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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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退党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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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鹤都 新三届 2021-04-21  

口述:柯马凯

采写:米鹤都

原编者按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其父戴维·柯鲁克,为抗战中来华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后长期在华工作。柯马凯在北京出生、长大,听他讲话,简直就是地道的老北京。文革前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初中1968届毕业生。文革中,因为其父具有英共党员的身份,得以参加红卫兵组织,为北大附中红旗的成员。文革中由于其父母先后均被关押,曾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在工厂做工4年。
 
本文作者米鹤都根据对他的多次采访,撰写了他的口述史“老外红卫兵”,现已编入《回忆与反思》口述史系列丛书第四册。本文节选自此,展现了一个外国家庭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遭遇。
我们一家
 
 
01
中国缘
我家跟中国的因缘是很深的。首先,要从我的外祖父母讲起。大约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当时西方耶稣教派也有一个类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那么一个势力划分范围,所谓免得大家都重复建设什么的。所以,当时的基督教救世的传教活动,也是这样按国籍分的,比如说福建、长江中下游归英国等,河南、四川两个省份就归加拿大了。这是当年耶稣教派内部的一个分法。
我姥姥姥爷都是加拿大人。他们之前不认识,但是双双成了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在四川相识,在四川结的婚。结婚以后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四川,我妈就生在成都。当年,加拿大的天主教和耶稣新教派在中国传教有一个区别,天主教是搞慈善事业,什么孤儿院这个那个的比较多;新教派主要靠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传教途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耶稣教的基本上就这两个,他们要么办医院,要么就办学校。北京好多学校,如汇文中学什么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加拿大人在成都就办了华西医学院,现在就在川大的校园。
姥姥姥爷一开始住在一个叫四圣祠的胡同,我妈生在成都时是在那里,后来我妈妈基本上就是在川大的校园里长大的。我妈长大之后,大学是回到加拿大上读的人类学,读完一个硕士学位就又回中国来了。然后,她要做人类学研究,曾跑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什么藏族啊、彝族啊,去做研究。

姥姥姥爷为前往西南地区进行调研的妈妈送行

我爸叫戴维·柯鲁克,是英国人,我爷爷奶奶原来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家里还有点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遇到1920年前后的那次经济危机,他们都破产了。大约在1920年代末,我爸就跑到美国上大学,到那又赶上1929年的大危机。不过,他好歹已经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种环境下,左派一下子就起来了。我爸参加学生会啊,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啊,美国的共青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到英国,1935年我爸就成了共产党了。他在美国是共青团员,这时加入的是英共。1936-1938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共产国际组织了国际纵队,我爸就加入到国际纵队当中。我爸当时受伤了,住的医院正好是白求恩所在的医院,在那里治疗啊、养伤什么的。那里,当然有很多左派了,那个圈子里大家也都关心国际时事,当时日本侵华事件一下子成了大家关注的热门。然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那本书,刚刚出版就传到这里。我爸是在西班牙养伤时看的这本书,当时白求恩他们这个圈子里头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喝酒聊天,就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02
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父亲
等到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是有一批医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嘛。我爸不是个医生,可他也在1938年来到中国了。不过,他和白求恩等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带着共产党或者说共产国际的党的关系到中国的。这样,他先去了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了一段书,然后就去了内地,在四川认识了我妈。他们俩是不是一见钟情不知道,反正是几见就钟情了。
当时,我妈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好像社会特别腐败,剥削特别痛苦,她特别同情底层的大众。然后经过我爸一说,好像很快就被感化了,我妈就放弃了基督教变成了共产党。我妈虽然是加拿大人,可她加入的是英共,她也成了英国共产党党员了。那个时候好像是有妻随夫的国籍,一嫁谁就从谁的国籍。反正我妈用英国护照用了有二十来年,可是后来她不用了,又恢复了加拿大的国籍了。所以,我现在是双重国籍,加拿大和英国的双重国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期他们都是在中国,本来说要去延安。可是,后来希特勒法西斯一攻击苏联,整个形势就变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发出号召,这是一个保护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了,号召凡是同盟国的共产党员都应回本国参军参战,抗击国际法西斯。这样,我父母就都离开了中国。我妈加入了加拿大的军队,我爸是参加的是英国军队,在皇家空军服役。他们都离开了中国。
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加拿大都有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的政策。我爸就进了伦敦远东学院,我妈就去了伦敦经济学院,想读个博士。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因为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理想,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讲的是长征这段革命历史,是中共领导人的这些事。那么,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到底要搞些什么,特别是它的农村政策究竟要搞什么?关键问题是土地问题。我父母就想写这个,于是决定到中国去研究土改。他们就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在1947年又回到中国。
他们直接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就在涉县,做一些调查研究。1948年他们就开始搞土改的普查了。后来,他们合著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记载了中国的土改运动。随后,他们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筹备建立,就留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1948年柯马凯父母在十里店,他们的名著《十里店》,主题是中国土改

03
我的童年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出于对中国的感情吧,我父母就基本在中国定居了。我们一共弟兄三个,我是1951年在北京出生的。以前,外国传教士的孩子和中国社会隔离的特别厉害。因为教会有规定,就像现在北京外国人住在北京的别墅区,孩子上国际学校什么的。我妈是传教士的孩子,但她特别反感这个。她认为我们既然在中国,就得入乡随俗,和中国人一样,所以就坚持要我们哥几个都上中国的托儿所、幼儿园,直到小学、中学,不去搞那个洋化。
小时候我在中国上学,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很奇怪,很难接受的东西。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是从外国到中国来,他还能对比一下外国是怎么样。可我也没去过什么外国,我一直在中国,实际我的感受和中国的孩子差不多。要说小时候有一些触目惊心的印象,还是能感受到的。尽管我1951年才出生,但是我对“反右”斗争就还有点印象。我记得有一回我跑到北外的东院,看见一些大字报贴在墙上。有一些是什么老师、什么阿姨,怎么画得面目狰狞,漫画画得那么难看。本来大家一团和气,怎么突然这样了?
对“大跃进”我就印象更深了。因为我们北外西院里建起了一个小高炉炼钢,我记得特清楚,现在还知道那个小高炉的具体位置。为什么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当时“炼钢”要拣废铁什么的。我们拣了好多钉子什么的,唉,小孩们看一个高炉烧得热火朝天那么旺,然后拣点东西往里扔,可高兴了。当时有人拣了一些可能是生铁锅什么的,估计碎铁块太大,塞不进去,然后有人拿那个锤子砸。砸东西多好玩啊,那时候我7岁吧,我记得特清楚,我跟一个大学生说:唉,让我来砸吧。他就把榔头给我了,让我砸。那个榔头,一头是带尖的。对我来说榔头还是太重了,我一举起来把持不住。砸什么废铁呀,往下一沉正勾着我后脑勺了,还流血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还有困难的时候,我也记得特清楚。那时大家都吃食堂嘛,我们从小吃食堂,我就意识到这伙食怎么越来越糟糕。我们的阿姨对我们哥仨,就专门说我:Mike是好吃的多吃,不好吃就不吃。由于我特别挑食,就特别容易感受到伙食不好了。后来我们吃食堂的时候,我父母对我们的教育特别严格,不许挑食。给你多少你就吃多少,而且吃完了算,吃不完你甭走。当时食堂里那熬白菜特难吃,父母就盯着我,非叫我咽下去。他们有几回稍微看得不严,我就乘机给倒了。
那期间,我倒是没有饿着,不过伙食确实不好。后来,我就问我妈,怎么搞的,过去我们吃的挺好的,现在怎么越来越糟糕啊。我妈是这么解释的,其实不是说大家原来都吃的好,原来是特殊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吃的好,现在我们吃的和老百姓都一样了。哦,这么回事,原来如此。
可能是父母想教育我们彻底平民化,和中国的群众打成一片,和中国孩子完全一样,不搞什么任何的特殊化。所以,我上完了三年级,他们就把我们都转去上寄宿制的崇文小学。当然,崇文小学其实也是特殊化,什么外交人员的孩子啊,在外地的军人子弟啊,其实也是特殊化。不过起码有一点,我们去的时候,外国人一个都没有,就我们哥仨。
可是我们哥仨转到崇文小学后,北京一些外国专家等一听说,唉,怎么柯鲁克他们家三孩子都上了寄宿制学校了?不错啊,我们家孩子行不行啊?他们就都纷纷往那儿转。等我上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崇文小学差不多有二十几个外国孩子了,都成了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了。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左2)、斯特朗(右1)、李敦白(左1)

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上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出名的戏,“以革命的名义”。然后,到处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因为我父母都是共产党,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他们绝对是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提出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那时候我父母左得厉害。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一些毛主席语录什么的。然后老师看了以后说:哎,你还跟得挺紧的。反正我的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文革”前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对我来说完全是理论上的,我并没有一个什么阶级斗争意识。因为我觉得区分阶级敌人太难了。中国那个时候是处在被围困那么一种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什么的。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御外国的情绪,这个警惕性我倒是挺高的。
“文革”前,我回英国“留”了一年学,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是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呢:唉,那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什么的。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我第一次“出国留学”,和父母在伦敦机场

04
文革初期
我小学完了考中学,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我就这么上了北大附中。那时候,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就有3个。有一个米马克,他爸是搞工会运动,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什么的,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他们家是属于后来从美国过来的,1965年到的北京。他哥哥叫Chns,中文名字叫米克里。米克里金黄的头发,蓝眼睛还是绿眼睛,长的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个人特革命,跟人一块开忆苦会时,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那就是窝头。
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们发现那个美国“窝头”–Muffin,多好吃啊。他家里人那时也挺左的,后来他父母可能是“文革”期间受了惊吓,1969年前后回美国了。听别人讲,他们和那段经历决裂了,再也不提这事了。米克里回美国以后就吸毒啊什么的,整个就不可救药了。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北京有一帮子干部子弟,外地没有这么个规模,没这么大量。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这是个关键,我想北大附中“红旗”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是“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但挑头的都比我们大,是我们这拨人的哥哥姐姐。
那幅“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出来后,我觉得我当时没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认识,是不是人的政治觉悟还有什么遗传因素?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这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那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的说,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个道理的,并没有觉得这个思想不合理。不过,我也没主张和宣扬这个观点,没有想去说服谁。当然更谈不上站出来说这个血统论怎么不对。总之,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吧。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按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我说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我觉得红卫兵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不是学习最好、最认真的,都是喜欢折腾的人,比较闹,在宿舍里那可好玩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就积极参加了。人家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他们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从年龄讲呢,我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喜欢闹事。比方说,我后来在1968年就处于一个鬼混的阶段,在友谊宾馆结识了一些外国人。有时我们聊天,有个瑞士人就说:嗨,这文革,都是这些年轻人犯青春病,是荷尔蒙激素跑到血液里了。这本来应该是跟男女之间的事有关,结果中国年轻人的荷尔蒙跑错了地方。我想,这也有可能是红卫兵的一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上的大背景,有那么一个气氛吧。
北大附中红旗当时还有个队部,在高中楼里。进了那个大堂,左边那间屋子就成了红旗的队部了。当时一天到晚熙熙攘攘,跑到那去的人有的是办正事的,有的是瞎折腾。我们班大概有三十几个学生,可能有那么十来个参加了红旗。如果说学生有三类人,一种叫逍遥派什么的,他们也不想加入。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即使想加入,红卫兵也不要。还有一种人,挺想参与,但是由于出身不够好,或人缘不好,红卫兵也不要。其实这些有的是借口,本来我们以前就是抱团的,属于特淘的,本来就要好,干什么我们都在一起,他们想进来我们都不要。
那时候,学生们都喜欢穿军装什么的,特别是红卫兵们。我挺要好的一个同学,他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我和那帮人挺合得来的。那时候和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就给我弄一些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放什么都合适。后来,我也养成一种习惯,穿军装,还弄个带大铁扣的皮带。大家都说,这皮带抽人、抡人用得上。可是我就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那时候反正也不上课,我们经常到处串。有一回,他就说到他们家去玩,我们就跑到红山口国防大学那个院里去了。那大门都有警卫,不让外国人进啊。我这外表一看就是老外,还有点担心。他说:穿军装没事,要问你的话,你就说是新疆人,没事。结果我这身打扮,就混进去了。

1967年,韩春阳早一家五口在北京

05
“文革”中的外国人造反
文化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他们当时也分好几派。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我的印象一开始他们就不支持“文革”。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为代表的,一开始就不感冒。就是说我们是外国人,这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但是,再有一派像我父母这样的,像阳早、寒春、李敦白、史克等,又写大字报,又要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革命了。
所以说,在北京的外国人“文革”中有一派是反,有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当时,阳早、寒春等四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然后大字报就转上去了,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批示。这个“9·8批示”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因为“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特殊政策。意思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跟你们没关系,你们靠边。所以,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地参加中国革命来的,把他们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9·8批示”是毛主席专门就外国人能否参加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积极地投入到文革当中。我父母都是这个“白求恩延安”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于是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在那开会。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城楼上为李敦白题词

这些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红星”组织,算是外国红卫兵小组织吧。他们大多都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随父母过来的外国孩子。我们柯家这弟兄几个基本上是横跨中外,在中国长大。另外,因为我父母后来觉得还不能把西方文化丢掉,所以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我们缺乏一个像北大附中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
我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年轻人来说,反正挺好玩的。不过这个组织的一些人,有的到现在还挺左的,有的后来挺有出息的,都是名人了。也因为有了这么个组织,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中学生的“红星”也安排了一间房。
这些外国孩子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搞这些。比如像卡玛,她就不屑,有点瞧不起我们,觉得你们这些外国孩子自己能搞出什么名堂。她是101中的,就和学校同学一起活动,不参加我们的活动。当然其中还有卡玛和我之间的一点小意见。
我1964–1965年在英国住校上了一年学,回来后卡玛就问我:英国怎么样啊?我说:特开心,特好。后来就有人传,说卡玛对你有意见,嫌你是被糖衣炮弹给腐蚀了。资本主义应该是水深火热的,怎么还挺开心啊?不过,我们关系还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没问过卡玛,是不是当时对我有这个意见。
这个红星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然后还要做些宣传。我们也有些组织形式,还设了一些职位,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我当宣传委员,主要是因为我挺爱写字的,在崇文小学写板报什么的。我那个烂字,只不过在外国孩子里算好点的,人家也觉得说的过去。反正我爱写,所以搞宣传,写一些东西。
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年轻人。他还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就是那种刻蜡版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不过,我一个都没留下了,真可惜,想知道那时候我写过些什么,都搞不清楚,一点不记得了。
那时候解放军到工厂支左,我们搞对外宣传就去工厂。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去北京钟表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国际主义,不过老三篇里讲了,向白求恩学习嘛。那外国人革命也是挺好玩的,我哥就去给他们讲,闹不好有上千人呢,十几岁的毛孩子就去给工人讲话。

1967年,李敦白在“文革”集会上发表演讲

开始我们都搞些正经的事,都是什么政治啊,革命啊。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我爹就被当作“国际间谍”抓起来了。我听说这事时还在工厂劳动呢,多不光彩啊。老爹原来挺革命的啊,人家说我也是挺革命的。那时也还有一些海外的代表团被安排到光华木材厂参观。
有天,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呢,来了一队人,还有十几个人陪着,好像是香港和港英当局斗争的英雄们。他们走到我的钳工案子前面,发现这儿怎么还有一个外国人。一问还是个英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厂里的人就介绍说,他们家革命,是共产党,这孩子来这儿和工农相结合。这些参观的人就拍手,喊些国际主义的口号。
当时我心里特美,可能工厂里也觉得挺光彩,还有个国际战士跟他们在一起。可是,我父亲却被抓了。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了。工厂就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就可以走了。当时,工厂送了我一个主席像,挺精致的,现在还在家里珍藏着呢。
那时,我弟弟太小,我哥那时候就爱看书,他们都不怎么闹。我就跟我妈就开始给我爹打抱不平,就跟他们去闹。我记得我跟我妈有一次跑到卫戍区去了,那时候卫戍区在护国寺附近,辅仁大学那儿。我们都带着铺盖卷去的,要人去了,我们不走了。可是后来我们还是没在那儿住。
不过,当时我跟我妈闹得挺厉害的。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就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连指控什么都没有,又没审又没判的,你们怎么能停发工资啊!结果,当时北外的财务也觉得,是啊,既然这样那就发吧。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打开这个缺口,我们就更斗志昂扬了。
这时,北外已经是造反团的天下了。我妈紧接着又跟北外造反团的头儿说:你们把柯鲁克当间谍抓起来,根本没有丝毫根据,他绝对是好同志。就说我吧,我不仅仅是他妻子,我跟他已经是几十年的亲密同志了。要说他是间谍,那我不也成间谍了?得,你不是这么说吗?1968年12月,等于说隔一年多一点,他们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
我们都没人管,于是慢慢就开始堕落了……

 

颓废时期,抽烟喝酒为常态
 

06
可教育好的子女
他们一直把我妈隔离关在财务室,就是私设的那种所谓“群众专政”。财务室有铁栅栏的窗户,怕你跑。他们也迁了好几回,反正是两年多我们没见到她的踪影,直到第三年才让我们去看她。这样,我父母从1968年就都不在家了。而且我妈被抓起来之后,等于说我们家就彻底没有好人了。我们哥几个就成了“可以教育好子女”,后来就把我们安排到海淀农机厂去了。
这是组织安排的,不是志愿的,而且安排的时候上面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如何如何。工人们对我们倒没什么,但军宣队的干部对我们态度可不那么好。工厂里有那么三、四个军官,整天就在办公室里闲聊。那时工厂都是平房,就在现在苏州街边上那个院儿里头,旁边是个炊事机械厂。我在那儿干过两年,当钳工。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找他们说理,就是上访。我再继续上访,就不单是为我爹一个人打抱不平,是为我父母两个人喊冤了。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市政府、市委、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而且在中国那绝对是第一拨的。
不过,那时候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跑到外交部,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去的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他们偶尔跟我说上几句话,我一去就是:哦,你这个案子是某某同志管。他现在下乡了,下个月才能回来,你先回去吧。就这样把我打发走了了事。还有像南池子,一个是市公安局五处,一个是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
当时我闹啊,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也不管用。后来1978年我从英国读完大学再回来,去办在中国的居留证手续,公安局外事科那些人还记得我呢。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好笑的,而我,现在又成外国专家了。
在“文革”那个年代,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原来的朋友呢,大多都害怕,本来是好朋友但见了面都当不认识。也有人跑到北外去找我们玩,不过过了几天就听说那个孩子被公安局抓了。当时我也不怨人家,你想想,你爹娘都被关着,这海外关系,还加上什么间谍的,多吓人啊。我心里也明白,人家是自我保护。不过,也有几个人胆子特别大,一直在关心我们。一个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叶文茜,北大的美国老师,她就不怕。她老头也被关着,可她就一直欢迎我们到她家去。
还有一家人对我们特别好,爱德乐和帕特夫妇。爱德乐这个人呢,学文学的,他对文革的态度就是局外人,我们不掺和。其实有一回我跟我哥去他家的时候谈政治,我跟我哥就老说康生这人怎么怎么坏。他却说:康生is good person。他这么说,估计他怕有什么窃听器之类的。实际他也是高层人物,是中国接待的一个高级专家。我们每周去他家,他都管一顿饭,还跟我们聊天。再有一家人对我们很好,就是寒春和阳早,下面还会提到。

1967年北京三里屯,15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

07
周总理赔礼道歉
当时确实挺烦的了,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没有经济来源我也不怕,反正我在国外有亲戚,只要能出去我就可以投奔我二姨、我姑姑什么的。可是,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有一种叫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可他们就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我们还要办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许可证。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你们的居留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去。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而且我就是不延,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不但不催我延期了,还主动替我给办好了。我什么手续都没见到,我还没同意呢,居然就给我延期了。
我妈是晚一年被抓,早一年出来,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号出来的。我爹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这期间有一个转折,我在海淀农机修配厂那两年等于是接受再教育,干了两年以后呢,要么可能是上头有政策变动,要么可能就是我父母的案子没有什么突破,还有可能就是有人替我父母说了情。然后,就有组织上的人找到农机修配厂,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了一个工厂。
我去的是首汽汽修一厂,在清河那边,我又到那儿干了两年。到那儿之后,对我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汽修一厂就不再说我是什么特务子女、可教育好子女这些了,学徒工也期满转正,由原来19块6毛2,涨到三十多块钱了。整个对我们的待遇就好些了。

1970年代初,柯马凯(后排左3)在首汽汽修一厂接受“教育”

等我爸一释放,基本上那工厂的工作就拉倒吧,我就不去了。当时发生了对我们一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1973年3月8号,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被冤枉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当时,“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当时秦城大概关了十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戴乃迭、爱泼斯坦、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我当时挺矛盾的,已经憋了很大的气了。我记得当时我爹一放出来,他们就来说:要给你们落实政策了……这么多年,耽误了我们这么多事,你以为赏给我们点面子,找个领导人说几句好听的话就没事了吗?
当时周总理赔礼道歉,我心里还是挺反感的,不以为然,有点逆反心理。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当时他就说了这些话。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

08
回英国读书
1973年等于说是给我们落实政策,周总理也答应了,我跟我哥就想马上走了。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买去伦敦的机票。当时机票挺老贵的,美金都要上千呢。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我跟我哥一商量,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是给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就坐火车去了香港,在香港出的境。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然后从印度一路坐大车、汽车、火车到了英国。我们大概是5月份离开北京的,11月份才到伦敦。这一路我们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小半年。
在印度,我呆了有三个月。我特别喜欢印度,就那点路费我们也特别节省。我们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在印度就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不过那儿的蚊虫可厉害了,把我给咬的遍体鳞伤。现在回忆起来,我还觉得那段经历挺有意思的。
因为“文革”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所以到伦敦以后,首先是补习中学的课程。另外,因为我在工厂里待了小五年,钳工我也出师了,车工我也出师了,都能干。我的亲戚们也都帮忙,帮我先找了个工作,在伦敦的工厂里打工。然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我学物理因为有两个重要因素。前面提到,“文革”期间关心我们的人中,还有寒春。她原来就是学物理的,在美国还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试制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二还是礼拜四,我跟我哥就到她家去,她给我们上半天的物理课。所以,我对物理学的兴趣是这么产生的。
另外一个因素,纯粹是巧遇。我离开中国时,我的同学程受璋那时候已经在瑞士了。我去英国的路上就找他去了,还在他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其实不是住在他家里,他家面积太小,可能是住不开,他就给我联系他们家要好的一个朋友家住。那个老头叫夏帕克,家里住得特别宽裕,他是个物理学家,而且特别好客。那个老先生特别好,日内瓦有个欧洲核能研究中心,那有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撞机。他专门带我去参观了一次。我跑到地底下,看那几公里长的那个高能物理设备,我感觉太好玩了。
所以,我到英国就选择学物理了。一个是寒春,一个是夏帕克,这是他们给我的影响。后来我再也没见到夏帕克,很怀念这个好人。人的一生有一些选择,可能就是巧合,要不是把我安排住在夏帕克家里,他如果没有带我去看对撞机,我就可能不会选择学物理。

2004年,伊莎白·柯鲁克56年后再访人民日报社

09
英伦的左派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洗脑洗得太好了,我这一生从有政治观点起,一直到现在基本都没怎么变,我现在还是特别反感资本主义什么的。
首先就是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问题,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问题。在工厂时,我就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不过,我在英国工厂期间,还没有正经地参加过罢工。
1974年,正值保守党的希思政府执政时期。当时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弄得英国的经济几乎瘫痪了。我觉得希思政府是出于要激起民愤,换得人民对政府的同情,有意地推出一个three day week,就是每周上三天班。好像是由于能源缺乏,没有煤,所以每周只能供三天的电,因此工业产业都要停产半周。我感觉当时他们是失算了,他以为只让人家上三天的班,全国工人的收入一下降,大家就都会反对煤矿工人罢工。其实结果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我记得执行three day week,我特高兴。为什么呢?劳动法规定每周是四十个小时工作,每天加班不超过两个小时。所以各个工厂后来就把三天都改成十小时工作,这样一周工作就是三十个小时了,等于说不是减半而是只减少了四分之一。而且,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算加班工资。再者,另外那两天由于待业,所以国家的待业补助还得给补偿,就跟登记办失业似的。这样,工人的工资再加上政府一补贴,收入基本上没怎么减少,而空闲时间又多了一半。哎呀,我特别得意。不管怎样,对我个人是件好事。
由于我政治观念没有改变,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的组织。中苏决裂以后,英共,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当时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结果呢,我就不知道这两派哪个好。
我认识的朋友当中,英共马列的、英联马列的都有。后来我感觉,英共马列好像主要是产业工人的政党,不太感冒知识分子,有点排斥知识分子;英联马列呢,好像是左派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我两边都有点关系,不过到最后我都没有搞清楚它们是怎么回事。
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不过是不是他们的组织还只是外围,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好像加入他们党组织还要有入党介绍人,实际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呢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所以折腾半天,我既没有英共马列的党证,也没有英联马列的党证,两个都没有。

 

 

摄制组拍摄伊莎白在家中阅读。她在北外这个单元房里住了60多年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可是那个小政党更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好像还包括江青在内。然后他们说起中国的事来,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年了,他们这说的都是什么呀!结果,我就时不时地说一些大实话,他们就听不进去了。尤其有一回谈到江青,因为那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呢,我当时说了一些冷嘲热讽、不尊重江青的话。引起他们的不满。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曾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这成了一个理论焦点。当时我就说,毛主席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就凭这个说法,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他们一听这个,认为我有思想问题,就把我开除了,不要我了。
参加过这些左派政党好多次会议以后,我也挺反感他们的。其实就是他们想要我加入,我都不愿意了。他们左得出奇,而且党内的气氛特别不团结,经常是相互恶毒攻击。而表现形式却总是假正经,什么“刚才某某同志如何如何”,虽然尊称同志,可是那话里头特别的毒辣。我觉得,这是干嘛呀。后来我考上大学就离开了。

柯马凯带母亲参加李四光纪念馆

 
上大学以后,除了在学生会搞点什么活动外,我就钻研我的物理。在伦敦大学,可能是文理有别。我后来在玛丽亚皇后学院,这是个理科的学院,这里的学生就不大谈政治。可是我在这个学院上课,但不愿意住在这个学院的宿舍,因为我嫌他们的宿舍特没劲。
我和几个左得可爱的小青年,租了一套小洋房,我们几个一回到那儿就开谈政治,特可爱。我们几个也很要好,其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托派,一个苏格兰独立派,还有我。他们当时给我贴的标签是斯大林主义派,都骂我是斯大林派。但是,我们之间的气氛比较好,不像那些左派政党里相互恶毒攻击。我们虽然老开玩笑什么的,笑我也笑他。
我们几个特别谈得来,晚上没事去下酒馆,边喝酒边谈政治,谈苏联革命,谈新左派思想等等。有时,我们也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那里的文科学生中,左派特别多。那儿的学生会有学生酒吧,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酒吧是左派聚集的地方。所以我后来也常跟这些学生谈政治。另外就是学生搞游行的时候,比如美帝国主义轰炸谁了啦,什么反战啦,就跑到美国大使馆去抗议,这些我都参加了。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1973年我走的时候,不是心里有气嘛,我当时好像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确实有过这种念头。可是家人在这边,又是故乡。其实我在英国上大学期间,只要有钱买得起机票,买得起火车票,差不多年年暑假都回来。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就坐过三趟。像1976年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在伦敦,还跑到中国驻伦敦使馆吊唁。地震那年我正好暑假回来,正赶上唐山大地震。那年开学晚,主席逝世我还在北京,又赶上了。所以,中国那几年的事我也没落下,其实我心里还是离不开中国。

温家宝总理接见母亲和我

我觉得,历史,客观不客观是一方面,比如说口述史,你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本身你自己就是剧中人,那肯定带着这样那样的主观色彩,这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亲身经历的历史,除了日记、照片,它大部分是在脑子里,而人的记忆是不断更改的,好像电脑的每一次读取都另存什么的。所以说人类记忆的材料,一点也不严谨,经常会发现记忆不可靠。
但是,就跟那盲人摸象似的,把大家都凑到一起,个别人的主动遗忘、选择性遗忘、被更改的记忆就会被纠正,慢慢拼凑起来,就出了个象了。所以我觉得编口述史这个主意特别好,但是需要方方面面的人参与。大家一起来为还原这段历史努力。
(本文摘选口述系列丛书之四《光环与阴影》,米鹤都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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