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成觉

今年4月13日是陆璀（1914-4-13–2015-2-16）诞生一百一十周年，这位杰出的女性值得国人深切怀念。 遗憾的是恐怕无论大陆或海外记得她的人极其稀少，故特撰此文以寄衷情。

陆璀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 1931年毕业于苏州振华女校，同年考入东吴大学，1932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起人之一。

陆璀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等职。 曾于1980年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即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15年2月16日，陆璀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陆璀的名字是和“一二.九”运动紧密相连的。 这位清华大学的“美才女”实在出类拔萃，著名的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把她的照片刊登在自己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封面。 照片可见：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当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女生陆璀（21岁）手持大号扩音筒，站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个站台上，向学生和 市民群众讲话。 封面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一二·九运动的报道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与世界各国，这张新闻照片也成了一二·九运动学生形象的代表。

《大众生活》封面

2013年12月8日，91岁高龄的陆璀重回清华校园，向清华学子回顾了这段经历：

「那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集合了。到了西直门呢，城楼上、城门旁边都有军警在看守，就是不让我们进城。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决定，就在西直门城墙旁边 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很巧的，我们就把它用来当主席台。同学们临时推举我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讲讲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事先也没有准备，但是 那种悲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当我说，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反而日本人在城里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的天下呢 ？说到这里，我自己也禁不住声泪俱下了。那么，同学们就举起拳头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这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12月16日，陆璀又组织参与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示威运动，当局对学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学生队伍受阻于宣武门时，身材瘦小的陆璀从紧闭的城门下的一道缝隙中伏身挤入，被赶过来的巡警抓捕并关进了警察局，这时正巧任职于燕京大学新闻 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在现场，他迅即采访了陆璀，并于当天向美国报纸发了一条独家新闻：「中国的贞德被捕了」。 他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黑暗和中国学生的勇气与力量，也使陆璀名传遐迩。

事后，陆璀被清华大学开除学籍，但送到外地保护起来。 1936年10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抗日救亡事业，陆璀远赴贞德的故国。 在巴黎，1936年9月陆璀出席首届世界青年大会，并在大会上进行发言，把中国学生的战斗呼声带到了世界讲坛，让“一二·九”精神走向了世界。

1938年陆璀又代表全国学联出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并被派往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宣传中国的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与政策，并为白求恩大夫率领的援 华医疗队和中国和平医院募捐。

1940年回国后，陆璀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苏皖边区工作。

1947年陆璀再次被派遣出国，代表中国解放区妇联担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中国书记。

1949年7月，陆璀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委兼国际工作部部长。 同年9月，陆璀作为妇女界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同年12月，陆璀出席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担任会议的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陆璀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

陆璀曾出席了1948年和1953年在布达佩斯和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和1949年、1950年在巴黎和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

1956年到1957年陆璀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后任北京市东城区文教部长。 “文革”时期，陆璀受到迫害，被关入秦城监狱8年之久。

1978年起，陆璀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先后任常务理事、副会长，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 还担任中国儿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等职。

1980年陆璀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即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陆璀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36年2月29日，数千名军警带着机关枪，两次包围了清华大学进行大搜捕。 陆璀因名列黑名单，被迫离校。 组织上就安排陆璀在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家去隐蔽，住了一个多星期。 美国记者斯诺那时才30岁，但在新闻界已崭露头角。 斯诺除了外出采访外，几乎整天都埋头在他的工作室里。 那里堆满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的书籍。 斯诺正在进行艰苦的努力，编译他后来在1936年7月出版的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书——《活的中国》。 在斯诺家里，陆璀阅读了斯诺已经出版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 斯诺的名字，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象征。 陆璀曾说：“我们永远怀念和感谢你——埃德加·斯诺！”

1938年底，陆璀在巴黎吴玉章创办的《救国时报》编辑部工作，结识了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来任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两人相爱，结为夫妇。 生有一个女儿陆兰沁（该女孩长期住在巴黎，全国解放后，饶漱石才把她接回上海）。

1953年饶漱石调往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忽告失踪，妻子陆璀都不知道。

后来陆璀与饶漱石离婚，并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秘书、被称为“和平诗人”的朱子奇结婚。 陆璀与老伴朱子奇拥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家庭。

陆璀

2001年4月，陆璀向党中央写信，为前夫饶漱石申诉，信中提到：「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 ，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 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

对于高饶事件，中国官方列举的反党事实主要有三：一是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等人批判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以此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经济 路线；二是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组部部长饶漱石批判常务副部长安子文，以此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三是同年高岗借休假之机，前往杭州等地 拉拢林彪等人。

1953年12月中旬到下旬，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等人谈高饶的问题。 12月23日，毛泽东亲自与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共29人蔘加了会议，对高岗的问题进行揭露。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但并未提及高 饶，毛泽东本也未出席会议。 会后，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高饶。

1954年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我的反省》，但高岗没有等来「原谅」，于同年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这是高岗 的第三次自杀。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对高岗伸出援手，据《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书称便是因为高岗自杀。

该书称，毛泽东原准备「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当秘书叶子龙告知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后，「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 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论者认为，毛之所以如此决绝，原因有三：

一是高岗吧毛私下跟他说刘少奇不好的话到处散布，让毛很恼火。 二是毛当时虽对刘有不满，但还没有想到把刘赶下台。 刘受批评后，反覆作检讨，但高岗轻易不肯认错。 三是毛担心高岗的威胁可能比刘大。 据中共党史，邓小平后来回忆说，1953年底，毛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高岗活动得很积极。 他得到战功排第一的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 那时，中国分为六大行政区，东北是高岗自己，他被称为“东北王”，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三个区都支持高岗。 对西南，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 高岗也找了陈云谈判。

不料小平和陈云没有同意，并把此事向毛做了秘密汇报。 毛感到事态严重，到1953年12月下旬，他权衡利弊，下决心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联手除掉高岗。

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高岗：「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 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作出除掉高的决策后，立即南下杭州，将解决高岗问题的难题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要求成立管教组，把高岗管教起来。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立即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 座谈会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周恩来、陈云发言暗批高岗搞「独立王国」，会议气氛恐怖紧张，除了发言人掷地有声外，会场时 而静得连窗外鸟叫声都刺耳。

陈云面红耳赤的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 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立即严厉制止高岗再说下去。

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 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 会场一片嘘笑。

1955年3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建政后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也是中共成立至今唯三的全国代表会议之一。 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为高饶事件盖棺定论。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消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中共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中共党史将高饶事件定性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

从上述中央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可以看到，高岗是权争的主角，毛泽东在“后台”，饶漱石则是被“卷入”的。 当年在处理高饶问题时，有人提出“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 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 ——这些反映高饶被定性为“反党联盟”缺乏证据、处置不当的材料，近年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据杨尚昆回忆，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饶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1、黄花塘事件——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 挤走陈毅，独揽大权；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养期间 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实反刘”，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 只有最后一条，饶漱石反覆斟酌，“违心”地承认与高岗作了配合。 对此，中央考虑从宽处理，只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并给出路。

不料，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饶漱石问题骤然发生逆转。 主要是因为：其一，饶漱石闹翻案，否认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在会议代表中“激起众怒”。 其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被揭发在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特务分子”，涉及饶漱石，无异于“火上浇油”。 其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交代，1943年他曾被人用劫持的手段拉去见汪精卫，回来后一直未向组织上报告，更引发“大爆炸”。 潘、扬问题直接同饶漱石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会议通过决议，将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 会后，饶被逮捕入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潘汉年、扬帆错案先后彻底平反，“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复存在。 1982年8月，原饶漱石秘书陈麒章给陈云写信，提请中央就饶漱石涉入潘、扬案一事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 之后，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作了如下表述：“……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 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一小段经过中央有关部门认可的注释，被认为是从事实上给饶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近几年，景玉川等学者遍访知情者，认为当年的冤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广为公告的，如今单凭一条不容易看到的注释代替平反，似是而非，不免令人困惑。 更主要的是，饶漱石被列入“高饶反党联盟”、“阴谋集团”，这一重大罪名始终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重审。

不过，由于毛死后邓小平和陈云一直共同掌控中共最高权力，故尽管胡耀邦曾对陆璀声称饶没有反党和反毛主席，可是沉冤始终未能得雪。 造化弄人，九泉之下“小姚”难以瞑目，而陆璀也无法安心。

所幸他俩的独生女儿陆兰沁尚未受到太大委屈，网上称她还担任过大陆驻美大使。 总算是给饶漱石墓上摆了一个花环了！ 呜呼尚飨！

2024-4-12下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