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4 月, 2024 6:55 上午

波士顿书评 BOSTON REVIEW OF BOOKS    2024年2月10日  转自:新世纪

 

染红中国:中共建国初期的控制政治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目录

插图目录

中文版序

致谢

导论

第一章文化警察与北京禁书

第二章审查及整肃都市报:《北京日报》

第三章打击民间流行教派:一贯道与群众动员

第四章文化馆:遍布基层的宣传网

第五章把孩子染红:改造中国幼儿教育

第六章政治公园:大众空间用作宣传舞台

第七章建筑与民族:团结在同一屋檐下?

结论

中文参考书目

外文参考书目

索引

 

中文版序

文化的广义是指一个社群的历史记忆、文艺思潮、宗教信仰、教育理念和建筑环境的总体。 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文化既是如此重要,所以古往今来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不想驾驭它,或据为己用,以巩固自身的权力。 另一方面,专制政权则惯用高压的手段去钳制文化,消除异见,定于一尊。 在政治上,谁控制文化,谁就控制人民的思想。

《染红中国:中共建国初期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一本有关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国后,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文化。 这种新文化,是受到政府全面监控的,我称之为「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书刊、传媒、宗教、教育、建筑等范畴。 这种控制是周密而有力的,透过中共中央及地方各政府机关去执行,力求巩固共产党的合法统治权。

此书是我十年前写的《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2011年英文版;2019年中译本)的姊妹篇 。 两本书都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化政策,但关注点有所不同。 《毛泽东的新世界》主要是分析中共文化政策的理念和大方向:如何改写历史、重塑政治空间和推广烈士崇拜等。 改造政治空间最著名的工程是扩建天安门广场,把昔日紫禁城南面的宫廷用地,改建成一个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数倍的巨型民族主义舞台。 在1950年代,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均在此上演数十万人的大游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国家在中共统治下的辉煌成就。

《染红中国》则是集中讨论文化政策的筹划、组织、执行和后果。 我分析中共如何审查书刊和报章的出版,打压民间宗教,建立基层宣传网,改造幼儿教育,建造政治公园和民族博物馆等政策。 其中一个例子是首都的《北京日报》受到官方三个层面的监管: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 编辑们每天都为了什么可以写和什么不可以写而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要说好中国故事,负面的消息绝不能见报。 但如何理解高层领导的思想使他们战战兢兢,怕万一误触红线,后果堪虞。 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中央的红线不停在变,使他们无所适从。 在编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编辑无奈地说:「贯彻主席思想是不容易的。」

此两书相辅相成,可以视作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要建立「文化军队」的理念,在中共建国初期是如何付诸实行。 毛泽东认为夺取政权不能单靠军队,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支文化队伍,控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规范市民的阅读思考,改革教育制度以培养红色接班人,来维护中共的一 党专政。

史家写书,最主要是靠史料,尤其是档案文件。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开放的档案资料非常有限,若要了解中共文化政策的全貌和真相,也只能等待有朝一日中国大陆全面开放档案之时。

这本中译本跟英文原著在排印上有两点不同。 第一是增加了图片,由原先的10幅增至16幅。 第二是把中文和外文的参考书目分开排版,方便读者查阅。

此书能够顺利出版,我首先要感谢麦惠娴女士。 这是麦女士继《毛泽东的新世界》之后,翻译我的第二本英文著作。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愿意出版这类赔本的学术书,特此致谢。 在出版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总编辑涂丰恩博士的大力支持。 人文线编辑王盈婷小姐细心指导,迅速提供许多专业意见,谨致谢意。

 

导论(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中共最迫切的工作是控制文化和取得民心。 毛泽东和党领导层决意制定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将传统常规和古老制度改头换面,引入民族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来治理国家。

中国政府控制文化的过程早在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前便已开始。 中共以社会主义新理念改变国家的意图,早已于陕西延安时期(1936-1947)的整风运动中萌芽。 毛泽东1942年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他明言:「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化军队指的是新一代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写作,支持 共产党的教义,尽力去为革命事业服务。 「延安讲话」为共产党日后对国家的文化管控奠定了基础,确立什么可以写和画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中共有崭新的机会去精心设计一套巩固权力的周详大计。 这种政治操控亦即我所称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说明了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 自接管中国后,中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天地,让共产主义文化,即「红色文化」,去管控人民的生活和思想。 这种红色文化的产生及运用,在中共巩固权力时那种强硬的做法中表露无遗,它限制文化活动,压抑思想自由,尤其是在书刊、报章、宗教活动和少数民族事务方面。

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标明了中共控制文化活动大计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开始设立一套正式的文化操控机制,使当年的延安构想变成了官方政策。 1949年1月初,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即将投降,人民解放军总部设立一个特别部门,即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去监督该市的整个接管事宜。 军管会属下的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管会),是规管北平文化活动的前线部门。 文管会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 审查制度成了它的主要控制工具。 这种既军事又文化的双重架构其后成为标准模式,在内战末期落入共军手中的南京、上海和兰州等重点城市实施,可以说是完成了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要靠军队 和文化两方面战线才能取得胜利的指示。 国家的文化管制模式在中共立国后成为常规,而所涉及的范围远超文管会这个临时组织。 一开始,中共党国有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负责制定意识形态和文化指导方针。 它们几乎渗透人民生活的全部,控制各种文化活动,如出版业、大众传媒、教育、宗教、公园和少数民族博物馆。 这种文化操控的制度如何产生和演变,及用了什么方法去执行中共党国的决定,正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五种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之后,仍然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自由市场要在国家严厉控制下保持动力;一方面宣扬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又热捧民族主义情绪。 本书用了五种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时期,文化如何受到中共的政治操控及它的成功策略。

第一、我探索一系列广泛的题目。 每一章可以是个独立单元,但所有篇章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因为每章都在陈述中共某方面的文化活动,合起来看便会对中国的复杂政策有更完整的认识。 第二、所有篇章都是以历史实例为依据,而不是阐述抽象的理论学说。 由于没有理论成见的拖累,本书更能以具体的历史个案,详细分析官方控制手段的多个不同机制,将它们放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分析。 第三、我探讨政治控制的起源,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当时正值新政权刚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控制策略,继而以立法的方式推行。 诚然,这些策略也不是全新的,很多可以追溯至延安时期,甚至更早之前。 但它们在1949年之后变成正式规条(因而合法),并且继续发展。 这些策略沿用至今,大致维持不变,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便是一例。 第四、这些个案研究都是基于仔细阅读第一手资料:有从没发表过的档案资料,也有官方文件、报章、期刊、访问、传记和当事人出版的回忆录。 某些档案馆在最近二十多年才开放,让我可以追索到哪些控制方法得以延续或取消。 这些资料罕有地透露了隐藏在幕后的政治操作。 最后,我运用了跨学科的方法。 政治控制是个复杂的课题,要求不只一种研究方法。 因此,我用了历史、文化、宗教和人类学的理论,去更深入探讨1949年以后中共的文化控制策略。

本书并不是全面研究中国所有文化活动受到的政治控制。 我把调查集中在七个主要范畴,致力识别党国的监控模式,关注的地区是首都北京。 我不敢说此书能处理中国所有地区的控制政治问题——相信没有单一著作可以办到。 用北京作为代表,是因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北京中南海——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总部——的领导层定下国家政策后,全国都必须执行。 话虽如此,我的讨论并没有局限于首都。 若找到资料的话,我会引用其他省市的相关例子,去解释国家政策对各地方的影响。 举例说,有关书籍审查(第一章),我指出审查制度不单在北京有系统并持续不断地执行,还在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城市落实。 这种审查的技巧由首都的多层政治控制机关发号施令,成效显著和影响深远。 直到今天,官方审查书刊的政治控制仍然随处可见。

 

书摘

结论

建国初期开展的控制方法

中共的文化控制方法最好从历史方面去理解。 这套方法在延安时期已经定下基本模式;待中共政权取得合法地位及大量资源和人手之后,这套模式随即发展成有全面策略和清晰规条的控制系统。 共产党在1950年代初以迅速有力的行动稳定政局,靠的是一方面铲除地主及实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大规模动员群众,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及五反运动。 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新政权更加紧巩固统一的步伐。 中共党国透过抗美援朝的全国抗争,把影响力扩展至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中共的领导人受到苏联的启发,加上从延安经验所得,都明白在重建战后社会时,文化范畴至为重要(同时也易招危险),不容放任不管。 他们相信要马上透过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 毛泽东在他的「延安讲话」中提到「文化的军队」,不仅要「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更要改变全国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积极拥护者。

建国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权、制度化及高压手段。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关闭国民党报社,开办自己的官方传媒机构,关闭怀疑与外国有联系的教堂,逮捕民间教派中被视为颠覆政权的人士,安排大规模汉族迁徙至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兴建博物馆 展示共产党各方面的成就。 这种种文化控制政策随着年月会有所改变,但很多仍然适用于今天,尤其是在新闻和书籍审查方面。

组织

中共根据列宁路线,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架构以取得政治控制。 它的组织极为严紧,与国民党的分帮结派大为不同;结果是毛泽东和党高层能有效地向下发号施令。

严密的组织是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官僚体制来配合。 像苏联一样,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实权,靠的是建立一支忠心耿耿的官僚队伍,使他们依循一套严格的规律行事;这套规律包括政治忠诚、中央监督、职责明确画分、统一指挥 系统,还有绝对保密。 以书籍出版为例,三层的控制架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出版总署和北京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对出版物实施多层审查,并要确保每一环节都依循已订下的 程序执行。 这种由头到尾都结构严紧的程序,是由书稿送审开始,经过编辑、印刷,再到最后的书店发行,一切都顺序施行,环环相扣。 出版总署和新闻出版处要确保没有不良刊物流入公开市场,以及获准出版的书刊会有助宣传社会主义事业。 在地区层面,三层架构即文化馆、文化站和农村俱乐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协调和控制原则。 这样多层党组织的发展,是威权主义国家最令人畏惧的成就。

但着重组织也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政令与控制来自多个官方层面,互相重叠,会造成执行时的混乱,并令到不同层级出现矛盾。 就文化馆而言,它们多半是仓促成立,特别是在农村。 其他运作失效的原因可归咎于领导不力、资源缺乏、上级指示不清和人手不足。

再怎么严密的组织,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挑战而削弱其运作能力。 在1950年代,持续的政治不稳是其中一个因素。 官员时常担心自己的职位不保或政治前途受阻,因为他们的忠诚度要经过上级的不断评估。 毛泽东的「团结自己」指的不仅是团结思想,也是肃清被认为不可靠的党员。 反革命的威胁一日存在,躲在暗里或党内的特务、敌人和反动势力一日都不能轻易放过。 自延安时期起整风运动成了常规,在建国初期更越演越烈,持续筛查都说成是「清理」行动。 北京市长彭真在1951年就警告:「为什么现在要清理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的队伍很复杂。」要防止阶级敌人的渗透,就必须不断铲除可疑的党员。 《北京日报》 便是一个实例,它连续解雇多批员工,指控他们隐瞒了地主或国民党的背景。 这样的解雇引起了恐慌。 随后,更糟的还有1960年代因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令政治路线不断改变,下层官员个人的前途越来越朝不保夕。

尽管有这些问题,这个从上而下的党组织确实建立了一个有纪律和程序的高效能系统。 纪律和程序是强大组织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 1949年以后建成的文化馆,确实比它的前身,也就是协调不足、经费不够的国民党的民众教育馆有效得多。

审查制度

不论是以往或现在,审查制度都是共产党另一厉害武器。 审查制度象征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显示了政治控制与自由创作之间的角力。 最终,却只余下威权主义国家伸展其无限权力,管制国民什么可以看和写,什么不可以。 审查制度也是政府垄断大众传播的主要手段。 列宁视审查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他马上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章。 他说:「要容忍这些报章,倒不如不做社会主义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占领的东德,当局发觉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政府机关去审查东德人民的言论著作 ,因此必须仓促成立一个审查部门。 中国共产党的审查始于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它规定知识分子与艺术工作者在共党控制的边区必须跟随群众路线走。 1949年1月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文化接管委员会,在文管会的推动下,这个审查政策变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共产党接管印刷业(包括书籍和期刊)、其他媒体及大学机构之速度是惊人的。 文管会废除由来已久的文化规范,用新的准则替代。 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学习的美国傅尔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记中写下他对共产党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观察:

在艺术方面,文化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禁止了57出属于传统剧目的演出。 有23出是迷信的;14出是淫荡的;4出贬低国家尊严因为过分突出外敌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出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出拥护封建吃人礼教; 7出「极之乏味」或缺乏明确的剧情。

到了1949年中,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还有几个月,北平军管会宣称占领工作极为成功。 随后审查情况持续不减,甚至变本加厉。 例如出版和传媒界几乎铲除了非共产党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等敏感议题。 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审查员极为仔细地检查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书籍,决定书籍是否符合国家政策。 只要是拥护新政权的作品,就很容易获得通过。 1953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民族出版社成立并印制宣扬民族和谐团结的书籍。 稍后用来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民族文化宫,其建造也是用来表达同样的主题。

毛泽东时代的审查制度是个复杂的程序,它不仅限制大众舆论的表达或禁止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样,它也令审查员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审查员急切要订立一连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经常变更的规条,以协助他们的工作并为自己的审查裁决护航;而作者则要谨言慎行,小心游走于各种规条中,好让作品能 获准通过出版。 审查员的职业生涯在1950年代并非一帆风顺。 如果某人失职,没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颠覆用意,后果会很严重。 又如第二章讨论过的,《北京日报》的编辑和作者不论愿意与否,后来都被卷入共党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路线的内讧里,导致报社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审查中 。

时至今日,中共继续严厉执行各种审查。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共产国家,禁止持异见的印刷和电子媒体的资讯流通,北韩和越南也这样做。 但经常被忽视的是很多非共产国家的新闻自由也受到攻击。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西方式的自由报刊确实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紧紧监视。 在这些国家,一队队审查员像例行公事般删除批评当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闻学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权这两事巧妙地结合起来,便能确保传媒持续受到控制 。」但中国与别不同之处,就是政府在文艺方面的干预超出了报章、书籍和电视的范围;它伸展到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包括宗教、公园和博物馆。 共产党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说是铺天盖地,没有遗漏。 在世界上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里,中国是唯一在宪法上奉行一党专政的国家。 当共产党挥动几乎无限的权力大棒时,它的权威几乎是无远弗届的。

 

染红中国:中共建国初期的控制政治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洪长泰

译者: 麦惠娴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13

语言:繁体中文

内容简介

深度解密「红色文化」管控系统

全面剖析中共精心布局的控制手法

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期刊《Choice》评选为

★ 2022年杰出学术书籍 ★

要巩固政权,先操纵文化!

全面洞悉中共染红人民的文化控制大计

在政治上,谁控制文化,谁就控制人民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国后,深信必须全面控制文化方能巩固政权,因而创造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红色文化」管控系统,来监察书刊和报章的出版、取缔民间宗教、设立基层宣传 网、改造幼儿教育、鼓动大型政治运动,和建造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博物馆等政治建筑。 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开展的文化政策,早已明确界定共产政权的本质及其发展路径。 一直以来,这些文化政策部分因应时势而有所调整,但大多还是沿用至今。 这种文化操控的制度如何产生和演变,及用了什么方法去执行中共党国的决策,正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

《染红中国》采用跨学科、结合文化与制度的分析方法,是最早全面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怎样利用一系列文化控制方法来改造人民思想的专书。 洪长泰引用开放不久的档案文件,辅以内部通讯、回忆录、访问和实地调查等材料,深入探讨中共如何营造出一套严密和全面的文化监控系统,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天堂」。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洪长泰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荣休)。 香港中文大学学士(哲学),哈佛大学硕士(东亚研究)及博士(历史学)。 从事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史、政治空间与仪式及民间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着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中译本《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中译本《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

译者简介

麦惠娴

香港中文大学学士(新闻),波士顿大学硕士(公共传播)。 译有《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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