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5 月 9 日 来源：思想坦克

不要绥靖，继续进攻

这个恐怖分子首脑从来不是我的笔友，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 我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曾透露信件内容，当时我还是中情局局长。

在国安界知名的加州雷根国防论坛（Reagan Defense Forum）上，我告诉听众，我最近给伊朗圣城军（Quds Force）恐怖主义将军苏雷曼尼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 向他传达，如果他控制的部队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发动袭击，我们将追究他和伊朗的责任。」

如果任何过去的政府官员曾经这么说过，很可能被视为一次没有意义、虚张声势的声明——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太常见的装腔作势的行为。 但这次不同。 事实上，我宣布的是政策的重大改变。 在川普政府之前，美国对苏雷曼尼攻击美国的回应通常是杀死他的一些喽啰。 他根本不必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可能嘲笑这种软弱的报复。 苏雷曼尼现在已被警告，那种日子已经结束。 我已经肩负起保护美国的使命。

苏雷曼尼从未给我回信，两年后的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担任国务卿的我和川普总统坐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Mar-a-Lago ）的豪宅中。 我旁边是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我们在那里处理严肃的事情：「总统先生，我们想给你一个建议——目标是苏雷曼尼将军。」

短短几天后，苏雷曼尼和伊朗人将充分感受到我们拒绝姑息他们的邪恶会有多大的效应。 他们将反过来尝到美国进攻的滋味。

绥靖的愚蠢

绥靖就像喝太多酒。 喝一点酒可能不会立即产生影响，但成瘾的风险却真实存在。 喝大量酒可能让人在短期内感觉良好，但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很糟。 对于我们这些年龄够大的人来说，另一个比喻来自FRAM机油滤清器的旧广告：「你可以现在就把我买下，也可以日后再付费给我。」今天买的廉价机油滤清 器比起下星期支付的昂贵汽车维修费实在微不足道。

在外交政策中，没有什么比绥靖政策更不利于和平与安全了。 这是威慑的反面。 坏人把让步和无休止的谈判视为可以利用的软弱。 只有展现实力——包括以进攻让他们处于防守状态——才能阻止他们越界。 绥靖政策在对付真正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最顽劣行为者也效果有限。 中东的圣战士、北京的共产党人、被历史不满所驱使的普丁式暴徒，以及德黑兰的神权主义者可能不时做出战略妥协，但他们对扭曲目标的狂热支撑着他们，并助长他们对 长期地缘政治目标的积极追求。 给予外国援助和让步等好处只会刺激更多的不良行为。 如果你想让这些坏分子改变，就必须强迫他们改变。

不过，绥靖政策是国际关系中的标准做法。 大多数握有权柄的人都承袭旧方法。 他们知道可以把抉择错误的痛苦或代价留给继任者承担，而他们的继任者将不得不面对后果。 FRAM的广告遗漏了一些东西：有时候现任的领导者不购买机油滤清器，而是让继任者购买新引擎。 想想一九三八年在慕尼克的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他留给邱吉尔的摊子；想想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满洲后，国际联盟什么都没做，这导致希特勒急切地期待自己 的进攻；想想《圣经》中约西亚王（King Josiah）被留下来清理偶像崇拜的混乱，这种崇拜始于他的祖父玛拿西（Manasseh），并由他邪恶的父亲亚们（Amon ）承袭。

雷根总统了解绥靖政策是失败的战略。 我在还是一名驻扎于铁幕前沿的年轻军人时就很欣赏他出色的领导，我也试图在我所有的公职上学习他的榜样。 当被问及对苏联的态度时，雷根总统回答说：「我们赢了，他们输了。」他不但看到苏联的邪恶，也看到它的软弱。 他认为必须而且可以击败苏联。 他决心藉由增强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在国防支出上压倒苏联来让苏联屈服。 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美国制度的道德优越性有着毫不怀疑的信念。 他不相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共存。 共产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是永远的敌人；共产主义寻求输出革命。 在这些条件下，绥靖只是一个漂亮的词，它将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川普总统在椭圆办公室放了一尊邱吉尔的半身像，有时我们能感受到邱吉尔出任首相并继承张伯伦绥靖的挫败时的感受。 欧巴马总统给了伊朗最高领袖资金、时间和一条直通的途径以实现核武计画。 对这种做法最好的期望也只是它可能推迟伊朗的核弹发展。 我们认为，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并按照我们的时程表和条件去做要好得多——我们不能坐视伊朗的盗贼统治者满载金钱并拥有核武。 我们的伊朗政策拒绝采用欧巴马时代的绥靖政策。 欧巴马团队梦想一旦我们开始支付款项，伊朗的行为就会改善。 然而在我们上任时，欧巴马的绥靖政策显然已经失败，因为伊朗对中东的全面接管仍在继续，而且伊朗在协议期间仍暗中进行被禁止的核发展。

因此，在二〇一八年五月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后不久，川普政府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对伊朗施加最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建立联盟，以及施加军事威慑。 在幕后，我们继续建立一个由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组成的联盟。 我们的制裁导致大批欧洲公司逃离伊朗。 至于军事的威慑压力，除了把美国军队转移到中东外，川普总统在二〇一八年的一则推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致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永远、永远不要再威胁 美国，否则你将遭到历史上很少有人承受过的后果。」讯息已经发出。 我们已认清伊朗政权的邪恶。 我们拒绝姑息；我们反而要继续进攻。

加强对伊朗施压

我希望我可以说川普总统国安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支持这个大胆的立场。 但正如他们试图阻止我们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画》，国防部长马提斯和五角大厦的官僚都不愿搅动他们认为的伊朗马蜂窝。 他们会不断向总统团队的其他成员说明情况，就好像他们拿到了约翰． 凯瑞的幻灯片。 马提斯会向我抱怨：「麦克，如果我们和伊朗人冲突，他们控制了升级阶梯（escalation ladder，指冲突升级），到头来我们会陷入很糟糕的境地。」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态— —认为我们应该更害怕美国的对手能对我们做什么，而不是反过来——是美国国家安全官僚机构的标准立场。 更多的让步。

我相信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巨大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优势来控制所谓的升级阶梯。 我比五角大厦的大多数高层对美国更有信心。 我的团队也是如此。 每星期两次，我和霍克以及后来的艾略特． 亚伯拉罕斯（Elliott Abrams）会挤在办公室里，为这个运动策划战略。 在每次会议之前，霍克会列出一些进展，例如封堵伊朗的石油出口到零。 我会藉由寄回他的幻灯片并在每个数据旁附上手绘的笑脸来提供积极的反馈。

到了二〇一九年，沉重的压力导致伊朗里亚尔重挫到一文不值，伊朗人尝试以各种可想像的方式摆脱制裁。 他们试图藉由游说美国盟友来绕过我，进而对川普总统施压。 伊朗人会装可怜，企图说服欧洲人和其他人能否绕过庞培欧并直接与川普交谈，以便他们达成解除制裁的协议。 当各国外交部长警告我，他们的老板准备绕过我直接去找川普总统时，我都这么告诉他们：「问题不在我。伊朗宗教领袖哈米尼和苏雷曼尼才是问题所在，而且 总统同意我的看法。」

有些人听从我的话，但许多人必须碰钉子才学得会。 没有人比法国总统马克宏尝到更严厉的教训。 他自认有办法在许多问题上说服川普——土耳其、黎巴嫩，以及欧盟的关税和税收等问题。 但最令人讨厌的是，尽管不太可能成功，他坚持不懈地想说服川普总统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在二〇一九年八月的G7峰会上，马克宏提出一项计画，建议以笼统的检查方法和降低浓缩铀浓度来交换对伊朗几乎完全解除制裁，包括恐怖主义等非核武相关制裁。 马克宏认为他将能够说服总统接受这项「交易」。 但波顿和我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协助下，极力阻止马克宏的计画。 不管如何，它注定会失败。 川普深知伊朗政权的本质，所以他从未暗示要接受马克宏拙劣的提议。 总统和我都知道，一旦解除制裁就很难重新开始。 制裁给了我们对伊朗人的巨大影响力。 我们不能退让一丝一毫。

但马克宏毫不气馁。 他在二〇一九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一年一度的世界领导人超级杯聚会） 前，花了几星期时间尝试促成川普总统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 波顿和我都认为这实在太疯狂了。 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 谁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目前是哈米尼——谁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此外，鲁哈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很薄弱，并已成为伊朗经济灾难的代罪羔羊。 他不可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尽管如此，马克宏在大会前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声称可以与鲁哈尼会面，但川普总统首先必须尊重鲁哈尼的要求，在坐下来之前签署一份文件。

我记得总统说，他不会签署任何该死的文件。

马克宏表示，如果不签署就不会有会议。

这并没有困扰川普总统，他说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而且我们拿了所有的好牌。 他知道我们掌控升级阶梯。

马克宏犹豫不决。 他说伊朗也有牌可打。 这就是我们会陷入这种情况的原因。

然后总统彻底打败了他，指出我们的道琼指数刚攀上二万八千点，而且我们的制裁政策已使伊朗的GDP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马克宏仍然渴望川普和鲁哈尼会面，他说他会再去和伊朗人谈，问他们愿不愿意在没有川普总统签署文件下会面。

这激怒了川普总统：「停止！别再打电话给我了。别再打电话向他们乞求了——你看起来像个软弱的小女孩！管好你的国家，否则黄背心会帮你 管。」（他指的是巴黎街头穿着黄背心的民粹主义抗议者。）「要他们自己打电话给我，然后你回去处理那些穿黄色背心的家伙。」

他挂断电话。 伊朗人一直没打电话来。 法国放弃了调解的努力。

我的朋友，已经去世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想尝试。 领导一个必须进口大量石油的岛国，安倍对我们的制裁政策感到沮丧，因为那导致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 外交界的许多人向安倍暗示，他与川普总统的友好关系可以打破伊朗的僵局。 事实上我认为安倍首相最有可能说服伊朗，让它相信美国说要施加最大压力是认真的。 安倍已经证明，日本已再度成为西方的安全伙伴，他碰到的每个人都信任他是忠实的对话者，而且他与我们的团队建立了深厚而牢固的关系。 我仍然对他在二〇二二年被暗杀感到难过，世界因此失去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当他打电话给我讨论他的计画时，我告诉他我很高兴看到他尝试调解，但总统屈服于伊朗要求的机率趋近于零。 安倍晋三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他在二〇一九年六月访问德黑兰，以谈判代表的身分执行一项友好任务。 这是日本首相从一九七八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朗。 就在那一天，伊朗人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悬挂日本旗的船只表达谢意。 安倍很快就放弃促成协议的尝试，并且为忽视我的警告道歉。 他发现特别是对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来说，绥靖政策是行不通的。

我们花了相当多努力来确保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不会跟伊朗结盟。 两国都对和伊斯兰极端分子走得太近抱持谨慎态度，但伊朗拥有他们需要的东西：石油（就中国而言）和进入中东的跳板（就俄罗斯而言）。 俄罗斯人也试图为伊朗解决「庞培欧问题」。 他们的计画是跟白宫高级顾问库许纳合作，起草一份给总统的提案。 但他们不明白，和我上一任提勒森国务卿不同，我和库许纳有密切的工作关系。 他告知我俄罗斯人想干什么。 我们都同意这对美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共同停止这件事。 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打电话给我，承认我们的做法很聪明，并扼杀了他们与伊朗的谈判时，我知道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那些空手而回的外交官们不明白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项目和我个人偏好无关。 伊朗显然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而且川普总统完全专注于此。 有一天他对我说：「麦克，我为什么要在他们停止制造核武前解除制裁？」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常识判断。 我们不会姑息任何国家。 我们会准备好继续进攻。

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在伊朗人期待美国会顺服的领域挫败了他们。 在美国展现决心的每一个小地方，我们都在告诉世界，我们不会像过去的政府那样以刻意忽视或绥靖来规避小规模的外交冲突。

二〇一九年，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 扎里夫（Javad Zarif）想来美国处理伊朗声称是联合国的事务。 事实是，他喜欢纽约、高级餐厅和五星级酒店。 他还很高兴有机会向热情、无能的美国主流媒体记者散播伊朗大外宣——「我们的核计画从未打算生产核武器」。 他喜欢跟参议员黛安． 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参议员兰德． 保罗以及其他拒绝承认伊朗对美国造成威胁的领导人会面。 他经常参加智库会议，和外交关系协会等机构的成员聚集，以及跟所谓的菁英政策专家一起怨叹庞培欧激进的基督教狂热。 建制派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和伊斯兰神权主义者——这可真是思想碰撞。

霍克和我下令拒绝扎里夫的签证，因为他根本没有联合国的事务要处理——根据一九四七年的《联合国总部协议》（UN Headquarters Agreement），这么做是美国的合法权利。 我们的团队最终放宽了全面禁止扎里夫来美国的做法，但我们能够限制他的大部分行动，并对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未来能做的事增加限制。 我们不只限制伊朗在美国的活动，我们也在联合国向全球主义者表明，我们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美国领导团队。 在这个战术问题上，最后我可以退让一步，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要求前进两步。

到了二〇二〇年我们就不再这么放宽处理了，当时我们宣布将完全拒绝扎里夫的签证，因为就在刺杀苏雷曼尼几天后，他要求访问联合国安理会。 不久后，世界上几个最有分量的姑息者打电话给我。 首先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欧． 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他是来自葡萄牙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个人层面上我很喜欢他。 他的请求提醒了我，我们可以用一次拒绝签证换得两项胜利。 几分钟后，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Dominic Raab）也打来电话——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应古特瑞斯要求——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我关系不错。 他提出相同的请求，尽管说得更婉转动听。 想都别想。 这一次，我一步也不退让。

这些签证的插曲也暴露出世界对伊朗的期望有多么低。 举例来说：二〇一六年我与纽泽西州众议员法兰克． 洛比昂多（Frank LoBiondo）及纽约州众议员李． 泽尔丁（Lee Zeldin）一起申请前往伊朗的签证。 我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虽然我知道美国必须为世界外交官提供特殊的住宿，因为我们是联合国总部的东道国，但如果美国的国会议员或国务卿不能访问伊朗，扎里夫就没有理由能自由前往美国。 虽然我确信，伊朗人会热烈欢迎伊尔罕． 奥马尔（Ilhan Omar）这类伊朗同情者，或约翰． 凯瑞这类绥靖者。

对外交努力也一样重要的是，要与负责核检的国际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二〇一九年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去世，继任人选的争夺战基本上就是一场攸关伊朗是否获得核武的斗争。 俄罗斯人和中国有偏好的候选人并不足为奇。 我们希望的人选是拉斐尔． 格罗西（Rafael Grossi），我在担任国会议员访问维也纳并发现凯瑞和雪曼同意的秘密交易时认识了他。 虽然格罗西并不完美，而且他将面临来自伊朗人的巨大压力，但他不受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摆布。 这对我和在IAEA代表美国的杰出爱国者洁姬． 沃尔科特（Jackie Wolcott）来说已经够好了。 以前的政府都不愿意像我们那样努力把在IAEA的工作做得更好。 在沃尔科特带领的进攻下，我们囊括了大多数选票，击败其他候选人，让格罗西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 伊朗人想要一个绥靖者。 现在他们痛苦地抱怨格罗西是「美国的人」。 希望他们的抱怨最终被证明是真的。

作者曾任美国第70任国务卿以及川普政府时期的中情局局长。 出生于南加州，于1986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随后成为美国陆军骑兵军官，之后又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 2011年至2017年，代表堪萨斯州第四选区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 麦克和他妻子苏珊深爱着他们的儿子尼克及儿媳瑞秋，视他们为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现为哈德逊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书名：《绝不让步：庞培欧回忆录》
作者：麦克． 庞培欧（Mike Pompeo）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