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专制檄文》征文作品
【按：该文章是作者在《中国行动》的二等奖获得文。作者的获奖感言：组委会诸贤授我二等奖，当属错爱，我有幸也有愧。今天的世界仍是太过悲观和太过乐观皆依据不足，
全球化时代,需要坚决铲除一切专制
此文着重谈谈下列问题：
一、中国专制的源流与破坏性、顽固性
二、红朝专制，青出于蓝胜于蓝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反专制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四、割除专制毒瘤后，还应清理病灶
资料照：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VOA）
一、中国专制的源流与破坏性、顽固性
专制主要由战时不可免的专断演化而来，正如极权多由威权发展而来一样，属于世界共相。
但共相下有殊相，由文化、文明的差异所决定。
大体上说，华夏土地自春秋进入战国中后期，先前流行的战时采用的专断行为，逐渐演化成了战时平时通用的威权模式。此为诸侯国之间不停的兼并战争的逻辑发展。时过境迁，利益重组，需求跟进。其显著标志是“良臣择主而行，良禽择木而栖”的自由选择空间被大压缩，同时开始了人质行为和重要人物的出逃国境行为。它们的对应行为乃专制的强横，此种强横的特质就是三个字：“服不服”。而由威权专制走向威权专制、极权专制交替使用。强大的楔子作用来自儒学升格成了大一统集权需要的国教。国教意味着社会形态和权力架构有了确定的章程和组织，表现为一整套不同于往昔的法理依据、礼乐规范以及严苛的等级安排。硬件仍是强权专制，新建立和完善的是国教软件。硬件统一政令、军令，软件统一思想，规范人与人的关系。硬件仍可以因人因时而异，软件则不容因人因时而异。陆权时代的大部份时间内，“外儒内法”堪称标配。
儒教从得势到大发力，有一个过程，正如儒学从形成到终成国教正果，有个过程一样。儒学儒教的本意确有矫正专制暴虐的一面，但它不同于与古罗马帝国暴政作抗争中壮大的基督教。儒学儒教的立足点是对社会精英尤其政治精英的寄望，生来便少独立品格。尔后，中国社会严重缺失自由、民主因子，与此密切相关。不过，相当时间内，外儒内法对社会的治理上实现了有序，使初唐、中唐乃至宋初的农耕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这是所得，所失而且是大失乃春秋时萌芽的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路从此渐行渐窄。其深远影响与恶劣作用不但延续至今，而且中国推倒了专制这堵墙后，只恐相当时间内仍需清理余毒。
大一统集权模式的确立，离不开迎合了所有强人特别君王的好大喜功心理，也离不开吻合了大多数人的虚荣心。它的前景总是被描绘为美轮美奂，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效果上却从来都是激情过后便感觉总有地方不对劲儿，是因操作上极难实现设计者的愿景。因为，制度的本意是防止行政时出大错，但若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反人性，尤其不允许因地制宜修正与纠错，就一定会导致南辕北辙局面。
红朝是个极鲜明例子。
毛泽东时代，对党的政策、方针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问为什么，否则就会上升为路线问题，后果极严重。结果是政治生活全是假大空，国民经济怎么努力都搞不上去，专制铁拳下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死于屠杀者和因饥饿倒毙者竟然以千万计。文革时期则是物质、精神双赤贫。
邓小平路线下的江泽民、胡锦涛改革开放时期，根本制度上病灶依旧，但行政时各级官场因一定的放权松绑有了不小的操作空间，使官方民间都有了积极性，利用几亿劳动力的吃苦耐劳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生活大变样，但纵容下的官场贪腐也呈爆炸式发展，带动了官德损、民德毁一泻千里，社会生活的意义演绎成了赤裸裸的“人玩钱、人玩人”，终使旧的民恨犹在，新的民怨又生。只因经济发展改善了物质生活，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国家前景似能看好，大多数人便对严重不公的生活睁只眼闭只眼。
誓死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习近平，警觉到了此种生活定会招致和平演变，时间问题而已，便重拾坚持社会主义原教旨的集权法宝。他这样做受价值观影响是其次，主要受个人和家族的既得利益驱使，况且他的知识结构、行政能力也使他只适合这条路。为达此目标，规矩规范越来越多越严苛，本意是防错，结果是越担心出错越出错。是因各行各业的信念乃至行业操守皆成笑谈，实惠才是真理。官员不能贪了，积极性也没了。为了不犯错，就只好上下左右皆玩糊弄。演化到了但凡大一点的事儿，便盼着习总书记能亲自指挥。因为有了最高亲自指挥或圣旨，出了岔子，下面人便无需担责了。
专制王朝的周期率打破不了，其实原理简单，便是大小前提皆错，当统治资源耗尽，谁也回天无力了。但是哪个王朝甘心倾覆呢？此时专制的铁拳就只好既砸向可恶的不识好歹的民众，也砸向可恨的太不争气的官场，是以恶性循环再上一层楼，直到楼塌。
其实，专制之所以有大能量，从来都是靠了借力打力。
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皇权时代，最大的借力便是儒教。儒教文化是以人道自诩以仁爱孝道示人的，它的教师爷嘴脸也曾为某些皇帝不齿，如秦皇嬴政、中共主席毛泽东。但是它对皇权的忠诚加上无怨无悔，终于感动了绝大多数皇帝，原来它才是真正的最得力的贤内助。儒教的王道，捍卫了王权的根本利益，当然受欢迎。儒教的孝道，则直接击中了劳苦凡人情感的脆弱点，引发了生活中委屈辛酸无处释放的为父母者的共鸣：不孝敬含辛茹苦把自己养育成人的父母，还是人吗？这方面某个君王的表率作用，通过官家宣扬后，尤令小民印象深刻。这样的皇权，既合天道人道，理当拥戴。既有了天下臣民的拥戴，只要不出特别非常事态，专制统治便尽可以躲着笑，因为不要担心睡不上安稳觉。
然而，这个仁爱与孝道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专横霸道已达极致，谈什么真仁爱，谈什么真孝道？诚然，生活中孝道大不同于王道。王道里那个国法无情，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得商量的。张三该死也罢，李四属于冤枉也罢，基本一样，午时三刻一到便开斩。孝道里那个“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只有极端情况下，才能在民间生活中见着。问题在于有了这个法理依据，父与子便不再是平等的互爱互帮关系，而是等级关系甚或权力与工具的关系。孝敬老人应该，但儿女也可以有不同意见啊。这种单方面，强加于子女的孝道，能不对子女的身心造成伤害？事实上，正是此种国家和家庭的双重专制高压，自我意识便在中国逐渐绝迹。当后代和后代的后代皆适应此种天律般的纲常，为真正的人道本义需要的自由思想、独立品格、博爱胸怀，便再无立足之地了。此种高度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杰作便是包办婚姻，它侵害的不只是一代当事人，而是无数代当事人。这种情况下的寒门子女，极少人能出息。即便成才了其出路也只能是给朝庭做奴才，因为一躯微力改造不了社会。世世代代，平民大众如何会不愚昧？素质赖何提高？越愚昧越穷，越穷越愚昧，实乃千年的平民生活写照。它决定了文明基础势必腐烂和国家外强中干。这情况又成了必须坚持专制的依据，因为社会生活稳定符合此时国民的最大利益，所以对少数“刁民”必须镇压。
清朝二百八十余年历史，此种罪恶的专制进一步被推向高度。这个进关后靠大肆屠城而立威的新朝，岂能不明白几百万满人统治上亿汉人，总是靠屠城并不是办法。它借力打力的重大措施是：尽量利用儒家文化的于己有利的内容；招安、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大力倡导孝道。不能不说，此三招既厉害，也高明。它高明到了让后来的国人几乎全体乐于精神自慰，居然认为是汉文明汉文化驯服了野蛮的八旗权贵。其实，坚持此说者潜意识里无非是这样的叙事能够找回国粹的面子，能让新朝的主子听了顺耳，多半还能讨到赏。
从共相上讲，此种社会文化心理当然源于儒门知识分子，但儒门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唐宋时期并不乏肯于和敢于独立思考者，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崖山后近百年的蒙元专制，不可避免地重挫了儒门弟子的优越感，是以满清统治早期，他们固然只能臣服于专制，内心仍存自己才是正统的观念。待到满清权贵尊孔，并“重用”他们，他们竟然怨气全消，甘心地拥戴新朝了。电视剧《康熙王朝》里的李光地，姚启圣，堪称范例。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乃至左宗棠，皆以“道统”仍在汉人之手为荣为傲。它于华夏文化文明的毒化是，文化人甘心追随权贵，为专制出谋划策。改革开放后知识界与权力快速地合流，性质上乃又一曲“满汉一家”的再现。这个本该是民主先驱的群体，却成了专制的伥鬼。
但也不能不说，儒教的孝道不论多么虚伪，实际生活中却也并未完全剿杀良心，也就让人际关系保留了一点润滑剂，较之后世红朝疯狂时连良心二字也咒骂打压，终究可取一些。唐、宋、明、清四个朝代都能存在几百年，今日大陆民间仍对儒教伦理存在好感，很明显与此有关。红朝的行为可以反证这一点。凡事就怕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它把人际关系弄得何止于没了友情味，连亲情味也要与党的利益挂钩，不由人不怀念人起码还讲点良心的过去生活，它的民心丢失得那么快，怨得了谁？只能怨自己太恶太蠢。
诚然，借力打力，属于世界性专制统治共相。这是聪明，也是无奈。而要实现借力打力，花样翻新的欺骗，不择手段的权谋，便是必然。此情况非儒教初衷，但它只能佯作不见了。此种伪善、无耻达于极点的统治术，被中国的专制统治演绎得炉火纯青，尤其被红朝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也就构成了身披儒雅文化外衣的中国专制的特色。近代以来很多西人看中国，无不被天朝温文表象迷惑，进而便是认定这个皇国的文明程度相当高。长期以来，我们自己不但对此信以为真，而且为之自豪骄傲。当然，当一场又一场海啸过后，目睹一次又一次的海滩一片狼藉，我们开始了改变看法。
此事既要感谢历史更要感谢红朝。例如，玉音集萃的《人民日报》，居然除了日期是真的，余则几乎全假。文革的疯狂，曾令世界为之瞠目，搞不懂中国人到底是地球人还是外星人。此种亘古少见的闹剧、悲剧到了习近平新时代，干脆说成是“艰辛探索”或“苦难辉煌”。我们对此能够理解的是，权贵们能把内情实情说出来吗？它能说他们皆参与了犯罪吗？今日红朝自称“特色社会主义”，不谈它的立场和里子，并不失为半句实话。如果它坦承此特色由来已久，是国粹，就是大实话了。
但是，它怎么会坦承此特色毫无新意呢？它心知肚明，它的大小官员脑瓜里仍是封侯拜相，光宗耀祖，几十几百个高端家族全靠“人民共和国”这锅熟饭过日子，统治合法性还是要归宗在这块土地上。
一个残酷的历史真相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皆不会告诉民众的：华夏文明大部份辉煌成就，曾经的博大胸怀和敢爱敢恨的鲜明性格，乃是专制统治未成大气势时的产物。自儒教与皇权联姻，专制统治被视为合天道、顺民心，其社会基础逐渐牢靠后，华夏文明的创造力便走上了下坡路，民族性格也随之变得猥琐。上溯一千五百年，纵有唐诗宋词反映的万国来朝和市场繁荣，兵马俑、越王剑、马王堆防腐技术，皆成了不可复制的绝唱。上溯五百年，近代以来外部世界的发明、创造、学术成就，中国基本上与之绝缘。
这个一千五百年与上述历史真实相对应的是，堪称盛世的时间加在一起曾有有心人统计为一百五十年，姑且算是两百年吧，余下的一千三百年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态呢？战祸、饥荒、此伏彼起，大灾之年或战乱之年，赤地千里、人相食是常态。旧时说书人挂在嘴边的“黄巢杀人八百万”，“湖广填四川”，晚清几十年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些该不是无中生有吧。若非生活不下去了，当年会有那么多人下南洋下西洋？至于女人缠足、束胸、男人蓄长辫，男女授受不亲，自宋明以来直到民国，世人非但皆见惯不怪，而且你不照做还会招来千夫所指。孝道文化依旧张扬，却是人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再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久病无孝子。自由、民主、人权、个性解放，简直就是天方夜谈。读书人一样不例外，他们熟悉四书五经，还会做八股文章，却断然不敢对此越雷池一步。这样的社会，能出一个“我劝天公重抖擞”的龚自珍，已然奇迹了。指望出来《政府论》和《常识》，做梦去吧。而《政府论》里那句警世恒言：“任何专制制度，本质上都是丑陋不堪的”，当然就是妖言惑众，形同谋反。这一切与专制统治只是一个难脱干系的问题吗，这只能是它的煌煌杰作。
华夏文明被专制荼毒到了如此地步，借助于海风，到底引发了部分热血人睁大眼睛后的痛心疾首，此为同盟会改反清复明为反帝制反专制的由来，也是新文化运动反孔教，呼唤自由、民主、科学的由来。但是，领导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很多人固然作出了那个年代允许的最大努力，有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整体上讲不免轻视了权力角逐场上的人心难测，小看了千年熏染下各阶层思维定势思想陈腐的能量。政治人物如孙文、黄兴等，一度内心里无不盼望终结帝制后，中国出来英、美、法革命后的社情，再通过他们这代人努力，文明步入新纪元轨道。但是，中国未曾受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洗礼，又缺少大航海发酵的敢于冒险的自由勇敢气质，几句时髦口号触动不了大量旧官僚的心灵。例如，袁世凯呼应南方革命党促成了清庭逊位，有功于当时，为南方革命党也认可的那个清室优待条例未必很妥。英、法革命能够步入新纪元，是否与把两位国王处死、有助于各阶层与王权专制彻底切割相关呢？诚然，这样的故事不再对清室上演，合乎时代发展精神。但清室代表的并不仅仅是隆裕太后母子以及王公国戚，还代表着王权专制在社会各阶层的深层影响力。因此，不搞以暴易暴的复仇是对的，但不再允许他们享有超国民待遇，从长远看正面影响或许更大更持久。事实上，皇权专制的幽灵在中国一直魂魄不散，直到如今。这页历史的得与失，未必现在就可作结论。关于那个年代的文化先驱，似可以说眼光相对犀利一点，并非没有作出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他们的悲哀在于比政治人物更加生不逢时。短短几十年后，当共产党挟旧皇权专制余威，又借法西斯社会主义新专制雷霆之力，无差别地扫荡中国社会生活时，他们还做得了什么呢？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新旧专制合力后打造更大的杰作。
2018年2月26日，北京一个市场陈列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像和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像。-VOA
二、红朝专制，青出于蓝胜于蓝
常见一种说词，中共属于外来党，已非炎黄子孙，而是马列子孙。
笔者不认可此种主要出自感性的说词。如果要说今日中共的很多高官显贵已算不得炎黄子孙，我赞成。他们纷纷把子女、情人，把掠夺来的财产送去美西方，甚或早就办了绿卡，特别内心里已视中国人为劣等人，你还说他是个炎黄子孙，只恐他们内心里也会觉得滑稽可笑。后面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也属于“润”者，但“润”的动机动力和大多数“润”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说中共属于外来党，言外之意乃指外来党的可恶超过了本土党。或者说，中共回归本土党就好了，因为本土党对中国人的感情牵连一定会要多一点。但是此言谬也。究竟本土党是否强于外来党，评判的标准主要是也只能是各自的行为，国别地域的不同属于次要因素，把不同的国别地域作为评判好坏或优劣的主要标准，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大天朝大汉族情结，成了对红朝专制的小骂大帮忙，不妥。
行文至此，简略地回顾一番中共的行为仍有必要。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共，不失为俄共的一个真诚的海外支部，对马列学说的态度算得虔诚，相当多人胸中燃烧着相当的理想火焰。自进入向南京政府武力夺权阶段，特别江西的红军被迫逃亡路上陷入绝境只能再推枭雄毛泽东出山后，这个党的理想就开始蜕变成了门面招牌，一应行为的考量皆以现实利害为准。在一个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我的战争环境，此情况原属正常。不过，与中共标榜的主义渐行渐远的事儿也出来了，且逆转不了。因为要夺权成功，便需要队伍如狮子滚雪球般壮大，哪里还顾得了泥沙俱下，党的基本成份便由小资团队发酵为小农阶层。这个小农阶层的素质之差，鲁迅创作的阿Q 形象可称标本。至此，中共变身为了小农、流民、地痞文盲党。事儿没完。新领袖毛泽东本质上是个洪秀全式人物，他比洪秀全更有才，更善权谋，手段更狠，野心更大。夺权成功，红朝建立，便有了供毛泽东大展鸿图的舞台，由骄兵悍将变身的新官僚阶层也就相应地得志便猖狂。于是，这个党得以品味升华，由小农、流民、地痞文盲党进化成了以嗜血为荣为乐的凶残法西斯党。党干们只要执行党的指示坚决，敢于大义灭亲，文盲算得了什么，即使犯过重罪当过伪军，也尽可一笔勾销。它始料不及的是，不要品德底线的法西斯专制统治，竟然严重反噬自身。
十年文革，中国大陆先是成了一个巨大疯人院，继之成了一部超级绞肉机。为了活命，无分贵贱，不容人不向本来就不多的良知良心开战。而表现优秀者，首推建政后的大量新党员。他们入党本来就是趋炎附势，图好处，哪里还会顾忌良心。况且他们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无不表现出色，早就心黑了，手狠了，犯得着因那个不值钱的良心而前功尽弃吗？事实上，文革中出来的狠角色，几个不是共产党员，正如今日抓不完的贪官，几人没进过党校一样。当年，刘少奇在开封的地下室没准儿想过这问题，不过邓小平出山后复仇的目标却是“革命群众”。如此浩劫加闹剧，几千年的中外文明史上，似乎只有古罗马的尼禄时代可以相比拟。相应地，中共建政后打造的那些个杰出作品，土改、镇反、反右、“苦日子”，皆相形失色了。因为先前的专政对象，尚有一个阶级限制，现在则是增加了一个“新的阶级敌人”。这个新罪名适应于除了毛泽东外所有的人。浩劫加闹剧再加普遍赤贫生活，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了，又值毛泽东归天了，终于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大约六年时间，专制的发条松弛了下来。然而，总设计师邓小平深信局势可控后，整惯了人的手板心又发痒了，遂开始了用四项原则实乃四根粗棍押解着改革开放上路，几年后索性用坦克、冲锋枪替代四根粗棍，上演了几十万野战军包围清洗天安门广场的大剧本。事已做绝，那帮子复出后再度得志便猖狂的革命老人索性不装了，便是红色江山只能属于红色权贵子女。他们另有说了出来但不宜见于《新闻联播》的话：不要跟我们讲道理，坦克就是道理。一个新的奴隶主小集团迅速形成。
至此，中共又一次实现了品味升华，从凶残法西斯党进化为贪婪无比奴隶主党。
这个新时代奴隶主党也曾有过二十年时间让代理人打理前台，董事会成员则隐身幕后或抓紧时间操练接班技能，或放心大胆地跻身商海大肆劫掠。此期间内，美西方的政府和大财团纷纷对中国经济开放绿灯，堂皇的理由是经济深度交融后，红朝专制便会向现代民主转型。实际，资本要赚钱本是常理，况且经济的交融于中国民生终究利大于弊，但这些话儿满可以明说。诚然，要求他们对红朝专制本质和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洞察，也有强人所难之嫌。无情的讽刺是，他们无从免俗的优越感，使他们看扁了共产党，也看偏了中国人的思维、性格与价值观。但愿他们能够明白和内省，他们已不是二战后二十年内深具悲情的那一代美西人。他们已回不去杰弗逊、林肯的时代了，看来也不乐意回去了。
经过二十年的观摩，加技能操练，红二代走上了前台。
其时，习总书记是深信自己能够重新安排河山的，能够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乃因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财产，背后站着一批高贵的有话语权的延安儿女。财大自然气粗。财多才能多豢养军队、警察、公务员、各式维稳人员。他敢于去国外大掉书单，既反映了他的内心空虚，也反映了他的气壮如牛。很多人不看好他，理由是他的才德均不配位。不过，看来不看好习总书记的人，自身立论的前提也不免缺陷。因为一部专制机器的运转，乃是电机、传送带、工作平台的合力使然，并不要求那个按开关的人才德俱优。秦汉后这块土地上出来过近五百个皇帝，若论德才配位者不会超过三十人。占比惊人。更多的人实为白痴、恶棍，他们沉溺于酒色、吹牛皮、喜谄媚，其实不很坏事，真正坏事的是乱作为，且一贯正确，但专制这个中国的优良传统照样代代传承下来。这就是制度和文化的力量。
况且习总书记自有天助。经济时代降临，党官们的群体嗜血性格很快转换为比赛贪腐行为，被收买和招安的各界精英纷纷跟进，终于人人眼珠儿变得通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谁说不再适应于人间。此种不惜向良知良心开战的大戏，既然文革时期上演了一次，再度上演就容易了。没有几个成年人不会说这样几句话：“这里是中国”。“你同情他，谁同情你？”“你傻呀，操什么空心”。这样的社会生活，固然埋伏了地雷，催生了地火，一定时间内却也有助于红色江山的稳固。所以，习总书记能够顺利三连任，首先功于脚下这块风水宝地。上下左右，无处不是岁月静好，到了这一步，就是制度和官僚阶层乃至国人的素质互为因果的问题了。实际，制度是由价值观、文化传统、国人性格支持的权力架构的产物。某些海外民运人士不这样看，只能说他们去国已久，哪里尽知三十年来的真实国情和社情。那个可怜的小悦悦，若果真有生命轮回，我想她一定会泣求阎君，不要让她再投胎中国，她还敢见马路上那些叔叔阿姨吗？事实上，红朝的智囊们很多时候比民主人士看得远。中国的大秦残暴吧，欧洲的罗马腐败吧，但它们都不是倾覆在自己的臣民手里。固然，智囊们的见解并不具备普适性。罗马崩溃后与大秦覆灭后的历史，皆是见证。罗马城大火时，市民全都无动于衷。《约法三章》出来后，秦地百姓拥戴刘邦并非矫情。
今日习总书记麻烦事儿缠身，导火索不是启于内而来于外。他实在不该自断另一天助，赌场上出老千，一次又一次被人抓现场，应力争大事化小，偏去跟大金主美帝逞强斗狠，结果是面子里子皆失。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手法就圆滑多了。此差别当然反映了技术官僚与天潢贵胄的认知不一样。
这个眼睛里只有红色而不识其它颜色，脑瓜里装满了帝王荣耀和宫廷权斗术的红朝总加速师，他连中共红朝的本色、本性、本质都弄不明白，还说他什么呢？
但是他弄不明白的事物，不等于旁观者也弄不明白。这个共产王朝，即使老国王时代，社会主义也主要是个门面招牌。形象地说，最初几年，它门面上挂着羊头，案板上也曾出现过羊肉，但大跃进后就全卖狗肉了，改革开放后索性全挂狗头了，招牌上仍是正宗羊肉店。笔者相信，当初若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替换苏俄共产党来扶助毛泽东军阀集团，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会高呼“希特勒万岁”。红朝从境外取得的真经，首推手段与目的脱钩的列宁主义，以及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纳粹党宣传宝典。但它的基因和骨骼，终究来自本土这个母体。大天朝，皇权至上，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密室政治，对朝庭忠诚就是最大的品德和才能，权谋手段不断翻新，韬光养晦，富国强兵，等等等等，无一不是由来已久的专制国粹。
泱泱国粹加上域外真经，红朝专制也就青出于蓝胜于蓝。笔者认为：就内核而言，它前三十年是残暴大秦，后四十年是残暴大秦加腐败罗马。就形态而言，它集王莽新政、太平天国的新鲜花样、苏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纳粹国家主义审美于一体，习近平新时代则表现为夜里是黑风寨，白天是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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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时代，中国反专制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天道可不因尧存，不因桀亡，人道却不能没有普世情怀。
它是生活道德，亦是生存利害。恪守和发展人道，是文明的根本任务。除却人道，没有任何事物可称神圣不容侵犯。现存文明一切与人道本义相悖的事物，都是可以审视、批判、修正的。首推强权专制的用一部份人压迫更多人而衍生出来的一应有形无形的事物。
从这个人道的本义上讲，迄今的文明并谈不上成熟或成功。使用激进语言，这个文明与其说是人类文明，不如说是人类中既得利益者的文明。它不能不强调国家地位和精英政治的作用，也就需要容忍和纵容了专制的凶残行为，导致了从根本上看无分阶层皆属于互害的共输文明无从觅到出路。荒唐、荒谬。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共输文明的突出表现。
这个文明终于被迫开始了改弦易辙，战后民主打败了专制便是此实践，但几千年旧文化、旧文明的惯力不是几十年的努力就能让专制主动止步的。民主打败了专制，属于惨胜。要止战，要使民主更受拥护，须赖更大的军力和经济力，提升军力和经济力离不开科技手段。无形中手段又成了目的，专制的依据也就屹立不倒。实际这个星球文明不是更强韧了，而是更脆弱了。因为大资本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来就悖于人道，技术权能是不认善恶的。如果民主不能从根本上压倒专制，那么专制高举着传统文化大旗，又拥有了大资本和技术权能这两大借力，不但人道将进一步名存实亡，而且这个文明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当然，专制也不是无短板。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属于十九世纪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升级版。它是资本逐利的结果，因利益不可能均沾，并无助于强权时代的强调国家利益的行为收敛。这个新的赌局上，依旧是赢者还想多赢，直至通吃。输者不甘心，时刻想着扳本。从原理上讲，上世纪德、日军国主义就是这样来的。关于它们的行为，已为世界尽知，就不说了。
新一波经济全球化，红朝作为新赌客，也迎来了当初德、日两国作为新赌客的发财机会。不同之处是中国体量大于那两个赌客，决定了想多赢钱的欲望更大。于是，经典历史剧又被翻拍。不过，红朝既希望看见又不希望看见的新时代特点，是旧剧本里没有的。这个新时代特点是：没几个人欢迎打第三场世界大战；大资本多了远见，明白真个打仗自己不免鸡飞蛋打；技术权能的优势仍掌握在旧的庄家手里，是因进一步提升技术权能的前提是新创意，此为专制的天生弱项，不由强权意志决定。这一来，要适应新时代特点，思维、思想、行为乃至政治、文化形态也得跟进才行，红朝大佬们却茫然以对。因为专制的眼睛总是盯着昨天和今天，本能就不乐意多看明天。当然，如果它乐意多看明天，它就不是专制了，也是民主了。
此次俄乌战争，见证了新时代特点。
普京治下的俄国还算不得极权，思维思想陈腐却是确定的。他出身于克格勃，明白人性缺陷所在，便认为他只要速战速决，这世界又会对侵略行为雷声大，雨点小。一定程度上，他是对的。自战争打响，年迈的拜登就拿出了勇气和行动，欧盟特别“老欧洲”的很多领袖就恐怕不能自称勇敢了。没有大决心，大动作，打败了普京，也不等于打败了这世界的专制势力。而要让专制势力真正胆寒，得靠切实的群起而制之。总体上看，世界主流表现了觉悟和团结，已经迫使专制的路子很不好走了。
但也不能说世界就不会翻车了。
说来说去还是这个文明总犯健忘症，民主并未免俗。911已经给骄傲的美国人上了一堂课，三年疫情给所有的岁月静好者上了一堂课。中国经济的投机性质与不计代价的手法，本是持续发展的大忌，大量“唱衰”语言，今天已成现实，再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如果民主仍不能切实抱团，让专制势力有机可乘，利用今天技术权能以一敌万的能量，再各个击破，民主打大败仗完全可能。
今日红朝，已事实上成了新神圣同盟的盟主。
笔者浅见：这个新神圣同盟注定了失败。世界资本和仍在大发力的技术权能支撑的经济全球化已不可逆，追求自由和追求自我意识，是它们天性的主要成份，所以它们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普世价值观向政治全球化迈进。之所以文明史上的宗族、部落、诸侯时代皆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本原因在于用划地为牢对抗开放的张力，不合文明的扩张要求。诚然，强权一样追求扩张，但它代表的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利益，社会基础先天薄弱。它之所以嚣张了几十个世纪，不是自身发力的结果，如前所述，是借力打力的结果。文明自有了不断扩大的民主机制，便等于专制迎来了克星。从现实上看，今日美西方代表的一流文明，在世界人口的数量上并不占优，却在号召力上拥有质量优势。突出如“邪恶的美帝”拥有的盟国之多，是专制大国望尘莫及的。通俗地说就是人心所向。所以，不要被什么“东升西降”吓唬住。这个大牛皮，不论来自哪个脑袋，很明显首先是讨习大帝的欢喜。
但事态另有一面。专制的刺刀是可以把治下的民众绑架上战车的，旧文化本质上就是专制文化，世界皆然，依得发展的眼光，至少 80%的内容尽可摒弃，但至今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只要仍能从大资本与技术权能上借力，它就仍能在相当时间内张牙舞爪。例如，普京一伙一再挥舞核大棒搞讹诈，并非无相当的效果。既然今日中南海掌控的能量已大于克里姆林宫掌控的能量，便不容世界不警惕红朝的行为与走向。特别是，虽说核战争的几率小，但发生超限战的几率却很大。此次武汉肺炎是个强信号。这个地球文明，并承受不住类似灾祸的一再发生。
而最大的受害者乃是专制下的平民大众。三年疫情，多少中国人犹如活在炼狱中。如果疫情确系自然原因，红朝便也是受害者。但这次武汉病毒全无人祸原因？为什么不能开放原始数据给世卫组织？你要求溯源，官家说是科学问题，就是你不配过问。你指出防疫期间的种种怪现象，官家就马上维稳，说你寻衅滋事，甚至说你煽颠。今天的民主国家，有这样的奇葩事吗？
要一一列举红朝的奇葩事儿，只恐组织一个团队用上半年时间都将力不从心。哪一个被它镇压、冤屈、盘剥、损害的家庭，没有一部痛苦、辛酸史？有个说词不知出自多少人的口：“我家的苦难可以写一本书。”
其实，这个专制王朝的权贵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它欠下的债实在太多，不能让数不清的反民族、反文明罪行让 90后的人知道，口子一开，将如出闸的水。当然，此种一厢情愿，反映的仍是它的蠢与恶。
反了民族也就罢了，如果真正改恶从善的话。毕竟，都是过了的事了。孰料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对内继续作恶，对外公然地反起了人类。它当然会极力否认，抓捕“造谣、传谣”的人。但它的行为是否属于反人类，不是它自个说了就作数的。如拒不配合对疫情的溯源，如台湾问题上不惜“留岛不留人”，当然最终目的是控制日、韩的贸易生命线，如俄乌战争中实挺侵略者，如大力研发进攻性武器，如放纵极端民族主义，如恨不得世界越乱越好以显示中国风景独好，等等，不一而足。
今天，全世界需要坚决反专制，中国尤其需要坚决反专制，理由显而易见：
1、世界已回不了过去，需要高度谨慎才能防止未知路上不致大翻车。排除隐患，任重道远。最大的危险便是专制势力的反人类行为。今日红朝已成新的神圣同盟之主，已然当仁不让。看看独裁者在世界政党大会上自吹自擂的表演吧。它操纵民族主义激情，敌视表现人类良知良心的普世价值观。它用爱国主义鸦片，毒化一批批理工科学生学者，在世界上不择手段，见缝插针，玩弯道超车，恼羞成怒后，便以战狼怼之。它拒绝让核武、生化领域走向透明，目标何指，目的何在？一旦国家恐怖主义羽毛丰满，于自身于他人皆是恶梦。值此一荣不会俱荣，但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不可能任由红朝专制为所欲为。
退一大步说，这世界哪个大国是省油的灯，要让人家高看你，你总得在某个方面不太离谱，突出如对待国民的行为。你对你的国民尚且如此凶狠，你会对别国处处留情？就冲这一条，人家也会对你心存戒惧啊。这情况就像小区生活，谁会乐意跟一个天天家暴家庭成员的人打邻居？天天听那边屋里传出来惨叫声？
2、党文化已然成功地改变了中国，若依得红朝专制依旧，党文化将彻底改变中国。它作为垃圾臭气冲天污染良知已是其次，恶毒莫过于人从幼儿园起就要学习颂圣、歌德、以撒谎为荣，让认知与现实脱节。它扶助的无数小粉红、五毛党、朝阳大妈，官媒上充斥的假大空，网络上的一片吓尿体，音乐、小说、电影、电视上的红色说教以及天天炒现饭般的宫廷剧等等，组合成了无处不见的“正能量”。这哪里是个令人恶心的问题，明明是个要打造另类人种另类民族的问题。姑且叫打造党种党族吧。
3、为了豢养庞大的专政机器和官僚阶层，这个专制王朝对民间的盘剥、压榨从未停止过。改开出来了占人口总数顶多 20%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仍是没有法律地位的。这个中产阶级要想生活无忧无虑，一定少不得与官场勾兑乃至与黑恶势力称兄道弟。改开的经济绩效究竟怎么来的？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是遍地赤贫，为什么习近平新时代是不能持续直至经济全面下降，原因何在？世界救了中国，红朝却忘恩负义。所谓自力更生、内循环，使用大白话就是 80%的国人又要过“紧日子”，实乃贫困依旧。
4、专制屠刀、党文化，挣扎着求生存，看不见前途，逼迫十亿人尤其年轻人过一天算一天。还谈什么情怀、个性、追求、尊严？中产阶级也命中注定被卷入进来，任凭命运被抛上掷下。终于，各级官场，纷纷豺狼当道，各界精英，廉耻抛却大半；芸芸众生，可悲远超可怜。
5、依得今天攻击性强兵之路，中国将不免被世界视为新的战争策源地。届时，将逼迫世界不再把政府与民众区分开。正如二战期间，同盟国对轴心国的反击，无从把政府与民众区分开一样。若事态演化到了这一步，谁是滔天罪恶始作俑者？
6、出来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的那一天，史上例子多矣。此时此刻，让大国解体，激活各个自治体或新国家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将势在必行。然而，若非通过公投和平分家，相当时空内便不免激烈冲突与厮杀，理性不会管用。疫情期间已有苗头，省市之间、市县之间，乃至乡镇之间，互设关卡，互不相容。阿拉丁后阿拉伯世界的故事，前车可鉴。专制造下了千年大孽，短时间把民主引入孽海反而会带来新混乱。其实此为分娩新生命的阵痛，是个常识，却成了红朝恐吓国人、坚持专制的依据。
7、中国民众尤其精英层知识界需要认识到：文化文明若无吐故纳新机制，由盛而衰直至被淘汰无可避免，华夏文化文明不会例外。自海权时代到来，剔除中华文化文明中的专制剧毒，就属于需要自觉的使命。自共产专制得势的整整三代人时间，我们乐听神话，不去分辨鬼话，好了伤疤忘了痛，最终受辱受苦的是自身。教训深刻又沉重。不应该再遗祸于子孙。
8、国人还应认识到：红朝七十余年历史，属于一部极罕见、只会招致后人鄙夷的逆天行事史。建政前几年，它作过些许让步，目的在于巩固权力。一旦权力巩固，它就有恃无恐，任性妄为。改革开放初期，有过救国救民愿景，首先仍是救党保权。六•四以后，奴隶主政权的性质便是它自己也不加以掩饰了。曾经的经济绩效，大致可视为：外部世界的因素占了 40%，几亿劳动者的血汗占比为 30%，各种资源占比为 20%，余下 10%可归于红朝的收敛了假大空政治。整体上讲，绩效不及成本，若能尽快转型，文明仍存再生希望。具体地说，前十年，改开具备了悲情与希望。江泽民、胡锦涛二十年，经济绩效显著，风险也越聚越多。习近平新时代十年，属于把深层的凶险一步步放大的十年。为了子孙后代，需要展望百年，前景相当可怕。今天，讨论救经济固属正道，重视救文明一样重要。今日民生艰辛，前景惨淡，三年疫情只是加速器作用，经济结构、权力架构才是主因。专制是十几亿人公敌。
反过来说，中国若能终结专制统治，可望通过两代人的努力后，经济上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完成权力制衡，文化上再现精气神，社会生活上再现正气、朝气、友好、互助景观，道德上实现绝大多数人恪守底线。更重要是，只一个能让世界放下戒心，鉴于中国的体量，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安全的大贡献。
红朝专制统治，没有任何存续的理由了。
令人聊感欣慰的是，新生代已在觉悟甚至在等待时机投入行动。反专制在道义上只会得到世界支持，至少，在台港两地一定会引起共鸣。六•四后三十余年民运人的忍辱负重，辛酸的泪水不会白流。因为今天的时代，鉴于中国的体量，反专制不但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而战，为民族福祉而战，而且也是为人类安全而战，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往昔中小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地域局限。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新一届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VOA
四、割除专制毒瘤后，还应清理病灶
推倒专制这堵墙已是时势和民生需要，不可逆了。但是割除专制毒瘤不易，清理毒瘤病灶的工作一样不易，此为中国特色所决定，自崖山后就是裱糊行业最吃香。愿中国的新生代，思考重建华夏文明的问题。
固然，当务之急是推倒专制这堵墙，此墙不倒，将一切无从说起。因此，如何用小的代价，完成推墙的大目标，是新生代和幸存的我们迴避不了的问题。
笔者浅见，推倒专制这堵墙，多半会是南韩模式，以青年人尤其大学生为主体。会流血。红朝又开枪是大概率，因为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大概率又会发威。日后的民主政府，切不可淡忘流过血的英雄。不要幻想一次成功。只有通过几次大抗争，迫使当局的镇压资源不敷使用之际，才是成功可望之时。时下不乏好苗头，其一便是习总书记虽外战外行，内斗却是里手。从他保党保权的角度看，他那个仍旧热衷于立威保命的反腐，不失为精彩。在一个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特色官场上，人人皆危的局面必然引发离心力。民主力量自然不可以同情那帮子贪官污吏，却应欢迎这个离心力。习总加油。
一个令人揪心却又无奈的凶险，便是局面完全不失控推倒不了这堵墙，局势一走向失控则不免引发怨愤夹带戾气首先大宣泄。看来不使此情况不发生已不可能，如何不导致大灾难，无疑需要内外民主力量配合，力争四两拨千斤。笔者以为，民主力量需要谅解届时的怒火及其行为，宜疏不宜堵。因为指望政变，兵变等手法引发和平转型，基本无可能。执意效法甘地、曼德拉道路，理论上仍可行，实践上只恐再来上一代人时间也不够。是因中国基层民众较之印度、南非基层民众，识见并不输，但绝对世故和市侩。
利用突发事件引爆局势，例如发生台海战争，就事说事可能性很大。因为只要战局不顺，这是肯定的，当局就不免推责和追责，一推责和追责就会进一步顾此失彼。此时，它有多少套防动乱预案只恐都会空转。问题在于当局打台湾牌讹诈世界罢了，笔者认为当局大概率不敢动手，习大帝其实没有这个魄力，况且习政权未必能撑到有六成胜算可以开战的那一天。
大变来临后局势将如何演变，笔者就不乱揣测了。笔者不惜啰嗦的是，这堵墙既坚固又脆弱，几年内它还能经受住一两波大范围推墙，但很难承受三四波大范围推墙了。倒墙的大趋势看来不错。只要墙倒，大陆的民主运动，公民运动，自治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再一省数省波及全大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文革爆发后各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此次《罗刹海市》火爆，也是一个启示，不满丑陋现实的人实在太多了，多数人借此时机发泄久受压抑的情绪太自然了。推倒了这堵墙后如何巩固胜利果实，却是个大问题。愿新生代中间届时能涌现一批淡泊名利者，在老一代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配合下，致力于新的文化事业，在这块土地上再造新思维、新思想、新情感、新性格。
笔者坚信，三百年来走在文明前列的美西方，早期供施展手脚的“第一桶金”，不是有形的资本、经济与科技，而是自由精神、民主理念、新情感、新性格。由“第一桶金”打开局面后，方才出来了社会生活的良性循环。之后，良性循环的因子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力于对方，文明迎来了升华。
毕竟，什么样的人，出来什么样的文明。但西人并不比我们多了胳膊多了腿，只要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人，就没有理由说炎黄子孙不能大度地昂首立于这个世界。
作者：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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