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思聪发表日期:2024.4.11来源:全球深度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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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ories 的创办人罗曼·阿宁(Roman Anin)在 GIJC23 发言。图:Leonardo Peralta for GIJN

1.

“你知道这次的大会,邀请了一个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下毒的俄罗斯女记者吗?”

刚见面,朋友 J 就问我。我摇头,只觉得这个会场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

这是全球大流行之后的第一场全球调查报道大会(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据主办方 GIJN 称,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调查报道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新闻媒体人有两千多人。在这个九月份已凄风苦雨的瑞典城市哥德堡,我们将有机会参与来自全球新闻从业人士的讲座和分享。

会议组织的井井有条,一同参加会议的记者们,都震惊于主办方的后勤能力——连续五天,每天都有十几场讲座和分享,如大学选修课般同时进行,参会者只能在众多吸引人的“课程”中,参与一部分,割舍一部分。

只是当 J 提到被下毒的俄罗斯记者后,我们在会场的大厅,边啃着主办方准备的面包,边突然惊觉,这里会不会有俄国特勤局的人来。“如果把这两千多个人都消灭了,全世界的独裁者应该会睡个好觉。”另一个人笑着说。

整个大会几天,我们一直开这样的“地狱玩笑”,有时候是我们在台下开,有时候是讲者在台上开,如同一种另类的集体心理诊疗。

我说自己报名了第二天的“俄罗斯调查资源”(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Russia)。

说来巧,来大会之前,我和 J 两人身处不同的欧洲国家,却几乎同时读了《纽约客》去年的著名报道《流亡海外的俄罗斯记者如何报道俄乌战争》(How Russian Journalists in Exile Are Covering the War in Ukraine),并且都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番相似的感慨。

那篇报道讲述了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多家独立媒体被封禁,并且重新在欧盟境内——主要是在荷兰或拉脱维亚重新安营扎寨,继续报道俄罗斯的故事。MeduzaTV Rain 和《新报》(Novaya Gazeta)都在报道中被提及,但这位被 FSB 投毒的女记者并没有在报道中提及。

2.

第二天中午,“俄罗斯调查资源”的分享如期举行,我怀着莫名忐忑进入会场,找位置坐下,好奇会是怎样的“危险”人物到来。我稍感意外,会议并未任何严格限制,只需出示记者的与会名牌即可。摄影机在后方拍摄,看上去也会公开报道,毫不担心俄国干涉。

主持人和两位俄罗斯记者一起上台,他们的照片随即投影到幕布之上。幕布里,男记者罗曼·阿宁(Roman Anin)托腮望向镜头,面孔青春而消瘦,如音乐专辑封面上叛逆沉静的酷男孩。他是独立调查媒体 iStories 的创始人和主编。这家媒体擅长开源调查(open-source intelligence),属于“技术流”的独立媒体。当然,由于它们常年报道俄罗斯政治腐败,目前也“移居”到了拉脱维亚。

现实中的罗曼并不像那张照片,他看上去沧桑和强壮许多,多数时候不苟言笑,但在回答主持人问题时,总是口若悬河,也常开各种“地狱玩笑”。在面对主持人提问,如何平衡新闻伦理和技术手段的运用时,他首先说了句“我他爹的不在乎”(I don’t give a shit),接着才解释说,“我们首先得是一个人,得有人性,再是新闻伦理,乌克兰人每天都在死亡。”

另一个人,就是那个被下毒的女记者,伊莲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照片里她一脸温柔笑意,眼神明亮。她同样比照片看上去沧桑和憔悴,说话总轻言细语,时不时自嘲自己被下毒这件事,并且她用的词总是“据说被下毒”(allegedly poisoned)——这让我觉得有些滑稽。一个遭遇如此暴行的新闻记者,在面对自己被下毒这件事时,仍然在渴望保持某种客观,这未免对自己过于残酷。

是怎么样的组织,会想去杀死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鉴于台上的两位记者都已经离开俄罗斯,而俄国却是他们所从事报道的主要对象。因此,主持人一直在好奇,“现在你们已经离开俄罗斯了,你怎么从俄罗斯内部去搜集信息、进行调查?”

尽管“据说被下毒”的伊莲娜更让我好奇,但眼下,我应该先记录一下罗曼·阿宁的回答。他回答得更多且带着更多希望,“战争开始前与之后,我们的工作方法并没有明显差别,甚至我们的方法,变得更重要了。”

他大意是说,在 iStories,他们同样会采取部分传统的方法,也就是采访。另外,他们根据开源信息进行网络调查。另外,他们“利用俄罗斯的数据黑市,去购买那些黑客获取的资料。” 他们同样将编程和人工智能融入新闻调查,“在十年前,我们只能一行一行地去读这些文件,现在我们有了 Python,可以用代码来分析这些材料。”

罗曼提醒在场的诸多记者,“坏人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通过照片上的人像,用人工智能去识别这是否是那个他们要找的人,因为有时候,人类识别照片的能力反而不如机器。他举了一个寻找俄罗斯士兵的例子,iStories 的记者在新闻媒体上发现了他们的照片,然后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他们,一个个地打电话过去,“其中一个人,甚至对我们忏悔自己杀害了村民。”

比起伊莲娜,罗曼显然更乐观一点,因为许多全球互联网热门应用,在俄罗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有一样东西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那就是互联网。因此,整个社会应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大科技公司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目前没有这么做。我们联系过他们,他们根本不帮我们。在 Google 上,如果有 10 个俄罗斯人用它搜索(俄语)新闻,10 个人看到的都是来自俄罗斯的宣传。当我们试图联系那些科技大佬们,我们尝试在俄罗斯国内传播真相,但他们什么也不做。类似于谷歌这样的公司,其实应该做得更多。”

“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像其他一些国家,完全不能使用这些服务,我们作为调查记者能做的就不多了。”罗曼说。

罗曼在台上讲,我在台下查阅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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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阿宁(Roman Anin)在 iStories 的个人介绍页。图:iStories 网站截图他和他创办的媒体,比伊莲娜更早被迫离开俄罗斯。和伊莲娜一样,他也曾是俄罗斯著名的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的记者,1986 年出生,比我大不了多少。在 iStories 的网站上,他的第一句自我介绍就让人难以忘怀——“我实际上一直想当一名足球员”(I actually always dreamed of becoming a footballer)。他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加入《新报》,渴望改变俄罗斯。与此同时,普京在 2012 年通过了《外国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国际 NGO 被集体驱逐。他抱着雄心做俄罗斯国内政治、社会、腐败调查,整体新闻环境却在急剧恶化,很多人转行去大银行或大公司做公关。随后他和同事一起创立 iStories,再然后,这家媒体被贴上“外国外国代理人”标签,很快,他本人也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他因此拥有了独一份的“双重外国代理人”身份。

当时是 2021 年,他正结束在拉脱维亚的度假,接到了许多采访来电,问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何感想。俄国本国媒体比他先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和他创办的媒体都不再能回国了。

俄乌战争爆发后,他仍在继续工作。2022 年 3 月,他接受了 Vice 的一段专访,一年前他的回答并不像在这次大会上那么乐观:“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不能在你所报道的国家生活,那太荒谬了。但就我而言,我别无选择。”

在流亡中报道,是他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在那篇采访中谈过“退意”:“任何报道,都不值得记者去送命。因此,如果这种威胁对我或我的同事来说成为现实,我会离开(新闻业)。问题是,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认为即使是最危险的报道也不会成为杀死我们的理由。”

“十年前,我会告诉你,我想成为一名记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现在,我认为俄罗斯记者更像是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是为后代保存历史。这样,20 年后的年轻人就会知道,纳瓦利内(Navalny)并没有像俄罗斯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毒死自己;这样,年轻人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在乌克兰战斗的人。”

而眼下他身边坐着的,就是自己的前同事,差点为了报道而送命的伊莲娜。

3.

和罗曼不同,伊莲娜面对主持人提问的回答是更为否定的。我想这部分是因为对她来说,移居外国仍然是新鲜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并且她还在流亡德国期间,在无形中身中剧毒。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因为我是一个实地调查的记者(a field reporter)。”伊莲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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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莲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在 GIJC23 会场。图: Leonardo Peralta for GIJN俄乌战争一开始时,她还是新报记者,被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2021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派去乌克兰做现场报道,去那些一开始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城市。她穿越重重边界,向俄罗斯发回前方的战地报道。尽管她生于 1987 年,但早在这以前,她已经做过近17年记者,是一名新闻老兵,亲历过《新报》同事的死亡,也组织过前同事的葬礼。但这一次前往战场的实地报道,才真正成为她大祸临头的根源。

她在《新报》上发表的报道,后来纷纷被俄罗斯司法部门勒令删掉,连《新报》本身也在俄罗斯被取缔,被迫“移居”到了拉脱维亚。现在你再按图索骥,去查找伊莲娜在新报的一些报道链接,只会显示 404。那被俄罗斯当局勒令新报删除——据伊莲娜所说,她最崩溃的一刻,不是在她被投毒时,也不是在得知自己无法回国时,而是当她发现自己的报道统统被当局勒令删除时。

好在,我后来在 n+1 杂志上上找到她的报道英文版。那是四篇如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 《二手时间》一般的报道:“逃离乌克兰-沿着难民之路”“驻防敖德萨—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城市”“放过我们—在迈科拉夫”“在赫尔松—被占之城”

除了通过她的眼睛,读者能看到现场发生什么之外,伊莲娜还成段成段地使用直接引语来讲述故事,让受访者直接叙述自己的遭遇,也因此立刻让人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后苏联居民”的诸多非虚构作品。

这些报道让我明白为何她说现在的一切变得更艰难,为何她说自己是一个需要实地采访的记者。以最后一篇《在赫尔松》为例,她在这个战场前线只待了三天,却至少采访和记录下了这些人:前市长、军事指挥官、战士、当地记者、当地人道援助者、主任医师、商店经营者、法医办公室、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委员会俄国守卫士兵、当地需要食物和医疗的普通居民、寻找失踪孩子的父母、被绑架的人、乌克兰抗议者们……

她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到 21 日采访了这些人,离开赫尔松,写作,在3月26日,发表了这篇被占领区的显微镜一般的报道。作为一个前同行,我知道这意味着何等的体力、勇气、心理和智力劳动。

伊莲娜没有隐瞒她目前身处德国的困境,她说自己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进行书写。

“我们作为调查记者,有时候发回大量报道,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找到一种新方式来向我的人民、我的国家发声,因为他们受了太多俄罗斯宣传的影响。我怀疑传统形式的新闻报道是否能像在(俄罗斯)入侵以前那样,还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决定重新审视自己过去17年来的工作,一种全新的、诚实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和自己作为记者的经历。成果就是一本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之后,我将会继续进行我的实地报道,因为俄罗斯现在影响着全世界很多国家。而我现在所做的,基本上是搜集从俄罗斯来的信息,还在俄罗斯的俄罗斯人,仍然有相当多希望能够记录那些真实……但后来……我又据称中毒了,现在我还在恢复中。”

伊莲娜谈话时仍显虚弱,和她谈论的“猛烈”议题形成剧烈反差。

她谦逊且有所保留,并未详细说明为何她不再回到俄罗斯,没有谈论自己的家人和爱人,也并未说明那一场中毒事件的细节。她只是在艰难地回答主持人这个残酷的问题——作为一个书写自己国家的人,如果我回不去了,我还能做什么?

我对俄语一无所知,在这场战争以前,也并未跟进那么多俄罗斯独立媒体,因此对她的经历更为好奇:她为什么回不去了?她是怎么中毒的?她写了一本怎样的书?

4.

那场分享结束后不久,她在《卫报》发表了自述,《“你可能被下毒了”:一名独立俄罗斯记者如何成为众矢之的?》(‘You may have been poisoned’: how an independent Russian journalist became a target)。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想写这篇文章,我感到恶心、恐惧和羞愧。”开篇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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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莲娜在《卫报》上她发表的自述《“你可能被下毒了”:一名独立俄罗斯记者如何成为众矢之的?》。图:《卫报》网站截图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她在分享中,总是不愿过多谈论她被下毒的事情。在她的书写中,她说自己在俄罗斯时,鉴于自己的5个同事都死于非命,她总是小心行事,遵照职业手册的一切安全措施。但当她来到德国后,却觉得“这里是欧洲,应该安全了”。

只在中毒两个月的生不如死后,医生才排除了中毒以外的所有可能,并通知了德国警方介入调查。她与德国探员谈话时,德国探员用一种责备的语气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两个月后才报告给我们……你们来到这里,仿佛自己在度假,这里是天堂一般。我们这里发生过政治谋杀,俄罗斯特勤局在德国非常活跃。”

在中毒以前,她不断从乌克兰战争前线发回的报道,已让她成为众矢之的。在发回以上四篇报道后,她还决定继续前往新的战场——马里乌波尔。那以前,她的同事突然来电警告她,俄罗斯国家近卫军(National Guard of Russia)的车臣分队决定杀了她,这已经得到批准,并且有电话录音为证。乌克兰方面的联络对象也提醒她,俄罗斯正在组织暗杀一名新报的女记者。再过一小时,总编辑穆拉托夫打给她,敦促她必须马上离开乌克兰。

为了不牵连载她去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受访者,她不得不离开乌克兰现场。她决定回俄罗斯。但那已成为不可能。

总编辑穆拉托夫对她说,“我知道你想回家,但你不能回俄罗斯。他们会杀了你。”

伊莲娜挂了电话,在街头尖叫——但她并未写这一刻,她在哪里尖叫。

根据后文,我猜测她那一刻在柏林的街头大声喊叫。一个写了乌克兰战地系列报道、受到直接暗杀威胁、浑身因长久没洗澡而长满虱子、得了腮腺炎和强烈创伤应激后障碍的,勇猛的女性记者,在那一刻彻底崩溃了。

她中毒的经历更为惊悚,一切发生于无形,且是在后来与德国联邦探员的不断追溯过程中,她才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回到那些列车上、饭店里、慕尼黑的咖啡厅和柏林地铁站的细节里。她一直不肯相信自己被下毒了,尽管她已全身浮肿,面目全非,不可入眠也无法清醒。她本已加入新的媒体“美杜莎”(Meduza),正在筹备去伊朗现场的签证,但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她也无法再写那本书了。那是生不如死的两个月。但在医生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后,她只能相信这件事。

医生认为,她身中的,是一种“氯有机化合物毒药”(chloro organic compound poison)。

近一年后,来到 GIJC 的会场时,她的脸、手、腿不再肿胀,不再疼痛到无法触摸,但她不得不离开她的新东家“美杜莎”(Meduza),她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希望活下去。”

“我知道记者会被谋杀,但我不愿相信他们会杀了我。反感、羞耻和疲惫,让我去远离这种想法。想到有人想要我的命,我就觉得恶心。我羞于启齿。即使是对亲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对警察了。我知道自己有多精疲力竭,体力所剩无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逃亡了。”

但她最终还是完成了那本书。返回德国后,我在等待伊莲娜的新书出版。我想知道伊莲娜所谈的一种全新的书写形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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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爱的俄国:发自迷失之国的报道》(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封面2024 年年初,我终于读到了这本书——《我深爱的俄国:发自迷失之国的报道》(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我想这本书的内容、写法与结构,对许多记者来说,都应该是一本启发之书。这除了是一本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史变迁以外,也是伊莲娜的个人史、家庭史;她作为同志女性的爱欲史;她和罗曼·阿宁这一代俄国记者一样、曾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努力改变俄罗斯、而最终失落离去的消亡史。

在结束对她的探索前,我想引用一段该书第九章的故事,“我的第一场战争(妈妈和克里米亚)”( My First War (Mama and Crimea) )。那是发生在家庭里的内战,属于两代人的失落战争。

妈妈怀念苏联,当乌克兰发生迈丹革命时,妈妈觉得法西斯又来了。当克里米亚“公投”而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后,她欢欣鼓舞,终于美丽的克里米亚回到了“我们的怀抱”。

她频繁打电话给女儿。两人每一次都爆发激烈的争吵。在任何公共事务上,她们都处于南北两极。那些对话极为精彩、真实和令人疼痛。更换到另一个国家的语境,这一切也对我来说太过熟悉。

我不知道伊莲娜在德国书写这一章时的心情。她将再也没法回到俄罗斯,回到她的家乡去见到自己的母亲。

5.

“在场的有多少人是流亡记者的?”

一个足以容纳两、三百人的大场下,有十来只手举了起来。

“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在流亡边缘的?”

我和 J 先是面面相觑,彼此觉得自己符合这种“on the verge of becoming an exile”的定义,默默举起手来。同时,会场上许多的手都举了起来,提问的讲者随即笑道,“看来各位都是。”

然后现场爆发出一阵大笑。看,这又是一个来自讲者的“地狱笑话”。

此刻我们在第三天的其中一场会议,“流亡媒体:生存策略”(Exiled Media: Survival Strategies)。这大会期间,我还参加了乌克兰记者的战争犯罪调查分享,也参加了人口贩运跨境报道的分享,还有自由撰稿人如何报题与生存的分享……但我最期待的,除却“俄罗斯调查资源”以外,便是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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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媒体:生存策略”(Exiled Media: Survival Strategies)的三位讲者。图: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因为从题目来看,它并不仅是一个“各国流亡媒体现状”的一般讲座,它准备告诉你一件事:如何在海外,作为个人和作为媒体机构,同时生存下去?

向观众提问的是这场会议的讲者之一,她名叫波利娜·玛乔德(Polina Machold),俄罗斯独立媒体 Proekt 的出版人。和她同场分享的,还有来自委内瑞拉流亡媒体 ARmandoinfo 的总监约瑟夫·波利祖克(Joseph Poliszuk),和孟加拉国流亡媒体 Netra News 的创始人塔斯尼姆·卡哈利(Tasneem Khalil)。

尽管另外两位的分享也让我大开眼界,从流亡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我更了解到两个国家的新闻、政治和社会生态。但目前,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永远是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的记者。

我仍习惯于观察和记录讲者的外貌特征,这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外表评判,而是当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危险记者相聚于此时,通过外表,你已能看到彼此的许多创伤。罗曼·阿宁显得愤怒和激烈,有时甚至透露出难以压抑的玩世不恭;伊莲娜则寡言少语、疲惫而感伤,像刚从死亡深渊中爬出来;而波利娜,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 TED 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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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独立媒体 Proekt 的出版人波利娜·玛乔德(Polina Machold)。图: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她剃掉了两侧的头发,留了一头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在影视剧《浴血黑帮》(Peaky Blinders)里的发型,简洁干练、黑色西装、白色休闲裤、总保持礼貌而冷静的微笑;再加上她的条分缕析,足以让所有人感受到她的思虑周全和强悍自信。

Proekt 于 2018 年在俄罗斯创办,她们专攻俄罗斯政治腐败的调查报道。在 2021 年 7 月 15日以前,该媒体在俄罗斯算是合法运营,是硕果仅存的几家本国独立调查媒体。波利娜在讲她们在俄罗斯境内做的题目时,那些选题在我听来不可思议,原来俄罗斯曾经还有这样的“自由”?比如,她们对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家族财富的调查、俄罗斯当局操纵统计数据、以及普京的情人、财富和他隐藏的孩子

而在 2021 年 6 月底,在 Proekt 宣布即将公布对内政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尔采夫(Vladimir Kolokoltsev)的腐败调查后不久,情况急转直下。

“在我们发布这份调查报告之前的黎明,警察突袭了我们三位记者的房子。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是时候了。我们需要离开俄罗斯了。在他们被释放后,我们整个团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大讨论,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我们早有紧急预案,甚至制定过按小时计算的、我们能想到的各种安全措施。记者们也都提前准备好了护照、申根签证……”

“但问题就在于,什么才是那一个‘最后的信号’?”

她们的预感是对的,两周以后的 7 月 15 日,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将 Proekt 列为俄国法律上的“不受欢迎组织”(Undesirable organization)。在俄国法律中,“不受欢迎组织”比“外国代理人”更为严重。

2021 年《俄罗斯刑法典》修订后,刑法规定多次与“不受欢迎组织”合作的个人,可能会面临长达4年的监禁;而被认定犯有 “组织此类组织活动罪”(organizing the activities)的人可能会被判处长达6年的监禁。而 Proekt 是俄罗斯第一家被贴上“不受欢迎组织”标签的媒体。

Proekt 是俄罗斯第一家被贴上“不受欢迎组织”标签的媒体。图:网站截图

“这一消息宣布后,所有俄罗斯媒体,都立即删除了我们网站的所有链接。人们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删除我们的链接。我们因此失去了所有的传播渠道。这可以理解,但也让我们失望。因为很明显,我们只是第一个靶子。我们成功地激怒了普京,但我们不会是唯一一个。看看过去两年战争以后吧,情况要糟糕得多了(更多的“不受欢迎组织”出现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她向现场提问。

6.

她一边展示原有团队成员在解散前的最后一张合影,一边讲述那以后的“生存策略”。

首先需要的两件事情:钱和人脉。没有钱和人脉,作为组织和个人都会迷失方向,寸步难行。

其次,她们立即关掉在俄国国内无法再合法运营的法律实体。俄国从此不再存在这个“不受欢迎组织”。

接着,切断所有国内的众筹和捐款,因为在俄罗斯,所有向不受欢迎组织捐款的个人,都可能受到刑事起诉。

然后,拿出早有预备的应急基金——这是 Proekt 成立以来就一直储备的一笔钱。它将用来帮那些愿意离开的记者,在新的国度安顿下来。

同时进行的,是向海外的媒体伙伴寻求帮助,这是重要的资源、人脉和能力。没有这些帮助,Proekt 将无法实现“搬家”,更无法在一个全新国家,迅速设立一个新办公室。

这是这家媒体选择流亡的前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不是所有团队成员都愿意相信这是“最后信号”。更多记者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波利娜追忆了那些对话。

“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那就不要回来。”

“如果你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就立刻终止合同。”

“在这里,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我的责任和良心,都不想让你因为我们的工作而进监狱。”

出乎她的意料,许多人选择离开新闻业,留在俄罗斯。Proekt 本来是一个 20 人左右的团队。而这一次实施的紧急措施,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半成员就此离开。而对于那些愿意继续去到新国家展开工作的记者,波利娜将她们一个一个送到机场,目送她们上飞机,和她们说再见。

她自己最后一个离开俄罗斯。

“我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很多人仍不关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记者们)有金钱问题、住房问题、办公室问题……这很重要,因为你是会崩溃的。想想看,在一天之内,从自己的家园,搬到另一片土地,在一个整体上充满敌意的新闻环境中,这真的极尽艰难。”

“要帮助找到能和她们说话的人,你自己也要和她们说话,注意每个人的心理健康,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不能尽早设立办公室(让大家见面),那最好的办法,是让大家先能互相交流起来,你可以把她们安排到一起居住,定期一起吃个早餐。”

当这一切完成后,剩余的团队要保证,能够继续工作。这是她们离开的目的,是她们要保存和夺回的东西。提前思考,开展业务,努力如常。“因为人力减少,加上诸多动荡,可以减少调查和新闻,但不能停下来,什么都不做。”

最后,波利娜给了在场的新闻人一个提示,不要忘记在安全的支付手段下,如“加密货币”的手段之下,向你的观众和读者请求捐款和订阅。

“在俄罗斯,当有人被封杀、或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或“不受欢迎组织”的标签、或被关进监狱、或遭到警方突袭,人们会用金钱来回应。他们不能大声说话,但他们会用金钱来回应,这让你看到你得到了多少支持。这真的很有影响力。它为你提供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在危机时刻,这份支持非常宝贵。”

我被波利娜的演讲吸引。越听波利娜讲话,越能感到她带有某种强大的气场和说服力——她不是那种只有“大局观”的人。反而,通过她的讲述,你开始理解,她面对着所有记者们要面对的问题。她反复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强调每个人的心理健康,强调要有紧急预案、储备资金,强调异国搬迁的媒体组织要对记者展开的多重支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前辈极为罕有。当我面对所有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时,总是在独自应对。

而波利娜一直在强调金钱、关系、心理健康对于移居海外做记者的首要性。在所有这些以后,才是保持工作,保持勇敢,因为那是你离开的目的,也因为“你不会再一次失去你的国家”。也因为“一旦你选择迁徙,你可能就会永远迁徙”。

Proekt 团队就是如此。她们最初是搬到了格鲁吉亚,但由于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团队的一些记者在离开格鲁吉亚开会或出差以后,便被格鲁吉亚当局拒绝再次入境了。波利娜和团队不得不再一次迁徙,迁徙到欧盟境内。她们没有停止工作,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再一次做出了震撼的调查。

“战争以后,我们有了真正有影响力的故事。我们对赞助俄罗斯侵略的俄罗斯寡头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些人最终受到了国际制裁。我想,并不是只有我们找到了这些证据,但我们增加了这些案件的线索和文件,这一切都会出现在国际法庭的证据里。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动力,你终究看到结果的,或者……你的孩子会看到。”

随后的问答环节,于是变得更像是一场记者的集体心理治疗。有来自布隆迪、流亡在肯尼亚的记者分享自己流亡和政变的经历,有来自保加利亚的记者提问……最后,连我这个前记者,也忍不住问了三个问题:关于记者家人的安全问题;关于媒体流亡以后的目标读者是谁的问题;关于媒体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是准备做永远的流亡媒体吗?还是有一天,你和你的媒体,都会回到你的国家?

对前两个问题,她有非常务实的技术型回答,尽管那些回答并不轻松。但在这场危险者聚会的末尾,我只想引用她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回去。

我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的,很多人都会想,我想回家,我可能会在五年内回家吧……但设定一个固定的回家时间,这是一个心理的陷阱。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打算回去,因为我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并变得资源丰富、足智多谋。

我将继续为我们的观众、读者和全世界的俄罗斯人工作。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只能做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