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5 月 10 日  来源：思想坦克

前言　文化冲突？

一七九四年，乾隆帝（一七一一～一七九九）准备庆祝他登基六十周年。 六十周年是个吉祥数―中国历法六十年走完一个循环，即一甲子―而且他是受到尊崇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中国的繁荣和版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他的子民提议新年时好好热闹一番：盛宴、烟火、诗会、演戏。 王公大臣会上表祝贺，在世上最气派的宫殿、庭园里，宾主都收到对方致赠的厚礼。 参与庆祝者会包括外族贵宾：蒙古王公、满人贵族、畏兀儿首领、西藏喇嘛、朝鲜仕绅。 皇帝喜欢万国来朝的场面。 他自认是天下之主，他的朝廷是当时多元、多民族、多宗教世界的中心。

他坚决表示不想过于盛大，但的确喜欢受吹捧，于是，得知西洋彼端有个国家―荷兰―想遣使祝贺，他龙心大悦。 欧洲人是世上最奇装异服的人，鬈毛，身穿像内裤的紧身长裤，举止怪异。 两位使节―荷兰学者得胜（Issac Titsingh）和精明商人范罢览（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已致函请求面见皇上。 皇帝给了肯定的回覆：「自应准其来京瞻觐，遂其向慕之忱。」

乾隆皇就这样开启了前现代史（premoden history）上最有趣的东西关系篇章之一。 鲜为人知的一七九五年荷兰使团，系最后一个按照传统中国朝廷觐见礼仪接纳的访华欧洲使团。 接下来要等到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一连串恶名远播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才又有欧洲使团出现在帝国朝廷上。

怪的是这个荷兰使团几乎被遗忘。 没有其他任何西方语言的专著探讨此使团，且探讨此使团的文章，不管是以哪种语言写成皆寥寥无几。 此使团访华之事鲜少出现在教科书里，有些清史学者甚至似乎不知有此事。 我攻读明清史出身，竟然在开始为撰写本书做研究之前，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我也是荷兰史家，在笔下探讨过荷兰人在亚洲的外交活动。

于是，当我弄清楚这个使团在当时很受关注，这次出使留下许多荷语、法语、西语、汉语、韩语文献资料，我大为惊讶。 随着开始探索这些丰富的文献，我发现此事充满戏剧性，有着有趣的人物、折磨人的航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且它们全都出现在一个耐人寻味的时空背景下：中国境内就要 爆发民乱，而在欧洲，法军正向阿姆斯特丹进军。 我当下意识到，若以叙事体写出这段历史，将会是引人入胜的史话。

但《最后的使团》的用意，不只在于写出让人身历其境的史话。 一七九五年的荷兰史团也让人得以从新的视角看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中西关系，有助于我们毅然决然跨出仍盛行于中国、西方境内的文化冲突论述。 这是因为，相较于此时期的其他使团，荷兰使团圆满达成任务。 乾隆帝对此使团访华甚为高兴，赐予他们其他欧洲使者所无缘享有的优待和权利。 正使和其上司觉得顺利圆满，与两年前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遭遇相比，尤然。

相较于荷兰使团访华一事湮没于历史，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则广为周知，而且结局大不相同。 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系使史学家把中西外交看成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

马戛尔尼一七九三年抵华，带来形形色色的礼物、大批艺术家、科学家和乐师，及一组大胆的提议。 他觉得这些提议若能实现，将有助于使中英关系走上互蒙其利之路―两大强权同心协力。 但乾隆帝和其朝廷不信任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不愿照规矩行叩头礼，而且提出过分的要求。 清廷不放心，因为英国人侵略行径恶名昭彰，在西洋攻击、劫掠，很有可能在大清海疆也干了同样的事。 他们决意早早将马戛尔尼打发走，尽快把他赶出中国。 马戛尔尼回到英格兰时，除了带回两封口气专横的致英王书信，没多少成果可示人。

虽然马戛尔尼竭力表现得若无其事，但他和他此行的随员觉得受辱。 他们在欧洲受到不留情的批评，愈来愈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清廷，把清廷说成傲慢不知变通，且无视于英国的厉害。 这类论点得到其他英国思想家、政治人物呼应，而在此后的外交闯关再度受挫之后，英国境内许多人觉得必须展示武力以反制中国的傲慢无礼。 马戛尔尼使华无成，成为他们讲述中国如何坚不妥协时必讲的一部分：中国不愿让英国人按照国与国本就平等的原则与之往来，动武也就顺理成章。

这一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不只影响英国公众和英国决策者，也影响了数代史学家，他们渐渐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审视中西关系史。 根据此观点，「中华世界秩序」或「朝贡体制」与西方独立自主国家的外交体制相牴触，结果就是引发冲突。 欧洲人挫折于无法以平起平坐的身分和中国打交道，断言必须把中国带进西方国际体系，且不惜以武力来达成。 在他们眼中，西方国际体系是理所当然的国与国互动模式。 这一看法被认为是导致十九世纪中欧激烈冲突的推手：鸦片战争、亚罗号事件、中法战争、拳乱等。 中西学家主张，清廷的僵固是十九世纪中国动乱杀戮频仍的主因之一。

更晚近的史学家质疑此一说法，指出清朝统治者比先前大家所以为的更务实，更愿意接受不同的看法和作风；指出清廷与闯荡大海的欧洲人的关系，以现实政治利害为依归 ，指出即使在西方，外交都不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现代」，那样「遵照西发利亚体制」，而是深受欧洲境外外交习惯影响。

但文化冲突说依旧深植于教科书和学者著作里，主要因为英国与中国的相遇以冲突收场，英国人的经历已是论中欧关系著作的思想主轴。 学者对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对华外交，关注少了许多，尤以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遣使访华无功而返时为然。

英国对华外交失败一事，被后人视为此时期中西外交的一贯现象，但一七九五年荷兰使团访华是打破此看法的最重要例子之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中西 关系，但此事不只遭忽视，而且遭错误理解。 探讨此事的作者往往把它说成比马戛尔尼使团还要受辱的失败之行，例如把它说成「一败涂地」，说荷兰人受到「冷漠、轻蔑、高傲」的对待，说他们 「被当成怪物」，说他们「在鞭子威胁下」被迫一再趴地叩拜，或「遭公然拖行、鞭打」。

诚如某荷兰史家所说，这全是「胡扯」。 13来自多个观点的资料清楚说明荷兰人受到热情接待。 正使得胜本人觉得他成果斐然，他的上司亦然，清楚表示他不负使命。 这个使团的确未怀抱宏大目标或未促成条约或协议的签订―其访华的主要目的系祝贺皇帝登基六十周年，借此增进荷清两国的友好。 但怪的是它明明达成既定目标，却有那么多学者主张它是可耻的失败。

那么，为何这次出使受到中伤？ 主要因为它不符文化冲突说。 负面描述的始作俑者是马戛尔尼的管家约翰． 巴罗（John Barrow）。 他在其畅销书《中国游》（Travels in China）里以十六页的篇幅抨击这个荷兰使团。 他的主要论点，系每次清廷要荷兰人叩头，荷兰人都照办，但他们的听话无济于事，而且他们受到一心要让欧洲人俯首称臣的中国朝廷刻意羞辱。 他主张，荷兰人的听话只助长中国人的傲慢。 他写道，「顺服的语气和温顺、被动服从这个高傲朝廷的辱人要求，只助长其骄傲和自以为无比重要的离谱观念。」马戛尔尼或许有辱使命，但至少他的坚定不屈 迫使中国人承认英国人优于他们，即使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点。

巴罗的看法成为最广被接受的对荷兰使团功过的论定，而且今日学者跟着他人云亦云。 例如，有位仁兄著书谈马戛尔尼使华，写出这方面最畅销的书，而此人写道，「英荷这两个使团都以失败收场，前者保住尊严，后者则受辱。 」

巴罗没有机会使用今日学者所能用到的那几种资料，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个人都会看汉语、荷语资料，但令人讶异的是，就连看得懂这两方面资料，因而 知道荷兰使团受到盛大接待的学者，竟还是认为这次出使失败收场。 他们把荷兰人说成可怜虫，说荷兰人未察觉到自己被当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荒谬帝国观里的「贡」使。 18他们认为荷兰人应该拒绝叩头，坚持平起平坐，以让中国人知道不能再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但荷兰使者很清楚清廷怎么看待他，知道东亚外交的理想和习惯。 得胜是钻研日本事务的学者，此前已带领过两个使团去江户向幕府将军叩头。 他知道东亚外交的重点，不在于提出要求或谈「正事」，而在于彰显相互关系的仪礼。

就这点来说，他并非独一无二的荷兰人。 荷兰人深深打入东亚世界，一般来讲照东亚规矩行事。 但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如此。 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刚成立不久时，该公司发炮闯入中国海域，要求给予贸易特权，未能如愿时即出手攻击。 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反击，在中国沿岸和沿海的一连串交手中打败该公司。 荷兰人得到教训，从此比较听话，得到与中国人通商的回报，中国人的商贸活动进到荷兰人在亚洲的诸多据点。 明灭清兴（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荷兰人是最早派出使团并得到清廷接纳的西方人，而且荷兰使者未对叩头礼表示异议。 西元一七○○年之前另有两个荷兰使团得到清廷接纳，每个使团都按清廷规矩行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靠着与中国贸易而财源滚滚。

荷兰人在日本也学乖。 在那里，该公司碰上很难对付的德川将军。 该公司最初也咄咄逼人，最后不得不听话，每年遣使向德川将军叩头，一如日本诸侯向将军叩头。 一如在中国，守规矩就有好处。 荷兰人是唯一获准在日本通商的西方人，而日本是获利甚大的市场。

与此同时，荷兰人在其殖民地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自己在亚洲的朝廷。 他们接待来自亚洲各地和远从非洲过来的代表团，采用东南亚、东亚的外交习惯和器物，例如伞和大象游行。 诚如史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所指出的，「巴达维亚政府找到与亚洲诸统治者相处之道，懂得照当时其所注意到的亚洲盛行的外交礼仪和规矩行事。开拓殖民地的 荷兰人不得不发展出『东方』仪礼，以配合既有的外交互动规则。」

荷兰人借此理解包乐史所谓的「东方外交」，而且大体上接受这样的外交。 25他们认识到在东亚，国际关系受到诸多不同理想规范。 关系尊卑很明确；遣使的用意主要在于祝贺或庆祝，而非谈判；互动通常遵照仪礼，许多仪礼以中国古老传统为本。

迁就非西发利亚式外交的西方人，不只荷兰人。 「新外交史」的学者已指出，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外交体制，远比长年以来所认为的懂得变通而不拘形式，表示欧洲人常常使出多种外交手段。 就连英国人都对东亚外交礼节有基本的掌握。

无论如何，得胜一行人接受清朝礼仪，对于朝廷互动规矩应付自如。 他们也精于记录下自己的经历。 他们翔实的文字纪录，加上其他多种丰富的资料，为了解十八世纪中国开了独一无二的视角。 事实上，这些资料叙述极生动，使我下笔时能如身临其境一般，而且我采取叙事性微历史做法。 微历史（microhistory）通常着墨于次要事件或「小人物」，也就是通常未见诸历史记载的人物。 本书的主要人物，系一些有钱且得天独厚的人―欧洲人、汉人、满人―而这次荷兰遣使访华并非次要事件。 但大故事里的人间小戏码吸引我：恐惧、忧虑、沮丧、幽默、小小的龃龉。 此行的年轻团员在北京北海溜冰时爱用欧洲冰鞋甚于满人冰鞋一事，或他们怕走过没有栏杆的桥一事，对中西关系史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这些小事使历史更为生动活泼 ，有助于我们想像在十八世纪中国居住、旅行的情景。

我写此书时不由得用起现在式，因为那让人觉得就发生于当下和近旁，但怪的是也带来距离感。 28过去式让人觉得一锤定音的权威性―事情就是如此。 现在式使史家根据史料想像或构思过去之举更为明显。 但我未让自己的想像凌驾事实，而是竭力详细记录每个细节。 重点就是让史料占据我的想像，找到或许可使某情景如在眼前的细节，而现在式不知为何使此事较易办到。

凡是引人入胜的故事，都以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为核心。 我的恩师之一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说，有执念的人是最有趣的人之一。 本书就充斥这样的人。

正使得胜时时念着日本。 他收藏与真人同尺寸的日本人偶，凝视平户岛地图以纾解心中的郁闷。 他能读写日语，而且与其他使华的西方人不同的，他有学了一些汉字。 使华之后，他把此后余生用于写出一本详谈日本的书，亲自写该书的法语版、荷语版、英语版，但他一心要把每一处都弄得妥妥当当， 于是他过世了许久该书才出版，而且只出版局部。 他本人也成为别人念念不忘的对象，尤其荷兰学者法兰克． 勒坎（Frank Lequin）将其学术生涯全用于查明这位正使所写下或收到的每封信、短笺、纸条。 勒坎甚至到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Pere Lachaise Cemetery），替受冷落的得胜墓清掉其上的泥土和树根。

副使范罢览同样有念念不忘的事物，但就他来说，那事物是中国。 他生性浮夸，自认天赋异禀，靠不大光明磊落的方式发了大财，收藏了大量中国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将其摆在他取名为「中国静居所」（China Retreat）的豪宅展示 ，结果把自己弄到破产。

译员小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则满脑子想着自己的身分地位，不断恼火于自己受亏待。 他甚至不愿以译员自居，觉得译员一职有损他的尊严，尽管那是他的正式职位。 他是历史学家所乐于神交的对象―他得自实地观察的见解犀利、尖刻、有趣。

就清朝一方来说，最重要的人物是乾隆帝，没有他，就不会有使团访华。 他，一如小德经，心心念着自己的价值，而且他好相处。 他挑剔、自负，但也博学多闻，思虑缜密，喜欢写诗，是个和善宽厚的东道主，至少对荷兰人来说如此。

他朝中的其他人也扮演吃重角色，例如他脚痛风的得力助手和珅。 和珅非常腐败（后来会因罪被迫自杀），但也精明，具有领袖魅力。 他殷勤接待访客，安排荷兰人参观了其他欧洲使者所从未去过的地方。 在遥远的南边，喋喋不休的两广总督长麟推动荷兰使者来华，冀望满足皇上盛大庆祝登基六十周年的想望。 他也很会替人着想，帮荷兰人撰写外交信函、采购得体的礼物。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支配他们的社会，所以是这段史话的主角，但档案资料谈到其他许多的角色：搬运要送给皇帝之重礼的挑夫；拿火把帮忙的农民，或从竹林 里的藏身处或从水牛背上观看的农民；搭车出行且一脸好奇盯着看的优雅女子；每天大清早用大喊叫醒使团团员的北京某公务员；以这些团员为题写诗且 拿药给他们的朝鲜使者；爬上屋顶捡球且往下看某些仕女看得太久的年轻法国人阿吉（Agie）先生。 档案资料里充斥种种相遇―令人恼火、生气、困惑、暖心、想笑的相遇―每个相遇都让人一窥生卒于许久以前、但其情感和经历一如今日我们真实的人。

但撰写此书时，最常萦绕我心头者是中国本身。 这些旅人贴身认识十八世纪中国，我亦然，因为我照着他们所走的路线，沿珠江往北，穿过梅关，顺章水而下，经过吓人的十八滩，如此这般， 时复一时、日复一日地竭力找出与拙劣的法语、荷语音译相符的汉语地名。 那些音译都以十八世纪粤语、官话的口语为本译出。 拜漂亮翔实的清地图之赐，我得以在地图上标出他们所走的路线，我开始佩服与欧洲大相径庭的清朝交通、通信体系。

这些旅人走了一条很不寻常的路线。 大部分旅人取道江南前往北京，一路上几乎全坐船行走河川、运河，行程舒适，而得胜一行人从广东直接北行，大部分走陆路。 这条路线较快―皇帝希望他们赶得及赴京过新年―但艰辛许多。 他们在隆冬之际辛苦跋涉过清帝国的一部分最贫穷地区，遇过暴风雪、冰暴、刺骨寒风、滑溜的峭壁。

相较于在欧洲，在中国，马和役畜远更少见，这一路上得胜和范罢览大半坐轿。 这类运输工具坐来舒适，但要靠轿夫扛，而轿夫觉得工资太低时往往丢下轿子跑掉，把轿上的人丢在积雪的路上。 此行人里职级较低者，例如小德经，常被要求乘坐兽拉车，而他们讨厌坐这种车，觉得它们和乡下运干草的车子一样糟糕：硬梆梆的轮子，硬梆梆的 车轴，颠簸得叫人骨头发疼。 他和他的同伴通常要求骑马，但如愿后又抱怨坐骑瘦弱、不听使唤，小德经因此自比为骑着劣马的唐吉轲德。

此外，这不是重要人士通常会走的路线，因此，住宿设施简陋，而且这些旅人的庞大随行队伍拉得很开（动用一千多人来搬运行李、厨具、礼物）。 寝具和内衣裤未紧跟在后头。 礼物碎掉。 马匹死去。 挑夫冻死。

但即使在严冬，树叶掉光，北风横扫酷寒的平原，仍有一些东西吸引这些旅人的目光：怪墓、奇塔、大湖，以及豁然敞开于下方的隐秘山谷。 一英哩路要花上二十或三十分钟，过河得找可涉水而过之处或靠渡船，今人很容易忘记这样的旅行有多刻骨铭心。 每从一县到另一县，从一府到另一府，从一省到另一省，从田里或门口观望这支队伍的人，其衣服和语言跟着改变，地理景观也有所改变， 从广东的亚热带山峦，转为遍地泥土的辽阔华北平原。

当时中国的地理景观当然大不同于今日，而这不只因为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森林砍伐和都市化。 黄河本身会改道，一八五○年代的改道，造成一连串水灾，夺走百余万人性命。 中国北部的地貌也跟着改变。 这些旅人渡过黄河时，其渡河处比今日河道更南边许多。

因此，本书的重点不只这个使团，而是放在一连串相遇。 就最具体的相遇来说，本书描述这些旅人与中国的人民、机构、习俗、技术的相遇。 但本书也探索他们的中国观―往往来自欧洲书的中国观―与他们在路上每一处所遇见的现实中国的相遇。 例如，他们带了一本名著上路，作者是约翰． 纽霍夫（Johan Nieuhof）。 此前的一百五十年前，纽霍夫随一荷兰使团赴北京，其记述不只以文笔生动而闻名，也以插图丰富而著称。 此时，他们拿自己所见所闻与他的记述相比较，予以更新、修正，完成自己的速写。

更重要的，他们把自己的经验与北京欧洲传教士的著作相比较。 这些传教士将所见所闻形诸文字，化为数大册出版，篇幅达数千页，其读者遍及全欧，影响了哲学家、大臣和国君。 他们的报导往往正面，描述中国的高明道德哲学、开明政府、用人唯才的官僚体系、兴盛的农业、繁荣的城市、宏大的道路和运河。 传教士的记述得到伏尔泰等许多哲学家相信（伏尔泰写道中国是「世上最明智、最有条理的国家」），但也招来批评。 小德经的父亲，著名东方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认为传教士夸大了中国的古老。 德经认为中国文字源自埃及象形文字，得胜也曾有一段时间抱持此看法。 事实上，得胜与德经两人有书信往来，得胜为何挑小德经随他赴华，这是原因之一。 这些旅人赫然发现自己能从前人所无缘享有的有利位置评估这些传教士的看法，尤其走陆路使他们得以看到外国人所鲜少看到的中国一面。 他们最终觉得这些传教士如此热情赞扬的中国并非事实，但也未发出巴罗等人那种尖刻的批评。 例如，巴罗写道「中国人的口是心非和不老实，不只充斥于每个政府部门，也自然而然感染了绝大部分人……上从皇帝本人下至最低阶官员。」

小德经质疑这类观点。 「切不可用自己的习俗来评判他国的习俗。每个地方的人民有自己的习俗，入境就要随俗。」这并非因为他很爱中国―他有时不留情地批评中国。 他只是觉得中国人对待自己和来访的外人一视同仁。 如果清朝官员有时自己享用最好的船或马，他们至少未在他人也这么做时抱怨。 「对于把我们和他们自己一视同仁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好指责的？」必须照中国的真实样貌，而非照人所想要的中国样貌，来看待它。 他写道，「我不敬佩中国人，但我不偏不倚，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看法来评断他们。」小德经并非总是如他所说的不偏不倚，但这些话甚有道理。 令人遗憾的，这番话大多遭遗忘，而巴罗的看法则传开，于是，蔑视、负面的中国观，在十九世纪的英语世界和以外的地方几乎无所不在。

他笔下的看法未能像英国人的记述那样经由出版传开或影响读者，原因之一在于荷兰共和国已不存在。 就在范罢览于一场宴会中与皇帝喝着茶时，法军进攻阿姆斯特丹，灭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取而代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是法国的傀儡国。 这意味着荷兰人此时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英国强占荷兰船只和领土，使中国境内的荷兰人连添购日常必需品都没钱。 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遭废。 与此同时，中国苦于境内民乱，厚待这些使臣的老皇帝把皇位让给儿子，民乱的烂摊子也交给儿子去处理。 中国恢复和平与欧洲恢复和平差不多同时，但那时，世界已彻底改观，回不到过去。 这支使团访华期间所建立的令人看好的关系就此中断，无缘再现。

于是，小德经谈荷兰人旅程的书，其影响远低于英国人的记述。 英国人的记述成为多种语言的畅销书，而他的书从未被翻成英语。 范罢览也写书谈此行程，书中对中国和中国人赞誉有加。 此书卖得比小德经的书好，被翻成英语、德语、丹麦语、荷语（原版是法语），但这些版本都是不完整的盗版，把重点摆在此行最艰困、 最令人不快的部分，略去许多好的部分。 至于得胜本人慎重且翔实的记述，直到二○○五年，多亏法兰克． 勒坎的努力才出版。 经他之手，有了漂亮且注解详细的得胜著作版本问世。 令人遗憾的，如今依旧只有懂荷语的人看得懂此书。 相对的，英国人的记述被出版、再出版、翻译成他种语言、摘录，并被指定为标准读物，就连在中国亦然。 在中国，可找到关于英国人记述的数种中文译本。 但关于荷兰人对此行的记述，未有中文译本问世。

在当时欧洲，只有少许出版商有兴趣推出谈这个外交使团的著作，毕竟派出这个使团者是一家已停业的公司，而且该公司所代表的国家已不存在。 于是，荷兰使团成员的著作和他们相对来讲较客观中立的观点、他们笔下与帝国官员的和善互动、他们在北京所受到的接待、宴会、参观庙宇、拜访皇帝寝宫―全都遭遗忘。 他们的使华之行反倒被说成「文化冲突」的一部分，长达数百年的外交地位较劲的一部分。 而在这场较劲中，中国最终受到教训，学会谦逊，被强行拉入现代外交体制里。

理该有另一番叙述出来，平衡这个文化冲突说，而本书的叙述始于一七九四年三月，地点是紫禁城，城中的老皇帝正在为未来烦恼。

作者为西方汉学界的著名学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学者之一。 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师承汉学巨擘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史专家帕克（Geoffrey Parker）。 曾任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东亚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殖民主义比较研究及中国史与全球史。 着有《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决战热兰遮》（Lost Colony），以及《火药时代》（The Gunpowder Age）。

书名：《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使团和一段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作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
出版社：时报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