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 风传媒 2024-02-14 转自:新世纪
风传媒按:对近代中国转型,可以有种种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当为一门显学,后来渐渐寂灭。 我看到最为大气磅薄、意义深远的近代思想史论述,便是余英时先生关于「启蒙心态」化解之后的激进化倾向,其激荡百年,不仅将传统弃之如敝,也从西方引入邪恶马克思 主义,然而毛泽东大跃进、文革两项激进实验失败后,邓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资本主义大跃进」,带着极端功利、发展经济牺牲人文的激进特征,中国坠入更深的认同危机,思想史 到此尚未解释中国在集权和民族主义形态下的崛起,「蓝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纵」,憎羡交织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
有五千年历史来源的中国人,忽然发现他们失去定位。 「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这竟成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意义世界里,本土已经出现沙文主义(大陆)、恐惧回归(香港)、选择不再作「中国人」(台湾)等群体认同的倾向以及移民风潮;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 ,也以军备竞赛和「准冷战」的态势无限升级着。
中国作为一个族群的凝聚意义,越来越稀薄了。 这在社会心理学上,叫做「认同危机」,『百科全书』里英文「identity crises」这个辞,通常是指青少年的角色混乱所导致的抵触情绪、期待和焦虑,一个老大民族居然患了「 青少年狂躁症」,这却是需要靠思想史研究来「诊断」的。
本来,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理想发狂、高度激进的世纪,也是彻底离弃传统的一个世纪,而它的遗产主要是三个主义﹕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 都对中国人的传统认同极具摧毁力。
八十年代,我为了拍摄一部电视,曾去拜谒几位二十世纪的中国亡灵,如安徽陈独秀、胡适的故乡,湖南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乡,绍兴蔡元培、鲁迅的故居。 二十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在他们的阴影下渡过的,他们都同这三个主义有关,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甚至是互相对立,但如最激进的毛泽东也会利用传统 ,而一贯持温和态度的胡适也曾是文化上的一个激进主义者。
不过也在二十世纪之内,这三个主义几乎都走到了尽头,所以说中国人正在走出二十世纪。 一般而言,这三个主义的衰微,显示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主宰中国人的「启蒙心态」开始被化解,但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呢?
八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回归传统三种思潮的兴起,引起了普遍的争论。 比如,现实主义是作为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否定而出现,讲求功效,不惜代价,最典型的莫过于邓小平在「猫论」,即在「四项基本原则」幌子下进行「资本主义 大跃进」,以及在「六四」屠杀后纵容消费文化,虽然都具有否定旧意识形态的倾向,但也带着极端功利、发展经济牺牲人文的激进特征。 现实主义思潮在民间的表现,则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兴起,也令价值崩解、人性破碎,以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冷漠。
又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强调秩序和权威,与普遍蔓延的个人主义直接冲突。 再如,向「传统」的回归,在官方表现为向传统文化寻求统治合法性,煽动民族情绪和排外主义;在民间则表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复苏,「周易」、阴阳八卦、道教 仙术、气功的风糜,以及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虽也显示了反传统情结的消解,却是文化认同的新危机。
说得稍准确一些,二十世纪的三个主义中,沦丧最深的只有理想主义,反传统主义其实依然根深蒂固,而激进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罢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纪主宰中国人近二百年的「启蒙心态」的衰微,自然会引发新的认同危机,因为这种心态肇始于「尊西人若帝天, 视西籍如神圣」的一个近代认同危机。
发韧于晚清的认同危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产生现代认同的可能性,因而舍弃它转向以西方为标准铸造中国的现代认同。 然而吊诡的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实现这种转向并非轻而易举,而是需要凭借某种极端思潮的泛滥,才有可能。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证明,这种极端思潮主要是两个:激进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中国亡灵,正是这两个主义在中国的始作俑者。 这里发生的一个逻辑链条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启动了文化认同的转向,为文化激进主义推开第一道门,而文化激进主义又为政治激进主义推开了第二道门,一旦大门洞开, 首先逸入的正是当时西方的极端思潮——马克思主义,它又对中国的政治激进推波助澜,直至全面专制的铸成。 这样的描述虽嫌简单,但可凸显陈寅恪当年的哀伤,他挽王国维所说的「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
如果我们换到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使中国知识份子感染的「启蒙心态」,主要是两种与时间相联的观念﹕一是社会均依阶段而进化,二 是西方处在比中国完美的高一阶段。
支撑这种观念的,是曾在西方处于主流地位的思潮,如直线社会进化论﹑极端实证论和现代化理论等,它们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清算下如今已经枯萎,而这种清理催发了文化 多元主义﹐并为各民族寻求自身文化认同提供了解咒前提。
但有趣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并未因此而转身去向中国文化要认同,而是猴急地加入了一场清算「西方文化霸权」的时髦运动,伏身去拾落满学术界的种种「后现代 」青涩之果,嚼得津津有味,今日中国学界兖兖诸公的腹中,又长成一副当年饥不择食、消化不良的「五四」肠胃。
认同新危机在中国本土则是一种亢奋和迷乱。 一座文化废墟所能提供的认同资源,往往是那些未经脱魅而极具「非我族类」意识的神秘主义、「左道旁门」,所以会呈现「周易」、气功热与「痞子」 文化「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观;而这样的文化废墟,又最能诱发「人们操纵历史记忆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绪,其结果是对历史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 境地,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人们在旧神话的残骸上又编织了新神话」(余英时语)。
我想,这幅景观并非始于「六四」之后,它应是八十年代大陆又一次「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热」的顺延,那次「蓝色狂想」孕育了这次「 思古恣纵」,当然也导致了再一次的「后现代」拾人牙慧。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为现代认同的一个资源,就可能提供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余英时教授提出的一个看法。 他认为,由文化多元论而致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这一倾向发展到极端也会引生「返本论」的文化危机」,他将一般用以界定伊斯兰教的「原教旨论」另译为 「返本论」,是因为「无疑更适用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国大陆上所谓「易学」和「气功」的流行情况来看,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 的「返本论」,那也是不足为异的」。
「返本」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微澜,当起于八十年代开放后的全国性浮躁,我称之为「现代化后来者的焦虑」。 从「女排狂热」、「足球耻辱」直到同外国人争夺黄河「首漂权」,以及官方有意将这种情绪引向「振兴中华」的政治操作,充分喂养了民族主义。 「龙」的崇拜和「龙的传人」意识的浮现,都可视为外来意识形态(马列新名教)破产后涌起的「寻根」和认同冲动。
19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上第一次使用「炎黄子孙」的概念,以及邓力群公开要求老百姓「可以不作共产主义者,但必须作爱国主义者」,都显示这个政权意识到它的合法性与民族认同 息息相关,向中国文化要民族主义资源以维系统治,使共产党第一次需要「利用」传统。
近二十年来的动荡、流血、腐败,在社会心理上产生追求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包括公平)的双重幻灭,导致民间向中国文化要神秘主义借慰的渴望;同时,共产党因屠杀和腐败 双重统治危机,也产生愈加依赖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渴望。 这双重「渴望」便是中国大陆「返本」运动极端化的诱因。
我想顺着这个思路,稍引开来谈谈今天国际社会同样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 从伊斯兰世界的经验中可以看到,他们现代化运动的失败,不论是何缘故,却终究落入「原教旨主义」的泥潭,专制黩武的军事强人得以利用这股来自本民族宗教文化的非理性 资源,则是同他们也曾有过一段「尊西人若帝天」的历史有关,这段可能也是「钜劫奇变,劫尽变穷」的历史,淹没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中优秀的成分 ,以至无法提供理性的认同资源。
今天的中国大陆,反身向中国文化要资源的,不仅是上行下效的气功热,也不止于「尊儒祀孔」的袁世凯故技重演,更要害的是,独裁政权越来越乞灵于民族情绪中偏 狭排外的成分,在「返本」倾向弥漫的同时,继续以西方为假想敌,以充分榨取近代以来积累的「屈辱情绪」,并以「西方要使中国保持分裂状态,不放弃台湾这艘「不 沉的航空母舰」」为现实理由,煽动民众的「统一情结」和沙文主义情绪,以保持对东亚和太平洋的进攻姿态,这不仅是要充当区域霸主,也已经显露出步伊斯兰后尘的迹象。
另一方面,「返本」运动又在中国内部制造着汉族之外民族的认同分裂,最明显的自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的「原教旨」倾向。 在台湾发生的认同分裂更复杂,从国家认同裂变到民族认同,以至拒绝认同中国文化;而对台湾本土的认同亢奋,掩饰着「返本」追溯日本的倾向,也是越来越明显。 这些群体认同危机将产生的后果,绝非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区域自治的整合以至民族国家的顺利建构,而可能是重演伊斯兰世界的「春秋战国」和波士尼亚的种族冲突。
回到思想史角度来看,多元化的来临,对近两个世纪的「启蒙心态」是化解还是加剧,值得存疑。 至少「西方文化霸权」的衰微,和西方学术界对「启蒙心态」的清理,并未使我们的文化危机稍有缓解,倒是引发了另一个危机向度——「返本论」的崛起。 依然「尊西人若帝天」的现代化运动,与「红旗插上曼哈顿」的「返本」运动合流,其激进的张力更高;「反传统」也一变而为以坏传统糟蹋好传统, 大陆上未见有一丝儒家「君子风范」来归,却只闻「痞子精神」大行其道。
承担民族认同界定和厘清责任的知识界,或热衷于「后现代」论说,对中国那座文化废墟继续尽情地「解构」,津津乐道于「民族国家话语」对民族情绪的火上浇油 ;或言不由衷地侈谈儒佛道,以及所谓「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只是鲜少有人面对苍凉、遥远而醇厚的古典精华,以客观知识还原出一个属于我们的起源。
此种困境已非一个「启蒙心态」可以解释,也不只是「尊西人若帝天」那么简单。 余英时指出,社会学家研究西方各国民族主义兴起与演变,尤其重视一种更隐诲的心理,即「羡憎交织」——现代化竞争中,落后者攀比先进者而形成的心理失衡:理论上平等 的师法对象却永远无法企及和比肩,犹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特别是俄国,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即起步效法西欧,一个世纪后俄国精英自觉已不在 英法之下,而整个十九世纪里「憎羡交织」情绪就在他们当中滋长蔓延,因为俄国知识精英们认为西欧并不完美,而他们却追赶不上,马克思主义便在这个心理氛围中生根, 并最后在俄国爆炸,于是俄国师法了西欧两个世纪后终于走上了「反西方的西化」——俄罗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超过西方的「资本主义」而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俄罗斯终于 「胜利」了。
余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余英时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5月初版)一文中,概略爬梳了这种心理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雪泥鸿爪,令人信服地诠释出此种心理将俄国推入「十月革命」,而中国又步其后尘的历史微妙。 1981年余英时在耶鲁教书时,发表过一篇「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其中说到:
「近代中国虽屡经战乱﹐但并没有遭到中古欧州被「蛮人」征服的命运﹐在文化上更没有进入任何「黑暗」时代。 「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出现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 」
此文对「五四」的评价﹐也深露「同情的了解」﹐并基本肯定其「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路向。 这种态度到八九年他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似有改变,大概因为这种激进化趋势,最终将中国推入「文革」和「六四」﹐恐怕已近乎「黑暗 」了。
另一个极为相同的例子是费正清,这位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的「霸师」,震惊于「六四」屠杀,竟在临终前推翻自己以往的看法,着《中国新史》「以今日 之我非昨日之我」,余英时作序赞为「学人的良知」。
今天的困惑则是,在一个千呼万唤的「太平洋时代」初露端倪之际,雄视这个大洋的中国,以及剑拔弩张的台海情势,会在认同危机的裂变下,去步伊斯兰世界的后尘 吗?
*作者为中国80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运之后流亡美国迄今。 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