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6 月, 2024 6:17 上午

《严家祺回憶錄》封面

【作者: 这本《回忆录》写于2020年,2021年初送出版社,当年由台湾唐山书店的太山文化传媒出版。2021年这本书出版前,我做了多次校对,留下了全书最后一次的校对稿,而不是最后的印刷稿,现在也把这一稿子给光传媒,可以了解书的全部样子,但校对稿与出版的书个别地方有些不同。本次发布是第2章   邓小平时代,共3节 §17至§19,共23页 】

 

§ 17《首脑论》和《文革十年史》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首脑论》一书。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为了揭示个人崇拜现象的根源,通过全人类的历史事实,来揭露专制政治的危害性,说明民主制度的特征。为了这本书能够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在出版後不受封禁,我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知识性的书,并在序言中声明不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

「首脑更迭规则」

「首脑更迭规则」是《首脑论》一书的核心,是我希望传播的「心因」。这本书中谈到 ,首脑职位是一种「不可见」,争夺首脑职位,是争夺这种「不可见」的东西,争夺这个人期望确立一种全社会内对他个人服从的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体系。在不同政治体系下,这种「社会服从体系」的不同的。人们对首脑的服从,从来也不可能做到「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服从首脑权力」。写作时想到的是文革中国家元首刘少奇的惨死、「副统帅」林彪与「伟大统帅」的关系的破裂和外逃,1976年逮捕江青的政变和「英明领袖」华国锋的下台。中国最高权力更迭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在《首脑论》中,我借题发挥,大谈「无固定规则下首脑更迭过程的铁律」:

 

【图17·1】《首脑论》在1986年、1987年在台北、上海和香港出版

 

「在人类历史上,当缺乏固定更迭规则时,这样一种争夺过程经常伴随着流血、杀戮、死亡和战争。当舊的首脑突然死亡,往往可以看到这一幕幕的景象,最高掌权层分裂为两派或三派,其中一派凭藉阴谋、杀戮、战争等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其他派。当胜利的一派确立一人为首脑时,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国家最高权力为首脑掌握,二是国家最高权力为首脑以外另一个人所掌握,首脑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无规则或无固定规则首脑职位更迭的铁的规则是:如果首脑下存在两个或多个同时听命与首脑的权力中心,首脑的更迭(去世)必然造成严重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是阴谋、杀戮、战争……」(【注】《首脑论》第76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首脑论》一谈历史,二谈规律。历史已经过去,历史人物的活动,不涉及当代人物;谈规律,也不是针对当代哪一个人说的。从一些普普通通的现象中,抽象出所谓规律,读者都会有兴趣看一看、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规律。文革的阴影笼罩着《首脑论》的写作,我想到哲学所同事诸葛殷同在文革中,因被查出一张书桌上刻有很小的与江青有关的文字,全所人员被查。他遭受逮捕的情景,记忆犹新。我想,写《首脑论》迟早会遇到这一天。我有几个上牙松动,经常牙痛,如果进监狱怎么办?就在《首脑论》写作时,我到王府井的一家牙医诊所里,把全部上牙拔了,化了一百多元人民币,就装上了全部假牙。我过分重视这本书的出版了,认为《首脑论》出版,我要做的事就完成了一半。理论务虚会发表「废止终身制」的发言,没有造成我的灾难,使我有胆略心怀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目标。所以,我把出版一本一本政治理论的著作,作为人生大事。我妻子高皋几次对我说:「你好像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无言以答,原因是没有听懂这话的意思,直到八十岁的今天,终于明白了。

「同步更迭」

《首脑论》一书中的「同步更迭」概念,是另一个我希望传播的重要「心因」。所谓「同步更迭」,是指与「前任首脑共同掌握、或分掌最高行政权的人,随着首脑的更迭而同时更迭」。首脑更迭规则按「首脑是否终身任职」和「是否有同步更迭」,分为四大类。《首脑论》著重研究了其中两大类:

一类更迭规则:首脑终身任职,当发生首脑更迭时,与前任首脑共同掌握、或分掌最高行政权的人职位不同时更迭。

二类更迭规则:「首脑不仅有任期限制,而且通常有连任届数限制。当发生首脑更迭时,与前任首脑共同掌握、或分掌最高行政权的人,职位同时发生更迭。」(【注】《首脑论》第84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在世界历史上,王位继承规则大都属于「一类更迭规则」,而议会制下首相、总理,总统制下的总统更迭规则都属于「二类更迭规则」。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去世前後,围绕着「王位」的争夺没有规则可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掌握军事大权的人都可以参与「王位继承权」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王位继承规则的产生是一大进步。王位继承规则把争夺王位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在无规则更迭的情况下,武力的大小、军队的向背是王位归属的决定因素。」(【注】《首脑论》第86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徒有虚名。中共王朝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是一种「非预定式的王位更迭」。「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通过预定程序和平地实现王位更迭并不是经常性的事件,相反,为争夺王位和王位控制权的宫廷阴谋和血腥政变却充斥世界各国王朝的历史中。」   (【注】《首脑论》第125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首脑论》把君主政体下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或者最高国家权力的人,称为「最高权力中心」,把「最高权力中心」下若干分掌国家大权的人称为「二级权力圈」。「在王位更迭前,二级权力圈的每一位成员通常服从最高权力中心,因而,政治体系保持着某种稳定状态,但在二级权力圈内部,不同派系、不同成员之间早就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当首脑死亡或其他原因发生首脑更迭时,由于二级权力圈成员不同时发生更迭,二级权力圈内部的相互关系将明显地影响国家的政治局面。」(【注】《首脑论》第115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八十年代中期这样写时,我想到的是毛泽东去世前夕,江青、张春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之间的权力关系。二级权力圈内部的权力关系,分为四种类型:

⦁ 一派突出型

⦁ 两派对立型

⦁ 多派均衡型

⦁ 无派系型

如果把《首脑论》中「王位」两字改为「最高权力」,那么,《首脑论》中许多话都适合现在中国政治:

「在最高权力更迭期间,对各种政治力量情况的了解是取得最高权力的重要条件。」「对二级权力圈内那些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的掌权者来说,迅速弄清二级权力圈内其他掌权者的政治态度,凭藉阴谋和武力威胁击溃反对势力,就成了夺取最高权力的根本手段。政变是一场『看不见战线』的战争唯有确切掌握二级权力圈内人们政治倾向的掌权者,才有可能赢得胜利。」(【注】《首脑论》第130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不能直截了当地在著作中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式民主政体。《首脑论》在历数「一类更迭规则」的危害性後说: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王位继承规则下的种种灾难,人们一直从两个方面来改善国家政治体制:第一,废止最高行政权握有者的终身任职制,规定其任期,并有连任届数的限制;第二,在最高权力中心发生更迭时,二级权力圈也同时发生更迭,由新首脑按他本人意志组成新的最高掌权层,即随着首脑职位的更迭,形成一个和首脑一致的、新的二级权力圈。这种更迭规则就是第二类更迭规则。」(【注】《首脑论》第144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首脑论》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阐述「首脑更迭规则」和「同步更迭」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首脑论》没有直接宣扬民主,是一本揭露专制政治、间接宣扬民主的书。《首脑论》共涉及460多位国王、皇帝、沙皇、苏丹、哈里发、总统、首相、总理。这本书研究了首脑及其权力类型。首脑人物取得最高权力的道路和途径、首脑维持权力、进行统治的理论和艺术、首脑的品质和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我用大量事例来说明首脑人物的平凡性。有许多首脑是伟大而杰出的人物,他们改变历史、推动社会进步,但也有不少首脑是平庸无能的人物。人们通常是在一个人成为杰出的首脑人物後去看首脑的,这个人在成为首脑前的情况往往为人们所忽略。《首脑论》专门谈了一个新任首脑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这本书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他在刚任总书记时说,他现在与担任总书记前一样,并不更高明,他要虚心地听取大家意见,特别是邓小平的意见。当胡乔木、邓力群把胡耀邦所信任的助手和新闻界的支持者一个一个搞垮时,胡耀邦居然容忍而不加阻止。《首脑论》谈到新任首脑「角色转换」和首脑「自我意象」的确立问题时说:

「在依靠『继承规则』或前任首脑恩宠而任职的首脑,如果他本人缺乏足够的魄力,他内心就难以产生首脑所特有的『自我意象』,认为自己并不像一个首脑,他甚至会感到自己不能行使首脑权力。政治无情面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导致对他本人权力的严重挑战。」(【注】《首脑论》第231-232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胡耀邦依靠邓小平的恩宠取得中国共产党首脑的职位,他始终未能确立起首脑的「自我意象」,这是他最後丢失总书记职位的性格因素之一。

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十项规范

《首脑论》最後一章阐述了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十项规范。这十项规范,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在首脑和政治体系相互关系上是规范。

⦁ 用高于首脑权力的根本法,限制首脑权力。在近现代,这种根本法就是宪法。

⦁ 确立宪法根本原则。

⦁ 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的首脑人物不得终身任职。

⦁ 保持最高国家行政权的统一,这与「个人集权」是两个不同概念。「个人集权」是指立法、司法、行政权最後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

⦁ 最高掌权层的成员和掌握最高行政权的首脑同步更迭。

⦁ 明文规定最高行政首脑和最高掌权层其他成员之间的「权力悬殊距离」。

⦁ 制订首脑职位更迭的严格程序,保障首脑职位的和平更迭。

⦁ 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 明确规定首脑行使最高行政权的权力范围。

⦁ 建立在一定条件下对最高国家行政首脑的弹劾制度。

其中第④项就是针对1982年宪法和一个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的邓小平,统率中国军队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最高国家行政权不统一」。《首脑论》写道:「如果这些权力分别归行政上互不隶属的不同国家机关掌握,那么,由于最高行政权的不统一,这些国家机关间就可能产生不协调现象,在严重情况下,将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对军队的文职控制』是保持最高国家行政权统一的重要措施。」(【注】《首脑论》第395-405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

《首脑论》出版于1986年,三年後的1989年,又一次表达了对八二宪法「单独设置军委主席」的不同看法。这是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1989年5月17日这一天,当我听到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广播後,起草了对邓小平的抗议的签名信,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首脑论》也谈及首脑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的功过得失,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与他们本人的品质、性格、气质、知识有关。在21世纪二十年代,我现在回顾往事时,看到了近40年前写作《首脑论》时,还是受到了马克思所谓唯物史观的局限。虽然首脑人物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限制,但首脑人物仍然可以创造历史,或者把推动历史的前进,或者把历史拉向后後退,或者无所作为,或者肆意横行。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往往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发起的。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注】嚴家祺:《创造史观》,香港《前哨》2011年8月)

【图17·2】《首脑论》日文版和韩国文版

 

1986年9月3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就《首脑论》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回答了记者提问後,就「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和改革趋势」作了演讲。《首脑论》出版不久,中国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正是这一时期,《首脑论》在中国四处传播,1987年内连续印刷了6次,发行量达30多万册。1987年初,广州市新华书店评出1986年度十本畅销书,《首脑论》名列其中。(【註】《广州日报》1987年2月12日第7版)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了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评选会,《首脑论》获一等奖。北京「博览群书」评奖中,《首脑论》获1987年度「金钥匙奖」。香港和台北出版了这本书的海外版和台湾版。日本筑波大学三石善吉教授把《首脑论》译成了日文,由日本学生社出版。韩国建国大学韩仁熙教授把《首脑论》译成了韩国文,在韩国出版。在台北「金石文化广场」的评选活动中,《首脑论》被评定为「1987年度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註】见《团结报》1988年3月22日第4版)

 

【图17·3】北京《光明日报》批判《首脑论》文章

 

1989年「六四屠杀」後,我遭到通缉,《首脑论》遭到批判、被禁止发行。《光明日报》称,《首脑论》是「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首脑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爱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恨的反动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严家其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首脑论》旗帜鲜明地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相对立」。「《首脑论》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纲领披上了一件理论外衣。」(【注】锺海:《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评严家其的<首脑论>》,《光明日报》1989年9月2日)

高皋历时7年写成《文革十年史》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也是在1986年出版的。1978年4月,我与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写的《四五运动纪实》出版了,高皋就开始写文化大革命史。当时,儿子严巗刚上住家附近的遂安伯胡同小学。从1979年到1986年连续7年,每天严巗放学回家後,在安排好儿子睡觉後,写出来的。只有很少一些是我写的,如序言中提到马丁·路德,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内容。由于书中提到薄一波所谓「叛徒」问题,出版前,中宣部还征询了薄一波的意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00万册以上。1987年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後,由《大公报》出版了单行本。1990年在香港出版的增补版,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大部分是我增加的。这本书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台湾版、增补版等十多个版本。

 

 【图17·8】1980年前後,中国社科院医务室部分同事与同事的家属合影。後排左起: 段琪 王月华 胡焕乡 高皋 丁莉 陈玉 孙飞 严严 刘杉 孙翔。前排左起:丁健吾 黄筠峰 陈春龙儿子 屠明珠 严家祺 戴康生

 

【图17·9】《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主要作者是高皋,历时7年写成

【图17·10】台湾远流出版公司CEO王荣文(右1)和许礼平(左1)1987年在北京严家祺家,与严家祺高皋合影,《首脑论》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见前出版的,後来远流出版公司又出版了《文革十年史》。

 

高皋从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後,一直是医生,不写文章,从1979年起,怎么有如此强大的动力,默默无声地连续7年写出726页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呢?我一直以为,在文革中我搜集了大量街头小报和印刷品是她写成这本书的原因,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与她家在文革中被抄家有关。我只是听她谈起抄家,但她并没有在书中提及她家被抄,也没有与我谈起抄家的具体过程,直到2017年,她在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时,谈到了她父亲如何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如何在北京购房、如何因她写的一张纸条而被抄家的整个过程,这才使我知道,文革被抄家和她家房屋被占,改变了她母亲和她兄弟姐妹一家六个人的全部生活。

「1966年春夏之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冲击我们家的第一件事是猫的丢失。刚来北京不久,在马杓胡同居住时,父亲为我向吴茂荪家讨来一只猫。(【注】吴茂荪(1911-1984),1949年9月,在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秘書長、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记得非常清楚,我拿着父亲写的一张小纸条,『 小猫的小饲养者前来迎取』,独自到吴家抱来一只出生不久的小花猫,自此,小花就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吃饭时,用菜汤拌上一点饭放在小盘子里,他就在饭桌旁和我们同时进餐,屋角地上放上一碗水,吃喝都搞定。就是这么一只可爱的猫眯眯突然夜不归宿,令人好生着急,盼了好几天也没有回来,一定是那些老饕们名正言顺把他当作美食了。那时,养猫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加之猫毛谐音,有辱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猫便被视为『阶级敌人』 归于革命对象,小巷胡同里的混混们嬉笑谈论『格杀勿论』逮猫吃猫的事早有耳闻,可怜我们家的小花如此快地成了『革命者』的盘中餐,……

「紧接着的破四旧抄家,我家首当其冲。

「1966年 7月底8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所在班上的红卫兵召集开会,说北京开始抄家运动,要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举手,表示欢迎抄家。百余人的班,有28个学生举手。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理当不在黑五类之列,故而没有举手。红卫兵头头对我怒目而视,喝道,『高皋,明天去你抄你家同意吗?』 我漫不经心地回说,同意,『今天晚上不要回家,明天带我们去你家!』

「第二天一早,卡车载着我与班上一帮红卫兵来到我家,为了不让抄家者有通风报信的嫌疑,我用钥匙开了大门,拿着鞭子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按他们的想象和设计,各司其职把守着各个『要道』 出口,并将家里的人都轰到院子里,厉声喝斥,交出钱财,有的红卫兵拿着自带的铁锹铲子在院子里刨土挖地,说是挖掘埋在地下的枪支;其余的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把家具往外搬;有个红卫兵从屋里将放父亲遗像的镜框往地上使劲一摔,说是相片后面有蒋介石的像片;……一阵嘈杂混乱之后,红卫兵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真像土匪抢劫一样。像样的家具、如,钢琴、电视机、留声机、沙发、书架、桌椅板凳甚至席梦思床,扫荡一空,书架上的东西翻得满地都是至于书,只留下一套鲁迅全集完好无损,马恩列斯毛的外文版也当作死旧被抄走了。如果鲁迅不被奉为旗手,他的著作大概也是四旧了,殊不知鲁迅全集里有父亲与鲁迅的通信,红卫兵理应将其作为四旧撕下来……

「抄去的东西装了整整两卡车。好在红卫兵估计不足,否则,再有一辆车,可能所有的床铺桌椅都被洗劫一空。看着满目疮痍的家,无言以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班上比我出身不好的有的是,红卫兵为什么把我家当作.重中之重。

「直到最近,拼接记忆碎片,思来想去,似乎寻得其中的奥秘,套用一句当时的时髦话,就是我和他们看问题和行事的立场观点方法南辕北辙。那时我年轻气盛,不谙世事,心地纯真善良,崇尚公平正义;不可能与那些学习成绩末流,内心充满暴力仇恨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包括调干生及干部子弟同流合污,以致酿成滔天大祸。

「记得,入学不久,班级里讨论助学金分配问题,我做为小班的生活委员参与其中。有位赵同学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连煤都买不起,做饭用的煤靠她和弟妹们捡煤核,从她穿着花消看,生活十分紧迫,给予全额助学金本不该有争议,谁知,有位班干部说,赵同学生病,去看她时,她们家正在吃炸酱面,而且她还穿了双新袜子,所以,他们家不算最困难。我当即火了,与班干部争了起来。平时,也不买干部的帐。我讨厌开会,凡知道要开会,还没通知到我时,我便把书包往棉被里一藏,溜出学校,逍遥自在去了。问到我为什么不开会,我理直气壮地回说,『没有人通知我呀』。次数多了,气得他们七窍生烟,有疑又说不出来。最大的失误是一次去煤矿劳动。因寒潮突袭,天气骤冷,大家都没有带御寒的衣服,校方决定派代表携带由学生自己写的字条随车到各家去取。我们组由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陈同学负责。班上有位蒋同学,(【注】蒋定粤,见图17·11,高皋大学同班同学,蒋光鼐的女儿)父亲原是为抗日立过汗马功劳的国民党十九军军长,起义将领,纺织工业部部长,生活优裕,一次她在学校生病,同学送她回家,刚进家门,阿姨便拿着拖鞋帮她换上,扶她进去,并请同学进屋,以示感谢。当时一般人家里都不富裕,陈设简单,哪里见过蒋家的『豪华』 。那位同学回校后,向『组织』汇报,有意在班里散布,资产阶级小姐,资产阶级生活,我当即决定,不能让同学进我家,因此,特别在纸条上注明了。谁知,那天,只有表姨娘在家,我也不知道她是文盲。陈同学看了字条,并向『组织』 汇报。可想而知,他们那根绷得紧紧地引而待发的阶级斗争弦对我的看法。

【图17·11】高皋60年前的同班同学蒋定粤(左1)与张湘珠(右1)2014年7月到华盛顿近郊看望高皋,严家祺摄

 

「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宿舍移到虎坊桥,离北京工人俱乐部和天桥剧场特别近,但凡有顶尖级的演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便一窝蜂地去等退票,看演出,我是其中一员,也引起根红苗正的班干部耿耿于怀,憋着伺机整这些人。再有,毕业前的暑假,我和魏同学一起去苏杭一带旅游。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旅游,我们也说定不对同学说。不知怎么,班干部知道的了,于是,我的账本上又多了一笔账。本来都是我单纯幼稚不合时宜的作为,成全了『组织』 对我的误解,认为我深不可测,我的家更是神秘得深不见底。我被视为抄家的第一对象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天,附近的中学红卫兵又来抄家,看来他们事先与派出所联系好了。他们刚到,陈姓片警立即赶到,告诉他们我家已被抄过。红卫兵看见家里空空荡荡,凌乱不堪的景象,也没有东西可抄。燃烧着阶级斗争烈火的『革命』 小将岂肯无功而归?!把家人赶到院子中间,开批斗会,他们两眼冒着怒火,手持剪刀,对着母亲大吼大叫,扬言要剃阴阳头,母亲哀求道,她是老师,明天还要去学校,那批红卫兵算是饶了母亲。转过身来问表姨娘,她那里见过这种仗势,战战兢兢说,是地主,红卫兵如获至宝,三下两下就给她剃了个阴阳头,责令立即返回家乡。顶着阴阳头怎么出外?!于是,我想到把头发缝在帽子上或许能遮掩过去。是晚,我找来一顶布帽子,把被剪掉的头发缝到半边帽子上,和没有剪掉的头发找齐。翌晨,在陈片警的监督下,把表姨娘送上火车。阵阵凄凉袭上心头,分明是生死诀别。只望假发能侥幸蒙混过关,少受些皮肉之苦。

「100余人的 班级有28家被抄,有的还被红卫兵勒令全家遣返回乡,只留下上大学的孩子,这些同学家原来都有属于私人的住房,如今无家可归,只能住在学校里。

「面对抄家后满目疮痍、惊魂未定,新的厄运又当头喝来。在格杀勿论的叫嚣声中,北京的私人房主纷纷将房产证上交房管局,北京消灭了私人住宅。窥视私人住房已久的街道积极分子通过派出所纷纷住进了其心仪的房子。住在同一胡同的一户蹬三轮的,有7-8个小孩,早就看上我家北屋。凶杀恶神似的女主人在片警的护卫下,把我们赶到南房,门朝南的厨房自然仍是我们家的。抄家后,看上去稀稀拉拉的家具一股脑地堆进南房,整个房间犹如家具店,连下脚的地方几乎都没有。最大的麻烦是没有厕所,必须使用府学胡同与北剪子巷交叉处的公共厕所。一回家,想与新房客较真和不平的无名火在我心中燃烧。」

「我家隔壁府学胡同甲7号的邻居,屋住是位工程师,太太是家庭妇女,有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家庭和睦,生活富裕,孩子规规矩矩,学习上进,充满阳光,不仅家被抄,还被扫地出门,全部被逼遣返回农村老家。」(【注】高皋:《回忆文革被抄家过程》,写于2017年9月11日)

在另一篇文章中,高皋谈到:「1954年,家父从山东济南师范学院调到北京时代出版社,住在东直门城楼旁的马勺胡同 (时代出版社宿舍)。后购买了府学胡同7号的一个四合院,实际是半座四合院。它与西侧的四合院原为一个规矩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落,有6间北屋,据说屋主是日本人,故而,房屋本身比较低矮。可能为了方便出售,屋主在院子正中加盖了房屋和隔墙,将其一分为二,便成了两个院落。府学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西走向,东口是东四北大街,西口接交道口南大街。著名的府学胡同小学近西口,是文天祥的故居,有一棵大枣树的枝叶倾伸至高墙外,似乎在显示主人的坚贞不屈。东城区人民法院在我们家东边,之间隔着一个小院和一条小胡同。西边不远,是将胡同分成两半的北剪子巷和中剪子巷,北剪子巷是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集中了各种店铺。北剪子巷以东,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座北面南,胡同的南侧是一片灰色的高墙,有的地方还装有铁丝电网,看不见高墙内的建筑,但从座落在张自忠路上的红色大门可窥视一二。」(【注】高皋:《北京时代出版社时期》,写于2017年)

 

§ 18    为政治改革呼吁

 

1980年9月,华国锋权力已经动摇,我在上海《文汇报》的《理论探讨》上发表了一篇《王朝循环原因论》的文章,对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作了比较: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传统比王朝的存在更为悠久,没有一种惰力能够超过王朝这种惰力。无论是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还是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藩镇之乱和外族入侵,都没有打断王朝的循环。」

专制主义的两个特征

我为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新王朝,《王朝循环原因论》提出了王朝政治的两大特征:

「世袭制并不是王朝政治的本质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王朝的君主不仅不是世袭的,而且是由选举产生的。王朝政治的根本特征,一是国家最高权力最後集中在个人手里(这就是「王权」),二是这个人是终身任职的(这就是「王位」)。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向封建政权蜕化,不仅在于任何一次农民战争不能消灭封建的经济关系,而且在于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提不出不同于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最高权力既是不可分割的,又的不可转让的。(【注】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指不容分割为几种互不隶属的权力)所以,农民战争不是拥立其他人(如皇室後裔)为帝王,就是农民领袖自己称王称帝。」(【注】严家其:《王朝循环原因论》,《文汇报》理论探讨,第21期,1980年9月25日)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战争。(【注】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572页,1967年)所以,1949年创建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中国数千年的许多传统形式。「文化大革命」表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这一权力既不容分割,又不可转让。当代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是围绕着保持、巩固这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党内走资派」、「回击右倾翻案风」根本谈不上「反对错误路线」,而是围绕着维护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而必然形成的斗争,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权力也是不可转让的。「个人崇拜」不是什么「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而是强化那种不容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一定要采取的措施。(【注】见戴晴:《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访严家其》,《光明日报》1986年6月30日)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半个月(9月10日),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但仍任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最高权力正在消亡,这个时候,攻击「王权」、「王位」,发表这样的文章,无人批评。

1980年10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座谈政治、经济制度改革问题。于浩成、张显扬、吴大英、鲍彤、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和我参加了会议。我谈的是「政体」问题。(【注】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0月16日)当时,正在筹备召开成立政治学会,没有人讲什么「政体」问题。接着,我为《新时期》杂志写了《「皇权」与「皇位」——论专制主义的两个特征》。(【注】《新时期》杂志,1980年第6期)

1986年,「反精神污染」已经过去,中国政治空气愈来愈暖和,这与胡耀邦和中宣部放松对报刊的言论控制,直接有关。朱厚泽(1931-2010)原是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8月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成為胡耀邦的重要助手。在任期間,他提出寬厚、寬容、寬鬆的「三寬論」,以放寬對文藝界與學術界的限制,理论界、社会科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讨论。1986年4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举行座谈会,我作了发言。接着,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为《文汇报》写了一篇《文化问题的讨论必将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注】见《文汇报》1986年5月12日)

国家权力在四个方向的划分

从上海回到北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就政治体制改革,对我作了采访。我提出了国家权力在四个方向划分问题。(【注】《与光明日报记者谈中国政治体改革》,《光明日报》1986年6月30日,又可见《走向民主政治》第5页,时报出版,台北,1990年)

中国政治改革,产生于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认识,要对毛泽东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限制。限制最高权力,除了限制连任外,就是实行分权制衡,但中国报刊上不容许提倡「三权分立」。所以,在1986年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时,我提出「权力四个方向划分」这样一个概念。国家权力在四个方向划分,是指横向划分、纵向划分、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权力划分,加上公民参与问题。

国家权力的横向划分,通常人们知道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划分。我说,横向权力划分,不仅涉及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党政机关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国家大权完全集中到党内少数人手中。」我把邓小平说的「党政分开」称为横向权力划分。在中国普遍「党政不分」的情况下,要把「党政分开」讲清楚,总是争论不休,直到一年多後,我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党政分开的科学含义》。从什么是「党」,什么是「政府职能」谈起。(【注】严家其:《党政分开的科学含义》,《人民日报》1987年11月27日) 

「纵向划分」是针对中央集权体制来说的。在采访时只谈了上级行政机关不能代替下级行政机关决策,「要明确各级机构的权力和职责。」权力第三个方向的划分是指「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权力的划分」。「政府的职权范围是有限的,政府权力不能侵犯的那个领域,就是『人权』。」权力第四个方向的划分,是指「在人民与政权的关系上,要使人民更多更好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决策。」「这涉及到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民主要有法制保障,但有法制并不等于有民主。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这涉及人民代表的提名制度、产生程序以及人民代表的素质等一系列的问题。」(【注】《与光明日报记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光明日报》1986年6月30日,又可见《走向民主政治》第5页,时报出版,台北,1990年)

就是在1986年十分暖和的政治空气下,中国报刊上也没有「人权」两个字,《光明日报》把「政府权力不能侵犯的那个领域,就是『人权』」发表出来,就已经不容易了。

魏承思和王沪宁

1986年5月,潘维明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把中宣部长朱厚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和胡耀邦儿子胡德平请了去,我与张显扬、包遵信也参加了会议,我们住在锦江饭店。魏承思是潘维明部下,有一天,当时31岁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王沪宁到锦江饭店找我,被门卫挡住,魏承思把王沪宁引进了锦江饭店。魏承思後来撰文是这样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沪宁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 因此,在认识他之前就久闻其名。 1985年5月,在上海举行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期间,严家其介绍我们认识。 那次是王沪宁到代表下榻的锦江饭店来看望家祺。 严家其在社科院担任政治学所所长,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学家。 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研究政治学,对其执弟子之礼甚恭。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少年老成。 三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已早生华发,雄厚低沉的男中音,脸上常带几分笑意,但大多数场合总是缄默不语。 他很少喜形于色,也从不唉声叹气。 透过镜片,你看到的永远是一种从容、平静、莫测高深的眼神。我们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契。 因为那时候的王沪宁和我一样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稳健派。此后,他也就成为宣传部的座上宾,常被邀请参加我们举办的「思想沙龙」和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双周座谈会。后者每次都有市委领导人参加。王沪宁也正是在会上开始被江泽民、曾庆红等人赏识。」

「1989年5月4日,我和王沪宁一起合作,由我执笔给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写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评论 。」「当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王沪宁没有像我那样卷进去。 不过,我们还是保持着友谊。 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复旦大学给学生讲禅学。 结束后,王沪宁等在教室门口,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坐。 风闻市委想让他出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我就问他意向如何。 他说,不会离开复旦大学,一生的愿望,就是写几本好书,教出几个好学生。 还告诉我,其实他真正的兴趣是在政治哲学。 后来老书记夏征农邀我主编《西方思潮论丛》,王沪宁也应我之邀出任编委,还推荐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给丛刊发表。1991年7月,我决意出国留学。 行前,沪宁来家中送别。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994年夏,我首度回国,知道他已进京做官,听说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辩,就往他家中打了个电话。 王沪宁接了电话,我还没说要约他见面,他就推说自己很忙,然后匆匆挂断电话。 我明白,我们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往日的友谊也从此不再了。」(【注】魏承思:《从幕僚到政治局委员 王沪宁和新权威主义》,香港《明报月刊》2013年1月,又见 2017年11月30 日lixindai)

【图18·1】2015年6月,魏承思、范伟夫妇,与严家祺、高皋合影   

1986年在召开「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时,潘维明是上海市委宣传长,曾庆红是组织部长。潘维明站在朱厚泽这一自由派中宣部长一边,而王沪宁因结识魏承思,认识了曾庆红、江泽民。

1989年後,潘维明、魏承思与曾庆红、王沪宁从此分道扬镳,潘维明进入了监狱,魏承思到美国留学,而曾庆红、王沪宁一步步登上了中国权力的顶峰,曾庆红当了国家副主席、王沪宁成了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之後。1986年到今天,走过了近40年时间路程,中国「八二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连任届数限制」、邓小平「党政分开」的主张、潘维明的发展战略研讨会、报刊上无数政治改革的呼声,都没有胜过王沪宁不声不响取得国家大权对江泽民和他的后继者、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八二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连任届数限制」在王沪宁参与下已被取消,邓小平「党政分开」主张也已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国政治一步步向毛泽东专制集权转移,开始了重建「定于一尊」的新王朝。

 

§ 19   政治改革办公室

 

赵紫阳不明白邓小平要他负责政治改革研究

当我们置身于一个事务中时,遇到「不明白」的事,需要「弄明白」,需要「理解」。我相信,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在1986年邓小平要进行政治改革时,赵紫阳遇到了一个「不明白」的问题。

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赵紫阳组织一个班子,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当时,赵紫阳任总理,胡耀邦任总书记。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不是国务院总理的具体事务,按中国共产党的惯例,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应由总书记主持。赵紫阳「不明白」,邓小平为什么不提议胡耀邦,而让赵紫阳来主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所以,赵紫阳在邓小平讲话後,未作积极反应。

8月底,邓小平再次讲话,提议由赵紫阳组建一个研究小组,制定政治改革方案。这时,赵紫阳「不明白」也得行动起来。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四人写了一封信,提出组建「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赵本人负责。

这个五人小组中,胡启立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代表「党」的部门发表对政治改革的意见。田纪云是国务院副总理,代表「政府」部门发表意见。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表老一辈领导人发表意见、彭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代表人大发表意见。

在五人小组下设立一个办公室,赵紫阳提名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後来,增加了周杰。鲍彤是赵紫阳的秘书,贺光辉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22页,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香港,1997年)

 

【图19·1】1987年11月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 从左至右:周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赵紫阳、鲍彤、 严家祺、 贺光辉(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我与鲍彤早认识,他的舅舅吴世昌(1908-1986年)住在干面胡同,与我住同一栋楼。吴世昌在文学所工作,是著名的「红学家」。鲍彤看望他舅舅时,我在干面胡同的大院子里见过他几次,而且我们一起参加过多次会议。有一天,来到干面胡同对我说:「赵紫阳总理要你到政治改革小组的办公室工作。」他刚说完,我妻子高皋就说:「不去,不去,当官的没有好人。」鲍彤进行解释後,我表示,还是不去,但觉得到赵紫阳那里工作还是一件重要的事。随便聊聊後,鲍彤就走了。

几天後,鲍彤又来我家,说这是赵紫阳给邓小平的信件中提名我去的,要我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看这封信。到中南海他办公室後,信件上有邓小平看过的记号,邓小平表示同意。鲍彤对我说,可以继续担任政治学所所长,他会向胡绳打招呼。这时,胡绳已接替马洪担任社科院院长了。

 

【图19·2】自左至右:赵紫阳、严书翰、张占斌、严家其、岳慧,1987年9月摄于中南海紫光阁

 

这件事,我一直以为,这是鲍彤要我到赵紫阳那边工作,所以鲍彤自己跑来我家告诉我,我心中默默感谢鲍彤的推荐。大

约20年後,一个人突然到纽约告诉我,鲍彤没有提名我去赵紫阳那边,而是另有其人。

研讨小组和政改办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政改办」设在中南海外西北方向廠橋的一栋楼里。上世纪五十年代那裡是華北局辦公地,後來歸中央辦公廳,蓋了一個招待所。1986年10月上旬,政改办成立,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作为负责人,成员有陈一諮、陈福今、李丹钢、吕长春、周大力、吴国光、迟福林、吴伟、贝际波、刘洪、许世铭。後来增加了20多人,有应松年、吴稼祥、陈晓鲁、李铁林、陈进玉、高山、王春生、汤亚男、王珏、黄海、张占斌、严书翰、顾云昌、陈小平、赵丰田、徐冲、孙方明、陈群林、王绍贤、纪宁、岳慧、李元、沈荣华、梅兴保、沈柏年、牛铁航、张电辉。

 

【图19·3】1987年11月7日,赵紫阳与政改办全体成员合影

 

政改办是五人研讨小组的办事机构。重要的是研讨小组,不是政改办。从1986年11月到1987年11月,研讨小组在中南海开过九次会议,政改办全体成员都列席会议。有几次会议,请温家宝、胡乔木、邓力群、高扬参加。至于具体问题,按不同问题召集不同会议,政改办在廠橋邀请不同方面的人士开一个会,其中有教授、学者、大使、部长、省市委书记、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员。尉健行、阎明复、李锡铭、李长春、许士杰、邵奇惠、李慎之、龚祥瑞、俞雷等人都到廠橋参加过会议。这样的会议,开了几十次。

薄一波权力的来源

1986年11月8日下午,研讨小组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我和办公室其他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怎么怎么说。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後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

这次会议是「政改办」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由鲍彤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在谈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政改办」建议改变过去「党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赵紫阳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说,政治性官员与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党是要管的。赵紫阳说:「党的领袖当首相、总理、总统,这个党是要干预的。将来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规矩,也可以借鉴。」在讨论「干部制度改革」时,薄一波话就多起来了,他讲了许多话,我感到他对赵紫阳说的「文官制度」一窍不通、似乎没有感觉。薄一波说去年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一个好厂长,还有一个好书记,都有能力,在一个工厂里,就会闹起来。当他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他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

这时,坐在薄一波左手一边的胡启立赶紧站了起来说:「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 我当时奇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是不好站起来说话的,我也奇怪,胡启立口头说话怎么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书面语言」呢。这些会议所有讲话都有录音,後来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启立的话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长寿。」薄一波接着说:「为什麽不可以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中选拔?五十几岁的,再过几年就六十岁了。」薄一波又转向右手的彭冲说,「你们委员长里面,九十几的也不算甚么东西」。「年轻化是一个大问题,要一下子也不那么容易。还要照顾到老同志。」

在谈到《深圳青年报》要邓小平退休事件时,薄一波说:「《深圳青年报》如果是非党的,议论我党谁该上谁该下,不大好。党内的,这样来讲也不行。西单墙也不能这样的。我看这些人胆子不小。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党还没有开代表大会,怎么知道。国外还没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讲小平百年後的连续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么自由地提出问题是不行的。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薄一波已经要求赵紫阳严肃处理《深圳青年报》後,又「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

这次会议,在鲍彤汇报完了後,研讨小组的五位成员又进行了讨论。赵紫阳似有预感,竟然冒出「中国政治不可测」这样一句话来。当时,胡耀邦还是总书记,薄一波还没有对胡耀邦下毒手。赵紫阳在谈到了「党内民主」问题时说:「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你们看看其他国家有甚么经验。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了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监督之下,常委要置于政治局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他还说,现在这种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背後计较,当面客客气气的。中国政治不可测。」

胡启立补充说:「中国是先君子,後小人。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是关键。」胡启立说,「今后五年内,政治局如果出现分歧,怎样解决?」(【注】 引自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154-160页,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香港,1997年)

我发现,胡启立有亲和力,他没有架子,主动与人交谈。有一次,他与我谈企业股份制问题,问我的看法,我不了解,这也是我後来关注金融问题的一个原因。但他怕薄一波,赵紫阳也怕薄一波。薄一波借假他维护邓小平,蛮不讲理,就使讲理的人怕他。在政治上,当一个人怕另一个人时,最後的结果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薄一波要赵紫阳严肃处理《深圳青年报》。赵紫阳要周杰去处理。我把《四五运动纪实》手稿给人民出版社范用时,周杰也在人民出版社做负责人,会议结束後,我特地找他说,处理这件事,不要到下面,弄得太厉害了。他说他会亲自过问。

骑车漫游中南海

我去中南海往往是是骑自行车去的。如果在中南海参加会议,由司机开车去,既不能早到,又不能迟到。我决定趁到中南海的机会,在中南海到处逛逛。我们会议地点是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书记处的152会议室。紫光阁位于中海西北岸,里面有会议室,以及会见外宾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政改办工作结束时,赵紫阳就在紫光阁与大家合影留念。我去中南海,经常从北京图书馆斜对面的中南海东门进去。到东门,要先报自己的名字,传达室的人要核对一个会议名单,然后出示工作证,不要一分钟,就可以在中南海长驱直入。但我不能太慢骑车,也不好东张西望,想慢慢看,就推着自行车步行。我后来知道,中南海划分为几个区,在中南海骑车实际上「漫游」不了,去不了几个地方,许多地方都有军人站岗,禁止通行。赵紫阳作「5•13」讲话是在怀仁堂,只能乘汽车去。召开大会,就不能「漫游」。

在皇权观念支配下,人们以为中南海里有什么特别东西,实际上,中南海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开会时能听到「新决定」、「新指示」。我注意到,邓力群很会利用这一点。在八十年代,邓力群难得见到邓小平,有一次,邓小平把胡乔木、邓力群叫去,谈了一些话。邓力群就召开会议立即传达邓小平讲话,而且在其他场合,也老是小平同志怎么说。事实上,有几句是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他本人讲的,而许多话是《邓小平文选》上的,还有更多话是他自己的。听的人都把这些话当成了邓小平的指示。这样做法,既强化了自己的「地位」,又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推行下去。一个北京的官员,到「地方」上讲话,也是这种「模式」,把自己的话和邓小平的话放在一起讲,而很多邓小平的话,都是公开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的。老百姓不会主动认真读《毛选》、《邓选》,后来我才了解到一些「领导干部」认真学《毛选》、《邓选》,是为了讲话时表明他掌握「中央精神」,就是这样,「中央精神」与许许多多官员的「个人意志」结合在一起,由于一层一层「个人意志」都不能违反,愈往下一层,领导人的决策空间愈小。在各地方、各单位,按官员的「个人意志」行事,没有「法治」,形成了一个「人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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