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以上是毛独夫的《五七指示》，曾被大陆官方吹捧备至，且在文革中兴办“五七干校”，使之作为变相迫害广大干部尤其是文化人的集中营。有鉴于此，必须狠揭猛批，以便彻底肃清毛之流毒，从而促进神州大地宪政民主的建设，复兴华夏文明，造福海内外的炎黄子孙。

据毛共的吹鼓手宣称，该《指示》之伟大意义有五个方面，即：利于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平等社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联合劳动和进行继续革命。真是这样吗？且让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所谓“三大差别”指的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但工农差别源自劳动者的分工，这种分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城乡差别与此相联系，工人聚居于城，农民聚居于乡，也可以说事出必然。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中国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固然有人指之为替统治者立论，但不可否认同样是事实。这并不是黑格尔所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五七指示”根本否定社会分工，那是一厢情愿，不可能办到的。

第二，建立平等社会的想法，所从来久远矣。但其中有个吊诡之处，那就是何为“平等”。世人往往期望人与人之间无分高低贵贱，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生来就有差异，于是在社会上处于不同的地位。古人“上智下愚”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曹刿论战》里便称“肉食者鄙，不能远谋”。可是无区别地鄙视居上位者也没有道理。现代人视“平等”为不同人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无疑较为公允。 “五七指示”则无法保证士农工商兵一定在同一起跑线上，那又如何建立平等社会呢？

第三，《共产党宣言》声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将此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总体描述，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联合体。 1966年5月的大陆中国，连社会主义都没有建成，毛纲领式的“指示”又怎样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那不是因果倒置了吗？

第四，实行联合劳动也是《共产党宣言》的一项远景式憧憬，它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重申“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显然，这幅美丽的画图无非海市蜃楼，“五七指示”也就是类似的呓语罢了，岂有他哉？

第五，谈到进行继续革命，那就更不搭界了。因为毛说了这么多，都没有明确勾勒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何模样。具体目标既然欠奉，那又从何激励大众奋力争取呢？大概毛共的智囊团也察觉到此，于是急忙实行补救。他们翻出老祖宗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大段论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段语录滔滔雄辩，可分为四个层次。毛共理论班子加以整理，变成五个条件，简略言之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极大缩小；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消失。这时便是毛所谓的“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共产主义实现了！

上述条件中，最后面所提到的“资产阶级法权”煞是费解。于是毛共的秀才们又连篇累牍地加以诠释：等价交换是也。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等价交换属于“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或曰：既然称作“等价”，那不就是意味着平等吗？答曰：非也。原因在于人生来智力体力有别，要求在交换时“等价”便忽略了他们之间天生的不平等了！

秀才们悲天悯人，真是菩萨心肠，令人不得不由衷佩服。

但这样一来，智商再低者也会明白：如此美妙的社会自己是无福消受了！ 《五七指示》之实质为乌托邦，也就大白于天下！

那时的大陆中国，尚无“问责”一词，也无人胆敢向伟大领袖问责。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文革时期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到1968年5月间，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脱颖而出。本来这样的干校跟“五七指示”没什么因果关系，但由于毛高瞻远瞩，洞察其特有的功能，立刻下令推而广之，千千万万机关干部尤其文化人在劫难逃，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老弱妇孺一锅端！

古人云：安居乐业，首先要住得安全，风雨不动为先。但五七干校则按毛的最高指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律自行修缮或修建住处。尽管北方天寒地冻，却罕见“有瓦遮头”；南方雨水频仍，夏季酷热，也只是茅草铺顶聊做遮挡而已。更有的五七干校位于血吸收虫病流行区，那就要求神拜佛别感染恶疾了！

干校学员从事的是种地，一向拿笔杆子的都要改持锄头或铁锹。实在体弱或年过半百之老迈者，可担任夜班看更。腿脚无力者上下班在泥水中滑倒屡见不鲜。著名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即死于摔倒后心脏病猝发。钱钟书杨绛伉俪侥幸得以幸存。

不过，也有名诗人臧克家（1905-10-8—2004-2-5）于文革后作诗讴歌湖北咸宁“向洋湖干校”，该员五七年出任《诗刊》主编，获毛赏识，故对“今上”一直感恩戴德，乃文化人中的另类也！

毛说过，枪杆子可以杀人，笔杆子也可以杀人。毛的《五七指示》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轻易放过毛“洒向人间都是怨”的种种罪恶，必须穷追猛打，肃清其流毒，力争让民主宪政早日在神州大地完全实现！

20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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