说制度性风险没有造成房地产泡沫和最终戳破房地产市场泡沫，也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房地产泡沫跟90年代片面追究GDP增长、将官员升迁跟GDP业绩挂钩的做法有直接关联，而分税制度改革也意想不到地刺激地方政府纷纷将土地和房地产当作快速增加GDP数据的最重要手段。而今失业人口暴增、收入下降，中国政府一方面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一方面补贴大型国企，无视迫切需要紧急救助的家庭和民营企业，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导致内需疲软、房地产企业爆雷和股市持续下跌。从这些角度来看，政策风险也在不断放大制度性风险，为中国社会郁积愈来愈严重的”高风险社会”特征。

自始至终，中国社会不但存在一般”风险社会”指称的公共危机，包括环境问题、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失业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等，还因为制度性缺陷导致国家治理低效，导致系统性风险飙升，连一般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危机，也可能因为系统性风险，加重人祸特征。与此同时，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专断、法治环境缺失、针对民众的监控工程和维稳工程、甚至起初被抱有期望的社会征信体系，都在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征信体系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因为失信黑名单越来越多，在国家大量制造”二等公民”，甚至出现逼得失信人全面破产、走投无路。这些情况是缺乏代议制议会严格遵循法治程序制定政策的结果，使这种政策一开始就无法充分评估其中风险。

就此而言，”高风险社会”不仅是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根源于社会制度的总体性风险——还可能是由制度性缺陷导致无法估量的政策风险或决策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纠正机制也可能是”高风险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就以清零政策为例，这一项政策没有纠正机制，由于集中统一领导，全国各地一刀切，导致民怨沸腾却没有转圜余地，最终只能在2022年底”反封控运动”之后被迫终止。而越来越露出风险征兆的社会征信体系，也没有纠正和补偿机制。遭遇到财务困难的中小企业，不但没有国家紧急救助和补贴，还因为拖欠款项和业绩大跌，不得不破产。社会征信体系丝毫没有给中小企业主喘息机会，也没有机制来补偿征信系统对中小企业主的限制和”迫害”。在出行、创业和就业都受到严格歧视性限制的情况下，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如何偿还债务？这恰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征信体系是没有纠错机制的。不但如此，中国威权主义社会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纠错机制，比如反对党、负责监督社会的独立媒体、足以制衡政府的司法系统以及代议制议会。没有纠错机制，对”风险社会”来说，无疑是无限拔高了风险。就像没有刹车片、没有防撞梁、没有安全气囊，甚至连减震器也没有，却在飞速狂奔的汽车。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高风险社会”自身有一种奇特属性：就其高度风险性而言，它是一个脆弱的社会，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引起风险剧变的蝴蝶效应；就其在特殊社会环境中长期承受高风险性而言，这种社会看起来又可能有着某种坚不可摧的特性，因为其所有机制的唯一作用都像是在适应高风险。

那么，我们怎么认识习近平时代，”高风险社会”同时具有坚固和脆弱两种特性？

2.2 泥足巨人

《华尔街日报》（WSJ）去年12月1日发文称，仅去年8月至12月期间，就有240亿美元从中国大陆股市撤资。 12 根据《福布斯》（Forbes）杂志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22年初至2023年9月，共计18个月时间里，外国公司从中国撤走了1600亿美元收益。仅2023年夏天，外资撤资超过投资，造成外资净流出高达118亿美元，这是很多年以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13 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3年一项报道，该年前7个月涌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本有超过75%在11月以前业已撤出。 14 与此同时，根据彭博社（Bloomberg）援引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资产价值百万美元以上）富豪净流出达到13500人，出逃规模为世界之最。 15

这一系列迹象都在表明：中国经济风险正在急剧攀升。不论北京当局如何通过伪造数据和虚假宣传来美化自己，资本溃逃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风险指标。投资者认为中国社会营商环境对投资不利，是资本溃逃的主要原因。这与美国发生资本外流是为避税有根本不同。其实资本出逃并不是2023年才发生的特殊现象，最迟2015年中国就已经出台政策遏止资本外逃，16 但显然至今收效甚微。 2023年1月16日，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Davos Forum）上呼吁外资继续投资中国，因为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而中产阶级人口达到8亿人。 17 这种说法，与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说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约合140美元）比照，更像是偷换概念：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不等于剩下8亿人口都是中产阶级，也不等于这8亿人有多强劲的购买力。 2023年圣诞节当日，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在《第一财经》发表文章称，中国9.64亿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该文在冲上微博热搜以后不久即遭删除。 18 这样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在低福利保障、甚至没有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很难说构成什么实际消费能力。 2023年12月29日，中国国家媒体喉舌白岩松在一档新闻节目中，采访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长，称中国”老百姓有钱，但是他不敢花也不愿意花”引起轩然大波。 19 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中国消费萎靡不振的尴尬处境，也符合彭博社在11月做出的判断：中国消费者需求总体在持续减弱。 20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遭遇这种尴尬处境就给人一种印象：中国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既强大又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