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晴岚  来源：中国之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实际上，不解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有革命，人是铁，饭吃钢，拿破仑也曾有名言，“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军队是靠（吃饱）肚子行军的，古代兵家也常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1927 年国共分裂后，中共转向武装暴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以游击战起家。红军出其不意的作战方式确有其优势，各代历史学家对此多有讨论，但对于部队如何获取粮食的相关问题却较少被详细论述。在一般的认知中，红军筹集粮食的方式就是”打土豪”——革命者领导群众一哄而上，肆意抢夺地主豪绅的财物。事实上，”打土豪、分田地”，确是红军最为嘹亮的口号，甚至到后来，人们一提及红军便会不经意地带出这句话。其实，强调”打土豪”，实际上也是遮蔽了革命的压迫性，尤其忽视了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构成的重负。

国共分裂后，中共转向武装斗争是很仓促的。以 1927 年 8 月的”南昌暴动”为例，此前就无通盘谋划，红军部队匆匆南下广东后，因国军围剿，加之粮食匮乏，士气低落，两万余人的部队基本瓦解。部队路过广东时，海陆丰苏区政府就观察到，士兵”军衣已溶烂了，军毡、雨笠、草鞋几乎全部没有，天复下雨而且冷若严冬，加以战败之兵睡眠给养的缺乏，致精神异常疲乏，沿途丢下的不计其数，惨状实难形容”，”长官以至一般群众所表现的都是失望，他们一致咒骂革命委员会，说他只会吹牛，不管他们死活”。

不难看出，因军需供应不济，红军部队遭受着严重危机。据时任参谋长刘伯承报告，部队出发时携带银洋及纸币约三十万。起始，红军将领以王者之师自居，”认征发为羞耻事者”，但银洋很快用完，纸币难以使用，于是不得不设法筹措款项以获取粮食。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旧式的，即普遍摊派，向所有民众征收；二是新式的，即从”阶级革命”的理念与原则出发，仅向地主、富商勒索款项。若考虑到此前的工农运动，就会发现中共新的筹款思路与国共合作时期的”打土豪”颇有相通处——两者的目光都聚焦在”劫富”上。由此可见，阶级革命在两党中确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当然从历史上看，”劫富”并不稀奇，中国历代农民暴动无不有”劫富”的倾向，但中共的特别之处在于引入了阶级革命的理念，并成功以新诠旧，从而把”劫富”正当化、革命化。

其实，当中共领导者关起门来讨论用何种方式筹款时，那些遭受饥饿、手持刀枪的士兵早已自行其是。李立三曾隐晦地提及，从江西临川至瑞金，军队筹款无一定之规，场面极为混乱。而当时在政治部任秘书的焦其恺则直言不讳：”兵士任意放枪及乱打民鸡者过处皆是”，其中贺龙统属的二十军最为恶劣。焦其恺所言不虚，当时在二十军任教导队长的赵輖也有类似的观察。他看到许多官长及士兵因饥饿难忍，便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抢来充饥，因此惹起老百姓的惶恐与讨厌，”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是十室十空了”。此外，当时在二十军任师长的周逸群也曾报告称：”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时发现。”但很多年后，贺龙在追诉这一段往事时，却声称部队纪律极为严明，”经常是饿着肚子行军，也没有随便吃老百姓的粮食”。与贺龙不同，时任警卫队班长粟裕的回忆就与前人所言较为接近，称在转移的路程中，破坏纪律、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等情形时有发生。有的士兵在酒楼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喊道：”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比照当时诸多有关”南昌暴动”的报告，粟裕的回忆应该更贴近真相。

后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部队获取粮食的方式，也大致与此类似。早期革命领导者虽有”打土豪”的意识，但囿于种种实际的困苦情形，都不得不衍生出其他变通的方式。如彭领导的部队，就曾挨家挨户搜刮粮食，以致百姓闻风而逃。毛领导的部队也有类似情况。据陈士矩的回忆，1927 年 9 月”秋收暴动”后，部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经常发生；虽然宣布了纪律，但因环境艰苦，”战士们肚子饿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一个鸡蛋的事情还很多。向地主土豪筹款，大家乱拿一阵，有的还拿到贫农和小商人头上去”。所以，”每到一处，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除留有少数老年人以外，很难见到青壮年人”。

需要稍稍再多说几句的是，中共在筹集粮食问题上决意用”打土豪”的方式，一方面与阶级革命的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共所处的”造反者”位置有关。较之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军队，早期红军并无固定地盘，一直被国军围剿，多数时候是流动作战，基本上是靠山吃山，因此不可能像占据一定地盘的部队那样实行普遍摊派。况且，对被围剿的军队而言，行动迅速敏捷非常关键，因不能多作停留，所以就必须尽可能缩短筹集粮食的时间。鉴于此，”打土豪”无疑是最佳选择，毕竟土豪的财富较为集中，便于短时间内获取；若普遍摊派，显然费时费力。

在起始阶段，”打土豪”纯粹是以力取胜，即每打到一个地方，便大肆洗劫当地的有产者。如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回忆 1928 年 7 月的”平江起义”时就提到，部队开往井冈山途中，”沿途攻下万载县城，占领宣风等大市镇，物质上得到了大的补充，全体战士们都是每人头缠布匹，穿有各样各式的衣服，也有戴礼帽的，穿马褂的，毛大衣的，西装的。每人领得的零用钱及分得伙食尾子，至少在一百块大洋以上，准备了上井冈山去与红四军会合，去过太平年”。这里的描述其实很好地展示了革命军因”打土豪”而”集体狂欢”的景象。但像这样打下一座城池，瞬间发横财的机会并不多；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军队进入乡野后，针对个别土豪，一点点从中撬出钱财来，而这就需要缜密的技术工作。

通常情况下，红军”打土豪”的方式是先占据县城，然后把部队分散成若干小分队，再派驻到各乡村去筹款，与此同时也做一些群众工作，即所谓的”分兵以发动群众”。所谓”分兵”，通常是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乡村去”打土豪”，筹集钱财。事实上，”打土豪”与发动群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地主的财物一般有二种分法：一为”抢夺式”，二为”平分式”。在红军初到的地区，一般采用”抢夺式”，即号召百姓到地主家任意抢取，如此可营造出集体狂欢的氛围，从而鼓舞围观者加入；对已经控制的地区，一般采用”平分式”，即组织粮食委员会或分谷委员会，统计粮食总量与人口总数，然后平分。”抢夺式”能发动群众，但老弱幼小者不易抢到财物。因而在提高革命成效的同时为兼顾公平，中共曾指示：乡间政权比较稳定的地方应采取平分方式，”但开始也应指定一二家土豪谷子任群众抢夺，以影响群众起来”。

红军下乡，并不是每次都能捉到土豪，很多人都提前逃跑了。但由于土豪的房屋还在，因此便可”贴条子”罚款。何谓”贴条子”？陈毅对此有过详细解释。1929 年 9 月，陈毅向中央报告称，对土豪的筹款方式，捉住的可以对其房屋进行定价赎买，跑掉的就”贴条子”，即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单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土豪为免房屋被毁，多数能主动交款。陈毅称这种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红四军军委委员熊寿祺也称，红军每到一处便”贴满条子”，要土豪拿钱来，”否则焚屋杀人”。1931 年，红十二军政治部也规定：”地主走了贴条子威吓，罚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

贴条子”实际上是以房产为质押，逼迫土豪交钱，但也有些人宁愿房屋被毁，也不愿交款，像张南生就没有完全收到条子上列明的数额。实际上，就筹款而言，捉到土豪本人或其家属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性命在红军手上，土豪交钱无疑会更积极。张的记述表明，绑架土豪，勒索家属，确实比”贴条子”更有成效。1931 年 1 月 30 日，张的连队开往江西田螺，”当即调查了几个土豪，没收了一些东西”；31 日，捉了两个土豪，没收了两头牛，开了群众大会，发了百余斤肉。2 月 2 日，到排岗宿营，”住了土豪的房子，房子颇阔气”；26 日，到达桐江，”下午即派人到丹溪打土豪”；27 日，到石田”贴了条子七、八张”。这一个月中，虽然没收了几家土豪的财产，也贴了条子，但总体上收获并不很大。3 月 9 日，张率队转往丹溪；13 日，”天没有亮就起身到川头和水口，待天亮时即包围并捉了土豪数名”，”早饭毕，又到案上捉土豪二十多名”；14 日，”复出发捉土豪数名”，”大小土豪约捉了三分之二”。两三日之内，总计捉土豪近百人，如此一来收获便相当之大。到了 15 日，有土豪代表来商谈，其后交款，”午饭后放了土豪五十六名”；16 日，又有土豪代表来接头，张整天都在处理赎买事宜，忙得”一天没有一点空”；19 日，”所有的土豪一概讲好后释放”，共收款 5,150 元，得马五匹 cr。短短三四天，因绑架土豪得力，一个连队就弄到五千多元，胜过之前一个多月的收入。可见捉人质的筹款效率明显要比”贴条子”高。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政策上讲的是“打土豪”，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很多时候也是贫民土豪一起打，纪律上写的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本不顶用，红军早期的纪律不应被高估。除纪律因素外，红军乱打土豪，也与中共本身对”土豪”的定义不清有关。到底拥有多少财物才算是土豪？中共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共革命过程中，”土豪”一词没有严格的定义，其覆盖的范围非常宽广，只要稍有财产者都可以被视为”土豪”。如此一来，就容易导致军队下乡后”自由发挥”——见有家财者，便给一顶”土豪”的帽子，进而就开始”打”。这当然就很容易”伤及无辜”。事实上，中共所打的”土豪”，有很多都只是一般百姓。1932 年 10 月，江西省南广县委就批评称，有地方武装以”打土豪”为名，”向群众三元五元派款”。1933 年 4 月，江西省委也批评称，有些军队乱打”土豪”，侵犯工农利益，造成”赤白对立”。

红军抄土豪家也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乱拿一通。有的豪绅逃跑时，为轻装便行，会挖地窖掩埋财物，对此，革命军就总结出一套”寻宝”经验：若是挖窖掩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有查知该处土质松疏”，挖下去便多有收获。彭德怀回忆”打土豪”的经验，发现挖窖的收获很大，”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

对于被举报的地主，若其坚持不承认藏有财物，工作人员又一时查不出来，那么，突击审讯便是最后的手段。湘赣苏区规定，确定某家为地主后，须追究一切藏匿财物。审讯时，对于地主的家里人，”必须分别讯问，不要弄到一块”，不如实招供者，”应以吓诈的手段，弄得他张惶失措，而供起出来”；与此同时，还应组织突击检查队，”利用晚上到地主富农家里房边侦察，窥破其行动，如有可疑之点，即突然检查（特别注意他们晚上埋窖挖窖）”。应该说，吓诈、检查，还都属于比较”友善”的手段，就实际情形而言，上刑、拷打、驱逐乃至直接杀戮都曾普遍发生。例如，在湘赣边界，1928 年 10 月的第二次边界代表大会不仅决议”厉行赤色恐怖”，应”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而且还专门成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闽西特委在 1929 年 11 月报告称，在闽西，龙岩、永定两县革委会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据不完全统计，仅龙岩、上杭、永定三县，就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无可讳言，中共对待土豪相当残酷。

“打土豪”作为军队筹集粮食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容易造成饥饱不均。革命者回忆红军时期的生活，倾向于强调艰苦奋斗、食不果腹的一面，但实际上，革命生活也并不全是在吃草根、啃树皮，尤其在起始阶段，当土豪还比较多，又容易打的时候，红军也曾一度过上富裕的日子。如前文所述，”平江起义”时，部队攻下万载县，战士个个头缠布匹，戴礼帽，穿马褂，分得大量钱财，便是一个显例。此外，1930 年 2 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因”打土豪”成绩出众，一时间也是衣食无忧。据报告称，”经济近来比较充裕，士兵生活不苦，每月可发 4 块作零用，伙食仍然每天一角五分，现在除发零用外及半月伙食外，尚有现洋 12,000 元”。此前不久，江西省委也报告，地方武装因”吊羊”所得颇丰，故饮食充分，每月经济开支 15,000 元，经费并不难筹。可见就”打土豪”的经济供给模式而言，红军确曾有”暴富”之时。但问题是，依赖”打土豪”虽然能”暴富”一时，但此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很难持续，毕竟土豪不是天天都能打得到。革命者记忆中的困苦生活，大都就是打不到土豪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