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将会刊登 4 篇有关中国通过经济和其他手段渗透、影响、干预台湾社会与民主制度的文章，而这些内容乍一听上去，似乎都跟政治没有关系。的确，在民主国家这些事情确实跟政治挂不上钩，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共不让人民大众议论政治，自己却把大大小小什么事都当政治。本篇关注的范围是中国影响下的台湾新闻媒体行业。

进入 21 世纪之后，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从 2005 年开始，中国就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台湾在 2010 年的时候，还和中国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进一步加深了两岸的经济联系。到了 2015 年的时候，中国占台湾贸易总额的 22.67%，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占 11.92% 和 11.39%，等于是两国加起来才刚刚超过中国的比例。出口市场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早在 2004 年就超越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到 2015 年的时候，美国在台湾出口总额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 12.21%，而中国是两倍还要多，就是 25.4%。至于台商，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在 2002 到 2015 年之间，台商对中国的投资甚至超过台商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总额，简单来说，中国就是台湾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国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中共吃人都不吐骨头，怎么能让你开开心心捞钱呢？实际上，中国任由甚至鼓励台湾对中国在经济和进出口上的依赖，背后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为了把台湾纳入到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当中去。长久以来，“以经促统”都是中国对台的主要统战策略，而如果整个台湾的经济都依赖于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就离实现统一进了一大步。

本篇文章就要试图揭示，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受市场因素影响越来越大的传媒行业，无论是传统的纸媒还是现代的新媒体，这些报纸杂志电视台等等，他们与中国之间，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2004 年 8 月 12 号，胡锦涛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 50 周年纪念会上指示对台宣传的新原则是“入岛、入户、入脑”，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为了完成胡锦涛的指示，中国政府运用了三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挤压台湾媒体的活动和参与空间。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可能都还记得 WHO 等一些国际组织，由于受到了中共的影响，拒绝台湾代表的参与。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不仅是台湾政府派的代表不能参与，就连台湾媒体的记者有的时候都会被拒之门外。根据国台办自己的说法，台湾在 2017 和 2018 年没能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派记者前去报道，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明确指出，在最近的一些年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试图孤立台湾的手段是非常全面的，这其中就包括阻止台湾记者前往报道和参加新闻发布会。第二，中国政府还一直试图拉拢一些台湾媒体的上层主管，建立交流网络，进行一些统战性的工作。自 2009 年开始，中国的官媒体系，包括福建日报集团，中央电视台等等，几乎每年都会与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联合报系等台湾媒体一起举办“海峡媒体峰会”。台湾的许多主流媒体，像是 TVBS、东森、商业周刊、新新闻等，都会定期派出代表参加。

即便是代表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以及一些立场亲近台湾本土的媒体，像是三立电视台、美丽岛电子报等等，也在 2009 到 2014 年间派出过人员参加会议。开这些会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大吃大喝，花纳税人的钱，还是要谈一些问题的，签署一些共同声明之类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政府就会在声明当中将两岸媒体的角色定位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加华文媒体话语权”、“宣扬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第三，也是最容易最直接的一种，那就是直接发动假信息宣传战，以干扰台湾媒体运作，操纵台湾舆论方向。根据中央社的 2018 年的报道，中宣部就和中央网信办共同成立了“对台工作小组”，专门制定对台湾散播假消息的指导方针和口径。我们在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胡锡进长期担任主编的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 2018 年 4 月 12 日起，连续发布多篇新闻与社论，宣称 4 月 18 日将在台湾海峡地区举行非例行性的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以回应当时行政院长赖清德自称是“台独工作者”的言论。台湾的主流媒体随后跟进，甚至 TVBS 还派出记者到泉州的演习现场采访报道，使得台湾民众担心两岸关系紧张，导致股票下跌不小。然而，事后证实，这次演习不过就是一次例行的小规模炮火射击演习，而且仅限于泉州沿海地区。这种消息，在地方和总统大选期间发出来，自然是对台湾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的严重破坏。

如果说以上的这三种策略还不够直接的话，那么中国与台湾媒体之间的商业连结，自然也就构成了中国对台湾锐实力渗透的关键环节。根据一项 2006 年的研究，台湾媒体的海外业务占媒体企业总业务量的 34%，而这其中中国业务又占到了 40%。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也很简单，当然还是为了挣钱，特别是在 08 年金融危机重挫了媒体的广告收入，以及 2011 年台湾立法禁止政府在媒体进行“置入性行销”等等事件之后。立场亲中的《联合报》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他们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搞得是如此只好，以至于他们争取到了在东莞直接印刷、发行报纸的特权，而为了维持这种特权，《联合报》会做什么，恐怕是很容易就能想象的到的，首先就是不能批评政府，其次就是还要在报纸版面上给中国的地方政府刊登置入性营销内容。然而，无论再怎么下跪，中国政府归根到底还是不会相信你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还是只能在特定机构，例如台商企业，对台的学术研究等等地方发行。台视也是一样的，台视前总经理胡元辉就表示，2001 年台视曾经计划到北京和其他几个地方增设据点，但中国政府直接告诉公司高层：除非台视停播某个正在播出的法轮功节目，否则不要想了，不可能。最终，台视还是下架了这个节目。这个事件，其实就间接导致很多有意拓展中国市场的媒体，都会躲开法轮功的内容。

即便是立场倾向本土的电视台，像是民视或者三立等等，在试图把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的版权卖到中国的时候，也会向中国政府屈服。例如，身为民视创办人，且当时担任民进党中常委的蔡同荣，在 2009 年就拒绝民视采购并播放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一部有关世维会主席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三立电视也是一样，为了扩展在中国的营收，他们在 2012 年砍掉了立场亲台湾、反中的人气政论节目《大话新闻》。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台湾媒体因为想要争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而主动做出的审查和让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其他手段就更直接了，例如直接靠在中国有产业的台商去反向收购媒体集团。而很多时候这些台湾资本家也有意愿去跟着中国政府的意思走，觉得购买台湾媒体能够增加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特权和恩惠。在这方面，最明确的例子当然是旺旺集团的蔡衍明。旺旺集团本来是做食品发家的，但是在 2008 年突然买下了《中国时报》，并在 2009 年进一步并购中视和中天电视。蔡衍明在一次访谈中虽然否认自己是被北京指派去购买《中国时报》的代理人，但就他所知，国台办确实曾经试图找人买下这家报纸。然而，根据一位台湾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事实上国台办的确有在中宣部的指示下，与某位国民党高层领导合作，说服蔡衍明买下中时集团，以免让倾向反共的壹传媒捷足先登。蔡衍明在买下中时之后，随即就跟当时的国台办主任王毅会面，告诉王毅：此次收购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推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王毅则回应说将全力支持旺旺集团，并且也说到做到，旺旺集团从政府拿到了更多的补贴和特殊待遇，比如国务院在 2014 年有所谓《62 号文》，要取消、收回所有未经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擅自给予外资的租税优惠。旺旺与台湾六大工商团体，各地的台商协会和海基会合作，要求北京不要做的这么绝，已经有了的政策，还是继续保留下去为好。果不其然，2015 年五月，国务院就决定恢复地方政府已经给予或者已经同意了的优惠政策。

可能是受到蔡衍明经验的激励，其他一些在中国有大量商业利益的台商也开始涉足台湾媒体业，例如 HTC 的总裁王雪红就在 2011 年 6 月大量收购了 TVBS 集团的股票，然后在 2015 年全面掌控该集团。其他的例子还有，蔡衍明在 2012-2013 年企图与另外两名台商合作买下壹电视，2014 年，顶新集团也试图并购中嘉。

对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来说，广告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从 2000 年代晚期开始，国台办与中国各省市级政府就经常购买台湾媒体版面，进行有关招商及观光的置入性营销，等于是把这些媒体当作在台湾的宣传管道。其实这样的广告刊登是台湾法律不允许的，但根据检察院的调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一直都有在收受中国各级政府的资金，为中国的旅游业进行宣传。不仅如此，旺旺集团甚至直接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名为《旺旺中时文化传媒》的广告代理商，专门承接中国政府的广告业务，然后再转包给台湾的其他媒体。台湾之前就有调查报道揭露，旺旺集团透过他们的这家公司，收受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的经费，于 2012 年福建省长访台期间配合宣传。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媒体被收购了就被收购了，或者是在几个事情上对中国政府有让步就完事了，其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最大，最恶劣的影响还是长期的，也就是对整个媒体环境的影响。中国的这种渗透，实际上的确会造成台湾媒体从业人员的自我审查倾向。这种自我审查，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老板要求下面的编辑记者怎么怎么样，还是下面的记者编辑自行揣摩上面的意图，其实都是一种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伤害，都会对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很大的影响。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性，我想也没有必要过多说了，就像当年美国的杰佛逊总统曾经讲的那样，一个国家宁可有报纸而无政府，也不能有政府却没有报纸，当然，他说的自然是自由的报纸了，肯定不能是人民日报了。

但是，台湾，至少是那部分亲中媒体，比如说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在报道中国领导人或者是官员访问台湾的时候，往往倾向于以更详细，更正面的方式加以描写。在报道新疆一些事件的时候，这几家媒体也更倾向于采用中国官方的新闻来源，解释的口径也更倾向于官方的维稳口径。除了这两家之外，一名三立的资深编辑就曾经在 2014 年的匿名访谈中说过，管理层为了避免中国政府拒绝三立的电视剧在中国播出，从 2008 年起就暗中指示新闻部尽量减少有关天安门、法轮功和藏独的新闻报道。

台湾政府与公民社会对中国的干预，并非没有作为，实际上，从差不多 2010 年前后，台湾社会就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声音，要求抵制这些影响力的渗透，其中第一场比较大的社会运动就是 2012 年 7 月到 2013 年 1 月期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社会各界联手反对旺旺中时集团并购中嘉集团，最终促使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 2013 年 2 月宣布否决合并案，并在 4 月推出《反媒体垄断法草案》，然而立法程序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第二次比较关键的社会运动，当然就是太阳花学运，反对立法院在没有逐条审查的情况下快速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最终迫使政府在 2014 年 4 月承诺，在监督两岸协议的立法通过前，暂缓对服贸协议进行审议。

在另一个层面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从 2013 年起，就提出了多个版本的《媒体多元维护与垄断防制法》草案，其中几项规范就是为了避免投资人对媒体的不当控制，例如防止金融和保险业过度投资媒体业，限制媒体所有权的过度集中和跨媒体的过度整合，并且当投资人或者资金有来自中国的嫌疑的时候，通讯传播委员会必须咨询相关机关。除此之外，自 2018 年开始，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开始针对一些违反《卫星广播电视法》中事实查证原则的电视公司发出警告或者是裁决，例如说在 2020 年底，基于违规频繁、自律失灵和新闻广播遭到不当干预等理由，直接驳回了中天新闻台的执照换发申请。而在立法层面上最新的进展，自然就是 2020 年 1 月实施的《反渗透法》。

然而，对抗中国渗透仍然任重而道远，仍然需要台湾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尽管在文章当中已经讲了这么多，其实还只是一鳞半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