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禁书出版,不免又想到我亲身经历的﹑香港文化最鼎盛的那些日子。

我是1978年来香港的,在我来之前,香港已开始经济起飞,而香港文化也随着经济发达市民生活富足而悚快速成长。 从七十年代起,经历八十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最初的十年,香港至少有四十年文化广积薄发的黄金岁月。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香港之所以有过引领亚洲文化的高峰期,主要得益于港英政府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施政方针。 港英治下的社会政策,一向都是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在法律范围之内,市民想怎样过日子,就由著他们自己去过日子。 犯法的就法办,不犯法的做什么都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建立起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

香港本一个小渔村,受益于国共内战后从大陆流落下来的大批文化人,大学者﹑大作家﹑大艺术家都在这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钱穆﹑劳思光﹑唐君毅﹑林风眠﹑刘以鬯﹑查良镛等等,这些知识精英为香港鼎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随后,大饥荒年代流落下来的,也不乏个性倔强敢于冒险的难民,文革后流落下来的,又是一批桀傲不逊追求自由的红卫兵。 这三代大陆移民,改变了老香港的居民结构,提升了渔村的文化根基,使香港具备文化腾飞的能力。

每个地方的文化都需要肥沃的土壤与阳光雨露,需要长时间的滋养,香港有英治的自由环境,又恰逢经济起飞带来民间的温饱,市民生活无忧之后,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那时香港文化就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我初临贵宝地,那时大部份香港文化都还在草创时期,金庸梁羽生已经开辟江湖,成就新派武侠小说双峰并恃的局面,倪匡蔡澜亦舒李碧华也都已成名,刘以鬯 编副刊写连载,纯文学的西西也斯等人,正兴致勃勃试探现代文学。 那时的电影界还在从国语片过渡,电视上开始有家喻户晓的长篇连续剧,香港文化披荆斩棘,面前有无限可能性。

随后的二十年,一切都豁然开朗,只是顺其自然往前走,人才不断涌现,精采的作品陆续有来,各行业的精英深耕细作,优秀作品井喷一样出现。 不同的文化门类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灵感互相激发。 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并行不悖,电影与电视各据地盘苦心经营,每年有香港电影节﹑日本与韩国电影节,有不同流派的画展与摄影沙龙,有各种流行与艺术歌曲的演唱会。 香港人各适其适,选择自己钟意的文化消闲品,去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有开拓必有传承,有个别也有整体,当中西文化自由自在在这里交接碰撞,互相刺激生发,人们的创意无限度被开掘出来,再加上社会财富 的积累,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那时的香港文化,不发达都几难。

归根结底,一切都来自无限广阔的自由环境,没有自由什么都不是,再有钱都白搭;有自由什么可能性都有,没有钱也能苦中作乐。 回顾香港这四十年,你不得不相信,没有比自由更宝贵的了,人身需要自由,精神需要自由,应了一句老话:不自由勿宁死。

香港文化在新世纪后开始走下坡,九七后大概还有十年荣景,那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那时中共正为自己的生存挣扎,没有余力来管香港,因此香港文化在这十年间,尚有一点生存空间。 可惜,中共的阴影徘徊在上,即使表面繁荣还在,但内里已经空上来了。

二十三条五十万人大游行,温家宝亲临深圳就近观察,中共紧急煞车撤了二十三条,顺带撤了董建华以取悦香港人,但那已经是中共最后一次让步了。 文化上的紧箍咒时紧时松,但还有节制,不至于穷凶极恶。 这一段过渡期有点尴尬,彼此坐立不安,偶尔清风朗月,随即阴云密布,旧日的兴旺气象日渐消磨。

及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香港气数已尽,文学艺术领域一片凋零,再没有整个社会生气勃勃万象日新的荣景,也没有频繁出现的新作品新明星,一切都归于沉寂。 即使偶尔还有零星作品令人眼前一亮,但与其说那是众星捧月,不如说是彩虹乍现。

近日话剧界颁奖礼因为请来尊子作嘉宾,竟被艺术发展局取消合约。 艺术发展局是纳税人的钱成立的,用意在资助有益有建设性的文化活动,现在政治凌驾一切,连尊子去颁奖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艺术创作?

当我们缅怀香港往日文化的黄金岁月,要记得自由不是上天赐予的,自由是要争取的,有时甚至要用热血与生命去争取。

(文章来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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