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6 月, 2024 7:44 上午

《陆犯焉识》:在世事洪流中跌宕的知识分子和他的自由与爱情 1

前言 1

西北草原上自由的剥夺与囚徒的爱恨 2

为看一场电影的斗争:卑琐劳改犯的忍辱负重 3

民国公子的包办婚姻与海外风流 5

友情的虚伪与“人群的强大” 6

劳改队的众生:犯人们的冤恨情仇 7

劳改犯们是残暴年代的活纪录、见证人、记忆证明的载体 10

夹缝中的爱情:焉识与婉喻在压迫中的爱 13

知识分子的相争与文化人的阴险 14

 

前言

 

这是关于自由的故事,也是关于爱情的故事,又是20世纪跨越民国和“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人生命运的故事。它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那动荡与革命年代千千万万人的故事。它不仅是故事,更是历史真实,是真实的演绎和再现。它是对被损毁的历史记忆的修复,是恢复那些被尘封、压制、遗忘的人与事。它也不仅是“故事”,也是当今现实的前延,当今也是“故事”的后续。它忆述的是过去,也映射着被过去深深影响的现在。而无论这部著作记录的历史还是作品本身,都将继续作用于未来。

   这就是《陆犯焉识》。

    2011年,中国知名女作家严歌苓女士,发布了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甫一售卖,即销售一空,后来又多番加印,至今仅纸质版就已卖出数百万册。而后来根据《陆》改编的电影《归来》的热映及媒体报道,又一次掀起对原著《陆》的关注热潮。《陆》之所以如此热销,我认为,一是由于内容与文字的感染力,二是题材既敏感又引人关注,三是一些媒体和学人的宣传推荐。

   我本人即是在《南方周末》看到了整版的关于《陆》的报道、对严歌苓女士的采访、对其他学者就相关的历史与文学议题的访谈。我正是在那时,以强烈的兴趣细读了原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的我,正在上中学。一般来说,中学生对于类似的历史兴趣不大,也难以理解许多背景和概念。但我算是例外。因为我自从幼时,即阅读许多历史与政治读物(如1960-1980年代的连环画、旧的中学历史教材、各种报刊杂志等人文读物),从小就养成了对历史政治的关心,且随着年龄增长兴趣越发浓厚。

  所以,我很清楚《陆犯焉识》中涉及民国、反右、文革等历史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且正是因为书里有这些,我才格外的对《陆》感兴趣,耐心且具体的读透了它。而《陆》让我受益匪浅,更进一步了解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跌宕起伏,以及许多细微却可映射整个民族和时代的故事与人情。

   正是如此,我决定写下这部书评。我希望评论的,不仅是书本身的文体、内容、风格,更希望借助评论《陆》,来还原被世人遗忘的中国百年变迁,解释被当今国人不明所以的历史背景,讲议与书中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探析国家民族苦难的来龙去脉,为改变现实和筹划未来,做些文字上的微末之劳。

   2023年10月,我在德国柏林有幸面见了严歌苓女士,并和其他几位宾客一起,与严女士共进午餐。我也与严女士简单交谈。这更成为我写下这部书评的动力。我相信,在如今中国肃杀的舆论气氛下,对历史的追忆,知识分子的互动,都是必要而珍贵的。在压抑的时代,知识分子就应以文字为“匕首”和“投枪”,掷向黑暗与黑暗幕布后的恶徒,呼唤光明与人道。

   我写这篇书评,也是向严歌苓女士致敬。我自中学时就开始阅读严女士的作品,看了她绝大多数中短篇小说,而长篇的也看了包括《陆犯焉识》在内的几部代表作。十多年过去,我与严女士见了面说了话,很是荣幸。这篇书评,就作为向严女士致意的礼物吧。

   (《陆犯焉识》是以倒叙和插叙方式讲述的故事。我在本书评中,将不拘泥于小说的顺序,而是根据行文连贯性与便宜度来评述内容)

   西北草原上自由的剥夺与囚徒的爱恨

   小说开篇,描绘的是中国大西北草原上生物们命运转折的图景。那里的马群曾是自由的、一切生物都曾是自由的。可随着人类的到来,枪声响起,杀掉吃掉动物、砍伐植物,人类剥夺了生物的自由和生命,取其代之的成为了这里的主人。而来到这里的,就包括从遥远的东南沿海运来的成千上万劳改犯,以及来自中国各地的、看守他们的军警和干部。

  而“陆犯焉识”,即名叫陆焉识的犯人,就是被转运来“劳动改造”的罪犯一员。“陆犯焉识”是一位人类,但处境更与被侵害和剥夺自由的兽类相近,与拥有自由、看管他们的那些人类,是近在咫尺却“相远”的。

   小说开篇对于草原上生物享有和被剥夺自由的描绘,不仅在引出失去自由的陆焉识等劳改犯们的生活,本身也在喻示中国许多人尤其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

 “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大草漠上的所有活物都把一切当作天条,也就是理所当然,因此它们漫不经意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

……

    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于是,在这大荒草漠上,在马群羊群狼群之间,添出了人群。人肩膀上那根东西是不好惹的,叫做枪。

   枪响了。马群羊群狼群懵懂僵立,看着倒下的同类,还没有认识到寒冷疾风冰霜都不再能呵护它们,因为一群无法和它们相克相生的生命驻扎下来了。”

  这可以看作对民国生长的知识分子,从民国进入共和国这一历程的暗喻。无论陆焉识,还是其他许多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大众,在民国时代,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当成本来就应拥有的必然之物、寻常之物。他们以为,改朝换代后,这些东西不会变,乃至还会有更多自由。

   这些知识分子就像这些马和羊一样,没有防备心的,被新来的这片土地上的主宰者们,像对待畜生一样,被拘禁和处决。而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是直立行走的、衣冠楚楚的、光鲜的看着是堂堂正正的人,和这些被看管者是生物学上的同种同类。可其德行,连爬行的兽类也不如。

   终于有所醒悟的被猎者们,已经来不及也更没有能力反抗了。而此时失去自由的幸存者们,才明白:自由是非常可贵的,以及自由并不是必然的,是会失去的。

   就像生了大病才明白健康多么幸福、失去至亲才回忆亲情可贵那样,对各种珍贵的东西,包括自由,人们往往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惜往往为时已晚。

    而陆焉识,对“失去才明白珍贵”的体会更深,是刻骨铭心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他不仅失去了自由,也与妻子长别、与儿女骨肉分离。曾经对妻子的淡漠、对家庭的疏远,让他后悔,让他为了在银幕里、现实中看到亲人,不惜代价的如《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般,突破劳改营的重重阻碍,离开场站看女儿出镜的电影,后又不惜冒着死亡危险越狱、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只为看一眼妻女。

   《陆犯焉识》的故事,正是从此开始。失去、后悔、重新追逐,在经历磨难与对亲人的悔恨中,寻回爱情与亲情,以及对人格与理想的默默坚守。

   为看一场电影的斗争:卑琐劳改犯的忍辱负重

   1961年、大西北。陆焉识,这位民国上流阶级家庭的翩翩公子、在美国高校挥斥方遒的知识精英,正在劳改营里,为去看一场电影发愁,为如何请求批准、去看有自己女儿出镜的电影,而向劳改场部的干部邓指导员卑躬屈膝。

   这时的陆焉识,更多的不被称为“陆焉识”,而是因为一个领导口误而传开的外号“老几”。“老几”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一点气节就辞职、不惜蹲国民党大牢的“陆焉识”,在现实打磨下、“新社会”改造下,什么尊严人格都不再看中。或者说,起码在外在表现上,“老几”与各种社会渣滓、监狱的“狱油子”们无异。

   “老几看着邓指,默数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去、去、去……”,好,够了,这个“去”字通过他松动的门牙一共送出去五次。第五次陆焉识哆嗦一下,像真正的无救的口吃患者那样来了个寒噤,把最难启口的字眼从嘴里抖落出来。“场部礼堂”是他前半句话里最致命的几个字。整个句子连接起来是这样: 

    “我必须请假去、去、去、去、去……场部礼堂。” 

    五个“去”字为他赢得了时间——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需要的时间,容他根据邓指的反应及时编辑修正下文的时间。陆焉识看见邓指的眼睛里没有坏脾气,无非有一点儿恶心,正派人物对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应——何况对一个十年前陪绑杀场给吓成语言残疾的反派。邓指的全称是邓玉辉指导员,第三劳改大队第七中队的高干。”

   陆焉识恳求邓指导员“恩准”离开劳改营去场部看电影的这节文字描写,可谓生动,也令人心酸。 “老几”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既真诚又狡猾的,去讨好和恳求邓指导员。即便邓指导员各种戏谑,“老几”也要陪笑附和。

   “阶下囚”本来就是任人宰割的,这并不奇怪。但在“专政”下,还为囚犯加上了若干新的枷锁。例如,亲情、爱情、同情心,这些在传统社会包括监狱体制中也要顾忌的东西,在“新社会”里,是不能有的。

   这位看管陆焉识的“邓指导员”,还是一个本心较善良、对犯人比较人道的。如换作其他人,陆焉识连闪转腾挪的空隙、遣词造句求助的机会,都是没有的。就如算是邓指导员“同事”的谭干事、河北干事……在劳改营,不太残忍的管理者,就已经是“大救星”。  

   “大救星”没有批准陆焉识的请求,但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希望和空隙。而陆焉识、“老几”,要自己去争取。去看女儿出演的电影,却要像做贼一般的伪装、隐藏、猥琐。

   我想到契诃夫的《在流放地》,在沙俄的流放地,被流放的犯人允许与家人团聚(反过来家人也可以自由探望亲人),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们,往往还有妻子不远万里陪伴,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流放地》中被流放的贵族瓦西里,可以与妻子共同生活(虽然后来妻子忍不了苦寒而离开了他),当女儿患病,他骑着马、连夜渡河去请医生救治。

   沙俄的流放者们是有自由的,亲情是不可剥夺的。但在1960年代中国的劳改农场,即便去距劳改营并不远的场部礼堂,也是不允许的。这个历史传统里最为注重亲情的国家,新的政权却将政治犯们的亲情也扼杀。这倒与苏联的“古拉格”极为类似了。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提到索尔仁尼琴及他的《古拉格群岛》。关于索翁和《古》,我将在本文中提及许多次。而契诃夫的作品,我也会多次引用。

   《古拉格群岛》里,专门对于苏联的“古拉格”和沙皇治下俄国监狱/流放地做了详细对比。在沙俄的监狱,犯人们可以订购杂志、接受书信和食物(包括新鲜水果),乃至结社活动。在流放地,虽然苦寒,却颇有自由,还发放生活费。而红色政权的古拉格,通信权、亲情、基本尊严,都是完全没有的。饥饿、酷刑、死亡,笼罩着覆盖全苏各地的劳改营。

   苏联老大哥的许多东西,都传给了红色中国这个“小弟弟”。不过,这个“弟弟”的落后与残暴,要更甚于“老大哥”。具体如何残酷和更甚古拉格,《陆犯焉识》中就谈了许多。在这篇书评中,我后面还会评议,暂时在此打住。

   “老几”、陆焉识、冯丹珏的父亲,几经周折跋涉数天,最终到了场部礼堂、看到了荧幕上的女儿,并返回了劳改队。可这个路程中,他经历了摇尾乞怜式的恳求、拿出妻子的礼物贿赂、差点死于狱友举报、冒着严寒做贼般的赶去放映礼堂、被军人持枪追捕恐吓、被嘲笑侮辱、摔伤、被狼袭击、冻得奄奄一息……种种卑琐苦楚,并不是这些概述可以概括的。严女士一文一字的描摹,才让人切身体会陆焉识这场旅途的残酷与惊险。

    当陆焉识得以看到女儿在荧幕上那一秒钟闪过的形象,他激动了、落泪了、号哭了。他关于家庭、妻子、爱情的记忆,也被激活了。对历史的记忆,呼唤着他、启发着作家、引领着读者,回到他的青年时代。

    民国公子的包办婚姻与海外风流

    1925年的陆焉识,是颇为典型的民国上流阶层的公子哥、洋学生。他聪慧过人,学业有成,只是丧父较早。他的继母冯仪芳,和他有着恩怨交织的关联。正是在继母的撮合下,“阿妮头”冯婉喻嫁给了陆焉识。

  对于包办婚姻,陆焉识是反感的。在那个提倡青年人自由恋爱的时代,包办婚姻是被唾弃的。何况主持包办的,是他虽然怜惜尊重、但又很不喜欢的继母冯仪芳。

  面对继母的做媒,陆焉识以无数方式软抗拒,但最终还是结了婚。但他在结婚后立即去了美国留学,留下了新婚却未同房的婉喻。这时的陆焉识,对婉喻是无情的。对那个缠绕自己生活的继母,还有一些顾忌牵绊,对婉喻却几乎毫无感情,只有冷淡和远离。

  那时的陆焉识,怎么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二人的情感,竟那样的深厚和伟大,死也不分开。

    陆焉识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也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枷锁、传统的负担,是为了自由。陆焉识这个天性自由的人,也在美国度过了人生最自由的时光。无论是演讲、聚会、谈恋爱,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未被人类入侵之前西北草原上的马儿们那样,陆焉识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利,挥霍着、快乐着。

     在这里,他毫不吝啬并不算太多的生活费,大都用来请客、买礼物、结交朋友。他和意大利女孩望达缠绵一年,还有其他许多“露水女友”,也结识了“大卫·韦”这位算是“进步青年”的同学。这位大卫·韦,颇似屠格涅夫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志向高远但才能有限,人品也颇有一些问题。这时的陆焉识还不知道,他后来的人生命运,很是受了大卫·韦的影响,且基本是负面的。

   陆焉识在美国,也结识了另一个后来多次与他命运有交集的人–凌博士。两位知识分子相谈甚欢,凌博士以自己的婚姻和事业经历劝告陆焉识,暗示他大胆追求自由,不要回到中国家庭和社会的枷锁中了。即便在美国要捱种族歧视,也比在中国自由。而女友望达也提供了一个二人终生不愁、自由生活的“伊甸园”选择。

  无论出于感性还是利益,陆焉识都应该留在美国。但他却选择回国了,选择回到那个他讨厌的、禁锢他自由的家,和不喜欢的婉喻过夫妻生活。这看似是一瞬间的临时起意,根本上却是陆焉识内心深处,早已植根的责任心、同情心、家国意识使然。

   民国的男人们,尤其上流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崇尚自由民主、反叛权威、反感封建家长制,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则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家国观念、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心,有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情感与志愿。而且,他们也在现实中践行着。“五四运动”和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典型。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也到处有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

   与当今中国那些虚假爱国、“吃爱国饭”的“五毛”、“小粉红”们不同,也与为君王唱赞歌的“儒学大师”们不同,民国知识分子经历革命洗礼,还接受了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的公民教育,是真诚的热爱国家民族、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们也勇于担当,承担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身份和责任。

   对于弱势的女性,他们也很尊重和同情,在动荡和多事的年代,去做这些女人的墙和伞,阻挡风吹雨打。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与责任心,是道德崩坏、秩序扭曲的“新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当然,并不必要过于拔高民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民风,那时一样有各种丑恶。但一切都是比较)

   所以,陆焉识的选择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即便讨厌继母和妻子对他自由的干扰和禁锢,也要履行一个中国男人、一家之主的责任。尤其是他父亲已去世,对这个家他更是责无旁贷。他虽有一百个理由滞美不归,但内心深处对家庭和祖国的热爱,让他毅然决定回国。陆焉识这样的人,并不时时刻刻在爱国挂在嘴上,表面上反而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的内心,是颇为有着中国传统“修身齐家平天下”责任心、家国情感的。

  陆焉识在回国路上,为失去美国的自由而大哭,但他的回国,也义无反顾。这才有了后来焉识和婉喻的动人故事。

   友情的虚伪与“人群的强大”

   回到祖国,陆焉识成为了大学教授。这让他有了把美国自由生活“搬运”到中国的条件。相对于那个不自由的家,陆焉识更愿意和留洋的同学在学校和咖啡馆谈笑,谈时事、交朋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乐趣:既想要独立,又喜欢凑热闹。

   但这自由快乐并不持久,知识分子间的友情也并不那么真实。民国的社会风气虽开放进步,但文人相轻、抄袭腐败之风,也是盛行的。

   那位在美国相识、后来影响了他半生的大卫·韦同学,软磨硬泡的让陆焉识帮他学术抄袭。陆焉识起初拒绝,犹豫再三准备让大卫抄袭,还要送钱给这位生活拮据的孩子都喝不起牛奶的同学,却阴差阳错的错过了。此后他遭到的报复,让他明白了友情的易变和人性的凉薄。

  他想不到大卫·韦会那么不讲友情、也不讲道理和诚信的写文章谩骂诋毁自己,更想不到那些和他关系友好的学校同事、学生,纷纷疏远他。上海报界也拒绝让他对等的刊文解释和反击。他“第一次看到了人群的强大”,也明白青年人间、知识分子间、同事同学间的友情,都那么的脆弱、虚假、弱不禁风。这或许才是真实的人际关系。那些友谊和快乐,只是飘在人性之恶浊流上的浮萍。

   对于这些,尤其“人群的强大”,我是颇能感同身受的。或者说,但凡经历过友情的破裂、他人的诬陷、群体的排挤,都会与陆焉识有所共情。鲁迅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就是因当年明星阮玲玉自杀有感,既批判当年上海滩、文人圈流行的诽谤之风,更直斥人性的丑陋、舆论的凉薄。

   谣言与排挤,是不见血的刀,悄无声息的毁损着人的利益,扭曲着人的认知,切割着人的心灵。那样的痛苦,往往是难以言传的。成群结队者默契的欺凌一个人,即便一句话不说,一件明显欺负的事也不做,也足以形成一种要逼死人的“气场”,让你吃不下饭、睡不了觉,乃至脆弱一点的会自杀。

   而如果人群“动起来”、众口一词,那谎言也是真相、丑恶也是正义、鹿无疑也是马,让你怀疑显而易见的事实、被迫更改完全正确的判断。或者,只有“加入”谎言的人群、成为欺凌又一人的队列中一员,才能再得到人群的“认可”,才能喘息和“重生”。

   这样的事情,我在学校、一些中国三教九流朋友圈、中国自由派反对派的圈子,全都经历过。过程复杂,在此就不详谈了。但这种人性和社会的痼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精神上的癌症,侵蚀着人的灵魂,败坏着国风民风。人类浸泡其中,悲哀,可叹。

   劳改队的众生:犯人们的冤恨情仇

   当年在美国和各国同学谈笑风生、回国又在大学任教的陆焉识,怎么也想不到,20多年后,他要在寒冷潮湿阴暗的劳改监狱棚子里,与各种政治犯、刑事犯为伍,和杀人犯、强奸犯们同炕共眠。

   这时的陆焉识,没有咖啡厅和图书馆可以去,没有办法隔绝和逃避。能做的,只有忍受和适应,和这些“人渣”们常年共处,一起劳动、受批判、睡觉,以及等待死亡。

  但这些被视为“人渣”的犯人们,并不都是真的“人渣”。相反,其中一些人,无论他们的出身、入狱原因、在监狱的表现,都堪称正直和良善,比陆焉识当年在美国和上海结交的那些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实则“酒肉朋友”的好友们,更加值得尊重。

  “十几岁的他背着包袱出门学生意,阿嫂围腰里插着鞋底,手上抓把剪刀追到镇口,边追边喊:你那头发会给城里人叫做土包子的,站住给阿嫂修一修!”  

   “自家堂屋,门口蹿进几个警察,拿出判决书就朗读;老婆抱着孩子走进来,说搞错了,一定搞错了,判决书应该在法庭上念,怎么念到堂屋里来了?那不是事先就把判决书写好,临时填写姓名的?那不是搞错是什么?……”

    资本家“徐大亨”,在那个时代背负着“剥削者”原罪,但其实是从十几岁就离家谋生、勤劳致富的小商人。他因为无意间雇佣了国民党特务而被牵连,还差点被当成同名犯人判处死刑。他如祥林嫂一般复述从差点被处决到侥幸生还的过程,人们早已听厌。他把陆焉识当成值得结交的朋友,陆焉识却担心言多必失而沉默。这位“不愿当冤死鬼”的“徐大亨”,最终却因为医疗事故稀里糊涂的死去;

 “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

  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

 “刘胡子是长了一副好胡子,漂亮威风的唇须。刚进上海监狱时,监狱干部勒令他剃胡子,他问为什么,说他自己是反革命胡子又不反革命。干部驳回他说:人反革命胡子也反革命。刘胡子说,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都反革命吗?就那样把他的二十年有期徒刑加上去了,加成了无期。”

   光荣“起义”的前警察局长刘胡子,在“新中国”政府做公安局长,抓“反革命”,完成任务后自己也被当成“反革命”拘捕,最终在监狱服药自杀。他抓其他没有具体罪名的反革命,是稀里糊涂抓的,自己被抓更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刘胡子”经常看陆焉识登在报上的文章,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大老粗,而是颇为追求思想进步,这恐怕也是他选择“起义”的原因之一。但没想到,这反而害了自己,且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被捕的经历,和商鞅、来俊臣的“作法自毙”颇有形似,但神却不似。他不是酷吏,是开明的向往新社会的爱国警官。这也让他的落难和死亡更显悲剧。

   他原本被判刑二十年,就因为一句顶嘴就变成无期徒刑。“徐大亨”的判决书不是在法院宣读,而是在“徐大亨”的家里;“刘胡子”因为一句话被加刑至无期。可见那个年代司法的随意与荒诞。自杀被视为对抗行为,“刘胡子”临死的写下遗言“祖国万岁”并不能换来同情理解,只是成为悲剧更悲剧的注脚;

  “伪连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连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连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四支自动步枪打空了四个弹夹。那场枪击等于把抗日战争延长了十好几年:伪连长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抵抗中的日伪分子……” 

    一位曾在日伪军中服役的“伪连长”,看“阶级成分”是不折不扣的敌对分子,却能在忠于政权的犯人头目谢队长折磨陆焉识和另一少年犯梁葫芦时,冒着危险出言相帮;面对污言辱骂自己母亲的谢队长,敢冒着被“加工”乃至加刑的危险上去拼命;在饥荒已经结束时,应是出于不愿继续被囚受辱,操着正步昂然走出劳改营大门,主动求死,被解放军射杀;(类似让人震撼的故事,勇敢的反抗,在毛时代劳改营恐怕有成千上万。但绝大多数都被有意的隐瞒、压制,最终永久尘封在历史中了)

   “谢队长犯的是强奸罪,刑期是七年。其他“加工队员”的刑期最长的也不过十年。因此他们在老几这样的重大政治犯人面前优越感十足。老几是敌人,而犯了罪的人民群众还是人民群众;坏的人民跟好的敌人不一个性质,坏的人民坏到哪里也不是敌人。他们在人民的范畴里可以有很大空间去坏。” 

   “加工队(由刑事犯组成的、专门折磨不听话的劳改犯的

 队伍)”的谢队长,一个强奸犯,以酷刑折磨犯人为乐。他接受陆焉识贿赂的“欧米茄”,又折磨偷走“欧米茄”的梁葫芦。但这种人并不会被处罚。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舆论环境、那个监狱,刑事犯地位高于政治犯,没良心的犯人价值高于“良心犯”。

   “犯人里也有一帮一伙的,但老几不入任何伙。在美国,在上海他都不入伙,宁可吃不入伙的亏,兜着不入伙的后果,现在会入这些乌合之众的伙吗?因此老几在一份亲密凑上来时,总是客套地推辞。不识抬举就不识抬举吧,老几还剩下什么?就心里最后那点自由了。”

   面对这样那样的犯人,陆焉识,“老几”,选择了“不入伙”。这既是为自保,更是为自由和原则。历经磨难的陆焉识,被迫害的与家人长别、在大西北劳改营改造,甚至拉屎的自由都没有。但还有心灵上独立的自由,“老几”仍然在坚守精神层面那一点很多人看来一文不值,却象征着人性自主的东西。    

  在污秽肮脏却又难以反抗的劳改队,“老几”学会了忍耐、过滤、对脏东西当做空气。即便有人说与他女儿有关的肮脏话,他也当做没听见:

   从犯人到干部都知道无期犯老几的女儿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个也长着卷毛的女博士。渐渐地,传闻脏起来,说那个女体上的肚脐眼是老几女儿的。再过一阵,老几(老卷儿)的女儿有了名字,叫“小卷儿”。 

    梁葫芦说着偷看一眼老几。老几不反应。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这样的忍耐力,既让人佩服,又令人伤感。这是不得已的“阿Q”精神。此时的陆焉识不再有民国时那样为了一口气辞职的勇气,为了活着见到家人,为了婉喻和丹珏,他愿意忍着百倍千倍于民国时的屈辱、起码部分麻木的活下去。

   而犯人们的下流污言,也能反映出劳改队本质是怎样的。哪怕有“徐大亨”、“刘胡子”、“伪连长”这些还算有良知的人,犯人们根本上还是一群在体制迫害下心理扭曲、思想变态(并将变态公开表现出来)的人形动物们。生活在恶劣境况中、性压抑下的男犯人们,是缺乏基本廉耻的。而梁葫芦,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傍晚在草垛里发现母亲和她的姘头的。两人分了白馍睡得跟没事人一样。梁葫芦正好手上有把砍刀,于是正好一刀一个,替弟弟妹妹讨还那再也讨不回来的大白馍。他的砍刀剁馅一样下去上来,一直剁到刀刃崩裂同时向刀身翻卷过去,在刀柄上剩了一条奇形怪状的废铁。当天夜里,他把一对狗男女不分彼此的皮肉骨头埋进自家后院,把那个还是胎儿的弟弟或者妹妹也一块埋了,因此梁葫芦的卷宗里为他记下了三条人命的血债。”

   梁葫芦,是“老几”在监狱里最亲密的“朋友”。这位在大饥荒中打死母亲和母亲姘头,夺回给弟弟妹妹的口粮、被判处死刑的待决少年犯,强横、顽劣、残暴,又常受酷刑“加工”。说他可怜,但又可恨;说他可恨,又觉可怜。

   梁葫芦是那个人人没有温饱更无尊严社会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破碎家庭出身、丛林社会生长、在求活中变成恶棍的青少年们的缩影。这样的人,短暂的儿童、少年、青年时代,都没有感受到过任何“温暖”,只有冰冷与暴力。于是他们也回应这世界以冰冷与暴力。

  梁葫芦被枪毙前两天,“老几”出于真情,在梁葫芦面前不再装成结巴,劝他和弟弟见一面。而梁葫芦在上刑场之前,还是被“老几”装结巴的事举报了。这个看似凶悍也确实凶悍的小杀人犯,终究还是害怕死亡,还是想活,想立功,哪怕要用“老几”的命换自己的命,哪怕“老几”出于对他的爱才放弃装结巴、劝他见弟弟。

   而这也证明了陆焉识装结巴、其他犯人搭讪都不理、不入伙的警惕,是完全正确的。在劳改队,是不能发善心的,起码发善心不能暴露自己一些隐私和弱点。否则,再深厚的友谊,都没有立功免死/减刑有诱惑力。残酷的环境里,是不能心软的,是会被见缝插针的,是随时都会出卖和坑害的。陆焉识还是心软了。

   “老几”陆焉识还有许许多多狱友。不过,《陆犯焉识》里提到有名姓和“事迹”的,除了以上几位,就只有陆焉识入狱十多年后、文革时期进来的两个新晋犯人:知青小邢,和因为强奸女知青成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村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是邓指导员极为讨厌的犯人,因为他强奸女知青,还洋洋得意的在犯人中炫耀。邓指正在生“鬼剃头”的怪病,就半故意半无意的,让这位强奸过若干女知青的大队书记掉进冰窟里,冻死了。

  而知青小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却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不得不去农村那“广阔的天地”劳动、打架,最终进了劳改监狱。这个脾气很冲、到监狱里还继续有些跋扈的青年,其怨气都是“上山下乡”毁了他的前程,让他当个大知识分子乃至外交官的梦,粉碎了。最终,他和一个贪污犯在监狱大火中同归于尽。

   劳改犯们是残暴年代的活纪录、见证人、记忆证明的载体

   这两个死于劳改队的、出身颇为不同的犯人,其实其经历和入狱,却是缘起同一件事–“上山下乡”运动。即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后,数百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被半强制半诱骗的动员前往农村,在那“广阔的田野上”去“大有作为”。

  这场运动,催生了无数悲剧。知青虽然干了一些农活,但知识基本无用武之地,反而要和农民争抢本就不多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而且,知青和农民,并不平等。知青打伤农民,轻者几天禁闭,打死人判几年刑;农民要打伤知青,就直接判刑;农民打死知青,无论起因都要偿命。当然,农村的干部,是又一等级。而知青中没有背景和依靠的女知青,现实里也又是一个特殊的“等级”和“待遇”。

   许多男知青痛恨于从城市到乡村的落差、学业的荒废、前途的无望,整日打架、鬼混、在农村女孩身上“留情”。而女知青,往往被男知青、村干部“欺负”,一些女知青被强奸甚至生子。严歌苓女士另一篇佳作《天浴》,就是专门讲述女知青受难史实的小说。

  到了后来文革结束,有门路的知青迅速返城,没门路的要苦熬,或者想办法获得批准。男知青往往靠自残,女知青靠献身。即便如此,还有一些一辈子都离不开农村了。一些女知青和农民生了孩子,也就让她一生钉在农村(虽然母亲是有权离开的,也确实有些放弃照顾孩子离开了。但母爱让许多女性放弃回城、放弃大好前程);还有一些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早已长眠,即便“离开”,也是他/她的家人捧着骨灰离开。

  而这一切,几百万人的青春和生命,本来并不必要如此损耗,不必逝去,不必发生。仅仅一小撮人的权力斗争、仅仅一个人或者最多几个人的临时起意,就让几百万人的命运从悬崖上坠落。 

   而“上山下乡”这个决定几百万青年命运的大运动,又只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了全国八亿人(除了尚在襁褓的幼儿和已垂死的老人)、致死数百万的更大政治运动的一个小支流。疯狂的十年里,多少人卷入并毁灭?许多被害者,尸骨都没有留下,永远失踪了。

    不止这两个劳改犯,不止文革进来的劳改犯。前面那几位劳改犯,哪个不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遭难的呢?

   “徐大亨”经历的,是没收资本家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称“三大改造”,改变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经营模式、控制权、分配方式)。由一开始还有遮掩的“公私合营”,到一点不留、罚没全部财产,多少资本家在1950年代初破产、入狱、自杀、家破人亡?而那些被“充公”的财产,也并没有真正“公有”,只是被管理和使用财产的干部和“工人贵族”们私享了。而名义“公有制”也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国家落后、国民贫困。1978年改革开放时,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各地经济,普遍还不如“三大改造”前、经历战乱破坏的民国时期。

   “刘胡子”则是在更加知名的、集中在1950-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中被捕的。他被捕前抓的人也是镇反的一部分。那些在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顽固对抗的、有所抗拒的、放弃抵抗的、“起义”的、袖手旁观的,无论国民党官兵、国民政府公务员、军警、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地主资本家、“会道门”成员、三教九流,凡是有些“旧账”的,或者没什么账但为国民政府服务过的,抄家、判刑、处决,仅处死的就超过百万。包括参与辛亥革命的元老、在抗战中浴血杀敌的国军官兵,也被毫不留情的处死。

   前面“徐大亨”的悲剧,是在赶上“三大改造”没收资本家财产后,又紧接着赶上“镇反”,自己不知情情况下雇佣了特务做业务员(虽然那个“特务”是否真是特务,也不一定,当年被冤枉为“特务”的无辜百姓也很多),所以不仅破产失财,也差点被枪毙,最终死于监狱。很多人躲过一轮运动,却又来了另一轮运动。能够都躲过去,才是幸运。不幸而家破人亡的,才是大多数。而统治者也正是通过“切香肠”和“分而治之”的方式,拉一批、哄一批、害一批,逐渐的将所有人、包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在内,都置于迫害炙烤中,相继的受辱与死去。

   而并不是犯人、而是在劳改队看守犯人的谭队长,参与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也稀里糊涂的被发配到大西北。在血腥的内战里同胞相残,又去外国协助别国同胞相残,又来到大西北,一边忍受寒冷饥饿,一边继续残虐同胞。谭队长如果愿意认真思考,估计能悟出一些东西,例如自己和许多战友、同胞,为什么被这样摆布,为什么总是在杀人虐人中生活?

   但谭队长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些,也想不到这么多。他更愿意支使犯人们,体验作指挥官的快感,即便他鼓动冲过哨卡会让犯人被解放军打死,也是不在意的。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让他不再在乎人命,更何况是劳改犯们、“阶级敌人”们的命。相反,驱使人们送死,恰符合战争的规则,符合他的生活规律。

  而在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上百万生命在血肉磨坊里化为齑粉。不像抗日战争那样的伟大、壮烈、必要,国共兄弟阋于墙,同胞之间为了后来证明出的根本是虚假的主义(或者说主义是好的,但是被野心家扭曲了),杀的血肉模糊。志愿军在朝鲜护住三八线半壁江山,却给那里的朝鲜人民带来迄今都无法摆脱的牢笼地狱。

    而死刑犯梁葫芦,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大饥荒的产物,是“新中国“礼崩乐坏”的恶果。大约三千万人饿死、病死、逃亡中被打死,是现代文明史上的惊天浩劫。但历史书上仅仅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轻轻带过、巧妙掩饰。那是人祸、人祸!     

   而梁葫芦父亲“留情”后就失踪,母亲不仅与许多情夫厮混,还冒领孩子的粮食。这不仅是饥荒的后果,也是廉耻的败坏。中国的传统非常重视家庭责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各自有权利与义务,互相扶持。蒋介石时代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既是为复兴民族,也为和谐家庭宗族。

  但“新中国”下,一切旧的道德与秩序,无论良莠皆成了“革命对象”、“牛鬼蛇神”,破除一切。破了旧道德,却没有立新道德。战争、屠杀、饥荒,本就摧残了文化道德。“革命”一起,更是礼仪尽没。妇女似乎解放了,但只是在更大的利维坦下。也没有宗族照管孩子,自组织消失了。

   这样的环境下,梁葫芦们只能自己挣扎求生。丧失德性,杀人抢劫,成了情理之中。既然父亲从出生起就“主动”失踪,母亲不尽养育责,还夺子女口粮,那儿子弑母,某种程度反合了儒家“父父(母亲也一样)子子”权力义务对应的伦理。

   而那位可以对其他犯人颐指气使的犯人–“加工队”谢队长,一个强奸犯,却混的算很不错。管犯人的犯人,不算官也算吏了。虽然谢队长其实没有正式的“编制”,只是管教干部自行支派的“犯人队长”,却足以在犯人中耀武扬威。他可以对其他犯人施以酷刑、随意谩骂。

  这同样是那个黑白倒错的残酷年代的产物。在正常社会,刑事犯尤其强奸犯是被鄙夷的,知识分子是被敬重的,有良知的公民是受保护的。但以“革命”为名行恶的年代,那些杀人、强奸、抢劫、偷盗的刑事犯,因为不是政权主要敌人乃至可以利用,而地位待遇都位居政治犯之上,享受犯人中的特权。

  这一点,不仅中国,苏联也是如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频繁提到刑事犯/盗窃犯/“律贼(监狱中的犯人团伙,也可以说是黑社会的一种)”。这些人是真正的罪犯、社会渣滓,往往身高体壮,暴力能力当然远胜那些孱弱的政治犯。于是刑事犯常常欺负政治犯。而这不仅被管理古拉格的苏联军警特工们纵容,甚至还有意利用,让刑事犯在监狱成为进一步压迫政治犯、避免政治犯串联和反抗的工具。

   陆焉识所在的劳改监狱之外,还有无数的劳改监狱、流放地。与陆焉识亦友亦敌的凌博士,1959年被发配新疆–比陆焉识所在的青海更加西去千里的地方,并于1971年死在那里。凌博士在镇反中安然度过,但没有躲过反右运动。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

   相对于那些和国府国军有牵连而在镇反中即被捕被杀的,与旧政权没有瓜葛乃至早年就积极参与进步运动的那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新中国”的“自己人”,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勇敢发言。等待他们的却是开除、流放、劳改

  反右运动本身没有杀人,甚至刑事处罚都很少。但对这些“右派”的惩罚,比正式的拘捕监禁都更可怕,也是这些“右派”始料未及的。他们被免除公职、失去私职(也有的名义上并没有被免职,但实际上已丧失相关工作),丧失了地位和报酬,流放到贫困和环境恶劣的地方,被军警和干部监督劳动。

  这本身似乎还不那么可怕。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被劳改的知识分子获得的粮食配额最少,他们大批的死亡。虽然是饿死,但和屠杀并没有本质区别。政权控制着粮食配给,不给起码能活命的口粮,乃至完全没有粮,那就是在杀人。而且,统治者是故意以粮食为武器,来虐待、控制、屠杀知识分子的,死亡不是无意的、连带的、偶尔的,而是蓄意的、主动的、大规模的、恶性的。

   多少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就在这饥荒中死去了。许多手无缚鸡之力、从没劳动过的知识分子,刨遍了山岭河滩,也找不到足以捱过饥饿的食物。对于大饥荒,莫言先生的作品描写的更加细致。他在《丰乳肥臀》中描写了桀骜的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乔其莎,为一口吃的甘愿被食堂的老炊事员张麻子诱奸。而《夹边沟记事》更是写实的记录了2000多名真名实姓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几个月里死亡80%的过程。

  凌博士还比较幸运,没有饿死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里。但也没有逃过文革浩劫,没能活到平反。小说没有交代凌博士具体死因,但无论被批斗死、饿死、病死、“自绝于人民”而死,都是死,都不是正常死。

    而焉识的老朋友老冤家大卫·韦,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暴打,文革后死于后遗症。(关于大卫·韦,还会在其他章节细说,暂时按下不表。陆焉识及其家人在多次运动中的经历也在此不表,放在其他章节)

   《陆犯焉识》中每个略有篇幅的人物,都和那个时代的大浪大潮紧密相关,就是那浪潮的一部分(或者说浪潮裹挟的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经历,是千千万万人的经历,是时代的缩影,是亲身的见证。

   再后来,历史过去,幸存的人,没有多少“直接”的证据,只有记忆的证明。我小时候看过一部揭露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罪恶的电视剧《记忆的证明》,对内容和剧名都印象颇深。中国被外敌和内贼侵害的历史,证据散佚下都只剩记忆来证明。那些勇敢讲出苦难的受难者,多么单薄和脆弱,又多么坚韧和顽强。

   而如今,随着当年的亲历者纷纷逝去,连当事人“记忆的证明”也基本消失,只剩下了一些遗言,以及他人的转述。已经有许多人在怀疑真相、否定历史,乃至美化那个残暴的年代、那些暴横的屠夫。当年就有人预言中外的那些恶徒及其后代,必定会更加猖獗的否认历史和为罪恶翻案、洗白。现在果然是这样。这是那些受难者遭遇伤害后的二次伤害,是悲剧后的二次悲剧,是死亡后的二次死亡。

   于是,这个国家民族在遗忘中,继续沉沦。他们被物质繁荣迷惑,却丧失了独立思考与反思能力,放弃了对权利自由的追求,许多人甘愿继续被利维坦宰制。而2020-2022年三年的“新冠清零”导致的巨大悲剧,以及最近几十年零落在全国各地的人民惨剧,都在以血泪书写遗忘的代价。

   夹缝中的爱情:焉识与婉喻在压迫中的爱

    从大历史回到小个人,从政治回到爱情,从他者回到焉识。 

     当陆焉识在学校被排挤后,他虽仍然希望躲在咖啡馆来逃避纷争,但压力下他不自觉的就要寻找真正的慰藉。孤独只能逃避,而没有温暖。

   这时的他,才想起被常年冷落的婉喻。不过,焉识冷落婉喻,也并非他一人的责任。焉识的继母“恩娘”冯仪芳,要负担更大的罪责。

   虽然说,是恩娘作为介绍人将婉喻配给焉识,还为焉识和恩娘同房费尽心思。但她却同时在操控焉识和婉喻,并不让夫妻二人自由的恩爱。她撮合二人成婚,只是希望由她主宰家庭,主宰焉识和婉喻的一切,包括吃饭、买衣服、看电影,乃至情爱行为。

   “(恩娘)指的是焉识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从箱子里拿出几块衣料。错出在他不会给女人买衣料,每一块的尺寸都尴尬,做两件不够,做一件又宽裕。他把两块颜色亮的给了婉喻,剩下暗颜色的给了恩娘。恩娘当时便咯咯直笑,说焉识怕自己有个年轻恩娘难为情呢。婉喻立刻把自己的鲜艳料子让出来,两块料子裁了四件马甲。但已经太晚了,这事在恩娘心里落下了病,一怄气它就发。”

   对于焉识和婉喻一切不合恩娘心意的行为,恩娘都大发雷霆,醋意翻天。而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些中年孀居女士,较普遍存在的、既不正常又情有可原的心理状态。当然,并不应该对女性有特别的偏见。许多男人包括中年男人,同样有各种肮脏丑恶的思想,一些人还付诸实践。但也不能否认一些女性存在扭曲的心理。

  而归根结底,这是人性、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共同约束和迫害女性,酿成的变态和悲剧。

   但恩娘对焉识与婉喻的控制和压迫,反而让两个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格外的亲密和恩爱了起来。尤其他们在情爱上更加有激情了。人性就是有逆反的情结,而外部压力往往促使人的情欲变得更为强烈。这符合某种难以言传但并非虚幻的守恒定律。畸形的情爱,性的欢愉,更为激情和炽烈。这既有丑恶的,也有不完全丑恶的。若是强暴,那就是丑恶而不应加以辩护的。若不是强暴,那就可以有商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焉识和婉喻之间有了真正的爱情,相互的恩爱,以及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女儿丹珏。

   关于焉识与婉喻的爱情,以及家庭关系、情爱问题,占据《陆犯焉识》篇幅的半数。但我个人对这些较缺乏兴趣,所以不会像评论小说中涉及的政治和社会议题那样详细,只做相对简单的评述。

   知识分子的相争与文化人的阴险

   当陆焉识度过了上次被大卫·韦攻击的风波后,又来了新的风波。树欲静风不止。这次引发纷争的,又是大卫·韦。而在大卫·韦的挑唆下,陆焉识新添了一个对手,就是在美国结识的凌博士。

    抗战,是那个时代中国舆论的焦点,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避不开的话题。凌博士,其一些侧面的原型,有民国大师胡适的影子。胡适在全面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前,一直主张“低调”,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而当时大多数学生、学者、国民,都激烈主张抗战,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强硬。于是就有了鲁迅等激进派和胡适等温和派的争论。

   陆焉识谈不上是激进知识分子,但在抗日救亡运动大潮中,也并不落于人后。这就是他和主张和平的凌博士的分歧。但陆焉识也无意因争论而破坏与凌博士的友谊。在陆焉识看来,争论是正常的,人们完全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但不仅大卫·韦不这么认为,凌博士也不这样想。大卫·韦恶意挑拨矛盾、利用焉识,不惜扭曲的翻译和发表陆焉识给他的私人信件。而陆焉识在曾经被大卫·韦坑害过的情况下,又一次轻信、放松警惕,让他又一次吃了亏。这也能反映出陆焉识的善良。但正是这种善良让他总是吃亏,经常被骗。

   大卫·韦的煽风点火让陆焉识陷入纷争,凌博士不仅不能体谅陆焉识的困境,还道貌岸然的以文雅言辞报复了陆焉识。而且,这并不是终局。当时的陆焉识想不到,后来他两次落难,本来算是陆焉识朋友的凌博士,都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可能参与了落井下石,但小说中没有明说。不过落难时袖手旁观,本身也是恶的)。

   文人的无耻,很多时候更胜于武人、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可以将无耻镶嵌在文雅的言辞里,将谎言包装的比真相还动人,在文质彬彬中让对方难堪、难受、愤懑却难以辩解。文人往往有心机,擅长挑拨离间。有些还会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将自己的恶栽给对手。

   对于这类无耻,与前面“人群的强大”一样,我也曾亲身领教,感触很深。在我还不能意识到人多么无耻和颠倒黑白之前,我颇为吃惊、愤怒、痛苦、受伤。经过一些历练,少了惊讶,也会自我调节,减少受伤。但我仍然会对这些行为愤怒。我认为,不麻木不仁,不阿Q,比快乐安宁还要重要。对丑恶习以为常、一笑置之,是对良知的背叛。

   即便陆焉识及早退出了文字之战,大卫·韦和凌博士仍然不放过他,他们的笔战里总是把陆焉识当靶子,既攻击对手,也把气撒向陆焉识。陆焉识这次与凌博士结怨,影响到了若干年后他的自由与生死,让婉喻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去救焉识。(未完)

 

作者: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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