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育和 2024 年 3 月 11 日  来源：思想坦克

这场斗争针对两个根本原则，它的前线席卷了所有国家、海洋、空间。 ── Halldór Laxness

1945年四月，苏联红军包围柏林，即便这场席卷全球的大战已经来到尾声，欧洲并没有迎来想像中的和平，而这似乎并不令人意外。 红军进逼柏林的同时，史达林对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阐述了自己对战后中东欧秩序的构想，他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不管是哪一方，只要占领一片领土，就会在该地区 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每一方都想把自己的制度推进到其军队所能攻占之处。非此不可」。

两个阵营

被史达林视为战略缓冲的乌克兰西部与波罗的海诸国首当其冲。 史达林的秘密警察「契卡」针对所有反抗苏联，以及被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进行了迫害，没有束手就擒的反共游击队展开了报复，为了彻底解决苏占区人民的反抗，史达林将大批苏联 人强迫迁徙到波罗的海诸国，被迫移居到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高达18万之谱，而战后的爱沙尼亚总人口不过百万。

史达林对「欧洲夹缝」的著力其来有自，在俄罗斯人的世界观里，对欧俄战略要冲的争夺，是19世纪以来「东西斗争」的延续，19世纪那场发生在克里米亚的 战争彻底改变了俄罗斯对于世界的认知，正如21世纪同样发生在克里米亚的战争彻底瓦解西方世界对于「历史终结」的幻想一般，俄罗斯人的「冷战」始于克里米亚战争，西方 人的「后冷战」也终结于克里米亚战争。

西方盟国的政治领袖对史达林并非全无戒心，早在纳粹败局已定的1945年二月，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就透过梵谛冈，向西方盟国释出了「和平方案」 的讯息，这位曾经代表希特勒与史达林肩并肩签下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部长，如今强调史达林不可能满足于雅尔达会议的方案，妥协只是为了未来赤化欧洲的暂时策略，西方国家 必须携手阻挡共产红潮，只有「改变战争中的结盟关系，并让德国积极参与，才有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无论是史达林自己，还是负隅顽抗的纳粹菁英，都没有把隐然预见，后来发展成「冷战」，单纯视为强权的竞逐，这当然也包括了美国人。 大战结束后两年，伴随希腊内战情势的恶化，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冷战宣言》演讲，将「反对极权政体形式」视为当前美国的战略核心，经常被人忽略的是杜鲁门在宣言中的 「门罗主义」：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崇高目标之一，是必须去创造条件，让该国及其他国家的人民，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也摆脱被奴役的危险。

史达林先是谴责了美国的「世界主义」，后来又透过外交部门提出了「两大阵营」理论，声称战后的世界是「反民主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势力」之间 无法妥协的冲突。 随后，1948-1949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以及1950-1953的朝鲜战争既加剧了冲突，也巩固了两个阵营。

从文明使命到骨牌效应

冷战的经典定义是两个自认具有改造世界使命的强权之间，无法妥协的冲突，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各自是双方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方案，冲突之所以没有爆发成热战，主要是因为原子弹的 发明，原子弹以其相互毁灭的困境，代言了大战后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基调，然而，这个基调经常掩盖了冷战的「文明战争」面向，不仅仅美利坚人怀抱「新世界」的展望，布尔什维克 的政治菁英同样也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人类发展的终极方向，他们的国家最终将会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 过去受殖民的民族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俄罗斯人所发起的革命正是挣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束缚的典范，「苏维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沙文理念，而是对全球正义的务实想像， 彼时的第三世界很难抗拒苏维埃「输出革命」的诱惑。

后来的人们经常将苏联瓦解的远因归之于穷兵黩武的干预，确实，苏联在阿富汗相当不体面的退场，向全球传达了莫斯科第三世界政策彻底失败的讯息。 尽管戈巴契夫为首的克里姆林宫高层深刻反省了苏联对外干预中，对于「阶级内涵认知错误」的问题，但事实上，对外干预的直接经济代价，并非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付出了庞大的 军事开支却无法维持苏联在海外的超级大国地位，加上70年代末总体经济成长的趋缓，以及民主化浪潮的催化，才最终一步步瓦解了苏联帝国。

早在19世纪，帝俄时期的自由派外交大臣高什克夫（Aleksandr Gorchakov），曾经对于帝俄在中亚的困境有过这样的描述：所有文明国家与缺乏稳定社会组织的半野蛮游牧民族打交道时， 都会遭遇这样的困境：要么任其在外部边疆地区骚乱，要么更深入渗透到这些野蛮国家内部，而这样的文明任务，永无休止。 这预言了苏联在20世纪所遭遇的困境，只是对象从中亚换成了全球。

主张全球苏维埃一体同命的「布里兹涅夫主义」，以及美国对于雅加达原则（Jakarta Axiom）的反省，反映了冷战在相互毁灭僵局之外的文明冲突基调：这个星球一切或大或小的 冲突，都可能在对手阵营的介入之下，造成对于己方阵营不可回复的伤害，进而导致瓦解。

美国自由派起初认为，第三世界本土激进的民族主义对于自由阵营是有利的，但1953年的伊朗政变让美国重新反省雅加达原则，后来同样在伊朗发生的人质危机，让华府菁英彻底意识 到，低荡时期的和解基础远比想像脆弱。 波兰贵族后裔出身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时任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就警示了美国的危机，他指出，若是美国不能强势排除伊朗危机，那么冷战的核心焦点就会落到中东 ，美国在波斯湾的地位将会受损，进而影响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苏联在西南亚的影响力上升同时，盟友将认为美国无能为力，造成石油价格提高的话，美国就会失去针对限制战略性 军备谈判的侦察机构与情报能力，而这一切，最终会反过来对内政产生严重影响。

回头看布里辛斯基这番推论中对于骨牌效应的惊悚描述，仿佛如果当初美国没有采取行动，整个冷战的结局将会完全不同。

从未结束的冷战

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被绝对化的理念冲突，它的战场不仅仅是由传统的权力冲突所决定，同时也是由对于意识形态任务，对于「文明任务」的意识所决定，一旦一方在这个意识战场 上退却，这场冷战就会来到尽头。 如果拿掉上帝视角，不谈「命定」的终结，苏联的崩溃只是一个偶然，冷战的结局也可能是美国崩溃，至少在布里辛斯基看来，这并非危言耸听。

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一个高敏感的格局，所有看似微小的骚乱与变动，都有可能导致剧变，差别只是哪一个阵营受害。 布里辛斯基据此认定，任何国家一旦被苏联介入，阻断其「自然」发展路径，就只有透过外在干预，才能重新导回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正轨。 布里辛斯基没有明说，但必然可以推论的是，由于布里兹涅夫主义的全球干预，美国将不得不以同样力度的全球干预回应。

就体系对于区域冲突的高敏感度来说，冷战所遗留的国际政治格局，可能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在区域的威权大国面前戛然而止，相对和平的90年代也没有能促使它们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普丁在2000年就任总统前夕发表了〈千禧年 门槛上的俄罗斯〉，主张坚持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并声言将捍卫俄罗斯「永远的大国」地位，几乎象征后冷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想破灭。

柯林顿路线中所构思的「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始终没有在这个世界中出现，区域的冲突无法透过具有共同价值国际典则消化，其效应就无可避免将会直接作用于超级大国 ，美国之所以在世纪之交从柯林顿路线急转小布希路线，根本原因恐怕是冷战易敏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差别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震荡美国。

在1991年那个阴冷的冬天，苏联解体了，人们所认知的「冷战」终结了，然而，冷战所形构的国际政治格局，可能从来没有结束，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从未结束的冷战 。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 误读与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