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来源：上报 2024年02月03日
施明德自称「奉献者」，名副其实。与其他「美丽岛」的受难人和辩护者不同，他最后没有成为掌权者，终其一生都是反对者。 （图片取自施明德脸书）
一、「奉献者」
2024年1月15日早上，我听说施明德离世的消息时，正好在读旧书店淘来的一本旧书。那是1988年初版的《施明德的政治遗嘱——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答辩全文》，薄薄的小册子，仅有142个页码，还有他微笑着被押上法庭的照片。所谓「政治遗嘱」是他1980年3月26日在景美看守所含泪写下、提交给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的长篇辩词。两个半月前，在经过传奇的逃亡生涯之后，他第二次被捕入狱。
在此之前，1962年6月16日到1977年6月16日，他已作为政治犯在狱中熬过了十五个年头。所以他才会在辩词中说：「我，和大家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我却必须压抑欲望而不变态，忍受千辛万苦而不心存怨怼，像苦行僧般的在牢狱中接受十五年——不是十五天或十五个月——形形色色的折磨、锻炼。只是我比苦行僧更苦。苦行僧是出世的，我却是入世的。以入世的心境度出世的生涯，其艰其苦其难又岂是我的话语所能形容或传达的？」
1962年入狱时，他只有21岁。那一次他以「叛乱罪」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因为蒋介石去世而获减刑，服刑十五年，刑讯中牙齿全部脱落。
1980年1月8日，他以「叛乱罪嫌」脱逃时，孤岛南北的电线杆子上到处都是悬赏他的通缉令，赏金从50万元新台币提高到100万元新台币。站在军事法庭上，他骄傲地宣读这篇辩词，最后有这样一些话：
我很清楚，非常清楚，如果我不放弃我的信念，便只好走进国民党的刑场或老死「古拉格群岛」中。
我又来了。以坦然含笑的姿态，站在诸位的面前了。我早已做了抉择。
每个时代都有奉献者。奉献者总是扮演着悲剧的角色。奉献者深知自己的旅程必是孤单、坎坷、凄惨和布满血泪的。奉献者总是不为他的时代所接受，反遭排斥、欺凌、羞辱、监禁和杀戮。但是，奉献者所爬过的羊肠小径，必会被后继者踩成康庄大道。奉献者的肉体也会腐朽，但是他的道德勇气和择善固执的奉献精神，必会增益人类文明，与世长存。奉献者不属于今天，但是他会活在明天！
最后，我要重申奉献者的一项共同信条，来结束我今天，也许也是我此生的「最后陈述」——我并不奢望在这个世俗的「法庭」中求得一项公正的判决，但是我毫不怀疑地深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一定会还我公道！
仅仅服刑十年，他就等到了这一天。 1990年5月11日，年近半百的他无罪出狱。不到四年前，他的同案和辩护律师们已冲破党禁，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默认了这一事实。但在1997年4月1日到5月11日，他还坐过一个多月的牢。
我之所以称他为坐牢家，就是他三次入狱，在狱中几乎消耗了二十五年半的生命。他至少两次与死刑擦肩而过。 1980年的军法大审，视死如归，用在他身上是贴切的，当年还不到四十岁的他曾几次在法庭上呼喊：「请判我死刑。」根据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他也确实会判死刑，但因为蒋经国交代的底线：「不管你们怎样处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他才再次获刑无期，其他七个同样以军法审判的同案，分别获刑二十年、十二年。十年前，我曾写过《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一文，首发于《炎黄春秋》2014年6月号。
二、坐牢家
他离世第二天，有位律师在《联合报》发表悼念文章，引用了法国诗人布德赖尔的一句诗：「他是沉沉落日，这颗恒星，坠落时，美不胜收，但失去了热烈，只有满满的哀愁。」落日，哀愁，以布德赖尔的诗来纪念他对人世的告别是恰当的。
他自称「奉献者」，名副其实。与其他「美丽岛」的受难人和辩护者不同，他最后没有成为掌权者，终其一生都是反对者。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受难者，他参与推动并创造了历史。
八十三岁不过是他的肉身。他的生日与死日恰好在同一天。
而作为一个人，绝不只是肉身的存在。他的一生可以歌，可以哭，几次搅动全岛，激起了时代的浪花。
1979年12月，他作为「世界人权日纪念大会」总指挥，在全岛上下遭到无死角的追捕，成为家喻户晓的「江洋大盗」，牵连无数人锒铛入狱。
1980年7月，他再次被押送到曾经让多少母亲长夜哭泣的火烧岛。他说这是孤悬在太平洋上的一个神秘而寂寞的小岛，有被火燃烧似的土壤，被火燃烧似的命运。
在他离世次日，《中国时报》刊出对陈文茜的采访，她曾听他本人回忆，「当年被关在绿岛，前妻已经离开，家人并不知道施的家变，他身无分文，把内衣撕成一块又一块的布，每天上午的白饭，只吃半碗，另一半做成米浆，洗净布料，重复使用，因为当时连一张卫生纸都买不起。」
他的前妻爱琳达是美国人，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他两次监狱的缝隙里，他们相识并结婚，婚宴上，《自由中国》创办人、1960年被判刑十年的前辈雷震也到场祝贺。爱琳达一直记得1979年12月10日晚上十点半，在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转角处，他们的四周摇曳着火把的光芒，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爆炸声和浓雾，他说了当夜最后一句话：「如果我必须因此在狱中了此残生——而人民能坚定地站起来反抗压迫者，并且，令人瘫痪的恐惧感能从此结束——我甘愿！」
2015年10月初，我和妻子从台东坐船到绿岛，在海边的花岗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在他昔日的囚室前，我曾伫立沉思良久。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绿岛经历的不堪。那次在旧书店淘来的旧书《囚室之春》，是1989年12月为他被囚二十五年而编的，离他第二次出狱还有半年。火烧岛上不生长水果，蔬菜也满足不了岛上的需要，何况囚犯。他们多次自己买来绿豆，动手孵绿豆芽，他认真观察、记录、分析，还写了一篇《孵豆芽的启示》。那是1975年9月30日，当时，他已被囚禁了十三年，并不知道两年后就能走出火烧岛。
这个火烧岛也就是《绿岛小夜曲》中的绿岛。小时候，我听这首歌只觉得好听，却不知道背后的无比伤痛。
他不仅是坐牢家，也是绝食家，几乎创造了人类奇迹。他曾在狱中绝食4年7个月，强插鼻胃管灌食3040次。因为绝食，他被送进三军总医院特别隔离区，《囚室之春》就是在这里写的，他说自己在被囚禁的病房里养过枫树、榕树、铁树、橡树、万年青等绿植，因为缺少阳光都要枯萎了，只能将「小植物园」从病房移到见得到阳光的走廊上。此前，他曾日复一日，看着断崖绝壁上的榕树，阳光不足，没有肥沃的土壤，沐浴海风、海雾，还能顽强地生长。毕竟绿岛的断崖上还有阳光。
如有机会，将来我还想再次去绿岛看看他们受难的地方，听听大海不灭的涛声，重温他在绿岛写下的文字：「更深人眠，从囚窗眺望天宇，听海涛拍击礁石，细细缅怀台湾四百年来的悲哀史实，细细咀嚼自己十余年中血泪凝聚的遭遇，我突然不再沮丧，不再痛苦。顷刻间，我为台湾人民、为我个人及和我同样命运的人们感到骄傲和喜悦！并充满自信！」
三、落日的哀愁
在威权统治之下，他是浪漫的反抗英雄，成为不可摧毁的反对象征。在政治转型之后，他又毅然退出自己参与创立、担任过党魁的政党，甚至再次披挂上阵，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红衫军运动是他第二次自任总指挥。
当他离世时，陈水扁公开悼念，称他为一代枭雄、民主先知，并说「先知都是寂寞的」。
这一次，他不需要付出牢狱的代价，但也逃不出被边缘化的命运。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将渐渐隐入历史深处。
如今，他终于走了。
对于他的赞美铺天盖地，台北地标101点灯向他致敬——「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一生奉献台湾」……这些也都没有错，却遮不住他的短处，比如他的身上浓厚的民粹色彩，对文明大势、国际问题的隔膜和误判。 2023年10月13日，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言论：「我是巴勒斯坦人，我哭泣。」竟然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问题混为一谈，可惜了。当天，记者接到他的电话，没讲几句，就听到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哭了出来。一代反对强权、不畏死亡的浪漫英雄，毕竟勇气有余，见识不足。我们仰望他蔑视死刑、笑傲死亡的大勇，依然不能回避他致命的缺陷。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这才是面对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需要舍身的反抗时代其英雄人格依然值得高度肯定，他对孤岛政治转型的贡献更应大书特书。我只是为他感到悲哀，那是落日的哀愁。一代人过去了，正如一位元记者说的，他的逝去真正代表了那个时代重要篇章的终结。无论怎样的惊心动魄，最终都要归于平淡，他在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时代都坐过牢。 1989年8月22日他在三军总医院写下的散文《囚室之春》最后说到，自己二十几年都在坐牢，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够格的政治对手」或「可敬的敌人」。他不断地鼓励自己：「你不属于今天，但一定会活在明天！」
2006年8月，他已65岁，还发起反对陈水扁贪腐的「倒扁运动」。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不，敢于说不。他相信，「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必须一代接一代努力下去。」《中国时报》要闻版的标题中说他：「从冲撞国民党政权到撼动民进党政权」。上个世纪70年代末，正是第一次出狱不久的他率先提出将《美丽岛》政团作为一个「没有党名的党」。也正是导致他第二次入狱的「美丽岛案」撬动了国民党在岛上的一党统治。他的历史作用无人能够替代。
在生命的终点即将到来前，他对家人说：「不要告别式、也不要追思会，我一辈子都在搅动台湾，这次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喜欢轰轰烈烈的一代反抗英雄，最后要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2024年1月16日，《中国时报》头版刊登记者曾薏苹、崔慈悌的报导，他的两个女儿施笳、施蜜娜说：「我们的父亲没有忌日，只有生日。」1月15日清晨，当他停止呼吸，亲友们仍为他唱生日歌、切蛋糕，病房里弥漫着香水百合、玉兰花的气味，正是他生前所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