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悬念,他连任了。一切已成定局,一切又刚刚开始。
之所以说毫无悬念,是因为我对“习下李上”这样的传言从来不会信以为真。每到开大会之前,这种宫廷政变传言总会满天飞,总有人觉得体制内某些派系内斗就能改变中国。事实证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算发生也无法改变什么。
要说比较出乎意料的,可能就是那个驱赶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实施上海封城的李强进入了常委。还有就是满头白发的老同志被“请”出会场。不过这些连任大会所产生的副产品和小花絮,好像和普通人没啥关系。
成长在毛时代之后的人们,也就是所谓80,90,00后,他们中的一般人对中国政治气候变化迟钝得令人发指。他们觉得那个疯狂的时代离他们很远,他们以为改革开放是理所当然,绝对不会认为还能有倒回去的那一天。我曾经也是这样以为的。虽然我也曾是个爱国青年,但从我小时候起就清楚地知道,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改革开放比闭关锁国好,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印象中不证自明的道理,我们往往对老一辈人对政治的过度敏感嗤之以鼻,还嘲笑他们思想落伍了。
所以,当打破任期制,供销社,集体食堂,延安整风,红旗渠,人民经济……这些关键词已经如此地提示者人们要变天了,他们还是继续保持极强的钝感力。不论是极端粉红还是反贼,之前总迁怒于那些岁月静好派,指责他们不主动关心时事,但是在后二十大时代的中国,恐怕想要岁月静好估计会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这要放在毛时代,那时候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这些释放出来的信号与自己无关,早就考虑下一波运动来了要整谁,自己又如何避免被整了。
如今要说看得最明白的人,还得是当官儿的。毕竟在里面混了那么多年,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糊里糊涂的人早被玩死了。就连基层官员都知道习是要学毛,要往回走,对此他们当然是不乐意的,干的多捞的少,在长者和涛哥的时代油水吃惯了,谁想跟着土包子傻逼呵呵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呢?不过就是为了活命而已。虽然满腹牢骚,但想想至少比老百姓要强得多,甭管多么困难的时期,啥时候饿到当官的了?
总有人怀念过去的美好时代,也总有人觉得明天会更好,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管过去是否真的美好,一个时代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当我们不断不承认他过去了的时候,又安慰自己明天会更好,又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未来,未来就会好吗?我不知道。与其对这操蛋的时代抱有什么幻想,不如悲观一点,冷静面对接下来的疯狂宇宙。
你问我未来中国会变成怎样,我就直接了当地说结论啦,未来的中国除了通过战争自我毁灭,我看不到任何出路。当然,这可能是对外战争,也可能是一切中国人对所一切中国人的战争。前者对外输出暴力然后再集体被外力暴力对待,后者内部互相施暴,不论哪一种,暴力将是这个和谐社会未来的主旋律。你问我根据是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我看历史看得走火入魔了才会有这种出于直觉的判断,理性得出的结论还要等我再好好修炼一下再说。
说到最后,我又想起了五年前北京的那个冬天,我永远忘不了让我彻底反思的两件事——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和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蔡奇书记才是把我叫醒的“启蒙老师”,这两件事,就像祖国母亲抽了我两个大嘴巴,用行动告诉我“你特么只是个屁民而已,懂么?!”如今,蔡书记要更上一层楼,希望他和他的大哥对中国人再多抽几个大嘴巴,再接再厉。
后二十大时代之杂谈(二)用爬行回应荒谬的时代
今天继续杂谈,把最近的感想串在一起说说。
一、活久见的爬爬群
近来中国多所大学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大家聚在一起在地上爬行,这不是比喻,是真的在地上爬——大学生们组织起“爬爬群”,晚上聚在一起在操场上爬行。最终这个行为引起了校方关注,他们对这种行为如临大敌,不仅暗中监视爬行爱好者们的动向,甚至校领导亲自出马跟拍爬行者。

当我看到了这则消息,我第一反应是困惑:爬行?这是要做什么?行为艺术吗?当我打开墙外社交媒体,看到大家对这种诡异行为的解读,有说这是用行为艺术在表达对动态清零政策下无休止的封控生活的不满,有的说这是因为压力太大而产生的发泄情绪的行为。
或许有的人真的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活得像只狗。用行为艺术的荒诞和无意义性来有意识地表达抗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严密的社会监控和言论管制的环境下,用荒谬的行为表达反抗理念甚至是今后最高效,且相对安全的反抗方式。

或许他们是真的精神出了问题吧。疫情三年覆盖了他们大半的大学生活,他们本该结伴去教室上课,玩社团,谈恋爱,交朋友,出去玩,吹牛逼。而现在他们只能上网课,封在学校,甚至无聊到在楼里面养起了纸壳板做的狗。长期的压抑导致他们真的快疯了。

对这两种猜测,我并不否定,也不能肯定。但除此之外,我从中看到了更普遍也更重要的东西。
二、贴海报的女孩
这几天听《不明白播客》,其中有一期采访了一位在英国的留学生Kathy,她在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打出标语后响应其口号,克服恐惧在英国校园里张贴海报的经历。我非常钦佩这位同学的勇气,同时也给了我不少启发。

当她听闻四通桥事件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她要做点什么,她并没有深思熟虑要用怎样的行动方式达到怎样的目的,甚至她自己都在一直怀疑做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最终她还是选择表达出来。当她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在想,表达,这一行为本身,或许就是人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的本能吧。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或许没有这位同学那么勇敢,但是在对“表达”这一行为的渴求上何尝不是一样的呢?我在matters上瞎逼逼的最初动机,就是要满足表达些什么的需求。现在我翻看我在matters上的第一篇文章,粗糙的或许都不能称作是文章,但当我对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愤懑充斥内心,当我试图发朋友圈表达内心的情绪和思考,却尽是打出语焉不详的文字还删了又删,这时我终于决定在注册已久的matters上写点什么,来满足对表达的本能需求。
另外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Kathy说到她当时真的想找到同伴,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和她同样想法的伙伴。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情绪,当你跟外国人说这些,他们或在理解上有难度,或不关心;如果你跟身在墙内的人说话,不仅找不到什么敢跟你聊这些的人,又不得不自我审查;当你面对海外中国人,又不知道对方政治立场,害怕多半是个离岸爱国小粉红。单就政治立场这个角度,你是孤独的,你不知道有相同想法的人在哪里。想找到同伴,这一朴素的动机,也可以说是社会意义上的人的本能。
三、表达、伙伴与荒谬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当我们面对这些荒谬的新闻,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我们表达为了什么;当我们面对孤独,至少我们可以免于老大哥时时刻刻的监视,找到愿意表露心声的朋友,虽然这仍有难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直接承受这个荒谬社会带来的灾难。
然而,在墙内的年轻人呢?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面对这种实实在在的荒谬生活,有的人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些什么,但却迫于自我审查,结果变成隐晦的语焉不详,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要对谁表达,表达怎样的内容,不知道自己的压抑和愤懑要怪罪于谁,但是他们和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表达欲这一本能——我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来告诉自己人不是只会吃喝拉撒的动物,我是能够掌控自己的人。不管是做个纸壳狗假装在遛狗,还是在学校操场上爬,我需要表达,不管这个行为看起来有多么的难以理解,有多么的荒谬,这种行为的荒谬程度一如他们已习惯的荒谬生活。
同时,在疫情管控的政策下,这个本就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变得更加原子化。除了排队做核酸,能够群聚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然而,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需要找到伙伴,需要聚在一起做点什么,这种需求不是你一声指令号召大家聚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就能解决的,它必须由人们出于某种目的所自发形成聚集才能解决。
但是我们都知道,党和他们控制的官僚集团防止人们聚集就跟防贼一样,所有他们不懂的,看不明白的东西,都要从政治安全的角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桥上挂横幅要管起来,厕所里面写字也要管起来,甚至聚在一起在地上爬也要管起来。而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聚在一起在地上爬的人并非都想要借这种方式反抗,他们只是想聚在一起做点看起来有意思的事,来让自己感觉吃喝拉撒之外还有自我可以掌控的事情。
简单来说,在地上爬的同学、贴海报的Kathy和我,我们至少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我们都需要表达和伙伴。
你问我在地上爬的行为是行为艺术还是无声的反抗,亦或是压抑下精神问题的外在表现,这我不能确定,但是从这种荒谬行为的背后,我看到了社会属性的人的本能并没有被磨灭,只不过在极权社会下以一种看似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这荒谬的时代,人们的回应方式是荒谬的行为,而当荒谬时代的制造者们发现了连自己也看不懂的荒谬行为时,其应激反应的荒谬性又远超爬行本身。
鹿馬 Matters 20221112
后二十大时代之杂谈(三)既无信任,何来信心?
美国大使馆一则保护长颈鹿的微博下面,突然开始持续涌入大量无关留言——因为中国A股大跌,证监会微博下却禁止评论,愤怒的中国股民涌入未被禁止评论(但还是会被删留言)的“美帝租界”,发泄着他们无处发泄的情绪。其中有的言论堪称“大逆不道”,比如:欢迎美国打过来,我们就是美军的坚强后盾,这样妥妥会被扣上“汉奸带路党”帽子的发言。就这样在毫无关系的美国大使馆微博下面,网友和审查员展开了发帖和删帖的手速竞争。可能是影响太差,触怒了领导,一天之后美国大使馆下面也禁止了评论之后,网友们又跑到印度大使馆下面留言——这个被中国人茶余饭后嘲讽,以获得优越感的国家。

讽刺的是,另一边,人民日报还好巧不巧发了这么一篇文章:《“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标题这句话是引用某德国共产党员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对记者的回答。在A股大跌不止的情况下,这种反差更显得现实荒谬,遭到了股民的集体嘲讽。
其实中国官方为了挽救国人对经济的信心,在宣传上下了很大功夫,像是提前宣布GDP增速超过预期啊,放出要注入救市资金的信号啊,国家队下场救市啊,楼市放开限购啊,人为调低青年失业率啊。然而,这一切操作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十多年前社会青年用来放土嗨迪曲的山寨手机——除了喇叭炸裂地响,其他功能一言难尽。
不要说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连投机性很高的股市现在都显现出来不断下跌的趋势。为什么人们没有信心了呢?为什么经过疫情之后一年多,厉害国的人们突然不觉得祖国厉害了呢?看似对经济突然失去信心的背后,是不同阶层对这个国家渐渐流失的信任。
过去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相信这个国家政治改革会逐步进行,会逐渐形成公民社会,然而结果却是日渐严格的思想言论审查。但是很多人觉得没有言论自由也没关系,有钱赚就行,人们还是相信党和国家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中国经济会蒸蒸日上。直到三年疫情的封控和动态清理,不仅让更多人尝到没有言论自由带来的苦果,更让人们对政府最底线的信任——保障经济和民生,也濒临破产。当人们觉得结束清零就能恢复到他们以为的正常状态的时候,才恍然发现,这个政府已经把政权的安危放在了最迫切的位置上。人们变得越来越不相信政府有意愿延续过去的市场经济,也不再相信它有能力搞好经济。
从前中国人有两个谜之信仰:一是相信政府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只要它想搞好就会集中力量千方百计搞好;二是不管有情况多么糟糕,最后政府总会有办法来”兜底“。可是现实情况是,如今的政府既没有足够的意愿为了救经济牺牲大国崛起的排场和领导的面子,更没有能力去解决经济出现的诸多问题。而且政府好像有一种谜之错觉:觉得根本问题就是市场信心不够,所以只要宣传到位了,提振了韭菜们的信心了,经济就会好起来。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舆论就要不停地放出好消息。
然而市场的反映是什么呢?看到有问题却不解决问题,一天到晚只知道吹牛逼,不仅对问题避而不谈,还反过来告诉我们经济增速超过预期,正在高质量发展,还“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那我自然会怀疑你政府到底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天天唱高调说好话,行动却背道而驰,经济民生到底还要不要保障?天天宣传送外卖年入百万,当瓦工月薪两万,到底青年失业问题要不要解决?烂尾楼那么多,政府还能不能兜底?早就知道你政府喜欢吹牛逼,嘴里没几句真话,但看在你还能保障我们有钱赚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可是当最基本的信任都被击穿,你叫人家怎样对未来有信心?
此情此景,这让我想起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评价: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某种程度上,这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正是这次事故击穿了信任的底线。虽然在此之前,苏联的弊病早已显现出来,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效率低下,腐败,物资匮乏,不够自由等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对这个体制完全失去信心。然而,当这个全人类级别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仅封锁消息,还控制媒体去制造安全的假象,甚至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宣传的假象,还降低防护措施,牺牲人民去配合虚假宣传。而官僚机构呢?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配合上级封锁消息,官僚体系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这种对大众系统性的欺骗,对问题视而不见,彻底击穿了苏联人对政府和它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的基本信任:不是说好了解放全人类吗?我们以为趟过血海,为的是到达一个伟大的理想社会,到头来人们的牺牲只不过是你们维持统治的代价。五年后,苏联解体,人们没有留恋,并不是因为苏联人”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这个政权失去了人们对它最基本的信任。
我当然明白,股灾导致的股民的冲塔行为,远远比不上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但是背后却有着相似的逻辑。股灾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预演,那个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会随着信任的流失终将到来。或许,早在动态清零崩溃的那一刻开始,信任的流失早已慢慢开始。现在,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政府,既无法为人们的生命健康兜底,也无法为经济问题兜底,更不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兜底,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底”到底在哪儿。
鹿馬 Matters 2024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