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模式与蒙古帝国的崛起

文 | 包刚升

摘自《抵达》

以今天的价值观而论，蒙古帝国的崛起及其对外征服，恐怕是人类政治演化史上最野蛮的一幕。成吉思汗被有的历史学家视为开疆拓土、建立伟大帝国的英雄，也被有的历史学家视为有史以来最嗜杀的君主之一。但所有这些讨论都不能否认的是，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军队的军事技术与战争模式创新是非常有效的。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案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并不都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有时恰恰是野蛮可能战胜文明。在诸种政治体、国家与帝国的竞争中，谁的模式更能在军事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成为政治生存游戏中的赢家。

为什么蒙古帝国能够快速兴起？无疑地理条件、技术条件和竞争格局等外部约束条件都在发挥着作用，而这里要重点论述的是，军事技术与战争模式究竟如何推动了蒙古帝国的兴起。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整个蒙古帝国的军队只有12.9万人。成吉思汗仅仅以12.9万人就征服了疆域如此辽阔的土地。成吉思汗去世后，根据他的子孙征服的最大领土面积计算，有人认为蒙古帝国统治的领土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有人甚至认为蒙古帝国在1259-1309年的最大统治领土达到了3450万平方公里，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大的陆上帝国。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到1259年帝国达到最大疆域，蒙古帝国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确实是人类帝国史上的奇迹。蒙古帝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总的来说，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与军事征服，离不开它在军事技术和战争模式上的一系列创新。

军事技术的创新

有一种误解是，越是高大的战马就越有战斗力。恰恰相反，蒙古战马的特点是，体型比较小，但很有耐力。这种蒙古战马不仅能负重奔跑，而且能在高寒地区生活，较为适应从蒙古草原到欧亚大陆其他高原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这种战马大大提高了蒙古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机动性与适应性。

13世纪，马镫作为一种关键技术已经在内亚地区普及。在马镫发明之前，骑兵很难同时做到既控制快速奔跑的战马，又能在马上有效作战。马镫发明之后，骑兵只要经过必要的训练，双手基本上能够实现完全的解放。无论是使用弓箭还是使用长矛或长剑，训练有素的骑兵均能在马上进行有效作战。这就极大提高了骑兵相对于步兵的战斗力。

成吉思汗还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投石车等攻城器械，至于他的子孙们则开始使用攻城火器。成吉思汗和蒙古军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常善于进行攻城器械和重型装备的创新。在西征之前，他们就建立了一支设计和建造攻城器械的工匠队伍。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他们还特别注意征用被征服地区的能工巧匠。在13世纪，蒙古帝国大致在军事器械方面一直走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前沿。

这使得蒙古帝国的军队在攻占城池方面能够做到事半功倍，这就大大加速了蒙古帝国对于世界的征服。如果不是有效率的攻城器械，一支帝国的军队想要攻占一座防御设施坚固的城池，往往费时日久、代价高昂。

后勤补给模式的创新

蒙古帝国还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的后勤补给模式。如果同时期的中原政权要派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进行对外战争，那么同时还必须要派出一支庞大的后勤队伍，负责给主力部队运输辎重和提供补给。如果一支军队只进行三四天的短途行军，帝国或君主可以要求全军将士自带干粮。一旦是一场长距离战争，一支大规模军队的后勤必须要由专业化的方式来提供。这就涉及复杂的管理问题和高昂的成本问题。如果要为一支作战半径为2000公里的10万人军队提供后勤补给，管理的复杂与成本的高昂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比如，上文提到过，汉匈战争给汉武帝提出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解决深入西北腹地的大规模汉朝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这同样是世界其他帝国进行对外军事扩张时会遇到的常见挑战。

蒙古人恰恰可以利用游牧民族的优势，发明一整套后勤补给的新模式。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他们采用边作战边放牧的模式。一个士兵往往携带两匹或几匹战马。一旦战争发生，有人专门负责作战，有人则专门负责放牧。通过放牧，他们可以用羊肉、马肉来解决食物问题，用羊奶、马奶来解决饮品问题。这种补给方式不仅非常便利、成本极低，而且其机动性要大大优于中原政权或其他帝国的专业补给队伍。

另一种重要的补给方式跟蒙古帝国的征服政策与战利品分配有关。对中原政权或其他一些帝国来说，一旦武力征服一座城池，君主或最高指挥官的首要训诫，就是将士们要严格恪守军纪，不得扰民。公元前207年，刘邦占领咸阳后，跟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方面，刘邦当然要严令将士遵守军纪。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军队胡作非为，声誉败坏，刘邦就更难进行后续的军事征服和建立起全国性的统治了。因此，这种战争的特点，决定了即便成功征服一座城池，存活下来的将士除了能得到一些奖赏，也并没有什么超额的回报。所以，普通将士的成本收益结构是，打胜仗的收益并不怎么高，但风险却是巨大的。

而蒙古军队在这方面的做法要野蛮得多。一旦武力征服一座城池，整个城市的全部人口与财产都被视为蒙古军队的战利品。这种征服方式给蒙古军队的将士提供了有效的战争激励。征服一座城池，意味着他们有权处置这座城池之内全部的人口与财产。这种方式也使得蒙古军队能够通过获取战利品来实现军队部分的后勤补给，即“以战养战”的后勤补给模式。

这样，蒙古军队一方面是边放牧边作战，另一方面是通过军事征服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基本上能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军队长距离作战的后勤补给问题。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的国家构建尚未完成，成吉思汗并没有建立覆盖全国的税收系统与官僚系统，但正是这种后勤补给模式，使得蒙古帝国不仅有可能发动长距离的战争，而且相比于中原政权或其他帝国，其战争管理的复杂性及战争成本都相对较低。

战争模式的整体创新

实际上，蒙古帝国重新定义了战争，或者说实现了战争模式的整体创新。跟其他主要帝国的战争不同的是，蒙古帝国战争模式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全民皆兵。蒙古帝国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模式，基本上每个成年男子都是士兵。需要组织大规模军队出征时，大汗就在不同蒙古部落根据比例抽调士兵。这就使得蒙古能在人口总量不大的情况下，组织起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有历史学家认为，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人的人口规模仅为百万级别，却可以组织起一支规模达12.9万人的军队。据此推算，蒙古帝国的军队规模有可能达到点人口（包括老弱妇孺）比例的八分之一。这个比例对中原政权或许多其他帝国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按照全民皆兵模式，12.9万人还远不是蒙古军队在规模上的上限。

二是把战争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盈利方式。战争对中原政权或其他许多帝国的将士来说都是一个苦差事，不仅风险极大，性命堪忧，而且不太可能带来高回报，但蒙古人彻底改变了这种战争模式，他们把战争和对外征服发展成了一种生产方式和盈利方式。普通士兵甚至可以以战争和对外军事征服为生。因为一旦占领一个城池或国家，普通土兵也能获得大量的战利品。这样，战争就如同一种生产行为—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军事征服进行掠夺的经济行为。这种战争模式之野蛮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战争模式却给蒙古军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出于对战争回报的预期而激发出更大的战争动力、主动性和勇气。

综合来看，蒙古人对战争的理解跟当时的中原政权或其他许多帝国完全不同，他们开创了一种最有效同时最野蛮的战争新范式。

中原将士常常视战争为充满风险但收益甚少的苦差事。战争失败，可能还会丢了性命；战争成功，不过是得些奖赏。但蒙古将士几乎将战争视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逻辑就在于，其他各个族群从事生产，而蒙古将士以武力占领之、掠夺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蒙古军队会一路向西，不断扩大征伐范围，原因在于，他们需要新的国家与城池来进行征服，而后进行新的财产、人口的掠夺。在今天，无论以人道主义标准来看，还是以国际法标准来看，蒙古帝国的战争都是非常野蛮的，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有效的战争与征服模式。

这里再结合相关的先行研究，以蒙古军队的战争实践为重点，来讨论军事技术与战争模式对于帝国兴衰的影响。蒙古人过的是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这种游牧生活对后来蒙古军队的战争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种游牧之生活，颇易于从事军役。此辈之嗅觉、听觉、视觉并极敏锐，与野兽同能。全年野居，幼稚时即习骑射，在严烈气候之下习于劳苦，此盖生而作战者也。其马体小，外观虽不美，然便于驰骋，能耐劳，不畏气候不适。驯骑者意，骑者放箭时，得不持缰而驭之。此种民族唯习骑战，所以战时每人携马数匹，服革甲以防身。以弓为其主要武器，远见其敌，即发箭射之。其逃也，亦回首发矢，然务求避免白刃相接。其出兵也，常在秋季，盖在当时马力较健。结圆营于敌人附近，统将居中。人各携一小帐、一革囊盛乳、一锅，随身行李皆备于是矣。用兵时随带一部分家畜，供给其食粮。其渡河也，以其携带之物置于革囊之中，系囊于马尾，人坐囊上。

瑞典历史学家多桑根据史料撰述的这段文字，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强调游牧生活训练了军事技能，提高了战斗力，并分析了骑兵相对步兵的武力优势；二是说明蒙古马匹的特点较适合于北方草原和高原的战争；三是分析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对战争后勤的有益影响。这段文字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蒙古人是天生的马上战士。

正是由于蒙古骑兵这一系列的重要特点，特别是速度快与机动性高、远距离射杀的战术、能摆脱对复杂后勤系统的依赖等，在冷兵器时代，蒙古人的骑兵部队相对于农耕民族的步兵部队，往往拥有巨大的战斗优势。其实，蒙古人的战术是匈奴人和突厥人早已使用的古老战术。他们擅长的游牧战术，是在对农耕民族的攻击和自身从事大规模草原狩猎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有学者这样描述蒙古人是如何善于利用骑兵的战术优势的：

靠这支高度灵活的骑兵，牧民们给人们造成了从天而至和草木皆兵的效果，使对手还未交锋已仓皇失措了。如果对手固守阵地，蒙古军并不深入进攻，他们用草原掳掠者所采用的方式，散开，躲起来，当中国的长矛兵、花剌子模人、马穆鲁克，或者是匈牙利骑兵放松警惕时，他们随时又卷土重来。在他们佯装后退时，倒霉的是错误地尾随蒙古牧民的敌人，他们将他引入迷途，使他远离了自己的阵地，来到危险地带，并且进入了埋伏圈内，在那里他将被包围，并像一头公牛一样被砍死。列于军阵前列或两翼的蒙古轻骑兵担负着用齐发的箭射敌的任务，这些飞箭在敌阵营中劈开了一些可怕的空隙。像古代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马上弓箭手——从孩提时代就成了一位骑射手——他们百发百中的箭可以射中200码甚至400码以外的人。再加上难以捉摸的灵活性，其战术优势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在骑兵上的优势，蒙古军队很是善用器械、技术与工匠的力量。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蒙古军队某一次攻城的细节。由于起初久攻不下，“蒙古军乃退治攻具。境内无石，不足供炮击，则多伐桑木以代炮石之用，于未投射之先，渍水增其重量”。这段文字讲的是蒙古军队设法制造投石车攻城，但附近又没有可用作炮石的石头，他们就伐桑木浸水后作为替代之用。

占领一个国家或城池后，蒙古军队的惯常做法是善待技师与工匠，然后常常以最野蛮的方式对待该国的成年男子。经过苦战占领花剌子模都城之后，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蒙古军队当时的做法：

遂命驱民尽出城外，令技师、工匠别聚一所，其从之者，遣送蒙古，皆得免死。然有不少匠人惮远谪，以为居民可免死，因混处其中而不出。蒙古兵分居民配诸队间，以刀锹矢尽屠之。免者唯幼妇儿童，夷为奴婢。屠后掠城中余物，决阿母河堤，引水灌城，庐舍尽毁，藏者皆死。

这段文字描述了蒙古帝国军队占领花刺子模都城之后的所作所为。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蒙古重用技师、工匠，所以也优待技师、工匠。在蒙古人看来，技师、工匠在制造攻城器械、武器装备方面大有用处。第二，蒙古军队极其残忍地对待被征服城池的居民，除了妇孺儿童，能屠尽屠，还“引水灌城”，可谓赶尽杀绝。

实际上，屠城一度成了蒙古帝国军队的常规作战方式。蒙古帝国发动的征服战争，可算得上是有史以来屠杀平民比例最高的战争。为什么蒙古军队采用如此野蛮的作战方式呢？首要的原因，恐怕是蒙古人起初并未发明出一整套统治其他民族的方法。在蒙古人看来，存在着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问题。蒙古人担心的是，一旦强兵压境，对方就选择投降；一旦蒙古军队远去，对方又重新反叛。既然如此反复，不如赶尽杀绝。其次的原因，是蒙古帝国因其发展阶段与统治模式，尚未认识到人口、农耕经济、城市经济的税收价值，尚未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认知来恰当处理自身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蒙古帝国的统治高层直到后来才认识到农耕文明和城市经济的重大价值。最后的原因，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跟蒙古帝国的战争模式有关。蒙古军队从事的是掠夺型战争，占人妻女与夺人财物是对胜利者的战争奖励。总之，蒙古人的战争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盈利方式。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蒙古在征服一地之后所采取政策的残忍与血腥。《多桑蒙古史》这样评论成吉思汗的认知：

成吉思汗为安全保其略地，不惜尽屠其居民，毁其城堡。破坏盖为蒙古战略中之一要则，成吉思汗在其训教中，曾命将不降者及叛者尽歼之。根据鞑靼民族之残猛的战事法律，败者的眷属、财产皆为胜者所得。设在一地丁口繁众，蒙古并则除其欲保存者外，余尽杀之。设其留存若干以供其同国人之用者，退兵时仍不免一死。

正因为如此，蒙古帝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帝国，成吉思汗则是最野蛮的帝国开创者与领土征服者。载于《蒙古秘史》的一则对话，恰好可以证明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初心：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答曰：“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猎物，斯为最乐。”汗以此问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

“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成吉思汗这段对同类没有丝毫同情心的话，恰好说明了，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文明并不总是能够战胜野蛮。在一定条件下，野蛮的政治体完全有可能战胜文明程度更高的政治体。特别是，在前现代的国际体系中，不同政治体之间的军事技术差距不大。在这种条件下，谁能更高效地组织军队，谁能更成功地发动战争，谁就有可能成为军事竞争的赢家，进而在不同政治物种的竞争中成为支配者。后世还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位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

帝国兴起的一般逻辑与启示

上述讨论，实际上以蒙古帝国的兴起作为案例，来展示帝国兴起的一般逻辑。当然，每个帝国的兴起方式都是不同的，每个帝国的政体类型、战争技术与战争模式也是不同的。世界历史上的其他重要帝国，比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不会跟蒙古帝国有着完全相同的兴起路径。这些帝国的兴起，或许在某些方面有着类似的逻辑，比如，它们都要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它们都要创造自己的军事优势，它们都或多或少要采用某些关键的创新。但是，在另外一些重要方面，这些帝国很可能存有巨大的差异，从政体类型到征服方式，从战争技术到统治方式，都大相径庭。帝国固然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存在物，但造就每个帝国的路径则可能完全不同。

就一般逻辑而言，前现代帝国的兴起离不开它的内外条件：内部条件包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组织能力，这又包括帝国的政治领袖，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帝国的武力系统、税收系统与官僚系统，以及帝国在军事技术、战争模式与后勤系统上的创新；外部条件包括帝国面对的地理环境、技术条件与竞争格局。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帝国的组织能力较强及其面对的地理环境、技术条件与竞争格局比较有利时，它才能完成顺利崛起。

这里的解释框架以及对蒙古帝国兴起的案例分析，还对理解帝国兴起与政治文明进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帝国兴起往往意味着强者征服弱者的过程，但这种征服主要是组织能力——特别是军事技术与战争能力——意义上的，而不一定是文明程度意义上的。

一个综合来说更高级、更进步的政治体，如果不能发展出更强大的战争能力，就会被那些发展出更强大的战争能力但总体上更低级、更落后的政治体征服。就此而言，人类政治绝非一直是向着更文明、更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完全有可能向着更野蛮、更落后的方向演化。

如果不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欧亚大陆上这种前现代帝国兴衰的政治游戏可能还会重复过去的故事。但是，经过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的转型，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模式，它们的技术与军事能力水平出现了飞跃，它们控制能量的等级达到了传统帝国完全无法企及的程度。这样，前现代传统帝国的时代终结了。随着技术、规则与观念的巨大改变，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权力竞争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