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霜 来源：中国之春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基督教群体的打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基督教群体遭受迫害，活动被冲击，教众被逮捕的新闻。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逐渐收紧通向海外，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不仅体现在出国旅行、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中共更是在教育层面上试图逐渐清除西方思想的影响，国际教育更是如明日黄花，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零”。本期《中国之春》杂志刊登了 6 篇有关燕京大学最后岁月的文章，这所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在 1949 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整个学校在所谓院系调整中被完全瓦解，教员和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也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洗。这 6 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讲述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更是为了警醒读者，“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中共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制造对外界的仇恨和恐惧，他们是不会长期允许如燕京大学这样对外交流的窗口长期存在的。
在 1926 年燕京大学正式迁至北京西郊美丽的燕园后，它作为教会大学就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它展示给世人颇负盛名的一个形象，就是以音乐系师生为主的合唱团每年年底的圣歌演唱。每逢圣诞之日，这些燕大师生就会在校园，乃至于北京当时最具国际水准的北京饭店，举行圣歌演唱。在电风琴伴奏和音乐系主任、美籍教授范天祥（Bliss M. Wiant）的指挥下，歌声好似来自深山空谷，由远而近，悠扬如天籁之音，激昂如电闪雷鸣。尤其当演唱韩德尔的《弥赛亚》时，会场气氛肃穆，台下听众鸦雀无声，上百人多声部纵情高歌：”圣父圣母给我们生下了圣子……”，那美妙的合声令台下听众如同置身于仙境之中，一时感情升华，如痴如醉。
从 1926 年到 1949 年，随着民国历届政府的干预，学校的宗教色彩已日渐淡化。但是，除了战乱之年外，这一传统，以及燕大受基督教大家庭观念影响形成的亲密师生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每到圣诞日，燕京大学教授的家便开放给学生们。入夜后，家家门前精心装饰的圣诞树闪亮着五颜六色的彩灯，迎接成群结队喜气洋洋的学生们。大家纷纷涌到教授家中贺节日，吃点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了 1950 年。这一年的 11 月，政府宣布出兵朝鲜，实行抗美援朝，但燕大作为美国基督教差会在华办的最大的教会学校，圣诞仍办得像过去一样。不过，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走向全面敌对和战争，1950 年的圣诞节也就成了燕京大学最后的一抹记忆了。1951 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周一，这所有美国背景的私立教会学校，就被新政府接管，成为一所公立的”中国人民的大学”了。又过了一年，为全面清除”美帝文化侵略”而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在燕大掀起了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政治风暴，也将这所已经坚持办学 30 年，”既是成功也是失败”的大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中共政权是怎样一步步地摧毁燕京大学的自治、独立和学术自由，怎么样在政治运动当中迫害、羞辱这些学术大家，并在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当中彻底抹去了燕京大学的名字。虽然燕大只是一所教会大学，但是我们仍然能从燕大的命运当中，看到中共对教育自由、学术自由从骨子里的仇恨，看到中共是如何一点一点的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整合到自己的专制党政机器当中去的。
从 1949 年北平被中共占领，直到 1950 年上半年，除了华北高教部硬性要求各高校一律要设置政治教育课程外，专门针对基督教学校的整改措施还没有出台过。注意到中央政府准备在内务部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统管宗教事务，以赵紫宸为主席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领导人明确主张尽快统合全国基督教团体，成立”一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据此，基督教协进会执委会 1949 年 10 月举行了新政权建立后第一次执委会，决议组织访问团，马上联系各地教会。三个月后协进会执委会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执委会，成立了一个旨在统合全国基督教组织的”基督教全国大会筹备委员会”，并提出了中国人独立办教的奋斗目标。
1950 年 6 月 28 日一早，电台广播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推动下通过出兵干涉朝鲜的消息。之前就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得到消息的美籍教师和家属，开始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学校吁请纽约托事部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派船来接他们离开中国。但陆志韦却表示了拒绝，他明确表示，还用不着那么紧张。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明确认定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教会是帝国主义用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中国的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响应基督教革新派吴耀宗等人的号召，与外国脱离一切关系，”自治、自传、自养”。
7 月 28 日，经周恩来等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吴耀宗等拟就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尤其要肃清基督教内部的美帝国主义影响。经过近两个月征集签名后，《人民日报》于 9 月 23 日全文发表了这篇有陆志韦、赵紫宸等燕京人署名的宣言。可以肯定，无论是陆志韦，还是赵紫宸，也包括大多数中国基督教人士，内心里都希望中国的基督教能够实现”自治、自传、自养”，但按宣言的要求，切断与美国的关系，”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则意味着燕京大学和宗教学院非很快改私立为公立不可。不难想像，在这一点上，陆志韦和赵紫宸无疑是有所保留的。
中国基督教会的革新宣言，几乎马上就引起了美国基督教各差会的强烈反应。29 日，纽约联合托事部副秘书长即来信要求陆志韦”限期答覆”：燕大还有无可能继续保持与美国教会的关系，还有无可能继续接受美国基督教会筹措的经费；燕大的西籍教师还能否受到尊重和保护；今后的通信联系是否将会中断等？陆志韦接信后，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复。拖了一个月时间，反覆思考，并与亲近同事商量后，他还是认为政府不会因为要求教会自治，连私立的燕京大学向海外筹措经费都禁止掉。他写道：”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说，情况决不会坏到连我们通信都不可能的程度。”所谓在教育工作或甚至是传教工作上”不得接受国外经济援助”的报导，完全是无稽的。国外经济援助是许可的，而且为了办教育是非常欢迎的，就是在更坏的国际的复杂情况下也是如此。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出兵的决定。两天后，即 10 日，毛泽东抓住这”千载一时之机”，下令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随后又批准土改运动转向采用激烈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对敌国美国控制的教会学校、医院等各种文化、救济机构等，自然不可能”维持现状”了。
1950 年 11 月 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开始传达到各机关单位和学校厂矿，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宣传运动马上被发动起来了。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旨在激发中国人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燕大在 1950 年 11 月 15 日按照上级部署组成的”保卫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燕大工会分会委员会”，第一步工作就是针对师生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进行”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委员会成立第二天上午先举行了各小组长会议，下午又召集部分教职员在临湖轩开会，根据组织者拟定的话题，着重讨论了”美国是否民主”美国在华办学校是否文化侵略”和“美国之音”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16 日下午的会议记录显示，在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的主持下，雷洁琼首先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深感中国人受歧视的经历；历史系教授聂崇歧和政治学系讲师吴东之接着谈了英美经济上如何不民主，大资本家如何操纵政府和议员为自己服务的情况。谈到美国在华办学校医院等，发言者一致强调这是别有用心，目的是要培养具有亲美、崇美心理的知识分子。
接连两天的会议，虽然达成了组织者通过要求政府禁止收听美国之音的呼吁的效果，但发言者多半都不愿触及燕大与美国的关系这一话题。生化系主任蔡镏生是主动提出对美国在华文化事业危害性的讨论应当密切联系燕大实际这一问题的人。他并且尖锐地提出了对老校长司徒雷登应如何认识的问题。但即使政治上很进步的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都含糊其辞，话里话外都不认为司徒雷登在燕大期间有什么问题。如 1949 年初就受邀前往西柏坡见过毛泽东的严景耀只是说，司徒雷登当大使后”有些变了”。早就是北平地下党员的国文系讲师卢念苏也强调司徒雷登在当大使后跟在马歇尔后面跑，拥护蒋介石当总统，搞戡乱，包括经手订立中美商约，在人格上与之前有很大不同了。只有数学系年轻讲师李欧敢于质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的目的，说：”〔对〕司徒不应分两段，好坏不是分裂的。作大使以前，在燕京办教育就有侵略。我自己就总觉得仇恨美国的心理始终不强。这就是燕京给我的影响。”
把有着”燕大之父”美誉的司徒雷登和美国侵略行径联系起来，无疑是校反美侵略委员会这时所要达成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11 月 21 日，委员会下发给教师们的讨论提纲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燕大这一最为要害的问题：
一、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1）司徒对燕京有什么贡献？2）是否做大使后司徒变了？3）为什么现在要批判司徒雷登？
二、美国人到底为什么拿钱办燕京？1）谁控制了燕京的经费？2）燕京是否为中国造就了许多人才？
从 1 月中旬开始，燕大在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双重安排下，接连请宣讲人员来校进行反美讲演。这些讲演着力于揭露美国政治的民主假相和黑暗内幕，其政治宣传和感染的力度远大于燕大教师自己的认识水准。再加上其他教会学校揭批美国教师的经验和角度，也都对燕大人联系本校实际的揭发批判，产生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从 16 日开始的燕大教工小组和学生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漫谈会上，发言的火力明显增强了许多。
蒋荫恩和蔡镏生等带头揭批美国人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毒害。他们揭露说，在燕大，外国人的地位总是比中国人高，曾经做过代校长的美国人窦维廉甚至公开为外国人待遇高辩护，说”外国人教书效率高”。说他手下的蔡一锷更是典型的洋奴嘴脸，竟说什么中国教员就是要”用鞭子抽着走”。会计主任郭美瑞（M. Cookingham）帝国主义作风十足，动辄就说中国人脏，防手下人像防贼一样。说在燕京，英语是第一位的，只要英文好，就能获得种种好处，会英语和不会英语的人收入要差很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崇美思想。就连燕京人教小孩子，也往往要小孩子用英文称呼叔叔阿姨。大家什么都学洋人，穿西服说洋话，至少也要穿半西服说半洋话（夹用英文单词）。蒋荫恩这时还在《光明日报》上以”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为题公开发表文章，认定过去的燕京大学”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
1951 年 2 月 12 日是燕京大学再生之日。还在头一两天，”贝公楼”（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换成了”办公楼”，”宁德阁”（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楼”、”麦风阁”（Miner Hall）和”甘德阁”（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阁”，”适楼”（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楼”，”穆楼”（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楼”……燕园里凡带有旧中国色彩和美国文化痕迹的名称大都不复存在了。12 日这天，办公楼前新搭起一座牌楼，上面挂着巨大的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等亲临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学。政务院随后通过决议，批准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动，并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政务院的委任状上还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章，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一切迹象都显示，曾经在美国人控制下的燕京大学，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但它看上去似乎还不会与旧传统一刀两断。因此，陆志韦还想做下去。但在范天祥看来，陆志韦 12 日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难理解的：”在他发表就职演辞期间，在众来宾面前”，语带轻蔑地举起几天前收到的来自纽约托事部的电报，斥责美帝国主义至今”还以欺骗和利诱的手段，妄想达到继续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目的”。并声称从今以后，”不论在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与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它不仅会回复已往的高峰，而且将会发展到超过美国人过去所能想像的程度。
1951 年上半年，中共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时还无暇顾及教会大学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因此，燕京大学除了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继续揭批控诉美国教师”反动言行”，并将他们逐出大陆外，全校渡过了两年来最为平静的一个学期。英语教师巫宁坤的回忆很传神地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这段时间里燕大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面，他们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课中政治挂帅。巫负责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对马列一窍不通”，就从带回国的几百本书中，每天读些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着作及美国”进步作家”的小说，”驴头不对马嘴”地剥出一些阶级斗争之类的概念，打成讲稿，讲给学生听。另一方面，教师们在私下里仍旧保持着亲密关系，你来我往，时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谈天说地，抚琴吟诗。只要在京，陆志韦有时也会跑到年轻教师家去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如英语系新任主任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她丈夫陈梦家是着名的新月派诗人，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桥牌打得好。国学造诣极深，又喜欢打桥牌的陆志韦，就常到陈梦家的家里去打牌。两位只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横生”，让牌友们很是享受。
然而，这不过是山雨欲来前的短暂平静罢了，距离燕京大学的彻底灭亡，还要经过几乎血雨腥风的一年，全校上下的所有人，想要在这个所谓的“新社会”生存下去，非要被扒去一层皮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