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9 5 月, 2024 1:45 上午

百年真相   | 转自新世纪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末任最高检察长、著名法学家杨兆龙,曾经冒着巨大风险,救了一万多名中共党员的命。但是,中共当政后恩将仇报,把杨兆龙整得家破人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

法学牛人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杨兆龙是谁了。

他绝对是一位“大牛”,1948年,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全球最杰出的50位法学家之一。

杨兆龙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24岁成为上海持志大学教授;25岁被聘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和上海法政大学教授。1934年,30岁的他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次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世界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杨兆龙都有精深的造诣。他还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8种外语,是《联合国宪章》的中文翻译者。

1936年回国后,杨兆龙先后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朝阳法学院、西北联大、复旦大学任教授,也曾当选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刑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等。

他参与起草的法律包括《中华民国宪法》《军事征用法》《国家总动员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

1945年4月,他受聘担任中华民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着手战争罪犯审判及汉奸惩治等相关准备工作,并在随后组建“战犯罪证调查室”,领导七百多人,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三十多万件,对审判日本战犯起了重要作用。

致命决定:留下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中共眼看要夺取政权。这时,摆在杨兆龙面前的选择有五个:第一,去台湾,国民党已经派人给他们夫妇送来两张赴台机票;第二个,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多次请他到哈佛任教;第三,去加拿大,他已收到加拿大某大学的聘书,邀请他担任终身教授;第四个选择,去荷兰,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也给他寄去聘书;最后一条路,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

当时,中共南京地下党派干部与杨兆龙面谈,极力劝他留下来。中共给了很多承诺,说将来决不会亏待他,像他这样的法律专家,在新中国一定大有可为,保证他享有不低于现在的社会地位等等。

结果,杨兆龙真答应留下来了。

一个原因是,妻子沙溯因也劝他留下来;又或许,中共的虚假承诺太具诱惑力;也可能,杨兆龙认为只要帮过中共大忙,留下来最起码不会有身家性命之忧。

他帮过什么大忙呢?

上万中共党员的“救命恩人

1948年底,中共为营救被关押在监狱的党员,通过地下党员沙轶因,请她的姐夫、时任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帮忙。

据沙轶因回忆,当时,杨兆龙思想斗争很激烈。他说:“做这件事,是很危险的,以后共产党究竟对我怎样?这是关系后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虑。”

沙轶因一再劝说他打消顾虑,并安排中共地下党的干部白沙跟他面谈。白沙跟他谈了一晚上,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对他作了各种承诺。最后,杨兆龙答应帮忙。

不久,杨兆龙出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他先做通了司法部长张知本的工作,由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动议,行政院通过“释放政治犯”的决议。之后,张知本委托杨兆龙前往广州,请代总统李宗仁签字。李签字后,张知本立即训令最高检察署草拟具体落实的详细办法,通令全国司法机关释放政治犯。

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司法部门报告的数字,估计全国释放一万多名中共党员。

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南京后,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到杨家拜访,对杨兆龙帮助释放政治犯致谢,一再称杨是“救命恩人”。

三大“罪名”与“极右派”

中共建政后,杨兆龙担任了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不过,他很快就不是了。

据《杨兆龙的功与“罪”》一文,1952年,中国的大学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包括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内的许多大学,法学院被撤销,法学教授被冷落,要么被安排到图书馆做杂务,要么赋闲在家。杨兆龙赋闲在家一年后,1953年被分配到复旦大学,不是教法学,而是教俄语。

1955年3月,中共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杨兆龙成为复旦大学打击的重点对象之一,被扣上三个罪名:杀害烈士、破坏土改、有特务嫌疑。

这些都是莫须有的东西,其中最讽刺的,是“特务嫌疑”。之前,中共好说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到了“肃反”,办案人员却说:你曾是国民党高官,为什么没逃去台湾?为什么留在大陆?就凭这一点,你就很可能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杨兆龙因此多次遭到批判,直到“肃反”后期,所谓专案组才说,经过调查发现,三项罪名不成立。

杨兆龙算逃过了一劫,但是,这只是他噩运的序曲。

1957年4月,中共号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帮党整风”。杨兆龙从一个法学家的角度讲了一些真话。

比如,他发文批评中共1952年司法改革时,将大批非党员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分配到火葬场等工作,同时把大批从农村和部队进城的文化低、无法律知识的人调进司法部门,充当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审判员。几个私立大学的法学院全部被取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法律系,被合并到新成立的政法学院,这些做法损害了中国的法学教育。

杨兆龙没想到的是,中共鼓励党外人士“帮党整风”,是为了所谓的“引蛇出洞”。像他这样的“蛇”都出“洞”后,“帮党整风”一转眼成了“反右运动”。

他说的那些话,全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被划成“极右派”,受到行政停职、降薪处分,月薪从300元降到35元。他还被赶出原来的住所,强制劳动一年多,直到累得吐血,送进医院。

他的女儿、长子和次子,不同意父亲被乱扣罪名、错划成“右派”。结果,中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也全划成“右派”。

公安的圈套

“反右”运动过后,安全部门在杨家安装了窃听器,连杨家保姆也是公安局派来的。公安局甚至设圈套,布置特务诱取罪证,以便伺机逮捕杨兆龙。

有一个姓张的特务,经常借故找杨兆龙说话,假装同情他,说他这样的人才在大陆遭受这般委屈,令人惋惜,并一再鼓动他逃离大陆。张某说,他有朋友在广州的渔船上,可以帮他偷渡到香港。

杨兆龙拒绝了,但他不知道张某是特务,最终中了圈套。这是怎么回事呢?

复旦大学法律系一个女学生被打成“右派”,她不想就此断了学业,就向杨兆龙求助。杨兆龙觉得她可以去香港继续上学,就把张某介绍给她。张某答应帮忙,但索要2000元费用。这个女学生家里穷,拿不出这么多钱。张某就让女学生打张借条,由杨兆龙担保,在借条上签名。

后来,张某私下对这个女学生说:“你可以投奔台湾的国民党。”女学生一听觉得不对劲,就改变主意,不走了。当她到火车站退票时,被特务抓捕,后被判刑9年。

杨兆龙呢,因为在那张借条上签了名,留下了“罪证”。1963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七八个便衣特务闯进杨家,把杨兆龙和他的次子杨定亚,以“现行反革命”“投敌”的罪名抓捕。

为什么连儿子都一起抓?他儿子在上海交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之后又被责令去新疆劳动。当时,杨家还不知道张某是个特务,他们担心儿子赴新疆小命难保,所以同意儿子与张某联系,通过他的关系去香港转美国继续上学。

结果,这又是“罪证”。杨家父子双双被捕,儿子被判刑10年,杨兆龙被关押8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谁害了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向中共总理周恩来当面询问杨兆龙的情况。

1975年,中共决定对被关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实行特赦,杨兆龙才重获自由。

当时,他已经被关12年,是个71岁的老人了。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心出狱,却发现自己无家可归,只能到浙江海宁,在女儿杨黎明家暂住。

杨兆龙一再向女儿追问她母亲沙溯因的情况,女儿实在瞒不过去了,只好说母亲1965年受到降职、降薪处分,1966年“患脑溢血死亡”。实际上,沙溯因是不堪红卫兵的百般凌辱,上吊身亡的。

沙溯因曾对女儿说,如果我见不到你父亲,你要告诉他,“是我害了他”。杨黎明知道,母亲是在悔恨,悔恨当年不该轻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劝丈夫留在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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