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尔班的匈牙利：“民选独裁”治下的保守民粹之国和欧洲各国疑欧反欧逆流的缩影 1
苏联占领与共产党专制时期的匈牙利：“斯大林体制”的高压下的残酷、反弹、镇压、改良 2
欧尔班和青民盟的崛起与当政：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利用与发扬 4
欧尔班政权的性质与影响：民族、民粹、宗教保守基调的民选威权政体；顽固保守势力的典范、革新进步力量的仇敌、弱势边缘群体的毒药 7
欧尔班政权“朋友遍天下”：欧洲民粹势力的呼应与世界民族宗教保守力量的共振 11
匈牙利和欧洲人民最好的选择：停止历史倒车、舍弃保守民粹、回归欧洲一体、重建包容社会 19
2022年9月15日，欧盟最高权力机构欧洲议会以433票赞同、123票反对、28票弃权通过了决议，不再把总理欧尔班及其政治集团掌权的匈牙利视为完全民主国家，并认为这个执政集团是“民选独裁的混合政权”、“严重违反欧盟民主规范”。而欧尔班政权控制的匈牙利官方则对此做出反驳，称欧盟的决议是“严重侮辱”。
这并不是欧盟首次对匈牙利欧尔班政权提出批评。自2010年欧尔班及所属的“青年民主主义者同盟-匈牙利公民联盟（青民盟）”执政以来，欧盟就不断对其批判。而欧尔班政权与欧盟关系也一直非常糟糕，双方龃龉不断，如今几乎是水火不容。
那么，为何欧盟屡次批判匈牙利欧尔班政权？欧尔班政权是否如欧盟批评的那样是“威权/独裁/非民主政权”？匈牙利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如何塑造了它今天的政治形态与国民主流价值取向？欧尔班和青民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是什么、具体做了哪些事、为何得到半数匈牙利人的支持？欧尔班政权与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威权/独裁/民粹势力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连接？匈牙利的现状如何、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匈牙利的政治变迁及欧尔班政权的所作所为，又会对欧洲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匈牙利的史地与人文：特异性的民族与文化及影响
关于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匈牙利特殊的历史沿革和人文自然环境。匈牙利位于中欧，这里从古到今都是诸多民族和宗教的逐鹿之地。与周边其他多由中西欧土著人群（或也是外来者但已完全融入当地的族群）形成的民族和建立的国家不同，从罗马帝国灭亡时起，现今匈牙利所在区域就先后由多个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部落所据。无论是“上帝之鞭”阿提拉创建的“匈人帝国”，还是马扎尔人建立的匈牙利王国，其群体的血统、文化、民风，皆迥异于周边，是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体。而且，匈牙利人及建立的民族国家还与周边各国各民族（如捷克、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有着长期的暴力冲突和领土纷争，恩怨长达千年。这就让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成为中欧地区独树一帜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虽然匈牙利历代政权都有一定的“蛮族”色彩，但因其处于欧洲腹地，紧邻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文明核心国，所以其文化并不贫瘠，反而较为昌盛。但又因其东方游牧民族的底色，以及常年内外战争不断的较严酷环境，其文化又有一定的保守色彩。相对于注重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文化、理性务实的德意志文化、浪漫随性的意大利文化，匈牙利的文化虽繁盛但乏人文、虽华丽但不深刻、虽丰富却不系统、既有外在扩张性又在内质上保守内敛。这些特征不仅体现在文化，还渗入民族气质和国家政治，如一方面强烈追求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却对民主政治与社会平等较为冷淡，更缺乏博爱与包容。
19世纪后期，匈牙利与奥地利合并为奥匈帝国，并统辖位于中欧和巴尔干的许多民族及其聚居区。但这个二元制的多民族帝国是非常松散的，匈牙利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不过，这个帝国并没有维持太久。由奥匈帝国首先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埋葬了这个在诸帝国中最脆弱的联盟国家。奥匈帝国解体后，匈牙利背负着战败国的重负，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丧失了许多领土和人口，但也保全了民族的主体部分并重新独立为单一民族国家。匈牙利重新独立后，一度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掌控，并与俄国、德国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遥相呼应，但很快被镇压。而有法西斯倾向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政治强人霍尔蒂·米克罗什趁机崛起，并联合“箭十字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实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直到二战末期匈牙利被苏军占领。霍尔蒂政权统治期间，残酷镇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少数民族，共造成至少数万人死亡或失踪。霍尔蒂政权虽然在苏军占领匈牙利时土崩瓦解，但其留下了大量政治遗产，如现代匈牙利民族主义即是于霍尔蒂时期成形，并影响至今。
苏联占领与共产党专制时期的匈牙利：“斯大林体制”的高压下的残酷、反弹、镇压、改良
与在其他东欧国家的行为一样，苏联在匈牙利也扶植了一个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尊奉“斯大林体制”的政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匈牙利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合并后的改称，于1956年又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它与“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相同性质，以下皆以“匈牙利共产党”称之），以及由该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而该政权第一任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更是斯大林主义的信徒、残酷的独裁者，其不仅照搬“斯大林模式”导致政治僵化、经济不振，还与斯大林一样热衷于政治清洗，杀害了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囚禁了时任匈共副总书记的卡达尔·亚诺什。这样的政权和领导人不得人心，仅仅依靠苏联的扶植、斯大林的支持才得以生存。而1956年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与个人崇拜，产生的震荡也波及匈牙利。拉科西被迫下台，由开明派的纳吉·伊姆雷担任领导人。纳吉试图改革匈牙利的体制，促进政治的民主多元和经济的自由化。
但改革尚未完全启动，因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冲击波已让匈牙利陷入动荡。赫鲁晓夫改革和纳吉的开明政策使得匈牙利的高压专制有所放松后，曾经被苏军占领和“斯大林体制”压抑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思潮强烈反弹，引发了一系列旨在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抗争运动，并逐步演变为政权与大众的暴力冲突，即“1956年匈牙利事件（十月事件）”。事件中，一方面是军警对示威群众的血腥镇压，一边是群众和前法西斯分子的暴力对抗，在暴力的高峰期，包括首都布达佩斯市委书记都被群众（或反共暴力分子）打死，许多秘密警察也被群众从办公楼拖出杀死。难以控制局势的纳吉最终站到了暴力反叛者一边，宣布脱离苏东阵营保持国际中立、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并向西方求援。因此，担心匈牙利倒向西方、引发东欧“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苏联，在多番犹豫之后出兵镇压，在杀死数千匈牙利反抗者和平民之后，才平息了事件，纳吉也被逮捕处决。
而之所以发生“匈牙利事件”，不仅在于“斯大林体制”的专制压迫，还在于匈牙利人传统的尚武风气和民族独立意识。相对于其他苏东国家在苏联占领下的相对平静（虽然也有一些冲突），匈牙利人更加主动的反抗苏联的控制和苏联傀儡的统治，并且敢于在强敌压力下使用暴力。
事件后，苏联扶植了相对温和的改革派人士卡达尔担任领导人。卡达尔则从此一直执政到苏东剧变前夕。卡达尔虽然仍然坚持匈牙利共产党一党专政，但在政治上实行宽松的政策，不再像拉科西时期那样残忍冷酷，还赦免了不少政治犯。卡达尔还推动经济改革，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提高经济活力和效率，让匈牙利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相对良好的国家。
民主化之后的匈牙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1989-1991年，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匈牙利因为卡达尔时期就已有部分市场经济、政治也较为宽松，因此相对更加顺利的实现了民主化。而匈牙利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匈牙利与奥地利边境举行的“泛欧野餐行动”，与拆除柏林墙行动一道，宣告了铁幕的终结和东西欧的“重逢”。而由共产党和民主派人士共同参加的“匈牙利圆桌会议”的召开，则加速了民主的来临，并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泛欧野餐”和“圆桌会议”均大获成功的匈牙利，也成为打破铁幕（“泛欧野餐”比柏林墙倒塌还要早数月）、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先行国。
在民主化实现的最初数年，强调社会自由与市场经济的中右翼，和强调社会公正与福利国家的中左翼，是匈牙利政坛的主流，并实现了两派的交替执政。此时的匈牙利政治，还处于相对正常的范畴。
但在1990年代末，匈牙利的政治风向有了新的变动。在民主化初期，各派政治势力皆以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为目标。而民主化基本实现后，意识形态开始分化、变化。而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
匈牙利在实现民主化后，人民虽然拥有了民主自由，但不同身份、立场、意识形态的群体，又因为更多更具体的诉求差异而产生各种对立与冲突。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前，各种思潮都被政权压制，即便民间、地下的各种意识形态暗流涌动，但台面上仍然只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若隐若现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共产党垮台、民主化实现后，各种意识形态及相关组织就纷纷涌出。有一些较为符合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但还有的就是违背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基本底线了。
如前所述，匈牙利在苏军占领前，就是由倾向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者霍尔蒂及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箭十字党”掌权。苏军攻占匈牙利后，使用暴力肃清右翼法西斯势力，大批“箭十字党”成员被处决（包括首领萨拉希·费伦茨）。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反政府的暴动，不仅有反独裁的群众参与，也有法西斯残余势力的奋突。而后来数十年，在苏联驻军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压制下，右翼法西斯民族主义势力从表面上销声匿迹。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及相关人物和象征物，在匈牙利是长期是被批判的对象和政治人物不得赞扬的禁忌。但外军占领和极左专制高压，反而让许多匈牙利人内心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右翼法西斯主义也更加同情和倾心，只不过不能公开表达而是潜藏于心底。
民主化之后，民族主义蓬勃复兴，而作为民族主义一个支系的法西斯主义也随即沉渣泛起。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被批倒批臭的霍尔蒂及“箭十字党”，成为部分匈牙利人公开称赞的对象，主张“平反”霍尔蒂等民族主义者乃至法西斯党徒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1993年，霍尔蒂的遗体被送回匈牙利（霍尔蒂在1944年流亡葡萄牙，并于1957年死于葡国），包括时任匈牙利总理的约瑟夫·安特尔在内的全体内阁成员和数万匈牙利人参加了遗体迎接仪式。此后，匈牙利许多地方都建立了霍尔蒂的纪念雕像和碑刻，教育和文艺领域也都在为匈牙利民族主义政权时代（1920-1944）大唱赞歌。（讽刺的是，民主化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复兴，尤其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恰恰是因为共产党政权时的高压统治、极左意识形态所致。因为其打压民族主义和法西斯的手段是野蛮粗暴的，极权暴政也让极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得令人厌恶反感，因此并未从匈牙利人心理上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反而因为这些暴力乃至杀戮、极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导致了逆反心理，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共产党极权垮台后就迅速反弹并极端化。除匈牙利外其他各国亦有类似情形，如德国的原东德地区新纳粹兴盛程度远高于西德，也是同样的原因）
与民族主义同时兴起的，还有民粹思潮。民粹主义，即对现代民主政体的各种建制化体制与行为（如认同普世价值和尊重人权、实行宪政与法治、权力制衡、政治多元化、参与国际组织和遵从国际秩序）表示怀疑，也不信任传统的政治精英，鼓吹大众直接参与民主，以及授权特立独行的非建制派政治人物代表民众行使权力、以非常规手段处置各种事务。还有，民粹主义往往也敌视科学理性，强调大众的直觉，排斥专业权威，易相信阴谋论和崇拜政治强人。民粹主义也往往和排外与孤立主义相伴，倾向于反对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事务，主张优先考虑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这就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成为反建制势力共同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分为左翼民粹和右翼民粹，前者以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及其支持者为代表，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也属于左翼民粹，而后者的例子有印度莫迪政权、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巴西博索纳罗政权等。1960年代至21世纪初，左翼民粹较为兴盛，右翼势力则多为建制派。而最近十年，左翼民粹较为衰弱，右翼民粹大行其道，欧洲也基本是这样的格局。而匈牙利的民粹势力中，右翼占了压倒性优势。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匈牙利的合流，最突出的体现即是他们对匈牙利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和遵从普世价值的抵触。不同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周边国家那样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融入欧盟主导的欧洲秩序与价值观同盟，匈牙利更多保持着自身的独立，与欧盟及欧洲其他国家若即若离。虽然2004年匈牙利也加入了欧盟，但其在享受欧洲统一市场和各种便利同时，却不愿意承担作为成员国的义务。如欧盟要求成员国应遵循全欧共同的价值观，倡导民主、开放、人权等，匈牙利就不甚积极。而对于女权、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及各种保护弱势的“政治正确”，右翼倾向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更是极为反感（左翼倾向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则有相对不同的立场，后文会提及），匈牙利的民粹主义者也不例外。
欧尔班和青民盟的崛起与当政：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利用与发扬
正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匈牙利社会日益兴盛的背景下，维克托·欧尔班和他带领的“青民盟”逐渐崛起，并成为匈牙利政坛最大党派和匈国主流政治力量。
青年民主主义者同盟，简称青民盟，是于1988年东欧剧变前夕成立的匈牙利政治组织。青民盟初创时，正如其组织名称所反映的，是一群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政治组织，前身是匈牙利共产党统治下的地下学生运动组织。而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是主张自由民主、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并无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倾向。
而欧尔班则是青民盟创始人之一、学生运动的旗手。他投身政治后，还得到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学成归国后，欧尔班积极参与民主化进程，是民主转型平台“圆桌会议”的成员和青民盟在议会的代表。这时的欧尔班，拥护自由民主和亲近西方，也属于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与如今的政治立场和形象大相径庭。
此时的青民盟，只是一个拥有国会不足十分之一席位的边缘政党，中左翼的社会党和中右翼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掌控着政局。而欧尔班，也只是一个虽然青年有成但仍然稚嫩的政治新星。如果青民盟没有转变政治立场，大抵直到如今都不可能成为第一大党，欧尔班也不会成功问鼎总理大位。
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许多匈牙利人对传统建制派政党的厌倦，让欧尔班和青民盟抓住了机会。1990年代中期，青民盟开始由中间派乃至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政党，向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党转向。经过一次严重的分裂后，党内自由主义派系出走，青民盟中的右翼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势力掌控了党的主导权。
而打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的青民盟，很快得到了回报。1998年大选，青民盟联合其他右翼政党，成功取得大选胜利，青民盟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欧尔班则成为总理，开始了其长达四年的第一次执政。
欧尔班和青民盟上台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强化政府权力而削弱议会权力，拒绝与反对派友好协商而是独立推行政策；经济上，则既采取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减税与鼓励生育政策，又给予国民一定的社会保障；外交上，积极推动匈牙利加入欧盟和欧元区，还加入了北约。除了以上政策，还出台了一项极为有争议的措施，即赋予居住在邻国（如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匈牙利裔外国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
整体上，欧尔班和青民盟的四年执政，政绩尚可，起码满足了右翼选民及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诉求。但左翼对他的政策甚为反感。而后来执政联盟中其他党派爆出的腐败丑闻，则对包括青民盟在内的整个执政联盟造成了打击。
以上政策，可以体现出欧尔班和青民盟的自由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其在政治上强化行政权而弱化议会权、拒绝妥协而自行其是，已经反映了其威权主义的苗头。不过，这时的欧尔班和青民盟，仍然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行事，且仍然积极融入欧洲，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深度合作。欧尔班也基本上属于建制派政治人物，青民盟也是建制派政党（虽与传统中左中右政党有所差异），民粹气息尚不明显。
2002年，欧尔班和青民盟在大选中虽仍是第一大党，但与其盟友所得席位略低于社会党为首的中左联盟，以微弱差距丧失执政权，结束了四年执政期。2006年，青民盟以较小差距败于社会党，再度成为在野党。
但又四年后的2010年大选，青民盟一举夺得国会超过三分之二席位（386席中的263席），强势回归重掌大权。虽然青民盟实际得票率低于所获席位比例（得票为52.73%，席位比例高于得票比例，很大程度在于选举制度利于青民盟），但毕竟还是得到过半民意支持的，是匈牙利民主化后首次有单独的政党（而非政党联盟）得票过半。
那么，青民盟是如何取得过半选民的支持重新执政的呢？一方面，是连续执政八年的社会党政绩相对不佳，尤其2006-2010年的四年执政乏善可陈，还爆出一些丑闻（如社会党籍总理费伦茨·久尔恰尼一次颇有争议的演讲）。
但更重要的，是欧尔班的青民盟利用匈牙利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进一步的右倾化、民粹化，通过鼓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成功争取到了更多民众的支持。
21世纪初的十年，欧洲和世界风云变幻。此时的世界，已从冷战的阴云中走出，有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和国际合作条件，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前所未有的明朗。而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在迅速推进，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及其他欧洲一体化组织。但911事件和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则让世界面临新的动荡与挑战，尤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文明产生剧烈碰撞，冲击着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让全球化进程蒙上了阴影。而旨在建立“多元一体”的“超国家联盟”的欧盟，在各成员国推行一致的价值观，如强调民主、人权、多元包容，则在取得成就同时也引发反弹。欧盟各国在建立紧密经济政治联系同时，也像结成婚姻关系的夫妻那样，陷入比陌生人之间更加频繁的争吵与更加剧烈的冲突。
而匈牙利的国势民情，也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有了新的变化。如前所述，民主化之后，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势力逐渐崛起。而进入21世纪，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按说，匈牙利加入欧盟后，应该更多融入欧洲，淡化国家的民族属性而强化其泛欧属性。但事实上，匈牙利入欧后，与其他一些国家一样，陷入与其他欧盟国家及欧盟本身（包括欧盟“中央”）的各种冲突纠纷之中。
对经济水平一般的小国匈牙利而言，加入欧盟是利大于弊的事。欧盟为匈牙利提供了高度统一的欧洲市场，让匈牙利可以借助欧盟这个共同体和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欧洲各国尤其法德等欧洲大国强国合作，促进经济发展。而在文化教育、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欧盟也能对匈牙利有所助益。
但并非所有匈牙利人都这样认为。相反，许多匈牙利人不满于匈牙利参与欧洲一体化，更反感欧盟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并在与欧盟的摩擦中逐渐生发出各种“逆反”情绪，融合的失败更加激发了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立场和民粹主义情绪。
在经济方面，匈牙利融入欧洲和参与全球化固然得到了许多好处，但也承担了欧洲和国际市场共同的责任与风险。匈牙利的经济水平在欧洲各国处于中游，不仅落后于法德意等大国和荷兰、瑞士、瑞典等“小而富”的国家，也相对落后于临近的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仅比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略好。因此，其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欧盟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的自由流动，助力了匈牙利经济发展，但也导致一定的人才和资源流失，以及更发达国家对匈牙利的某种“剥削”。虽然欧洲经济一体化及欧盟整体上对匈牙利经济仍然是提振而非打击，但匈牙利人在欧盟这个“大家庭”里还是感到了相对的失落。
而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是有得有失。匈牙利加入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后，对其经济发展尤其外贸经济有明显促进作用，并使得匈牙利可以分享更发达的欧美国家的技术和投资环境，也能更好的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源。匈牙利更深的融入世界市场，也意味着要与欧洲和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经济风险，在国际经济危机时面临更大冲击。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匈牙利经济民生，处在全球经济产业链中下游的许多匈牙利人破产失业，成为匈牙利人厌恶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原因。虽然这是其享受国际市场的必然副作用，但许多匈牙利人只愿意享受权利和所得而不愿承担风险和代价。
而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上，匈牙利人对欧盟及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的规则、要求、倡议则更为抵触。欧盟是一个极具建制主义色彩的组织，十分强调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并且倾向于集权和对各成员国的约束。欧盟把推动各成员国遵从欧洲统一的人权和法治标准作为其核心政治任务，如欧盟在1993年制定的《哥本哈根标准》即要求欧盟成员国和拟加入的国家实行稳定的民主体制、尊重人权、遵守法治、保护少数族裔，并接受欧盟统一的法律条例、规则、政策。而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则将这些标准法制化，并要求欧盟所有成员国遵守和执行。这其实是有利于欧盟各国尤其后发国家改善人权、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尤其保护国内少数和弱势群体权利权益的。
但这些规约和要求引发了许多欧盟国家和拟加入欧盟国家中反欧盟势力的反弹，匈牙利也不例外。如前所述，匈牙利的历史传统倾向于独立自主，其文化是比较保守的，民风是相对粗犷的。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匈牙利大多数民众是比较反感欧盟主张的整齐划一的人权与法治标准、所要求的各种“政治正确”的。
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也与欧盟反各国主体民族民族主义、强调建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立场相对立。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强调本国的匈牙利民族属性，对境内奥地利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很不友好，拒绝欧盟提倡的多元主义。而又因为匈牙利人大多数是保守派基督徒，所以对于女权、LGBT权利等问题，大多数匈牙利人也不热衷甚至反感。匈牙利主流民众虽然追求自身的自由与人权，但是并不愿意让更加弱势的少数和边缘群体拥有相应的平等权利。最重要的是，欧盟作为超国家联盟组织，需要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接受欧盟的管理与指导，这对于民族独立倾向强烈的匈牙利人而言是非常不愿接受的。
在社会党及其他建制派政党执政期间，执政党精英明白入欧和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性，所以积极承认欧盟等区域和国际机构的各种标准、遵守相关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在国内国际人权问题上，也相对愿意维护女性、LGBT群体、少数族裔权利，在文化上实行更加多元包容的态度，并压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这样的态度其实有利于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利益。但许多匈牙利人则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大匈牙利主义者、虔诚的保守派基督徒/天主教徒、学历较低的群体、长期生活在布达佩斯之外的小城市和乡村的民众、因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而相对失意的人群、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受害者，都强烈反对建制派政党积极参与入欧和全球化的政策。
还有，虽然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评价，民主化后匈牙利民主论坛、匈牙利社会党、自由民主联盟等建制派政党政绩尚可，无论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文化建设，都有不错成就（至于全球金融危机之类“黑天鹅”，是任何政党和政治家都无法预料和阻挡的）。但在许多匈牙利民众看来，传统建制派政党虚伪和不接地气、官僚气息浓重、只为精英服务、里通外国讨好欧美，是背叛人民的食利者和卖国贼。还有一些人还听信阴谋论，认为建制派精英组成的匈牙利政府，是勾结犹太财团和共济会毁坏匈牙利及基督教文明的“深层政府”。虽然这些指控大多并不完全正确甚至有些完全是子虚乌有，但许多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更多人对建制派政党和精英政客产生不信任和厌恶。
这部分匈牙利民众不仅厌恶政界的建制精英，也反感意识形态和各种事情上同样持建制主义立场的主流媒体/舆论界、高校/学界。与其他国家主流媒体一样，匈牙利的各大报刊和电视台，也都坚持专业主义精神和理性客观的立场，相对公允的揭示和评论各种热点事件，不会采信谣言和阴谋论并对假新闻积极批判，也较为关怀弱势，而不会偏向强势身份的群体和个人。而高校更是进步主义的大本营，索罗斯创办的中欧大学（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有一个校区）就是研究人权、法治、社会改革及培育相关人才的重要学术机构，也是匈牙利国内促进女权、LGBT权利、少数族裔权利、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的大本营。这都让敌视进步的势力及被裹挟的民众十分厌恶，并试图将这些主流媒体和高校摧毁或“变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尔班的青民盟高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旗帜，重新上台执政。其执政之后，立即按照承诺，推动一系列取悦民族主义者和民粹分子的措施。具体措施有，授予在匈牙利裔外国公民的匈牙利国籍和公民权；成立受执政党团控制的“新媒体理事会”，对新闻媒体进行各种审查和钳制，破坏媒体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颁布的2011年匈牙利宪法中排除有关女权、LGBT权利的内容，而着重强调宗教自由和家庭的重要性；改变社会党政府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与政策，强调个人奋斗与就业，并放任贫富差距的拉大；通过限制拨款和进行更多审查的方式，打压索罗斯的中欧大学等进步主义高校、研究机构、NGO组织……
以上这些措施成功赢得了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2014年大选，青民盟再次大胜，就反映了起码半数匈牙利选民对欧尔班政权的支持。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数百万难民从中东、非洲涌入欧洲。对于是否接纳难民、各国各自需要接纳多少难民，欧洲各国及欧盟内部陷入激烈争执。而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则明确站到了反对接纳难民的一方。虽然因为欧盟、德国法国等大国、媒体舆论的共同压力，匈牙利一度放松了难民管制，但其接纳难民的积极度仍不及其他大多数国家，并在后来再度收紧了政策，通过设置边境围网和允许军警难民使用非致命性武器等政策，来遏制难民涌入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的行为虽然招致欧盟和其他国家批评，但却赢得了国内反移民的民族民粹保守群体的好感，反而拉高了欧尔班和青民盟的支持率。在关于是否接受欧盟要求的匈牙利接纳难民配额问题的公投中，绝大多数参与投票者皆赞同欧尔班政权拒绝接受配额的立场。
得到民意背书的欧尔班政权，也借此进一步强化自身权力，打压异见势力。如前所述，欧尔班曾接受“索罗斯基金会”的赞助完成在牛津大学学业。而如今欧尔班得势，却将矛头对准了这个基金会及其他与索罗斯有关的组织和机构。例如对于索罗斯及其同仁苦心经营的、研究前沿社科议题、培育政治和社会运动人才的中欧大学，欧尔班政权就采取将其视为外国组织的方式，出台各种针对性条款限制其招生、阻止其运作。欧尔班还直接批评索罗斯，称其“利用难民危机捞钱”、“削弱欧洲民族国家”、“改变欧洲传统”，并公开表示要将索罗斯创办和参与的NGO全部赶出匈牙利。
2018年，青民盟在大选中再次获胜，欧尔班第四次出任总理。携民意之盛，欧尔班政权再次推行保守民粹政策。欧尔班政权颁布法令，将性别研究从硕士课程中删除，这显然是对女权和LGBT权利领域的打击。此后，又颁布法律禁止更改出生性别、禁止同性伴侣收养、明确定义婚姻为一男一女的结合、禁止向18岁以下少年儿童“宣传”同性恋相关内容。而对索罗斯的攻击也在继续，并在当年迫使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搬离匈牙利，而中欧大学同年也从布达佩斯搬迁至维也纳。
2022年，青民盟再次于大选中胜出，得票率还较此前提高了几个百分点，欧尔班第五次当选为总理并组阁。大选后不到四个月，9月15日，欧尔班政权即通过一项限制堕胎的法令，要求在堕胎前强制进行超生检查，若能听到胎儿心跳则禁止堕胎。这是欧尔班保守政策的最新一次展现。而正是在这一天，欧盟宣布匈牙利“不再是完全的民主国家”，将之视为”民选独裁政权”。
欧尔班政权的性质与影响：民族、民粹、宗教保守基调的民选威权政体；顽固保守势力的典范、革新进步力量的仇敌、弱势边缘群体的毒药
欧盟的这一决议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与激烈的争议。欧洲和世界各国（以及跨国性质的）建制派、进步主义倾向的政党、媒体、公民组织，纷纷欢迎这一决定。如对该决议投下赞同票的欧洲议会议员及所属党团，就来自欧洲各国建制派政党和左翼政党，他们当然支持这一结果。而包括欧尔班政权在内的欧洲内外的保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倾向的党派和组织，则强烈反弹并反驳。
欧尔班政权反驳的依据是，欧尔班及青民盟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上台的，得到大多数（起码超过半数）选民支持的，其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也都是经议会、行政、司法等各机构合法程序通过的。且根据选举和民调可知，这些决策是有民意基础和公民授权的。既然如此，欧尔班及青民盟政府、乃至整个欧尔班政权（立法、行政、司法等整个国家机器），是明显的民主政权而非专制独裁政权。而且，现今的匈牙利仍然坚持民主普选、权力分立、宪政法治、社会自由等原则，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和尊重私有财产，符合民主国家的基本要件。所以，怎么能说匈牙利“不是民主国家”呢？
这些反驳似乎是有道理。匈牙利显然不是中国、朝鲜及前苏联那样的明确为一党专政、没有真实普选、禁绝政治异议、完全扼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极权国家，欧尔班政权也不同于民主程序严重不公正、依靠军警等暴力机器维系统治的俄罗斯普京政权、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埃及塞西军政府政权等极具威权色彩的政权。那么，为什么欧盟还认为欧尔班政权是独裁政权、匈牙利并非民主国家呢？
这是因为，至少对于欧盟及其他许多发达民主国家而言，民主选举、宪政法治、权力分立等，并非一个国家为民主国家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除了以上内容之外，民主国家的政府还尊重多元、包容不同的群体与文化、保护弱势、承担国际责任；而民间社会则应该是多族群多身份群体共存、不同的声音都能够安全发出、公民组织繁盛、公民社会发达、人民积极参与政治。这些原则和要求相加，才算得上是当代标准的民主国家。
关于这些标准，以《经济学人》杂志的“民主指数”为例。“民主指数”包含五个方面的指标：选举程序与多样性、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而在这五个领域之下，又有若干个分项，以衡量更具体问题的优劣水平，然后汇总和加权平均，得出相关领域的得分。然后五个领域再汇总，得出最终的“民主指数”分数。在“民主指数”的衡量标准中，就包括对新闻媒体自由程度、不同身份和意识形态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参与投票选举的公民比例、政府运转的透明度、少数族裔/女性/LGBT群体的权利保障程度等，而非仅仅只根据民选体制和权力分立的框架打分。
而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机构“自由之家”，其每年公布的“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同样是采用非常多元的评价体系。例如它非常注重所评价国家公民自组织的成熟度和活跃度，尤其在意工会、农会、女权组织、LGBT权利组织、残疾人组织等弱势群体和个人的民间权利保护组织。与“民主指数”一样，它不仅关注民主政治框架（形式和静态），还在意（甚至更为在意）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实际运转情况（现实和动态）。
而欧盟及其他发达民主国家评价匈牙利等国民主程度的标准，基本与上述机构及相关指数的标准一致，甚至有时直接引用包括这两个指数在内的相关数据、分数、排名。
结合这些标准，再对照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欧盟否定匈牙利为民主国家的原因，即在于欧尔班政权拒斥欧盟及世界发达国家认同和推行的人权标准，对少数、弱势、边缘群体权利的压制、话语权的剥夺，以及对于公民组织及新闻媒体的打压，并凭借掌握议会多数席位的方式垄断政治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势力，将匈牙利打造成一个反多元主义和不包容的民族民粹保守国家。
诚然，欧尔班政权的确是民选上台，其多次连任更是反映了其颇有民意支持。但欧尔班政权所代表的，只是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疑欧主义者（反欧洲一体化主义者）、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男权主义者（以及同时属于其中多个乃至全部身份的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和声音，而排斥少数族裔和国际主义者、建制主义支持者与亲欧盟主义者、无神论者和穆斯林等其他非基督徒、女权主义者和LGBT人士和权利支持者的利益、诉求、话语权。无论是对吉普赛人的侮辱与过度执法，还是在堕胎等重要人权和女权问题上对女性自主权的剥夺，对同性恋者诸多权利的限缩，以及对欧盟人权标准的背弃和与欧盟机构的冲突、对欧洲一体化的背离甚至背叛，都证明了欧尔班政权非人权、不包容、反建制的政权性质。
而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是应该保护每一个国民的安全与利益的，而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压迫、欺凌、“专政”的国家。即便当权一方是民选上台，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只是借助民主程序的“多数暴政”。
何况，欧尔班政权的实际民意支持率，并不是压倒性的多数，而是借助了选举制度的缺陷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匈牙利是议会制/内阁制国家，谁能掌握匈牙利国民议会的多数，就可以控制立法权/决策权和行政权，并间接控制司法权。
而2014年至今匈牙利议会的选举方式，是并立制混合选举制，且为一轮决出结果。即一部分议员由小选区选出（106席），一部分议员由比例代表制选出（93席），且小选区实行“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所谓“小选区”，即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具体区域，每个区域的选民选出一位国会议员（例如如果中国实行小选区制选出部分或全部国会议员，就可将中国划分若干选区，如北京朝阳、深圳南山区、河南郑州市区均可成为一个单独选区，这些地区的本地居民选出一位国会议员）。只要一个党派或独立候选人在该选区得票第一，即当选国会议员。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下，假如A党候选人得40%选票、B党候选人30%、C党20%、D党10%，那A党即可当选。在极端情况下，若全国有200个席位，A党得票均在40%左右，其他党派得票都低于40%（哪怕各党相加超过50%），那A党即可以40%的平均得票率/总得票率，夺取全部200个席位（100%），而其他各党即便有的平均得票/总得票率达到39%，也一无所获，其他各党共计60%的选票得不到一个席位。
显然，小选区议席的争夺，是属于类似于美国“选举人团”及参众两院选举那种“胜者全得”倾向的、非常有利于执政的、第一大党的选举方式，而非常不利于排名第二的政党及其他弱势小党。这种选举制度下，第一大党的优势会不成比例的放大，且十分利于已执政的政治集团通过恩惠拉拢、要挟打压等方式针对性的拉拢各小选区选民，以连续执政的。（关于具体的选举细节和特性，我另有文章详谈，因篇幅问题在此不展开）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下，欧尔班的青民盟得到了明显超出其支持率/得票比例的议会席位。2014年、2018年、2022年三次大选，欧尔班的青民盟在小选区部分和政党比例代表制部分的得票率分别为44.11%/44.87%、47.89%/49.27%、52.52%/54.13%，但所获总席位占比则分别是66.83%（133/199）、66.83%（133/199，与2014年相同）、67.84%（135/199），即以约半数得票获得三分之二席位。而其能够夺得超出得票率许多的席位，主要贡献即来自小选区。2014年、2018年、2022年，欧尔班的青民盟在小选区平均得票率分别为44.11%、47.89%、52.52%，而所获席位比例则为90.56%（96/106）、85.84%（91/106）、82.07%（87/106）。（而在比例代表制部分，其2014年、2018年、2022年所获席位与得票率大体相当（略低于得票率），分别以44.87%、49.27%、54.13%得票率，获得39.78%（37/93）、45.16%（42/93）、51.61%（48/93）的席位）
而且，这样的选举制度并非一直如此，相反是2010年欧尔班的青民盟胜选后修改的。在2010年及之前的选举中，虽然同样实行并立制混合选举制，但政党比例代表制部分的席位比例略高于现在，而小选区部分的席位占比略低于现在。最重要的是，当时小选区部分实行的两轮选举制，第一轮未能过半则要进行第二轮选举，由得票最高的两个候选人对决，需得到投票者中半数以上支持才可当选（而非名列第一不过半数也可当选）。这就让支持率第一的政党候选人不能凭简单多数即获取席位，而需要过半民意授权，一党独大就比较困难。而欧尔班和青民盟在2010年胜选后，联合其他一些政见相近的政党通过法案，修改选举法及选举制度，才改成了如今非常利于青民盟的选举方式和席位结构。而这一改制本身，也是欧尔班和青民盟垄断权力的表现。
正是凭着选举制度的缺陷（或特性），欧尔班的青民盟以约半数的支持率，拿到足以修宪的国会三分之二席位，再加上与其意识形态接近的小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的支持，足以在国会通过任何决议、保障国会对欧尔班内阁/政府的全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如果欧尔班政府要国会通过“匈牙利是青民盟一党专政的国家”的宪法和法案，只要青民盟党内达成共识，在国会也可以轻松通过。
如果熟悉历史的就会想到，当年希特勒和纳粹党，正是通过类似的民主选举和合法程序，成为执政党并垄断大权、走向专制独裁的。1932年，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试图通过旨在建立独裁的《授权法（“解除人民与帝国痛苦法”）》，但被其他政党阻止无法通过。但1933年，希特勒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取缔共产党、压迫社会民主党、利诱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再加上其盟党“中央党”的支持，最终在国会“合法”通过了《授权法》，希特勒的纳粹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并在此后将其他政党全部取缔或令其实际终止运作，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变为了专制的纳粹德国。
当然，欧尔班政权的专权和残酷程度远不及希特勒的纳粹政权，青民盟和纳粹党的作为也不能等量齐观。但无疑，二者都是利用了民主体制的某些特性或缺陷，实现了一党乃至一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其推行的政策，也都是排斥少数和弱势身份的群体和个人的，是拒绝包容和多元的（程度的确不同，在此只是说趋势）。
虽然欧尔班和青民盟是借助了选举制度的缺陷掌握大权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是获得约一半选民支持的。而且根据这几年选举结果的对比，支持率还呈现上升趋势。那么，一个被欧盟和许多国际人权组织认为是一个非民主反人权的国家，怎么还能得到这么多支持乃至支持率节节攀升呢？
原因正如前面所说的，是因为欧尔班和青民盟的政策，满足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疑欧主义等保守民粹势力的诉求，得到了这些势力及其裹挟的部分民众的鼎力支持。对这些人而言，吉普赛人及其他非匈牙利族国民/住民的利益、女性的自主与解放、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和跨性别者选择性别的权利、欧盟主导的欧洲一体化、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不仅不是应当追求和捍卫的，相反是厌恶和仇视的。
作为主体人口中的主体、在匈牙利最有实力和根基的群体–匈牙利族的男性天主教徒（简称为“民族与宗教保守派”），一方面曾经在反抗共产党专制和苏军占领中身先士卒、追求和实现匈牙利的自由民主方面贡献巨大，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无神论者和非基督徒、女性、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完整权利和平权诉求。这是矛盾的，但是又是统一的。对这些民族与宗教保守派而言，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将匈牙利打造为一个基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宗教认同、这二者共同形成的文化认同的民族保守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要民主自由，但是也要甚至更要坚持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且因此排斥与传统文化及生发的价值观不相容的思想文化、社会群体、话语和诉求。
而非匈牙利族的少数群体，无论是本国国民，还是外来移民难民，当然不属于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关心和保护的对象，甚至还是“侵害匈牙利的蛀虫”；而女权主义者主张的堕胎自由、就业自由（而不当家庭主妇）、反抗男权压迫，显然与宗教保守主义观念不相容；而同性恋者的性自由、婚姻权，跨性别者的性别选择权，在保守派眼里更是大逆不道、洪水猛兽；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则被民族主义者认为是侵害国家主权，让匈牙利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并让更贫穷国家的劳工和商品挤占本国市场（但他们并不考虑或者故意不提，匈牙利国民和商品也因此更多进入他国市场，外国产品输入也让本国国民买到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而欧盟这个超国家联盟及其机构、各种倾向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人权标准，对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保守主义者更是“眼中钉肉中刺”。而倾向于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主流媒体、高校、NGO，尤其索罗斯创办的公民运动和国际政治研究大本营中欧大学，更是让民族与宗教保守派恨之入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与宗教保守派将欧尔班和青民盟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言者。人脉、资金、舆论、选票，民族与宗教保守派应有尽有。尤其在广大乡村地区，他们根基深厚。例如2022年大选，匈牙利全国20个行政区外加侨民选区，只有首都布达佩斯是反欧尔班的自由派和进步派组成的政治联盟“团结为了匈牙利”获得多数选票，其余地区全部是欧尔班的青民盟获得相对多数。而在106个小选区席位中，反欧尔班的共获19席，其中17席都在布达佩斯，其余席位都由青民盟获得。这反映了青民盟在小城市和乡村地区受到的强力支持乃至政治垄断，更说明了匈牙利除首都布达佩斯是自由派略胜一筹外，全国各地尤其农村地区，反进步和排外宗教保守思想和民族民粹观念根深蒂固，也正是民族与宗教保守派的根基所在。
欧尔班和青民盟的立场与政策，对民族与宗教保守派当然是福音，欧尔班被他们视为降临在当今匈牙利的弥赛亚。在他们看来（以下是他们观点并非我的看法，而且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匈牙利自从1945年以来，无论是共产党统治时期，还是民主化后亲欧盟的建制派政党执政时期，都让匈牙利陷入堕落，女性解放和同性恋公开化是道德败坏的象征，宗教传统崩坏、民族文化缺失，而索罗斯更是阴谋摧毁匈牙利文明的犹太人野心家，欧盟及其机构也是侵害匈牙利独立自主的“利维坦”。欧尔班一系列打击文化多元、压制女权和LGBT群体权利、排斥少数族裔的措施，以及对“民族英雄”霍尔蒂等人的赞颂、对基督教信仰的尊奉、对传统文化的褒扬，无异于“力挽狂澜于既倒”，是降临人间的救世主。
而对于进步主义者、无神论者、非匈牙利族的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群体和个人，欧尔班和青民盟的得势和权力巩固，无异于噩梦。虽然欧尔班政权不至于像纳粹德国对待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那样对他们“肉体消灭”，但各种权利限缩已经令其痛苦不已。如“欧洲流浪者”吉普赛人的处境，本来经过欧盟和匈牙利人权倡导者的干预，已经得到大幅改善，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但欧尔班得势后，吉普赛人又受到的歧视和排挤，入学和工作都面临更大困难；女性堕胎权的限缩，也让匈牙利女性和美国部分州份女性一样丧失了身体的部分自主，承受生活更多压力同时也更难以与男性在人生成就上争竞，乃至只能做家庭主妇；匈牙利的同性恋者，只能看着已经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周边国家同性伴侣走入婚姻殿堂，自己与爱人不仅不能结婚，还会受到各种歧视和刁难，不得不隐藏性取向；欧尔班对严谨新闻媒体的打击和对传播假新闻的放纵，更让匈牙利许多人听信“犹太人控制世界”、“接种疫苗是种族灭绝手段”等阴谋论，认知错乱下排外和迷信之风更盛，自由主义者和客观公正的媒体更难生存；公民组织被大量取缔或“穿小鞋”，以及中欧大学等重要独立政治研究机构的关闭或搬迁，也让民间政治力量遭受打击，公民社会凋零，平民大众尤其弱势群体和边缘人发声和维护权利更加艰难。
这就是欧尔班和青民盟治下的匈牙利。它让一部分人笑，让另一部分人哭。对一半人来说在迈向天堂，对另一半人则如走入地狱。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代表全体匈牙利人的国家。它的政策不是开放、进取、包容的，而是趋向封闭、守旧复古的，是一族一教对国家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在我这样的进步主义者看来，欧尔班政权是罪恶的，需要被颠覆的。匈牙利需要新的革命。这个国家的人民要拿出1956年的勇气、1989年的智慧，以及坚持当今世界文明前沿的信仰，让匈牙利重新和欧盟建立良好关系与沟通，与发达民主国家同行，保障少数族裔的权利、恢复女性和LGBT群体的自由，让国家发展重新回到人道、科学、理性、多元、和谐的正轨。
欧尔班政权“朋友遍天下”：欧洲民粹势力的呼应与世界民族宗教保守力量的共振
欧尔班和青民盟在匈牙利的崛起，并不是孤例，而是欧洲一体化后疑欧反欧民粹浊流的重要分支，更是世界民族和宗教保守主义回潮的组成部分。
欧洲的历史（尤其中西欧的历史）与政治版图变迁，可追溯至罗马扩张的年代。罗马帝国是欧洲第一个主要文明，也是唯一一个曾经统一了欧洲大部的国家，让欧洲大部在数百年内被同一个政权辖治，促进了域内的交流与融合。而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中世纪的教权统治和17-19世纪的一系列变革，欧洲逐渐形成了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无论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乃至各国统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都颇有连接和相通。而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的民族主义浪潮，让欧洲各国惨烈厮杀，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方皆以民族主义动员但最终多方皆输，让欧洲人开始反思民族主义有害的一面，以及重新联合欧洲的必要。如果不是希特勒过于咄咄逼人，一战后的欧洲就已在“国际联盟（国联）”基础上实现和平和合作。
而经过二战的折磨和涅槃，以及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与威胁，欧洲各国终于酝酿联合。在铁幕的西边，法德和解消除了西欧大陆联合的最大障碍，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相继建立，十余个西欧北欧国家结成紧密同盟。美国主导的北约也囊括了西欧大多数国家。而在铁幕东边，苏联摧毁或压制了东欧各国民族主义势力，主导了“经互会”、“华约”、“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也让东欧实现了联合。虽然冷战期间东西欧隔着铁幕对峙，但仍有一些交流合作。如1975年东西欧各国包括苏联都参与签署了《赫尔辛基宣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诺尊重各国主权、保持和平避免战争、尊重人权和自由、遵守国际法和欧洲合作。1989-1991年，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西欧的壁垒被打破，欧洲进一步融合。
1993年，由“欧洲经济共同体”演变而来的“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成立，各成员国的合作由主要集中于经济，变成政治、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对外关系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全面合作。而它最突出且最主要的特性，即它不是联合国、非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之类成员国拥有极大自主权的主权国家合作组织，而是一个要求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接受欧共体中央统一领导和管辖的超国家联盟（甚至有人认为欧共体/欧盟就是一个“超级国家”）。2009年，欧共体改名为“欧洲联盟（欧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共同体的职权和影响范围。欧盟在尊重各成员国主权和自主的同时，明确要求成员国遵守欧盟共同的价值观标准、服从欧盟决议、执行欧盟政策。欧盟的格言“多元一体”，即是欧盟这一组织成立的初衷和遵循的原则。
而欧共体/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是颇为巨大和具开创性的。从法德意荷比卢五个“煤钢共同体”创始国的经济一体化，到冷战后容纳东欧各国融入欧洲统一市场，欧共体/欧盟都极大促进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各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充分的互惠互助。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都是融入欧洲后经济茁壮成长、迈入（准）发达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典范。而更重要的则是欧洲各国政治和价值观的一致与标准化。欧共体/欧盟非常重视普世价值在政治运转及政策制定执行中的份量和作用，并要求成员国皆要坚持民主、法治、人道、平等、尊重多元、重视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将保障和拓展人权放在国计民生的首位。正是因此，欧洲各国在民主实现程度、国民收入平等性和所获社会保障水平、公民组织和独立媒体的活跃度、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上，平均而言是全世界各国各地区最优良的。
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区域，欧盟也有效实现了对“后进”者的提携帮助，缩小了欧洲各国内部的差距（尤其人权保障程度差距）。而欧盟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欧盟内部，也辐射到俄罗斯等东欧非成员国、非洲等前殖民地、中东各战乱频仍和腐败落后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和人权问题，欧盟也多有助力与关注。虽然由于中国的庞大与封闭、对外部势力干涉的警惕和拒斥，欧盟影响有限，但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仍是世界之最（远超美国），经济的有益影响也与美国不相伯仲，并超越其他任何经济体。
可以说，欧共体的建立和欧盟的开拓，对于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人权保障、社会进步，功莫大焉。
但就在欧洲一体化步步推进、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欧洲各国反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组织的势力和声音，也逐渐出现、发展、壮大，并成为如今欧洲各国政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部分国家则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就如欧尔班政权）。这样的势力被成为“欧洲怀疑主义者（疑欧派/反欧派）”。那么，欧洲一体化既然有上述那么多好处，为什么还有疑欧反欧势力且力量颇大、声势日隆呢？
首先，是欧洲一体化对各国民族主义的有意淡化乃至抑制，引发了各国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不满。欧洲一体化即是要求各国更多认同为欧洲的一部分，各国人民要更多认同欧洲公民的身份，相对弱化作为具体国家和民族成员的身份。欧洲一体化还要各国搁置历史上的争议乃至仇恨，团结合作共建欧洲。而欧盟更是一个超国家联盟，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接受欧盟的管理和指导。
这些在各国部分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只是部分而非全部，有些民族主义者认同欧洲一体化和赞扬欧盟）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叛卖国家、离弃民族的要求和行为。这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对于本国本民族认同应高于对欧洲的认同、本国利益应高于欧盟整体利益。这样的立场和价值观分歧，就让这部分民族主义者与欧盟及亲欧盟的本国政权/政党发生激烈冲突，前者就挑战后者的权威与立场，主张本国弱化对欧洲一体化的参与，甚至脱离欧盟及其他欧洲一体化机构。
第二，是欧盟及其他欧洲政治与人权机构所颁行的人权标准、推行的倾向于进步主义的政策，以及欧盟机构权力的巨大及其本身组成的庞大和官僚主义化，引发了以宗教保守势力和民族保守势力为主的保守民粹力量、部分自由主义者的不满。欧盟不仅坚持普世人权标准，还相对非常在意劳工权利、女权、LGBT群体权利、残疾人权利、少数族裔群体权利，且主张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这也意味着较高的税收），以及在社会政策上的自由化（如性交易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些措施都带有强烈的人本和进步色彩，和相对而言更多承认男权和主体民族/主流教派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相冲突。
欧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也相对非常注重严谨和逻辑一致性等理性原则，以及使用专业化知识和统计数据等科学手段，并倾向于对传统和现实进行改造。这些与保守主义主张按照经验和惯例行事、遵循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不和。欧盟在疫病防治、对抗气候危机、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等方面的科学化、系统化、倾向强制化的措施，也引起多属于保守民粹派的阴谋论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反对。
而欧盟庞大的机构和人员组成（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非同一机构）、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盟法院、欧洲央行、欧洲审计院等），以及复杂的运转、决策、执行流程，所消耗的资金不菲，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这被主张小政府、自由放任、自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反感。
欧盟作为一个具有实权的政治实体，拥有类似于一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影响力，而欧洲一体化的架构也是倾向于欧盟中央集权和全体成员国一致进退的。而如前所述，欧盟的政策措施又是倾向于进步而改造传统的。这对于主张各国自由自治、各行其是、遵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尤其自由保守主义者）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第三，是欧盟在保障各成员国权利和提供各种利惠政策的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承担作为欧洲一体化组成部分/欧盟一员的责任与义务。而许多成员国一方面乐于享受作为欧盟成员的各种红利，却拒绝履行（起码拒绝完全履行）对应的义务，坚持以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民意为优先。
如欧盟对东欧各国提供了各种资金、技术、科研、教育、人才等资源和政策支持，对东欧经济发展作用巨大。但是当欧盟要求东欧各国接受与西欧北欧各国相同的人权观念标准，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做出相关行为，如保障外来劳工同工同酬、接纳难民、保障女权和同性恋者权利、在国际事务上坚持人权立场并与欧盟其他国家共进退（如对于中国的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问题、巴以冲突问题问题、俄乌冲突问题等各种争议问题，欧盟希望各国一致捍卫人权、反对压迫与暴力）。而各成员国出于利益、身份认同与价值观、本国主体民族和重要势力的民意，往往拒绝履行相关责任义务，或变相拒绝、拖延敷衍。这就让欧盟和西欧北欧发达国家不满，双方因此经常冲突摩擦，裂痕越来越大。
第四，是欧盟各成员国及各民族/族群，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因此在一体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纠纷摩擦，以及各方对欧盟分配资源和责任、处置纠纷“不公”的不满，导致各国部分人士对一体化和欧盟产生了质疑、反感、痛恨。
如前所述，欧洲各国虽有各种密切关联但又各自独立，民族林立、教派纷繁。各国各教派历史上曾经有着长期的冲突。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宗教战争让数百万人丧命；而19世纪后期至二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更是在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下陷入残酷的“总体战”，各民族全民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对外战争，数千万人死于这些战争中。而各国民族的利益、文化与价值观、体制、执政势力，也是既有联系又各不相同。而二战后西欧和东欧虽然分别实现了某种联合，以及对旧日恩怨的和解，但千年的差异与积怨，让各国各民族各教派仍然不可能完全和睦。即便主流派系愿意和解共生，各国总有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者试图破坏和平和谐。
欧共体和欧盟建立后，尽可能公平处置各种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如德国就支付给了二战中曾入侵国家许多战争赔款，以及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补偿。对于历史上的暴力与罪行，欧盟尽可能推动各国做到不回避不掩饰，在挖掘真相、加害方对受害方道歉补偿、充分反思和惩前毖后基础上，促使和解共生。而这些措施还是颇有成效，欧洲各国（不包括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各区域内部国家关系中相对最为和谐的。
但即便如此，各国仍然有极端主义者试图破坏这种和谐和团结，且逐渐由冷战刚结束时的边缘化势力转变为部分国家主流的政治力量。这不仅由于历史问题，更在于现实纷争。
欧共体成立及转化为欧盟至今，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人权方面，欧洲一体化对欧洲各国都是利大于弊的。但各国成为“一家人”后，一方面方便了互利共赢和沟通交流，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各种摩擦更频繁，“夫妻”更容易陷入争吵、“亲兄弟”更不容易“明算账”。而且各国尤其各国的民族本位主义者，往往都更在意自己的付出而非所得，更敏感于自己的“吃亏”而有意无意忽略自己“占便宜”。
于是，欧洲一体化中，各国都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吃亏的。对相对发达国家（如法德意及脱欧之前的英国等国）来说，他们认为为帮助落后穷国付出了太多，自己国家及欧盟被落后国家拖累，对落后国家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让自己财政不堪重负，各国劳工移民等对本国就业和治安带了巨大负面影响；对相对落后国家和小国弱国，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大国强国的附庸，成为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还有大量人才外流。而对于欧共体/欧盟对各国利益和纷争的处置，他们也都觉得对自己不公、偏袒他者。他们的观点当然是片面的，因为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的流通促进了欧洲整体的繁荣。而欧盟也一直实行“发达带动落后”的方式，在促进欧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的相对均一。关于各种纠纷的处置，欧盟都是基于普世价值观、法治理念与方式、集体协商和民主决策，来判定是非曲直和得失多寡，总体还是比较公平的。
但各国仍然有许多人尤其各国激进民族主义者不满一体化的“损害”和欧盟的“不公”。他们无视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所得和成就，而放大付出和代价。而历史恩怨则成为其鼓动民族情绪和对抗欧洲其他国家及欧盟中央的工具。他们鼓吹拒绝履行作为欧盟成员的义务，不接受欧盟中央的管理约束，乃至主张脱离欧盟。
此外，欧盟各成员国内部的不同身份群体，在欧洲一体化及欧盟政策措施中的受益也的确有不均之处。相对于受欧洲一体化影响较深、与精英阶层提倡的价值观及社会风貌接近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欧洲各国尤其中东欧国家的小城市、城市郊区、乡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中下层民众，尤其虔信基督教的农民阶层，就比较拒斥欧洲一体化，成为日新月异的后现代欧洲的相对失落者。虽然事实上后者身份群体和个人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政策中也获利许多，但他们更认可传统价值观而非欧盟进步主义观念，对建制派和既得利益精英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疏离感、厌恶感，也的确经常受到城市精英阶层的歧视。相对于和高学历精英知识分子的隔膜，鼓吹疑欧反欧、回归欧洲传统的保守民粹势力，因为其立场和行为似乎“直率”、“接地气”，显然更能让这些相对失落者感到亲近。
第五，是欧盟及欧洲之外的外部势力，出于各种原因，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进行阻挠和破坏，包括对欧盟各成员国进行分化、挑拨、煽动等行径，使得本来就存在龃龉的欧洲和欧盟内部冲突更加剧烈。
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于欧洲各国颇为有利，但却让域外各国五味杂陈。对一些世界大国和欧盟周边国家，尤其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信仰者，欧洲一体化对其霸权和利益造成了威胁（或起码其自认为受到威胁）。因此，这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就千方百计破坏欧洲一体化、打击欧盟。
俄罗斯是最突出的例子。俄罗斯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但其实它是地跨亚欧的“双头鹰”，地理定位和价值观及心理定位都是“西方的东方、东方的西方”。它和欧洲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恩恩怨怨千年不尽。对于东欧，俄罗斯是侵略者和巨熊阴影，对西欧来说则既是基于宗教和民族关系上的“穷亲戚”，又是现实国际关系和利益博弈中难以回避的庞然大物。而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东欧应是它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区”，他人不能染指（或起码不能排除俄罗斯的“共同开发”）；西欧则是亦爱亦恨的罗马故地（俄国长期以“第三罗马”自居），西欧白人则是有共同信仰但渐行渐远且日渐堕落的“基督教兄弟/教友”。
而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一方面鼓吹大俄罗斯主义和试图恢复帝俄和苏联时期的“帝国荣光”，另一方面又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潮颇为忌惮，担心“欧风美雨”侵蚀他的“帝国基业”和多数俄罗斯人所信奉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而欧共体/欧盟及法德荷等主要成员国，一直强调关心世界各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对于缺乏自由民主法治、侵犯人权情况严重、又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格外关心，并积极帮助俄罗斯国内弱势群体和人权活动家。这当然让普京如芒刺在背。而欧盟及法德等国倡导的价值观念，如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女权、维护LGBT权利、倾向于世俗化和无神论的价值观和政策，让持民族主义乃至白人种族主义立场、信奉和鼓吹基督教东正教信仰的普京及部分俄罗斯民众，感到不安和愤怒。
在普京及其追随者、其他俄罗斯保守派看来（可参看其许多言行，如普京2021年在索契举办的“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的演讲），欧盟尤其西欧北欧由左派和温和右派掌权的国家、社会、政客和民众，已经集体堕落了，如《圣经》中索多玛之城那样荒淫败坏。反过来，普京等人认为，俄罗斯是坚守民族和宗教传统道德的国家，并有责任“拯救欧洲”，将欧洲从左派无神论者手中解救出来，重建白人基督徒主导的欧洲。
当然，普京政权主导的俄罗斯也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无论是贸易和能源等经济领域，还是国际事务等政治和外交领域，俄罗斯和欧盟都有紧密往来与合作。而欧盟的最主要两个主导国德国和法国，也都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对美英与俄关系而言友好许多的关系状态。但总体而言，普京政权对欧盟还是憎大于爱，关系也是摩擦冲突多于友好合作。
无论是出于维护政权、霸权、国家利益的需要，还是为了对抗欧盟倾向于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及防止其向俄罗斯渗透的目的，普京政权都反感欧盟的存在和壮大及各种价值观与政策，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破坏。煽动和帮助欧洲各国右翼民粹势力，即是其最重要的手段。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欧尔班在匈牙利的崛起，都有普京政权的助力。
普京政权非常擅于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散播假新闻和进行政治煽动，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即是其最重要的杰作。而在欧洲，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被称为“普京的干女儿”，可想而知普京与其的关系紧密程度。法国“黄背心运动”是借着社会运动和公民抗争的表皮、实际上是由普京大力支持、搅乱马克龙政府和法国社会秩序的政治骚动。而英国脱欧势力的崛起以及意外脱欧成功，同样是普京起到关键作用，攫取欧美民众数据、为引导民众支持脱欧提供信息支持的“剑桥分析”公司即受雇于普京政权。欧尔班政权也与普京关系紧密、同声共气（这个后面详谈）。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外部支持起到重大作用，而普京政权则是其中最大的“外部势力”。
不仅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等域外大国，以及土耳其、沙特等与欧洲有各种密切而复杂关联的国家，也都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欧洲及欧盟。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同样源远流长、千丝万缕。如今美国大多数公民的祖辈，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早年的美国国家实力远不如英法德，国际影响力甚至无法与荷兰、瑞典、比利时比肩。但因为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土地广阔、位置优良、远离纷争），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实力超过欧洲诸国，二战后的国际影响力也压倒了苏联之外的全欧，坐上了国际霸权的头把交椅。
在这样的地位逆转下，加之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恐惧，二战后的欧洲各国纷纷与美国结盟，虽然亲密程度不同（如英国极亲美，法国则相对疏远），但都依赖于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互惠，以及外交上的相对一致。但欧洲传统列强无论出于利益还是情感，并不愿意受制于“暴发户”美国，当然也更不会臣服于苏联，所以欧洲共同体应运而生。而美国一方面愿意欧洲各国联合对抗苏联、促进国际经贸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欧洲各国真正成为一体挑战美国霸权，因此对欧共体/欧盟爱恨交织，且对欧政策因美国政坛掌权势力不同有所变化。
一般而言，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执政时，更注重价值观外交及美欧价值观的相对一致性，较为亲欧和支持欧洲一体化；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执政时，更在乎美国国家利益和对欧洲及世界的霸权控制，所以对欧洲各国及欧盟更多是利用，但往往对欧洲各国厚此薄彼、拉拢挑拨。如奥巴马执政期间就积极推动美欧合作、支持欧洲一体化；特朗普政府则鼓动民粹力量反对欧盟，对欧洲各国建制力量疏远。欧尔班政权在内的欧洲各右翼民粹、疑欧反欧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及支持者有着极为相似的价值观和立场，以及紧密亲密的关联。某种程度上，欧尔班和青民盟还是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右翼的“师父”，后者对前者多有学习“借鉴”，欧尔班的成为2016年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助力。
而中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则是既有支持，也有利用。中共政权的外交是务实主义优先，一般比较愿意承认既成事实、反对改变现状，且多于对方的建制势力、掌权势力友好，而相对疏远反对派。因此，中国一般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在经贸等方面有着很愉快的合作关系。中国与欧盟友好，也是有发展本国经济和增加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对抗美国的考虑。
但另一方面，因为欧盟及欧洲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对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经常对中国各种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批评，使得中共政权十分不满。而批判中国人权的，往往也都是在欧洲发达国家及欧盟居主导地位的左派、进步派、建制派力量。因此，中共政权就与不太在乎中国人权问题的右翼尤其右翼民粹主义党派眉来眼去，欧尔班政权即是相对最突出的一例。（但也有一些右翼民粹势力出于强烈反共和其他原因，而比进步派建制派更厌恶中国，积极支持台湾地区政权（如访问台湾引起轰动的捷克政治人物米洛什·维斯特奇尔、兹特涅克·贺吉普，即是来自右翼民粹政党公民民主党、海盗党。倒是亲中的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来自左翼的、建制派的社会民主党）
而印度、土耳其、沙特等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同样在利用欧洲各国的疑欧反欧势力，并利用这些势力与欧盟建制派的冲突从中渔利。（具体情况因篇幅问题就不再展开）
这些外部的渗透、破坏、影响，进一步壮大了欧洲内部疑欧反欧势力的声浪，让他们有了外部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支持，与域外民族宗教民粹保守势力遥相呼应，对欧洲各国及欧盟建制力量主导的政治和社会现状造成了猛烈冲击。
第六，无论一个政府、意识形态、社会团体好坏是非如何，即便做的再好，也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反叛的力量。而各阶层各身份群体，无论是叛逆的青年人还是抱怨的老年人，无论现实如何，也总是会对现状及执政者不满。他们有所损失不满；得到利益少了不满；相对其他群体失落了不满；获利的程度不如以前了不满；与政府及某些组织机构无关，但自己遭遇了其他不幸或者就是自己心情不好了，也会不满和寻找发泄口……
因此，欧洲一体化再有利、欧盟做的即便相对而言已经很合理完善，也有大批的反对者。对于有些凡是现状皆要反对的群体，当年欧洲分离对抗，他们主张团结整合；欧洲一体化后，他们又不满于整合而要求分离。对于这样的人，怎样都无法满足。
而民粹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最为不满。民粹主义的特征即是对建制、现状、精英阶层的不满，以及对破坏、重构、草根当政的热衷。而欧盟又是一个建制主义色彩极强的机构，欧洲一体化也是一种系统化和既成事实的现状，必然引起民粹分子和各种叛逆者的挑战。
而且，对民粹主义者而言，即便欧盟做的再好，对他们有利，他们也厌恶精英和建制，宁可选择实际上对其不利但感性上亲近的民粹领导人。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皆是如此。例如香港和台湾就有大量民众支持特朗普，而厌恶拜登和民主党，哪怕特朗普支持中共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镇压、对台湾保持绥靖，而拜登及民主党却积极关心港台人权并予以实际支持。在这样的心态下，欧盟建制精英和传统政客做的再好，反建制反“政治正确”的民粹领袖再坏，民粹主义者也会选择后者而厌恶和攻击前者。
总之，因为价值观念、现实利益、历史恩怨、外部挑唆、人的叛逆心理等因素，欧洲各国都有着力量不一但观念立场颇为类似的势力，怀疑、抵触、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这一一体化的核心机构。而这些原因和相关势力也有很明显的相通之处，即基本都混合着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并同时敌视进步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集权主义及这些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信奉者、倡导者、践行者。
这样的势力遍布欧洲各国。在西欧大国，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英国“脱欧党/改革党”都是疑欧主义的代表势力。而意大利则是民粹主义重灾区，不过分为左翼民粹和右翼民粹，分别以“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为代表，此外还有保守主义色彩强烈的“意大利力量党”和“意大利兄弟党”，这两个政党与“北方联盟”长期结盟参选、多次执政。在西欧、中欧、北欧各中小国家，右翼民族民粹政党也日益崛起，如瑞典民主党、荷兰“正确答案21”党、奥地利自由党。这些政党强调本土主体民族的优越性和优先性（有些还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倾向），主张减少与欧盟的往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参与（乃至完全脱离欧盟），在少数族裔权利、移民定居、难民接收等方面皆持强烈排斥态度。而在女权、LGBT权利、大麻和性交易合法与否等问题上，也多持保守的立场。
而在东欧，基于激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保守主义价值观和立场的政治势力，则以更加保守和反动的面目出现。在波兰，疑欧主义的民族民粹天主教保守政党“法律与公正党”长期执政；在罗马尼亚，右翼民粹主义主导的政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坐上在野党头把交椅；在捷克，执政的中右的保守主义政党“公民民主党”有一定的民粹保守色彩；在斯洛伐克，同样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我们是一家人（前身为‘斯洛伐克公民党’）”也在议会颇有份量。匈牙利处于中欧和东欧之间，也可划为东欧国家，欧尔班的青民盟自然也是东欧民粹势力之一例，且是其中最为突出和成功的例子。匈牙利也是欧洲各国民粹垄断政治权力较严重的两个国家之一（另外两个是意大利和波兰）。这些政党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立场，并强烈排外和排斥国内少数族裔，拒绝接收难民，在女权和LGBT权利等方面大多数都是反对乃至激烈攻击破坏的。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统一标准与管理指导，遭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德国纳粹背景的极右翼反移民难民运动、意大利左右两翼民粹势力分别参与但共同形成的反对欧盟管辖的政治风潮，都让欧洲这个共同体动荡不安，甚至有分崩离析之势。
英国脱欧即是这种分崩离析最突出的一次爆发。英国作为欧盟中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德国）、第三人口大国（仅次于德法），在欧盟中影响力也仅次于德法的前成员国，在欧盟及全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相对于欧陆主导者法德两国，英国一直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但起码在1960年代后，是试图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虽然英国和欧洲大陆诸国（尤其是法德两国）在利益、价值观、思想文化、国家政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英国与欧共体/欧盟及各成员国一直有所冲突。但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整体而言对英国和欧陆各国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英国的保守民粹势力不满于英国加入欧盟和融入欧洲。他们认为这破坏了英国的独立性，让英国保守温和的价值观、政府政策、社会风气受到侵蚀，让国家利益和尊严受损。而挑动欧洲各国冲突的普京政权，更是大力支持英国脱欧势力，其他国家右翼民粹保守势力也积极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脱欧公投前，民调普遍认为“留欧派”略胜一筹，但结果却是“脱欧派”以不到4%优势胜利，决定英国脱离欧盟，与2016年美国大选共同让世界大跌眼镜。英国是第一个加入欧共体/欧盟后又脱离的国家，又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英国脱欧事件反映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挫折，以及欧共体/欧盟成立以来内部首次面临崩坏的危机。
而欧盟内部的保守民粹势力还有另一种疑欧反欧的行为，即并不脱离欧盟组织，也不完全退出欧洲一体化，但只享受作为欧盟成员国及欧洲一体化组成部分的各种权利与红利，却拒绝承担相应义务。波兰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波兰是东欧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西欧列强之外最大的经济体。东欧剧变后，波兰即先后加入“经济合作组织”、北约、欧盟，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波兰在冷战后三十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民生大幅改善，民主政治也相对成熟稳定，这些都与融入欧洲过程中得到的各种物质支持与非物质影响有极为重大的关系。从获益的程度尤其入欧前和如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来看，波兰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国家。
但部分波兰人并不领情。波兰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民族情绪和独立意识强烈的国家。波兰-立陶宛联邦曾在东欧称雄数百年。历经俄、普（普鲁士）、奥（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并亡国，但抵抗持续不断，并于一战后得以成功复国。在政治强人约瑟夫·毕苏茨基的带领下，波兰一度与德俄分庭抗礼。而二战中纳粹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让波兰再度沦亡。但波兰人民在面对入侵时英勇抵抗，付出了相对于人口比例而言极大的牺牲（共死亡550万人以上，每百人中16人死亡）。但战后波兰又被苏联控制，“波兰人民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民族主义势力也惨遭清洗打压，包括“卡廷惨案”在内的民族悲剧都被雪藏。与民族主义有几乎相同影响力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仰与思想文化，也被共产主义价值观代替。而1989年东欧剧变，波兰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正在于波兰民众强烈的反苏反俄及由此引发的恢复民族独立的倾向（而追求自由民主在实际上反而是引发波兰剧变的第二因素），基督教保守主义思潮都冲击，也是剧变的重要因素。
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和结束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的统治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同时复兴。民主化后的波兰，政体上主要的两股势力，分别是前共产党人士组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反共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右翼集团。在各种民权议题（如女权、LGBT权利、大麻和性交易合法化问题）和对外政策（融入欧洲和参与全球化）问题上，较为世俗化和国际化的前共产党人士是较为开明的，主张保障少数群体权利、社会自由、融入欧洲；反倒是此前的反共民主人士，普遍对这些议题持保守态度、抗拒平权和全球化，对融入欧洲不甚热衷，而执着于强调民族独立/波兰民族优越性和恢复基督教传统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
而自2015年持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立场的“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这种倾向变本加厉。与其他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民粹保守政党一样，法律与公正党强烈反对堕胎自由和同性婚姻合法化。当然，对于其他涉及进步主义的议题，它同样坚决反对并支持反动保守的一方。例如“人权观察”即对波兰女性权利问题有过专门报告，提到波兰的女性教师若公开支持女权，将面临被解雇的命运，即便不被解雇，也会被领导和同事排挤欺凌，还有遭受互联网上的人肉搜索和谩骂围攻。对于这些，执政党是放任纵容乃至暗中鼓励的。
而波兰也拒绝承担作为欧盟成员国的重要责任。如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潮，欧洲各国都需要承担接受难民的配额，德国和法国更是接收了超过百万难民。但波兰拒绝接收以中东和非洲穆斯林为主的难民，执政党官员公开声称“你们认为我们是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那就是吧。我们不会接受穆斯林难民”。
但同时，波兰仍然享受着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红利，欧盟对成员国的各种福利、发达成员国对相对落后成员国的各种优惠，波兰及“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仍然欣然纳之。波兰由苏东剧变时经济僵化、债台高筑、民生困苦的落后国家，成为今天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东欧第一大经济体，国民收入迈入准发达国家行列，与欧盟统一市场和优惠政策的扶植、欧洲发达国家的帮助密不可分。按人口分配的欧盟最高权力机构“欧洲议会”的705个席位中，波兰拥有52席，席位数居27个成员国第五位（仅少于德、法、意、西四国），意味着波兰在欧盟权力分配中权重颇大。因此，欧盟对波兰可谓“仁至义尽”，但波兰一边享受这些权利，却拒绝承担义务，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往往与欧盟标准及欧盟中央决定相悖，可谓真正的“吃饭砸锅”。
如英国那样直接脱欧的欧盟成员国是少数，而像波兰这样一边留在欧盟、一边在意识形态和政策措施上与欧盟背离，则是大多数疑欧反欧的欧盟成员国及相关政党的选择。如欧洲议会中的“民族和自由欧洲（后改名为‘认同与民主’）”党团、“自由和直接民主欧洲”党团、“欧洲保守改革”党团，都是由欧洲各国疑欧反欧政党组成。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欧洲议会有24席，属于“欧洲保守改革”党团；欧尔班的青民盟有12席，暂时无所属党团。他们反对欧洲一体化乃至反对欧盟，但却利用欧盟的平台宣传其观点、推行其政策，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更讽刺的，是这些党团包含的各成员党因为大都具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倾向，所以如果从他们宣扬的民族方面的主张上看，这些党团中各政党之间是对立乃至敌对关系（例如捷克民族主义者就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对立，“保加利亚民族运动”和希腊“解决方案”两个政党也不会看得上对方的民族身份）。但因为这些党派都倾向于保守主义、赞扬基督教传统、反对进步主义议程如发展女权和LGBT权利、反对移民难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对所属国家内政的干涉等，就实现了联合，并且在相关议题上同声共气、遥相呼应。
而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正是欧洲各国疑欧反欧浪潮中的一个部分和环节，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民粹宗教保守势力共同形成了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中央的挑战。也正是在其他国家相同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政治势力呼应和支持下，欧尔班的青民盟才得以执政并巩固政权，并抵御了欧盟及亲欧（支持欧洲一体化）建制主义政治势力的压力和制裁，将其“民选独裁”及所推行的各种保守民粹政策维持下去。
而欧尔班政权的盟友并不止于欧洲内部。如前所述，俄罗斯普京政权一直大力支持欧洲各国民粹保守势力，以分化瓦解欧盟、维护其认为的“欧洲基督教传统价值观”。而这些国家的民粹保守势力当然也乐于借助外力，以及构建相同价值观的世界同盟。
因此，欧尔班政权就与普京政权往来密切，在国际政治尤其欧洲问题方面相互声援。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欧尔班与普京多年来已进行了十多次会面，双方在能源、金融、旅游等方面有着紧密合作。欧尔班一直将普京的威权主义体制视为欧盟自由民主体制的替代方案。普京政权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控制顿巴斯，欧盟及欧洲各国都积极制裁俄罗斯，但欧尔班政权拒绝跟随，还为普京的举动辩护，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今年的俄乌战争，在欧美各国包括一向对俄较为友好的法德两国都激烈制裁俄罗斯、支援乌克兰的情况下，拒绝跟随制裁，乃至还联合其他亲俄势力说服欧盟减轻了对俄制裁的力度。
投桃必有报李，普京政权也将欧尔班政权视为俄罗斯在欧盟中的“楔子”和西进欧洲的战略伙伴。普京一直向匈牙利供应充足的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资源，也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将匈牙利视为优先照顾的对象。而欧尔班政权因其保守民粹政策被欧盟责难时，普京也对其声援、盛赞欧尔班的所作所为。
而美国的特朗普政权同样和欧尔班政权同声共气。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在美国的崛起乃至当权，就和他们效仿早已在匈牙利执政的欧尔班有关。美国国内右翼民粹势力的那些主张、口号、行为，与欧尔班及其追随者所言所行高度相似，前者显然在后者那里有过“取经”。例如他们都敌视移民、反对接纳难民，对女权和同性恋问题持保守态度，也都煽动仇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以及宣传索罗斯和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而特朗普政权无论出于价值观还是利益，都反感欧盟及欧洲建制派势力，因此更需要欧尔班为其在欧洲做“马前卒”。而欧尔班的匈牙利当然非常希望世界第一强国力挺自己的执政和政策措施，以及“联美制欧（欧盟）”。因此，2016-2020年特朗普执政的四年，美国和匈牙利关系十分良好。而2016年之前的奥巴马政府和2020年至今的拜登政府皆与欧尔班不睦，更能反映欧尔班政权和特朗普政权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独特的、超出一般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和互利性。
而匈牙利另一个重点外交对象则是中国。相对于非常重视人权的法德等建制派执政的国家及欧盟中央，欧尔班政权对华政策是高度实用化的。虽然中共政权名义上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权，也在国内打击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有神论者并宣扬无神论，但持基督教保守主义立场的欧尔班并不在乎。对他来说，匈牙利想摆脱欧洲建制派和进步势力的孤立、减少欧盟的制裁的损害，就要借助外部势力，而“外部势力”的政权性质和所持价值观如何并不重要。
因此，欧尔班政权执政的匈牙利与中共中国关系良好，并且进行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合作，如由中国公司主导修建的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匈塞铁路，以及中国复旦大学拟在布达佩斯建立分校（而索罗斯的中欧大学主校区则在2019年搬离布达佩斯，一去一来更能折射包括匈牙利政局和官方价值取向的变化），都是两国或两个政权合作的重要成果，对匈牙利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作为回报，匈牙利在中国的人权和政治议题如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上皆持亲中国大陆的立场，与欧洲主流的反对中共侵害人权的立场大相径庭。
除了以上三国，欧尔班政权也与印度莫迪政权、巴西博索纳罗政权、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等保守民粹政权有密切往来，互通有无。虽然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宣扬的伊斯兰主义恰恰与欧尔班政权的基督宗教色彩及反伊斯兰立场对立，但却都是反对进步主义和无神论的保守意识形态，以及双方在现实政策上的务实立场，反而让匈土两国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欧盟国家与土耳其之间关系更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
而以上这些保守民粹政权的相继出现，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而是在全球化和进步主义潮流下，在全球兴起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汇聚的逆流的各组成部分及分支。从中欧到南亚，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热带到寒带，民粹兴起保守回潮成为一种全球共振般的现象和趋势。至于全球民粹保守兴起回潮的原因，在此不便展开详述，但大致与前述的欧洲各国保守民粹思潮和疑欧反欧势力兴起的原因是类似的，主张和影响也是大同小异。
欧尔班和青民盟正是在上述的匈牙利国情、欧洲政治格局、世界形势下，由默默无闻的边缘政治人物和党派，在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通过民主程序掌握了匈牙利国家的权柄，并推行和巩固其基于民族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理念的各项政策。欧尔班政权虽是欧洲和全球保守民粹势力中所属国家规模较小的，但却是相对最为典型和成功的。这就像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和世界涌现过许多法西斯或类法西斯政权，但最具典型和“原教旨”的，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裕仁的军国主义日本虽然影响力远大于意大利，但都不如墨索里尼政权的法西斯主义“纯正”、“原汁原味”。同样，无论美国特朗普政权、巴西博索纳罗政权、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权、印度莫迪政权，虽然都有保守民粹色彩，性质高度类似，但最具“民选独裁”的民粹保守典型，以及相对最早由这样的势力执政且执政最久的国家，即是欧尔班和青民盟治下的匈牙利。而与欧洲及世界各国其他未能执政的类似立场的政治人物和政党相比，欧尔班和青民盟成功就更加突出耀眼、值得其钦佩和效仿，欧尔班和青民盟也就更成为“民选独裁”的榜样和“先驱”。
匈牙利和欧洲人民最好的选择：停止历史倒车、舍弃保守民粹、回归欧洲一体、重建包容社会
如前所述，欧尔班政权的确是民选产生的，但仅仅代表了一部分国民的利益，而未能代表和包容全体国民。欧尔班政权通过取悦占国家人口半数、拥有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和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基督教保守派信仰者、男权主义者、疑欧反欧主义者及其他民粹分子，并排斥泛欧洲主义/支持欧洲一体化/亲欧盟人士、少数族裔尤其移民难民、非保守派基督徒和其他异教徒、女权倡导者支持者、LGBT群体、其他弱势和边缘者等群体和个人的权利与诉求，加之对选举制度的利用，成功掌握大权十余年，将匈牙利变为一个“民选独裁”的反多元和非包容的保守民粹国家。欧尔班政权一方面利用欧洲一体化的红利和欧盟提供的各种政策支持取得各种经济社会成果，另一方面却又不承担匈牙利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责任、拒绝接受欧盟的经济社会人权标准和相关指导，“吃饭砸锅”。
欧尔班政权从在野到执政、一步步排斥异己并垄断政治权力、剥夺少数和弱势群体利益的过程，颇像90年前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政权的特性也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统治有各种形似神似。虽然欧尔班政权的专制独裁和对弱势者压迫的程度远不及纳粹和墨索里尼，也不如现今中国的中共政权、俄罗斯普京政权、沙特的瓦哈比政教合一政权，但已是民主国家尤其欧盟国家中压制民主、侵害人权较严重的国家，欧尔班和青民盟对匈牙利政权的垄断和各种排斥其他政治势力的政策，以及造成了欧尔班和青民盟在实质上的专制独裁。
欧尔班和青民盟在匈牙利的当权，也代表着专制独裁有了新形式、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新问题。在过去，提到专制独裁，往往就等同于反民主自由、压制民意，并默认为人民（起码大多数人民）都是专制的受害者且反对专制，而民主自由则是全体人民都追求和受益的。但欧尔班政权的崛起、当权、所作所为告诉我们，“人民”也分为各种价值观与利益非常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群体，占主导地位的部分“人民”可以通过选出一个“一边倒”答应他们诉求的政党和领导人执政，剥夺与其价值观和利益不同的另一部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选举和合法程序不仅无法保障一部分国民的权利，反而使得政权剥夺一部分国民的权利变得“合法”、“正当”。不仅匈牙利，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他的“正义与发展党”政权、印度的莫迪和印人党政权、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政权，都是利用部分民意的授权，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垄断政治权力，然后肆意使用权力打压异见势力的声音、剥夺弱势群体的权利。
欧尔班政权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排斥和对欧盟机构政策指导的抵触，以及对更广阔范围的全球化的冷淡，并强调匈牙利的“独立自主”和民族主义立场，也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遭遇逆流冲击、世界各国孤立主义兴起的缩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国联）”建立国际和平秩序的尝试，到二战后的“联合国”及更加深入的国际合作，再到冷战结束后东西方进一步交流融合，全球化似乎势不可挡，而欧洲则是卷入全球化最早、参与最深、域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但反欧洲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势力总是存在，前述的欧洲各国基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疑欧反欧势力的崛起乃至在部分国家的当权，就是例证。
欧尔班政权对女性权利、LGBT群体权利、非基督徒群体权利的否定，对这些群体觉醒和抗争运动的打压，以及对基督教宗教思想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弘扬，则反映了进步主义潮流下腐朽糟粕思想的回潮、保守顽固势力的反扑。宗教思想和传统文化曾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发挥过积极作用，当今也仍然有一定价值。但是，时代在不断变化发展，不能对传统一成不变的遵循。与中国传统文化类似，在基督教教义和价值观中，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必须遵守各种专为女性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言行规范，不能与男性拥有平等地位和权利自由。堕胎也是宗教不允许的。而对于同性恋问题，基督教教义更是坚决反对，《圣经》中将同性恋兴盛的索多玛城视为应被毁灭的罪恶之城。而现代文明要求人人平等，无论性别、性取向，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而且宗教信仰者中的自由派已经接受了现代文明对女权和同性恋自由的观点，不再坚持反对。但宗教保守势力（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皆有保守势力）仍然坚持对《圣经》及各种宗教教义和传统做原教旨化的理解和遵循，拒绝男女平等和女性自主堕胎权、不承认同性恋者应有的权利自由。
欧尔班政权这些行为，的确满足了一部分匈牙利人乃至欧洲和世界上有相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群体的诉求，但却侵犯了另外一部分匈牙利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也与现代社会对人权的保护、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相背离，还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潮流相逆，不仅损害了匈牙利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也有损欧洲各国和世界整体的繁荣与进步。
诚然，匈牙利及欧洲与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建制民粹主义者的情感、立场、主张、诉求，起码其中一部分有其值得尊重的主观动机和理解的客观缘由，也应当在政治权力结构、社会舆论、文化教育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应垄断权力和损人利己。
如各国民族主义者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身份认同、对民族文化和历史成就的自豪感、对同族同胞的亲爱之情，有些的确是真挚、必要、适当的，是值得理解尊重的。民族主义者强调的国家的独立自主，也的确符合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与法理。但如果这种民族主义“逾矩”，变成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基于民族/种族的暴力乃至屠杀、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霸凌，就超出了民族主义合理的限度，成为类似于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那样的邪恶势力。
而且，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国际社会的合作越来越多，世界的和平与融合是最有利于世界整体及各国人民的趋势。虽然全球化的受益是不均的，也的确有相对失意者，但整体而言、和世界各国“自扫门前雪”乃至零和博弈的过去相比，几乎所有国家和绝大多数人民都从全球化中受益。
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成立和发展，更是经历了诸多波折，是欧洲各国及人民在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若干局部战争（如普法战争、爱尔兰独立战争、波黑内战），以及其他许多基于民族和国家的残酷冲突对抗，而进行了深刻反思后，做出了和解、联合、共同发展的决定，并坚持了数十年的实践。虽然欧洲一体化有诸多弊病，但它对维护欧洲和平、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人员交流、社会保障的完善、人权尤其弱势群体权利的捍卫和拓展、优势互补分工合作、集体面对国际危机等，都功莫大焉。可是这些却被现在的疑欧反欧势力极大的忽略了。
相反，欧洲各国民族民粹势力，猛烈攻击欧洲一体化及“多元一体”的原则，追捧鼓吹民族优越乃至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开战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从反欧盟和同情纳粹的法国“国民阵线”勒庞父女，到对移民难民直接殴打甚至谋杀的希腊“金色黎明党”党徒，以及欧尔班的青民盟中的大匈牙利主义者，皆是如此。
更讽刺的是，如前所述，欧洲各国民族民粹主义者的具体主张是相互矛盾的，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是互相要征服乃至消灭的关系。如大匈牙利主义者、奥地利大日耳曼主义者、斯洛伐克极端民族主义者、捷克民族优越主义者、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立场和主张如果付诸实践，那必然打的血流成河，重现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残酷，以及一战前夕、一战二战“战间期”尔虞我诈、互相提防和迫害的紧张状况，经济发展和民生都会受到巨大损害甚至倒退。最近这些年，恰恰是欧洲建制派势力的调停和提供平台，各国民族主义者才能在欧洲议会、欧洲境内勉强和平共存，否则群狼互咬必然多败俱伤，甚至拖累各自所属的整个国家陷入冲突泥潭，对欧洲整体繁荣更是极大的破坏。仅仅过去不到30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波黑内战即是血淋淋的前例。但他们明知如此，却还鼓吹极端化和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而对主张和平促进合作的欧盟大加诋毁、对欧洲一体化拼命破坏，这就是人性的丑恶了。
鲁迅有一篇短文《拿破仑与隋那》，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卐”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这样的思想和态度，有其客观原因。如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往往是好斗的，乃至嗜血的，人们对于斗争、破坏的兴趣和热情，往往大于对和平与建设的热衷，对于有些极端分子及其群体尤其如此。而大众也容易被煽动而跟随。于是，即便欧盟有着巨大功绩，却仍然备受攻击，并在各国疑欧反欧势力攻击下危机四伏，乃至可能分崩离析。
欧洲各国的联合、整合、一体化，多么来之不易，是几千万欧洲人的生命、几亿欧洲人的苦难换得的经验教训，是欧洲各国有识之士深彻反思和构想后的设计，又经过许多代各国领袖和人民的奋斗、妥协、调适，才有了今天“多元一体”的欧盟和新欧洲。欧洲一体化是欧洲乃至世界走向和平与融合的伟大尝试，且已取得巨大成果。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者不应该为一己之私而破坏，而应该在坚持本国本民族利益与诉求同时，愿意承担作为欧洲一员的责任，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捍卫欧洲的繁荣与世界和平。
而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情感和诉求，很多同样值得尊重理解，也应允许其个人保有信仰，但不应该成为破坏他人权利、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欧洲虽不是基督教起源地，但却是基督教发扬光大之地，基督教文化对欧洲影响巨大，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也对欧洲各国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人到国家的运作方式和秩序维持有着重要作用。尤其基督教对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的规范，让本与动物无根本区别的人类得以保有德行与廉耻。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指导着古代至近代物质贫乏、战乱频仍的欧洲及世界许多地区人们在艰难困苦中坚韧的生存，让人们在险恶的人间还能坚持一些良善和起码的底线。而从古至今许多基督教教士和传道者，也颇有良善爱民之辈，《悲惨世界》中宽恕和帮助冉阿让的主教莫里哀，就是一千多年里无数慈爱真诚的教士的化身。
但宗教保守主义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中世纪教权与王权“联袂”对人民的统治，让百姓受苦受难，文教败落、科技不兴，一些思想解放先行者、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基督教“异端”人士、被诬陷为“女巫”者等身份的群体和个人还惨遭杀害。在16-20世纪的大变革时期，宗教势力往往站在专制政权和既得利益者一边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一些教士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当然，同时也存在左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者对宗教人士的杀戮。无论哪一方杀戮哪一方，都是悲剧）。连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宗教改革旗手马丁·路德，都强烈支持对革命教士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镇压。二战期间，天主教教廷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皆暧昧不清。当然，宗教势力也曾经在苏东国家反极权斗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斯大林体制”式极权统治下的人民以心灵慰藉，鼓舞了他们的反抗斗志。
而二战后尤其1960-1970年代席卷欧洲的民权和社会革命后，各国“扫除千年积秽”，人的权利与尊严得到极大伸张，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取得惊人成果。而宗教也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改变，由强调宗教中尊奉的“上帝/神明”至上变为更多尊重人性人权，强制性的清规戒律也逐渐改良和变革为软性的道德规范。
但如今，一些国家的基督教保守派，面对女性、LGBT群体、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活跃及成就，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感到侵害了他们的情感和利益（也的确有一定的侵害）。而风行各国的“身份政治”也让他们在进步主义群体（如女权主义者、LGBT群体及支持者）的团结抗争刺激下，形成保守一翼的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保守派不惜支持各种威权主义者乃至独裁者，试图以此打压这些违背宗教传统的人士和行为。从俄罗斯的“暴动小猫”群体被普京政权逮捕，到波兰女权分子遭迫害，再到欧尔班政权驱逐性别研究机构，都有宗教保守势力的参与、支持、称赞。这些宗教保守分子口口声声要秉承上帝旨意，却忽略上帝非常强调的仁爱与同情。而且许多归属罗马教廷管辖的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也拒绝听从思想开明的现任教宗方济各的谕旨，这岂不是违背其自身的信仰和誓言？
宗教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与世俗社会共存。宗教应当发挥其慰藉心灵、调和冲突、守护道德的作用，而不应该鼓吹仇恨、煽动暴力、不容异见。而保守派信徒应该逐渐向自由派信徒的观点靠拢，即便仍然坚持自身立场，也只把立场作为自身行事原则，而不应强加于他人。更进一步的，宗教人士应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教导信徒包容多元，如为黑人平权运动奔走呼号的马丁路德金牧师、力挺同性恋者权利并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那样，让上帝的仁爱与教会的包容覆盖每一个生命。
而各国反欧盟的反建制民粹主义者，同样有些看似合理也应理解的动机。欧盟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可谓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之一（规模和复杂程度只有中国和印度可比），的确有一定的官僚主义问题，其人员组成不尽公平合理（大国主导着各机构、精英掌握话语权）、其运作并不顺利、其决策和影响当然也是有利有弊。
但即便如此，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官僚机构之一，让欧洲各国尤其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水准得到了极大提高。至于那些缺点和问题，任何机构都免不了出现，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把孩子和水一起泼出去”。而反欧盟的民粹主义者，就像鲁迅《拿破仑与隋那》的文章批评的那样，只敏感于动荡和破坏乃至恭维强凶霸道的恶人，对默默建设和奉献者却忽视乃至指摘。
有一个相关例子值得对比，即维基百科。我曾经参与过中文维基百科的编辑，但因为被政治立场和利益有冲突的管理员选择性执法、多次封禁，而退出维基百科。而维基百科也的确存在各种弊端，尤其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的滥权、欺压编辑者，乃至管理员存在内斗和各种勾兑。维基百科管理员和编辑者往往也代表各种价值观和利益群体，其编辑和管理显然并不公平，争议条目往往更是充满各种基于价值观和利益的编辑与删改。维基百科的规则尤其删除和封禁规则本身，也并不完全合情合理，甚至有许多不足和漏洞。
但即便如此，维基百科仍然是了解各种基础知识、查阅资料、寻找线索的重要参考。即便是相对糟糕的中文维基百科也是如此（英文、法文、西班牙语的相对更好）。相对于各种没有来源和缺乏可信性的内容，如非常不规范的自媒体文章、社交媒体上主观性强的个人言论、许多“小道消息”和违背常识和逻辑的阴谋论，维基百科仍然是相对客观、严谨、中立的。至于那些不公平的规则，也起码保障了编辑秩序，不至于让维基百科充斥虚假内容和编辑秩序混乱，也是利大于弊。
而欧盟机构的组成、运作、监督，都远比维基百科这样的平台系统透明、优良、公正。欧盟在机构的成员组成上，充分考虑到了弱国小国的利益，也更重视对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代表性和参与度的保障，在强调一体化同时也尊重多元（如欧盟格言即是“多元一体”）。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议会，其议员皆有各国全民普选产生。欧盟的所有运作和决策，除极少数涉及重大机密外，都完全向外界公开，接受批评监督。而在效率方面，欧盟也并不差，这些年欧盟各国经济发展成果就是例证。而且，相对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欧盟官员和公务员都是非常清廉的，清廉程度与新加坡及西北欧发达国家基本在同一水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证明官僚主义、集权、管制，未必就一定导致腐败。
至于官僚主义本身，任何机构都会存在，那些批评官僚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上台也会如此。而且官僚主义的重要体现如复杂繁琐的程序，往往是必要的，没有相关程序和规则更会导致无序、混乱、随意性，乃至发生重大事故和悲剧。而由专业精英决策，也总是比“外行领导内行”要好，即便具体一些政策有问题，但基本原则和大的方向不会出错，也能维持体制和社会正常运转。至于精英相对冷漠和不接地气，其实并不是大问题，每个人都有自私一面，只要本职工作做好就好。
而那些看似亲和的民粹主义者，上台后更加手段残酷，其无情无义没有虚伪遮掩更加露骨。多为“泥腿子”出身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势力，取代了代表资本主义精英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然后让中国陷入数十年的灾难深渊，就是非常典型的前车之鉴。虽然中共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中共干部包括建国后担任各地大员、中央部委领导的，都缺乏正规教育和专业知识。相比民国那些或高傲或死板或自利的欧美名校留学生、技术官僚，他们一开始的确看起来“接地气”，在掌权前和执政初期对百姓和蔼，作风民主、做事务实。
但他们掌权后不到几年，其官僚作风、自私倾向、冷酷程度，大多数都远超国民政府的官员。更恶劣的是，在这些素质差劣的领导干部阶层带领下，中国发生了许多反智主义悲剧，鼓吹“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导致的经济崩溃和大饥荒，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作为民粹和反建制的领军者毛泽东自不必说，其他中共干部普遍也都如此。如1959-1962年期间那些“大名鼎鼎”的地方大员如曾希圣、李井泉、吴芝圃、舒同、张仲良等人，以及他们许多担任市县领导的下属，皆是农家出身，好像应该颇晓农事、体恤下情。可他们却直接造成了自己省份数十万至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即便不是第一责任人，也极大加剧了灾荒。如果是有良好学识的人，尤其有一定的通识知识和经济专业知识，即便面对政治压力，也不至于将经济尤其农业完全搞砸。
民粹人物即便有一些亮点，其治国理政整体上都是非科学的，往往拒绝听从专业意见，也不会考虑全局与长远，发生各种悲剧几乎是必然。
而不公正问题，没有任何人和制度能够做到一毫不差的完全公平，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完全平等，相对的和最大限度的公平、人与人相对的平等（法律意义上平等、贫富差距的缩小），就可以接受了。那些亲欧盟的精英人士，的确得到了不少利益，但基本和其贡献是匹配的。何况，体制并不是不可以修正和改变的，官僚和精英也不是终身不变的，以上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监督、媒体批评、制度改革、人员更新来解决或缓解。
因此，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反建制民粹主义者，应珍惜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和现状，全面客观认识欧盟的作用，不要忽视默默无闻的建设和静悄悄的对秩序的维护。欧盟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上的成就，远比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苏几百次大型战役的胜利还要耀眼，只不过因为前者是在阳光下，不似后者在暗夜闪光，就被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
以上这些评论和建议的针对对象，自然包括集民族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疑欧反建制民粹主义与一身的欧尔班政权。欧尔班政权虽然通过部分民意及选举制度特性，而成功垄断政治权力和推行保守民粹政策，但不包容多元、拒斥欧洲一体化、对抗欧盟中央、与世界各威权政府乃至专制独裁
政权勾兑、与世界民主进步力量渐行渐远，侵害国内少数群体和弱势者人权与尊严，剥夺女性、LGBT群体的自由，必然导致国内各群体间充满仇恨、社会撕裂、冲突不断，在外部则被专制和好战的恶势力拉入制造地缘政治冲突、分裂欧洲、破坏世界和平的悲剧漩涡。因此，欧尔班和青民盟虽一时得势，但长远看既不利于匈牙利国家和国民利益，也不利于欧洲发展和世界和平，这样的后果最后也会反噬政权及支持者，让1989年以来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缔造的经济社会繁荣付之东流。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写过致俄日两国君主的文章暨声明，借用《圣经·新约》中“你改悔吧”一语劝说两国罢兵休战、实现和平。但双方都未听从。于是，惨烈的日俄战争导致双方数十万人死伤。战败的俄国在内外交困下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又经过一战和俄国内战的破坏，国家崩溃人民受难，最终导致了布尔什维克极权统治的建立；战胜的日本则尝到战争的甜头，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吞并朝鲜半岛、侵占中国东北、入侵中国内地、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造成了中韩（朝）日及整个亚太的悲剧，南京的亡灵和广岛的尸骸都在默默控诉战争的残忍可怖。
而今日的世界，本已实现了和平与发展，人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欧洲更是成为温室花园般的乐土。但以欧尔班为代表的民族民粹、宗教保守势力，却试图将这美好击碎，不惜令欧洲分崩离析、让世界重陷丛林。虽然如今的匈牙利对待弱势群体还并未像纳粹德国那样残忍，其专制独裁也不如墨索里尼那样无情，疑欧反欧阴云下的欧洲局势也不如两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恶劣（虽然俄乌战争及欧洲各国对此的分歧已是危机），但防微杜渐才能免于更大的悲剧。
欧尔班和青民盟，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要因一时掌权而得意忘形，要考虑长远与未来，要考虑匈牙利各身份各族群及欧洲整体，才是其对政治生涯的最好交代。欧尔班、青民盟的元老与中坚、数百万匈牙利人民，回想1989年“泛欧野餐”时东西欧的握手，追忆青年时为民主自由的奋斗，应该有所反思和感悟，而非忘却初心而走入歧途。
你改悔吧，欧尔班；你改悔吧，匈牙利和世界各国迫害弱者、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的统治者；你改悔吧，那些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损人利己的顽固派。
作者：王庆民
2022年10月28日
共和历231年雾月无花果日
（注：本文因主要讨论欧尔班及青民盟的右翼保守民粹政权及相关问题，因此主要谈的都是各国右翼民粹力量。而左翼民粹力量也是世界民粹浪潮中的组成部分，只是与本文没有直接关联，就不再详细举例和分析）
参考资料：
书籍：
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即“年代四部曲”），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2[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4.[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周立行：《匈牙利史：一个来自亚洲的民族》，三民出版社，2019年
6.《圣经》，通行版
7.《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纪录片：
《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真相》，NHK电视台
《欧洲野餐计划》，NHK电视台
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BBC、美国之音、半岛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德国之声等媒体十余篇报道和评论文章
各项经济、民生、人权数据来源：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学人杂志、“自由之家”、匈牙利政府等组织机构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