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慧燕
1987年是中国大陆反右运动30周年，我写了记叙父亲右派经历的巜悲欢离合30年》，同为右派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主笔陆铿先生说写得好，在该刊发表不久， 编辑部转来一位李姓读者的电话，说是我父亲当年在青海劳教农场的难友，渴望与我一晤。
我拨通了这位李叔的电话，他很激动，迫不及待马上坐的士从九龙过海来香港见我。 本来当天我还有很多事情，他说只需十分钟，谁知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如果不是我非走不可，他会一直谈下去。
他说，反右运动前，他和我父在同一地区教书，两人不幸都成了右派，并一起发放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 他当时年仅二十多岁，比我父年轻，但已有一对牙牙学语的双胞胎女儿，妻子并已怀孕三个多月，腹中胎儿是儿子，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
1960年李叔从青海劳教获释回老家，始知家破人亡，母亲忆子成狂离世，妻子因他杳无音讯，带着三个小孩无法生活，改嫁他的旧上司。 他绝望地在广州流浪，恨不得一死了之。 恰好遇到大逃港，他孤注一掷「督卒过河」（泅水偷渡），成功上岸。
来港后他从衣厂打工开始，最后成为衣厂老板，不但事业有成，还重新建立家庭。 他对前妻当年迫不得已的“背叛”表示谅解，经常接济前妻和后夫的生活。 他自言，希望“人性道义，两者无亏”。
李叔并强调，20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他们一起同患难，但自从离开青海后，我父被原单位拒收踢回老家，就和李叔失去联络。 生死两茫茫。
由于李叔多方打听我父消息不得要领，怀友之情与日俱增，1979年重阳前夕，他写下巜塞外亡魂》一文，缅怀20年前的历史旧事和抒发对故人的思念，文中提到我父等 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健在的难友聚首一堂叙旧。
1986年，李叔出版了一本文集，将巜塞外亡魂》一文收录书中，送了一本给他的女秘书。 没想到她记忆力奇佳，居然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更巧的是，她订阅了巜百姓》杂志。 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巜百姓》杂志主笔陆铿也是右派出身，他约我写了纪念文章《悲欢离合30年》，被李叔女秘书看到拙文，遂向老板报信说：「 看到您老友记的女儿在《百姓》写的文章，应该是同一人。」
李叔初时半信半疑，心想世界上那有这么巧的事。 但当他看了拙文后，当即肯定我父的确是他找寻多年不得要领的昔日难友。
我在《悲欢离合30年》一文中，略为描述了父亲当年被流放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一些经历，不少人看了都表示很悲惨，但李叔说，我写得还不够，实际情况比 我描述的惨得多。
我相信李叔说的是实话，因为我父挨批挨斗那么多年，被整怕了，心有余悸，说话难免有保留，免得动不动就被指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李叔说了许多我闻所未闻、骇人听闻的经历。 他并突然问我：「你父亲的牙齿好吗？」我说不好呀，满口假牙。 李叔激动地张大嘴巴，露出一口假牙：「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牙齿这么坏吗？硬是啃牛骨、马骨甚至死人骨啃掉牙的！」
他说，在青海劳教期间，他们去过马海、德令哈、小葛尔木、香日德等地劳动，也到过冷湖以及整天看不见太阳的冰山。 除了精神上的屈辱和强劳动力及酷寒外，饥饿也令人难熬。 据不完全统计，他们这批右派，至少死了三分之一，其中以冻毙及饿死这两类最多。
在广东发配去青海的右派中，李叔算是较年轻的一位。 他说由于他出身农民家庭，少时曾作过农活，比起我父这些「正统」知识分子，力气稍胜一筹。 刚到劳改营时，他力气大得可以扯住一只羊的后腿，一把把它活活摔死。 但过了不久，身体每况愈下，变得虚弱无力。 不但再也提不起羊，反被羊拖着行。
我奇而问之，为何被羊拖行？ 原来，那时由于饥饿，时有难友活活饿死，李叔自恃年轻力壮，不忍同伴饿死，晚上偷偷溜出营地找寻食物。 每当看到牧民赶着羊群经过时，他知道牧羊人必在方圆数十里内扎营过夜，半夜便跑去偷羊，摔死后背回来。 但后来因身体垮了，背不动了，又不甘心空手而返看到难友们失望的眼神，宁愿死抓着羊腿不放被拖行。
李叔那时成了最受难友欢迎的人物，每当他外出觅食时，大伙儿引颈期盼，希望他带回食物填塞饥肠。 但这样却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压力，每当他徒劳无功空手而返时，看到难友们饥饿而失望的眼神，「真恨不得像神仙那样变出食物。」他说。
一次，李叔到边防军营地偷牲口饲料，突然眼前一亮，瞥见伙房内有雪白的大馒头，他已很久没吃了，不顾一切冒险爬入去偷，被发现抓获，把他交给一个 军官审讯。
军官拍着桌子喝问他为何要做小偷？ 李叔却充耳不闻，两眼死盯着桌上的馒头，他数了数，共有11个。 他咽着口水，想起难友们正在翘首企盼他带回食物，竟然“贼胆包天”，就在军官大发脾气的时候，他从桌上拿起馒头就往棉衣口袋里塞，一个、二 个…一会功夫已被他拿了五个。
这时军官一转身，看到刚才堆得小山高的馒头矮了半截，马上命令士兵搜他的身，当即暴跳如雷，大骂他居然胆敢在他鼻子底下施展空空妙手。 李叔分辩说是为了救难友才出此下策，他也很久没有吃过馒头了。
军官动了恻隐之心，叫士兵拿了两个馒头给李叔吃。 他狼吞虎咽吃了一个，咽了一口口水，把另一个塞到口袋中。 军官问他为何不吃了？ 李叔说要把它拿回去给同伴吃，他们正在等他带食物回去救命。
军官闻言，低头想了一会，挥挥手，叫士兵到伙房装了一麻袋馒头让李叔带走。
李叔喜出望外，他说由此可见，任何时候人性尚未完全泯灭，没想到军官也被他打动大发慈悲。
李叔欢天喜地谢过军官便往营地赶，不幸被站岗哨兵发现逮个正着，一口咬定他偷了东西，把他五花大绑起来拷问，李叔不在乎吃苦头，但心疼千辛万苦讨回来的 食物被没收，实在心有不甘，极力申辩这是边防军官送他拿回来救同伴的。
劳教场领导打电话核实后，仍恶狠狠训斥李叔：“你们这班人还想活着回家吗？迟早都要留在这里做肥料的！”
李叔说，领导的话很刺耳，但也是大实话，的确很多人未能活着离开这个人间地狱，真的“做了肥料”。
事隔多年，他一直仍经常做恶梦，梦见身在柴达木盆地，当年死去的难友一个个活现眼前，伸着瘦骨嶙峋的手向他讨吃的…
前面说过李叔和我父等难友满口假牙，齿摇髪落。 原来，在青海劳教期间，李叔他们除了偷吃给牲畜吃的饲料外，还要四出挖掘各种草根和牛骨、马骨充饥，都是牧民弃置不要的，在食不裹腹的情况下 ，他们只好饥不择食，拼命吸吮那些臭气熏天、坚硬如石头的牛马骨，最后所有人的牙齿也都摇动松脱了…
李叔说到这里，悲愤万分，突然失声痛哭，吓得我不知所措，餐厅周围的食客也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 李叔抽泣了好久，才逐渐平静。 他说当年阴影永难消除，有时他会突然像发疯那样冲出家门，在街上乱走。 如果是在香港台风季节，他会直奔超市，凡是吃的，见到就买，回家把整个冰箱塞得满满的才有安全感（我知道这叫饥饿后遗症，我家老爷也有这样 的毛病）。
李叔说，每当有好吃的，他经常举不动筷子，满脑子浮现当年那些饿得半死的同伴们的身影，耳边仿佛听到他们的呻吟声和叹息声。
他说，年轻时喜欢文学，目标是将来成为一个“大作家”，常在报刊发表文章。 每次领到稿费，都呼朋喝友上酒楼大吃大喝一顿。 反右时他以言获罪，成为文字狱里的囚徒，吓破了胆。 他认定文化知识是他和我父亲这些人的致命伤，“知识越多越反动”(我父亲何尝不是如此认为），也是历尽磨难的根源。
李叔抵港后立志“重新做人”，弃文从工，由衣厂学徒做起，出师后从工人到工务长，再由工务长做到厂长，历时18年，成为制衣厂执行董事和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顾问。
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李叔的公司在大陆开设第一家由外资集团投资的衣厂，他奉派回内地视察业务。
重新踏足故土，李叔第一件事便是去信知会尚在乡间的子女到广州见面。 当年他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时，儿子尚在娘肚子中，后来随母改嫁，长到20岁时父子俩才第一次见面，本来有说不完的亲情，但在广州宾馆，李 叔被服务员充满敌意和阶级斗争的眼光，以及不厌其烦的盘问吓得魂飞魄散，翌日一早就匆匆回港。 一路上频呼：魂兮归来，何险哉！
他给我看了当时记下的感受：
20多年流离 况味是苦是甘？
猛想起妻离子散故居安置无人，
麻绳反绑喝声惊破乡园好梦，
醒来余悸未了方知圆月已西沉……
曾慧燕脸书图片
附记：感谢李叔的血涙回忆,弥补了我对父亲在流放青海柴达木盆地那段非人生活的空白。 因为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幸存者，大多不愿意回忆那段悲惨生活，因为太恐怖、太不人道，回忆起来等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另一原因就是他们仍心有余悸，心头有恶魔作祟 ，生怕被指为「念念不忘，意图有朝一日阶级报复」。
朋友看到我在写关于先父右派经历的巜塞外亡魂》，给我发了这篇文章，
想知道当年流放青海的右派状况，《夹边沟》里边有详尽描写。 当年右派的经历与夹边沟大同小异。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 右派分子们在这人间炼狱之中，受尽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后三千人只活下来了三百人。 在当代中国，夹边沟可以 说是大跃进和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右派们凄惨岁月的极端写照。
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 截至1959年11月，夹边沟约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劳动任务没有完成除了要挨饿外， 还会遭到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的煎熬。 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每天仅有半斤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 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只是三年半的时间！ 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1960年冬，中央开始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 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时，夹边沟里还活着的“右派分子”也仅有三百多人了。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