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1 5 月, 2024 5:37 上午

《严家祺回忆录》全书740页

【作者: 这本《回忆录》写于2020年,2021年初送出版社,当年由台湾唐山书店的太山文化传媒出版。2021年这本书出版前,我做了多次校对,留下了全书最后一次的校对稿,而不是最后的印刷稿,现在也把这一稿子给光传媒,可以了解书的全部样子,但校对稿与出版的书个别地方有些不同。本次发布是第2章   邓小平时代,共3节 §14至§16,共20页 】

第2章   邓小平时代

 

 § 14   参与修宪讨论

 

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期,于光远与胡乔木、邓力群都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後,于光远、邓力群都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有一天我在于光远家,于光远高兴地说,胡乔木今天要到他家来。我与胡乔木见面後,没有办任何手续,我就很少参加哲学所活动,大部分时间参与筹办中的政治学所的活动。我对于光远谈了研究政治学的愿望,因胡乔木已表示同意,也得到于光远的认可。

1980年,中国开始为修改宪法作准备。 由于邓小平几次谈到「废止终身制」,起草的新宪法草案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实行「限任制」,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不属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属于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 这一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张友渔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 我因参加政治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张友渔安排我参加了几次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召开的「修宪座谈会」。 当时,我查阅了三十余个国家的宪法,发现一个事实,除个别国家,以及特殊时期外,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不是由国家元首,就是由政府首脑掌握。 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行政官,外交国防政策的最高负责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当然也是执政党的领袖。 法国总统是军队最高统帅,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 意大利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也统率武装部队。 印度总统则是国防军的最高统帅。 泰国是君主制国家,国王为军队最高统帅。 在虚位元首的国家中,武装力量统率权通常为首相、总理掌握,如英国、日本。 1980年下半年,我已看到新的宪法修改草案,对这一草案我写了一个「报告」,指出,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不能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外的「第三人」掌握, 否则军事首脑会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政治上的危机。 在这份「报告」后,附上了三十余国家武装力量统率权归属情况的表格。 这份「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室以《要报》名义发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我估计,现在社会科学院院部机关,作为内部文件的《要报》,还会留有我在几十年前写的这份「报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多次抨击毛泽东、华国锋「个人集权」,倡导「废除终身制」,邓小平觉得不好再明目张胆地重蹈毛泽东、华国锋的覆辙,但邓小平又念念不忘在 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 为此,在党的体制上,邓小平提出修改党章,废除「党主席」职位,设立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的书记处体制。 在国家体制上,明显违背一般的保障政治稳定的宪法原则,在宪法中单独设立国家「中央军委」,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不兼任军委主席的情况下,不掌握武装力量统率权。

1949年后,中国大陆有过4部宪法,即五四年宪法、七五年宪法、七八年宪法和八二年宪法。 五四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当时,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1959年后到「文革」,刘少奇一直任国家主席,按宪法规定,刘少奇掌握了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 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就被剥夺了。 1969年11月刘少奇死后,中国有「国家主席」职位,但无人担任。 1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职位,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1978年宪法仍未设国家主席,武装力量统率权仍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掌握。 1982年宪法,设立了「国家主席」,武装力量的统率权由原先的「中共中央主席」移到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手中,为了避免宪法条文直接规定党的领导人未经选举程序「当然 担任」国家职位,八二年宪法中单独列出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规定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1982年5月1日,北京《光明日报》社召开了一次讨论新宪法草案的座谈会。 这时我已在政治学研究所工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样谈话,得到了社会的默认,并能够在报刊上发表出来。 我说:

「在国家机关的组织方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宪法草案有许多新特点。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相互关系如何会对今後的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影响,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家行政权的实际掌握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现代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四种模式:一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一,拥有最高国家行政权,像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分离,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国家元首手中,如法国、朝鲜、罗马尼亚。第三种是国家元素与政府首脑分离,但政府首脑掌握实权,如英国、日本等。第四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无实权,权力集中在另外一些人手中,而这些人掌握权力在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为保障宪法的权威性,第四种模式是完全不足取的。」(【注】严家其: 《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

【图14·1】 《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报样

 

第四种模式,就是新宪法草案中规定的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实际政治是,邓小平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但掌握最高权力。

对新宪法草案「废止终身制」,我完全赞同,在发言中是这样谈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废止最高职位终身制、实行限任制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尽管把皇帝搞掉了,最高权力终身制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後,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又明确规定了最高领导职务的限任制,这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是会逐步看到的,我国历史上很多灾难同最高权力终身制有密切关系。」(【注】严家其: 《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

1982年底,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不受限制,最有实权的人物仍可能终身任职,我当时感到,邓小平提出的「废止终身制」是一场骗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不掌握最高权力,1987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下台、1989年赵紫阳总理的下台,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了。尽管我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赞同他的主张,尽管我为记录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不遗余力地作过努力,但是,1982年的这一时刻,在我心中种下了不信任邓小平的种子,1989年5月17日这一天,这颗种子终于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时萌发了,写了批评邓小平的《5·17宣言》,「六四」後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刘军宁

 

【本文原刊于《Co-China》周刊,2009年2月9日《中国改革信息库》、BBC CHINA.com发表,2009年2月16日《选择》周刊转载】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 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 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 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 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 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

刘军宁画像

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 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 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 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 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 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 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 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 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 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 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 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 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 “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 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 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 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 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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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刘军宁: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保守主义》等。编有《公共论丛》系列。是中国大陆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自由者,比如王怡、陈永苗等。2006年出版了通俗著作《民主教程》。刘军宁是2009年中共点名批判的三位自由主义者之一,另两人是国家一级编剧沙叶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原因在于他们参与签署08宪章。(維基百科)

 

 § 15   筹建政治学研究所

 

1980年初,社科院由张友渔负责筹建政治学研究所和中国政治学会,当年4月,我参加了「全国政治学研究规划大纲」的起草工作。5月8日至10日,参加了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就「学会」的名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议应称「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政治科学协会」。12月23日至28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张友渔当选为会长,哲学所杜任之、美国所李慎之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

【图15·1】张友渔(1899-1992年),中国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研究所创建人

崇德、外交部条法司顾问胡其安和我当选为常务理事,陈为典任秘书长。在会上,我提交了《论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学说》和《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两篇论文,打印成文,在会上散发。当时王沪宁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还未毕业,他陪同王邦佐教授到北京参加会议。王邦佐也是常务理事。後来,我注意到,政治学会开会,只要有王邦佐,後面就有一个不声不响的王沪宁。

提倡分权制衡

在《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一文中,我提出:「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应当公开讨论」:

「在我国尽管存在着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我国的国家制度缺乏任何足以防止『个人集权』现象产生的制度或措施,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长期存在着『个人集权』现象。正是在这种『个人集权』下,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极为严重的专制主义暴行。孟德斯鸠所说的在那些『一切权力合而为一』的地方,『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注】《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见《走向民主政治》第148页,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

当我这样写时,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专制君主制,『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表达方式是为了防止他人「抓辫子」。

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要区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问题不仅仅是引进市场原则,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牢固地建立民主政治。」「民主制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是否存在,是由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其政权组织形式决定的。一切民主制,在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上,都存在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不存在『个人集权』或个人独裁,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宪法法律规定的途径选择政府及其领导人;同时,国家机关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分权;第二,不存在最高职位的终身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之间要不要实行某种分权和制衡问题,同要不要废止终身制一样,是关系到民主政治能不能真正确立起来的重大问题。」(【注】《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见《走向民主政治》第151-152页,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

这些引文,是40多年前写的,今天已是常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年的那个时代,不是张贴在西单墙上,而是作为社会科学院认可或不受批判的言论,公开发表出来,反映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气候。当时,西单墙的参与者受到打击迫害,而我在中国政治学会和社科院的环境中,发表这些言论受到欢迎。

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

1980年到1981年,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哲学研究所。1981年10月28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下午,我在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作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的发言。当时,我的导师,「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国王」于光远,坐在主席台上。这是「自然辩证法王国」的成立大会,于光远对我的容忍态度,使大家不得不听完我「文不对题」的发言。我竟然在这种场合大谈联邦制和「民族主义猖獗一时」。

我说,自然辩证法是一个「联邦制的王国」。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行政学都是它的「联邦成员国」。由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象不清楚,「联邦制的王国」有一部分处于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区,疆界很不清楚,它和邻国——其他相近的学科——经常发生边境冲突,内部还发生一些纠纷。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企图从「自然辩证法王国」中独立出去,「民族主义猖獗一时」。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没有分场合说,「自然辩证法王国」前景不好,许多「联邦成员国正在一步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向自然辩证法联邦政府发出挑战」。「在历史上,亚历山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成吉思汗帝国这样疆域辽阔的国家,它们後来都分裂了、瓦解了」。一个没有明确、独立研究对象的「自然辩证法」,如果「以自然界总体作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只能重蹈自然哲学的复」。(【注】严家其:《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简报》第20期,1981年10月29日)

于光远听了我的发言後没有说话,但龚育之立即表示,他不同意严家其的说法。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同事早知道我的看法,也熟悉我无所顾忌、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对我在大会上肆无忌惮的发言毫不见怪。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的操纵,这就是英费尔德在远方的声音总在我耳边回响。英费尔德说,哲学从来不是满满的口袋,因为哲学逐渐把那些成为独立科学的部分分出去了,今天这个口袋是空的,或者几乎是空的。

文官制度研究班

政治学所早期的筹备工作由原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丁健吾具体负责,许立华分管进入政治学所的人事行政工作,陈为典来自法学所,为筹建政治学所在业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当时马洪已接替胡乔木担任社科院院长,各研究所所长由院长任命,但任命前,要经过一次全所人员不记名的民意测验投票,作为任命参考。这一年6月,政治学所经过投票,我得票最高,马洪院长任命我为政治学所筹备组负责人。这时张友渔83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负责新宪法方面工作,不再兼任政治学所筹备组负责人。

政治学所设立了三个研究室,即政治学理论研究室、政治制度研究室和行政学研究室。没有设立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室,因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已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仿照哲学所模式,设立了《政治学研究》和《国外政治学》两个编辑部。

这一年8月,国际政治学会在巴西举行第12届世界大会。外交部顾问、北京大学教授胡其安、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陈为典、我与社科院外事局马加瑞,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我们除了参加会议外,游览了里约热内卢,到过哥巴哈巴那海滩、甜面包山、看到可可伐多丘陵上巨大的基督像,在街头看到了巴西欢庆的桑巴舞大游行。後来,又访问了南部的圣保罗。巴西民众普遍健康的体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与台湾代表张京育进行了友好交谈。

【图15·2】198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巴西副总统接见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自左至右: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姆博、巴西副总统夏维士、胡其安、陈为典、马加瑞、严家其。

在从巴西回北京的途中,我们一行四人在纽约作了逗留。在会见联合国技术合作部发展与管理司司长许乃炯时,我们商谈了如何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的问题。许乃炯主管审计、文官制度等方面的咨询工作。当时,中国不用「官员」、「文官制度」概念,谈到中国「干部制度改革」,许乃炯说,可以建立研究中心、教育中心、咨询中心,建立公共行政学院。回到北京後,开始由政治学所行政研究室翻译从联合国取得的七国文官制度资料,有英、美、法、日、加拿大、瑞典、西德。这些译文全部刊登在《国外政治学》杂志上。这是1949年後中国大陆系统介绍国外文官制度的开端。

1983年4月至6月,在联合国技术合作部的协助下,政治学所请来了两名专家系统介绍美国和法国的文官制度。这两为专家是美国卡特总统的文官委员会主席艾伦·坎贝尔教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公共行政和国内公法系主任热拉尔·蒂姆西特教授。在北京举办了「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这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文官制度」、「公共行政」概念。1985年,政治学所杨百揆、陈子明合写的《西方文官系统》一书出版,杨百揆还与李克强、劉庸安共同翻译了《法律正当程序》一书。(【注】李克强後任国务院总理。)   

在筹备工作期间,我出版了《国家政体》和《终身制与限任制》两本书。

【图15·3】《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终身制与限任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政治制度化」和「非政治化」

1985年7月6日,经过长达5年的筹备,政治学所正式成立。这时,政治学所从东城区的赵堂子胡同破旧的平房中搬到社科院10多层的新建大楼中。

在政治学所成立前,社科院院长是马洪,吴介民是秘书长。有一天,吴介民与我谈话,说马洪决定政治学所正式成立,任命我为所长,社科院党委决定我同时担任政治学所党组书记。我未加思索回答说,我可以担任所长,但不能胜任党组书记。吴介民说,每一个研究所的所长都同时担任党组书记,党组书记要决定一个研究所的大事,你不担任怎么工作?我还是说,当不了党组书记。他说,你认为谁可以与你配合,担任党组书记。後来,我提名哲学所鲁孝文可以与我配合,这样,社科院决定由鲁孝文担任政治学所党组书记。马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我一直为我写文章和书,批判专制主义而担心,想到迟早会有一天会出问题。没有想到,马洪认为我写的文章很好。

【图15·4】1983年随社科院院长马洪访问日本,右1是马洪、 右2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右4严家其

社科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中,常与我联系的人是李慎之,他曾被定为右派分子,政治学会成立时,他是美国研究所所长。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长,分管「国际片」研究所和政治学所。所以,凡是有外国政治学专家、教授来访,经常是我陪同李慎之会见。宴请外宾时,我常常大喝可口可乐。一次在餐桌上,李慎之瞄了我一眼说,喝点酒,少喝可乐。后来又重提此事,这是李慎之唯一对我的「批评」。

1988年,我与李慎之访问美国。在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移民村,我们一同登上了「五月花号」船。李慎之象「导游」一样,向我介绍「五月花号」船和美国建国经过。他说,「五月花号」上许多人是基督徒,因为受宗教迫害来到普利茅斯。这一天,我与李慎之谈得很多,我问他基督教徒如何理解上帝。李慎之就向我大谈「上帝」和人的理性与良知的关系。我这才明白,良知的声音最接近上帝。

也许李慎之感到我单纯,对我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我们在「全聚德」吃完烤鸭回社科院,一路上,李慎之对我讲,他这辈子有两个发现:一是「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二是「当一个人没有性了,整个世界就变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与他讨论「第一个发现」时,李慎之说,到下一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分歧了,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天。但对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却不敢与「院领导」 讨论。几天後,李慎之叫我去他在建国门外的家,看到李慎之一身便装,些许佝偻,略显苍老,一旁的老伴「高头大马」,体魄键硕。联想到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似乎明白了。

社科院的人以写文章为业,李慎之不写什么文章,我一直感不到李慎之有什么「自由主义」思想。最大感触是,当他的「下属」可以随便说话。「六四」前,社科院有人贴了「大字报」为学运呼吁,因为,「文革」後没有人再贴大字报,作为副院长的李慎之公开说,不要在社科院内贴大字报,要贴大字报就应贴到街上去。李慎之反对「六四屠杀」,并公开说「不在刺刀下当官」,因而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职务。

李慎之是胡乔木的好友,他对我说,他与胡绳、钱钟书等人常去胡乔木家做客,吟诗作赋,切磋韵律;但是,他对胡乔木的许多极左作为和整人手法并不认同。即便在邓小平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仍视老友于光远、王若水、于浩成等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为真诚的朋友,时常往来。

八十年代末期,胡乔木第一次访问美国,他非常重视这次行程,邀请李慎之伴行兼做翻译。李慎之婉拒了胡乔木的邀约,推荐赵复三陪同。李慎之对我说,他的英文比不上赵复三,更重要的是,在这敏感时期,他不愿意让人们误解他与胡乔木的关系。

 

【图15·5】自左至右: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美国文理科学院院长戴维·伊斯顿、李慎之、胡其安、嚴家祺,1988年5月12日,摄于北京丰泽园 

为了阐述李慎之的「第一个发现」,我以《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为题,写了一篇长文,1990年5月12日,刊登在《欧洲日报》上。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至今还没有能力论证。

在共产党的中国成立50年前夕,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路上传播,後来又在海外报刊上发表。李慎之说:「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确实立下了历史性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他呼吁中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序言中,李慎之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文章,高举着自由主义旗帜,在中国、在海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李慎之用他的行动和在中国专制环境下的自由言论,充分表明,他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一位反右後人格備受摧殘而最後重新站立起來的、有伟大人格的人。

我怀着三个信念从事政治学研究:

第一,政治中充斥强制个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政治不是科学,而是现象,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就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

第 二,研究政治学,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使政治制度化。魏京生倡导政治现代化,在当时,我换一种说法,强调政治制度化。

第三,就是要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一个国家,要尽可能把事情以「非政治化方式处理」。律师制度、文官制度、厉行法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非政治化,都是「非政治化」的途径。

在政治学所成立大会上,我谈了建立政治学研究所的目标,着重谈了政治的定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这些讲话,在当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摘要发表了,才留下了记录。(【注】《积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4期)

1987年10月,我应江西行政学院院长方彦的邀请,到江西作了《什么是政治?》的演讲。11月2日,到南京大学,北大教授赵宝煦、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政治学所李方和我,被聘任为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兼任教授,我作了《政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的演讲。

这次讲话内容,我早已毫无印象,已经忘却了30年前讲的话,我翻阅舊书,发现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的思想自传》中,有这次讲话内容的详细记载。 (【注】《我的思想自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44-54页,1988年)原来,这就是埋在我心中的「心因」种子,时隔30多年,在写作《全球财富论》时,发芽成长起来。

1985年,在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探讨了「政治」概念定义、「政治」领域的范围、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读这篇讲话,就像遇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朋友一样,是那么熟悉。使我惊奇的是,2020年出版的《全球财富论》一书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如货币产品交换、纯粹符号交换、符号经济、自主行为能力、布朗运动、机器人社会,在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中都谈到了。2009年开始,我研究国际金融的动力,除了寻求全球金融风暴的成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从筹建政治学所起,长期埋在心里的、寻求怎样使人类社会尽可能「非政治化」的道路这一「心因」的种子。

南京大学这篇演讲谈到,「作为一个定义,不仅要求定义包涵着概念的全部内涵,而且要求『下定义的概念』和『被下定义的概念』有相同的外延。」「在思想世界的地图上,『政治学王国』没有一条明确的国界,然而,可以在思想世界中划定两条『界线』,一条可以称为『内线』,另一条称为『外线』。在『内线』以内的现象都是政治现象,在『外线』以外的现象都不是政治现象。在『内外线』之间的部分,人们很难再找到一条政治与非政治的分界线。在我看来,这条『内线』就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中涉及到『权力关系改变』的一切现象都是政治现象。在思想世界中,可以给政治划定这样一条『外线』,即『纯粹个人行为』以及『群体中那些通过完全自愿来分配价值的行为』」。

我把『内线』和『外线』合称为概念的『边界環』。「在思想世界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这些『王国』都存在这样的领土『边界環』,但『自然辩证法王国』,却找不到这种『边界環』。『物理学国』、『天文学国』、『化学国』、『生物学国』、『社会学国』、『政治学国』的『军队』都可以长驱直入、侵入『自然辩证法王国』的领土。这些『入侵者』在『自然辩证法王国』中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情,也使『自然辩证法王国』的臣民深为反感,而『自然辩证法王国』的所有居民,到其他王国去旅游,都得不到起码的、礼节性的接待。」

这一段话,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的人,他的工作,得不到其他学科承认的写照。我离开自然辩证法,与这一感受,有根本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在科大同学面前,说自己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马上就感到抬不起头来。我知道,一位学科的专家,可以到自然辩证法会议上夸夸其谈他的感想,但没有一位自然辩证法的学者,敢于到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一个学科的会议上说上几句。于光远到什么地方都会讲话,因为他是作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人、作为经济学家讲话的。

【图15·6】政治学所同事周移山(右)在纽约布鲁克林严家祺家後院合影。                                  

南京大学这次讲话,我在谈了政治概念含义後,谈了「政治制度化」和「非政治化」两个问题:

「政治学王国」领土「边界環」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权力关系的改变」。政治现象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团体中,包括那些与国家政治毫无关系的团体。「不同体制下『权力关系的改变』遵循着不同模式。一个有完备而可行规则的组织机构,权力关系的改变是制度化、程序化了的,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种种私人交易,但受到种种规则的限制。一个缺乏规则的人类群体(包括那些由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们组成的群体),权力关系的改变就不会有程序,实权人物的去世、暴力威胁、极端主义、阿諛奉承、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能促成权力关系的改变。在任何社会团体中,『改变权力关系』的行为都是政治行为。在严重对抗中,主张极端主义的派别往往能够取得团体的最高权力,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往往首先是温和的同路人。

在一个缺乏必要规则的人类群体中,『政治』与『醜恶』相联系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宫廷政变、杀戮、继承战争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构成重大政治事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矛盾会导致人们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在政治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这种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容易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要使『政治』获得良好声誉,一方面,要使人类事务尽可能『非政治化』,即按照没有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法律、规章来处理人类的种种事务;另一方面,要使那些无法『非政治化』的『政治事务』制度化、程序化,当然,要使这种制度化、程序化建立在符合多数人意愿的基础上,或者说,使『民主政治制度化』。只有『法治』和『民主』,才能在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实现政治上的长期稳定。」(【注】《我的思想自传》第53-54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

【图15·7】1985年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法国, 北大教授赵宝煦(右3)、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王云坤(左3)、代表团成员严家祺(左1)与伊斯顿教授等合影。 

 

这些陈舊的引文,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常识,不过,我用数学式、一般化的语言表达而已。

 

§ 16  人道主义高于革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从1980年到1983年,近200种杂志和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卷入了这场讨论。这场讨论,是对毛泽东时代蔑视人的尊严、摧残人性、践踏人权的一次理论上的抗议,反映了人们希望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强烈要求。1983年1月17日,王若水在上海《文汇报》上撰文《为人道主义辩护》。同年3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需要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克服这些异化。周扬在文革前,给人印象是以理论权威自居,文革遭难後讲「人道主义」,给人以良好印象。但在他讲话的当天,胡乔木就打电话到中央党校,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

「人道主义」两大特征

1983年10月,中共12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被当作「精神污染」受到批判。中宣部召开有关「清理精神污染」会议,要求社科院所长参加,但我没有到会。1984年1月上旬,社科院召开「人道主义」问题座谈会,指定我在会上发言,谈对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的看法。当时胡乔木是名誉院长,会议参加者还有历史所、哲学所、外国文学所几位所长、社科院副院长、顾问。这次会议的发言将在报上发表,我不愿表示态度。由于没有沉默的自由,1月20日,我向社科院副秘书长孙尚清提交了「辞职书」,孙尚清和汝信与我交谈时,汝信友好地对我说,「你辞职是政治原因!」汝信与我个人关系很好,在几天前在《人民日报》上他就「人道主义」问题写了长篇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的观点。(【注】汝信:《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民日报》1984年1月9日-11日)社科院不同意我「辞职」,我还是参加了会议,用我习惯的、自下定义、自成体系,谈自己看法。一方面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指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是不同的思想体系。

这篇讲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是这样谈的:

人道主义有两大特征:

第1⦁ 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生活、自然、爱情、荣誉、知识、才能、自由和幸福等等,都是对人有价值的东西。重视人和人的价值,在人道主义看来,就是承认『热爱生活和自然』、『追求爱情和荣誉』、『重视知识和才能』、『渴望自由和幸福』这些所谓人的本性的合理性。」

第2⦁ 人道主义把这些『人性』或『人的共同本性』置于人的社会差别之上。人道主义并不否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别,并没有把社会上的一切人都看作是同一的,它承认人分为贵族与平民、教士与俗人、商人与手工业者等等,承认人的社会地位、思想、品质、行为有着种种不同,但是,人道主义却把人的共同本性置于这种社会差别之上。在人道主义看来,一切违背人性的现象,都应受到谴责、攻击和反对。

「人道主义对所有人并不一视同仁,也不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同样高尚的人性。人道主义颂扬『热爱生活和自然』、『追求爱情和荣誉』、『重视知识和才能』、『渴望自由和幸福』,甚至富有牺牲精神的人,而对虚伪愚昧、骄傲腐败的人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注】严家其:《区分人道主义两种不同含义的意义》,《光明日报》1984年3月1日)

我举出维克多·雨果小说《九三年》的例子说,一个人不把「革命」放在一切之上,而把「人道主义」放在「革命」之上,就是「人道主义」者。小说《九三年》中的、代表「革命」的司令官郭文,在对待「反革命」的侯爵时,因侯爵为从火中救三个小孩而使自己束手就擒,而因为放走侯爵,自己则留在地牢里,最後被判处死刑。代表「革命」的司令官郭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的本性」看得高于「革命」的思想体系,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思想体系。

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长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苦役犯冉阿让,历经千辛万苦,当上一个城市的市长。当一个流浪汉被误认作逃犯冉阿让,而受审判时,作为市长的冉阿让,竟亲自来到法庭公认自己的真名实姓,公认自己就是逃犯,救出了流浪汉,而自己进入了监狱。对市长的冉阿让来说:

「良心高于市长」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超越于苦役犯和市长界限的,属于全人类的高尚精神。在对人道主义作这样肯定评价时,我强调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人道主义从人和人的共同本性出发」,「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人和人的共同本性出发,而是从生产关系出发。」因而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注】严家其:《区分人道主义两种不同含义的意义》,《光明日报》1984年3月1日)

对一个出身于数学物理的人来说,在1984年初,不关心什么「精神污染不污染」这样的问题,也无心研究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当时,社科院要我就胡乔木文章表态,实际上把我错当成了一个「理论家」了。当时,于光远、汝信知道我不懂这些东西,我为了准备这次发言,不得不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的做法是,你们谈你们的,我谈我的,希望大家不要把「温度」和「重量」放在一起讨论。

1986年10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邱垂亮教授访问政治学所,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我提及雨果《九三年》小说中保皇党首领营救三个小孩的故事说:「人道主义在革命之上」,反对人道主义的人要受到谴责,而王若水、李洪林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英雄。」(【注】邱垂亮:《与严家其谈政治体制及政治改革》,香港《九十年代》1986年12月)

与海外华人谈话、在香港发表谈话,在1986年时,我不知道不能像在国内会议上一样讲话。後来,当我看到一份《自由化言论摘编》的内部资料时,发现邱垂亮的《与严家其谈政治体制及政治改革》这篇文章,是我被定为「自由化分子」的重要根据。

批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了一阵「文化热」,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我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两种文化因素」。一种是「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种是由于认识水平提高和社会管理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超越国界和民族文化界限的文化」。(【注】严家其:《要协调两种文化因素的发展》,《中国文化报》1986年1月17日)全球交往的增加,不会消除形形色色的「次级文化」,而文化交流的扩大,关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公正、人道主义的观念,将形成「超越国界和民族文化界限」的「全人类共同文化」。

在「文化热」中,有人提出,应当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中去,邓力群是不赞同的,用他的话说,「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1986年12月17日,我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要引进和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文章说,在20世纪的今天,已不是宗教改革时代,无须把属于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共同文化因素」,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组成部分,也无须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加以传播。从历史上看,闭关自守的中国是不愿意承认文化中存在着共同文化因素的。鸦片战争失败後的中国,开始承认科学技术属于共同文化因素,但还不愿意承认在科学技术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共同文化因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是近代中国抗拒外来文化的理论。「共同文化因素」观念在中国屡遭谴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後因素长期得以保存的原因之一。「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一种翻版。(【注】严家其:《要引进和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中国文化报》1986年12月17日)我当时没有感觉,写上这句话,「自由化分子」就此定论。我在中国的人生是「垂直人生」,这是我一步步垂直上升的转折点,从此一步步走上下坡路,直到1989年逃出中国,走上「平面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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