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在世事洪流中跌宕的知识分子和他的自由与爱情 1
从灰暗到黑暗：红色革命者将俄国人由“第六病室”拉进“古拉格” 42
南“古拉格”与“北”古拉格：地狱是相似的，也是有别的
前面已经说到多次，中国的劳改营，颇似苏联的“古拉格”。可这只是宏观的简略的对照。如若近观，两个国家的监狱与劳改系统，在物质条件恶劣的程度、管理模式和政策的差异性、军警和看守人员残暴阴险程度等方面，其实是颇有差别的。对于这些同与异，就以严女士这部小说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主，辅以其他资料，加以比较。
它们的相同，是较为明显和易于总结的。两大古拉格系统，都是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政权，为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并最大限度利用犯人们的剩余价值，建立庞大的监狱，且在监狱之外另建立的一套劳改营，以强迫劳动作为最重要的内容。除了劳动，还有所谓“改造”，就是软硬兼施的洗脑和劳动，去除犯人们脑中一切红色政权所反对和忌讳的思想、让他们成为忠于新政权的奴仆。
而两个“古拉格”的监狱条件，都是糟糕的；管理，都是严酷的；死亡率，都是颇高的。相对于监狱，狭义“古拉格”（即劳改农场/工场）的劳改犯似乎是多一些自由，而非每天24小时（除少数放风）都在牢房。但代价是在酷寒、风雪、干渴等恶劣环境下，高负荷的长期劳作。而且没有看守们允许，是不能够停下的。这些劳改犯恐怕宁愿像监狱犯人那样一直呆在监狱，也不愿受这样的劳动折磨。
“古拉格”里，没有人权人道，或者说只有装点门面的那种人权和人道。索尔仁尼琴对比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的差别，可谓人间和地狱的分别。索尔仁尼琴或是对沙俄时期的监狱和流放地有所美化，但沙俄时起码是把囚犯当成人（哪怕只是当成犯人、下等人），而非牲畜不如的对待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在沙俄时期被流放，仍然过着食品充足、可以在流放地自由生活的情景。
不仅沙俄监狱比不上苏联政权的残酷，有些方面纳粹也是不及的。红色政权对政治犯的残忍无情，从法庭审判时就暴露无遗了。
索氏的《古拉格》中，提到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在纳粹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最终无罪释放；而莫斯科审判中，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苏共最高层人士，都在法庭上承认罪行，纷纷被处决。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在纳粹法庭“如狮子般咆哮”，而季诺维耶夫等人则主动认罪，当然是后者用了酷刑。除了对本人酷刑，契卡还以这些人的家人为要挟，包括将其家人带到这些党政军高层人士面前折磨。这样突破人类底线的行为，也就达到了正常审讯达不到的效果。连红军元帅布柳赫尔都在酷刑下承认自己为“日本间谍”，何况这些文官了。
参与俄国革命、缔造苏联的许多军人、党员、工农，在一次次肃反中，一批批的被送进“古拉格”，又一批批的死去。有人说这样的“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自残”。确实如此。许多人至死也不能明白，自身献出一切去缔造的国家，居然将自己送进劳改营、折磨致死。索尔仁尼琴自己一开始也是迷惘的。只是当他看到更多比他更惨更冤屈的囚犯们，才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冤屈，而是全民族的劫难。
而红色中国的法庭，以极为简易的程序，匆匆处决了百万政治犯。中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最残酷的渣滓洞、白公馆，《红岩》作者罗广斌成功的熬过酷刑活下来，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死在共产党人的监狱里。这既说明中共政权监狱及酷刑残酷程度胜于国民党，也侧面说明国民党时期军警特宪还是有一些底线。而且，相对于国民党时期还讲法律条文、与其辩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法官警察，文革那些红卫兵，是完全不讲道理的。罗广斌在国民党监狱坚守，在共产党监狱里自杀，也是因为在共产党的迫害下，更有理想幻灭之感。
说到这里，又要提及前面的“刘胡子”，他的自杀，同样是理想的幻灭。他一心追求进步，主动起义，却被诬指为“反革命”。他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自杀，而是想不开抓无辜民众、自己被冤屈判刑、在劳改中受尽屈辱，才死去的。
苏联和中国，两座“古拉格”，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无辜者、良善辈，乃至是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人本应被格外的尊敬和优待，但政权却将他们投入囚笼，让其在贫乏与屈辱中死去。
从无限制谩骂到声光电折磨：“花样百出”的审讯方式
这样的贫乏与屈辱，从逮捕送入拘留室就开始了。前面我已经讲了陆焉识、徐大亨、刘胡子等人被逮捕和审讯的过程。而苏联的卢比杨卡（契卡监狱）也是惊人类似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苏联所谓“犯罪调查”的实情。种种酷刑从审讯之前的等待时间就开始了：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秘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具体的酷刑，也是五花八门的，而每种酷刑都会让即便经过世面的人恐惧的颤抖：“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
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
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
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
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
在等待审讯中，死人也是家常便饭：
“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生命就是草芥。
还有许多对大众或有所耳闻、或闻所未闻的酷刑方式，索尔仁尼琴比较具体的写出，我就不照搬在本文了。简单列举，审讯员对囚犯的审问方式包括，包括熬夜询问、虚假许诺、粗暴辱骂、阴晴不定的恐吓、红脸白脸轮番上、性羞辱女犯人、踩男犯人睾丸、以亲人相要挟、猛烈喊叫和挠痒处、强光照射、电刑、多次提审故意一言不发、故意激怒被审讯者、罚跪罚站或罚坐（当然不是随便坐，是要按要求坐着一动不能动，或必须坐在椅子棱角上）、和臭虫关在一起、潮湿肮脏或冷或热的禁闭室、饥饿、不留痕殴打、折断骨头……
以上这些，一般的人一件都受不了。而审讯者可以通过了解囚犯弱点，选择最利于让囚犯屈服的方式。当然，好几种方式一起或轮番使用当然也是可以的。如果有必要，所有这些方式都用给某个人、用给每个人，也是可以的。
除了这些刑讯，还有诸多在法治社会闻所未闻的方式，让囚犯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例如，亲戚无法探视；没有律师或者律师完全没有用；审讯者可以随意违背法律而受审者不能质疑；通过询问与案件（哪怕是捏造的案件主案情）无关的事找到任何不满政权的言行（哪怕只是发牢骚），然后无限上纲、扣帽子定罪……总之进了这里，就不要想着无罪释放了。只是判的长还是短，死的早还是晚的问题。而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在大清洗发生二十多年后的“解冻”，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将死在“古拉格”里……
而“古拉格”的酷刑，让纳粹监狱都显得“温柔”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当时的世界，鲜少知道苏联发生过这些在很多方面比纳粹暴行更残酷的事。即便是在“古拉格”外的大多数苏联人，对自己国家居然有这样巨大的监狱，都是不了解的。不过也有一些人敏锐觉察到了。如民国学者徐志摩，访问苏联看到了惊人的贫困，以及看似对内进步、对外友好背后残酷的专制统治：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那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想不到，过了不到三十年，中国又以更加残酷、粗粝、败坏的方式，将这“血海”重演了一遍。而且，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跨过“血海”后，都并没有抵达“天堂”，而是长期在炼狱中挣扎。当年的“血海”给整个民族和每个个人留下的创伤，至今都未有治愈。
经过残酷审讯、又经历火车上的洗劫与颠簸，幸存者们才一个个前往“古拉格”就位，成为建设苏维埃的螺丝钉、没有任何成本的耗材。
冰冻、饥荒、瘟疫、劳作中的“古拉格”侧影
在正式进入“古拉格”之前，还有“递解站”这个东西，再将劳改犯们“蜕”下一层：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全苏有数千个“递解站”，像传送牲口一样，把劳改犯们分配到各劳改营。每个递解站都大同小异。
所谓的“劳动改造营”，正如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实际是“劳动消灭营”。这些营地并没有什么“改造”犯人令其“改过自新”的目的和方法，只有将一个个活人榨干最后的价值、耗尽其最后一滴血、一口气的用处。铁路、运河、机场、工厂、电站……这些苏联的基建，最为艰苦危险的工作部分，都是由这些劳改犯完成的。辉煌的苏维埃，就建基于这累累白骨之上。
但苏联特务机关和“古拉格”的头子，却将这样的功劳据为己有，并在自己被主子抛弃时以此求活。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契卡首脑叶若夫在被斯大林处决前的表功：“我为您修了两条大运河”。而叶若夫自己并没有参与过一次劳动，大运河是被他逮捕的囚犯们修建的。但这些囚犯们得到的不是荣誉勋章，而是继续作为罪犯、非公民、奴隶，劳作到死。
与中国的大西北一样，苏联北冰洋的荒岛上，也曾是动物的天堂：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同样是军警和劳改犯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又同样是疾病迅速剥夺了大批犯人们的生命：“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
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当然，还有必然而来的劳动：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在劳动中，充满对罪犯的死亡惩罚。甚至有时不是因为犯人犯错，而只是因为看守者的恶意：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还有纯粹为折磨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无效劳动：
”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这是因为他们同样请来了“大跃进”般的数字魔术师，可以随意编写发展成就数字，于是是否真的修建那么长的公路、建多少工厂，都不重要了：
“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我之所以在前面这些引述中使用“同样”，以及并不加以详细评论，正是因为这一切，我在前面讲述“南苏联”的“古拉格”–红色中国社会、逮捕政治犯过程、劳改营情况等时，已做了详细解读和评论。二者是惊人相似的，评论当然也是一样的，就不需要二次的重复。我直接引用《古拉格群岛》中的这些描述，因为索尔仁尼琴已经清楚的讲明了苏联“古拉格”的方方面面，不需要我加工演绎了。
贵宾来访下的逼真假象
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在日常是残酷的，但在有国内外贵宾到访时，却是另一副景象。贵宾将到访的“古拉格”，会在看守指挥下，打造成颇为尊重人权、囚犯生活幸福、彰显苏维埃宽大和人道的美好人间。
例如索尔仁尼琴记述的，高尔基访问索洛维茨群岛时的布置和景象：
“（高尔基）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在伪装和万马齐喑中，只有一个孩子勇敢的向高尔基讲了真相：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而曾经揭露沙俄时代社会黑暗、写出《海燕》这样豪壮文字的大作家、人民的代言人高尔基，却并没有将他所看到的这些公诸于世。或许他试图公开，或许他也想沉默，也确实有过内心挣扎，但最终他选择向外界撒谎、为苏维埃辩护：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这当然不是孤例。索尔仁尼琴另一段讲述一群二战中被中立国瑞典搭救的苏联水兵的故事，又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
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而这一切，在中国，在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中、在陆焉识的人生中，也都有发生、描述、经历。
“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
肉食运来了，酒也到达了。这回不是老几发明的用玉米芯做的白酒，而是正宗的新疆葡萄酒。跟着到达的是一筐筐的搪瓷碗和钢筋勺子。这都是从场部食堂借来的，为了看上去干净统一。
……
参观团到来前夜，犯人们都换上了新囚服，背后“劳改”二字缩小了尺寸，番号也不太显眼。每一个号子都清扫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个人破烂都藏了起来——比如待补的烂袜子，待修的烂鞋子，待捻成线的烂羊毛烂牛毛，都被藏进被子里，而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每个号子的便桶里都装进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樟脑丸，这样刮不下去的厚尿茧就不会糟蹋外宾的嗅觉。
外宾都是柬埔寨人，一个王子作为参观团的团长。他们是犯人们开午饭的时候到达的。犯人们已经被训过话：菜再丰盛也要保持文明吃相。所以当他们看到每人面前放着一碗红焖羊肉，一盘青椒牛肉丝的时候，忍受着唾液在嘴里发洪水，先让自己的口水灌个水饱。
犯人们文明地开始“用餐”，不咂嘴，不说话，钢筋勺子尽量不碰搪瓷碗。他们心里都只有一个期盼：王子快点率领团员们走吧，他们敞开来咂嘴，抡圆了勺子，不文明地吃，这么美味的午餐只能用最野蛮的方式享受，才对得住它和自己。但是王子兴趣很大，还让炊事员给他舀来一块牛肉、一块羊肉，吃得那么王子风格，然后高贵地微笑一下，轻柔地说了两句话。
翻译立刻说：“王子认为这里的饭菜非常美味，这里的厨师厨艺很高。”
中国劳改营的表演，与苏联“古拉格”如出一辙。只是在细节上，更有一些中国特色的风格。例如在招待不同贵宾时的差别、为贵宾考虑的更细致体贴、更有东方式的含蓄内敛等。
但中国这里，没有像苏联“古拉格”里的那位少年儿童一样讲出真相的人。这也并不是偶然，而是红色中国更加无孔不入的压迫、监视、洗脑下，中国人变得更加不敢反抗，重新出现了暴秦和满清时的“奴隶性”，不仅不敢去揭穿假象，还积极的配合起来全是虚假的真实表演了。
不过，也有劳改犯为了个人存亡和出路，递给另一个外国参访团纸条，希望搭救，但被外宾出卖给中国公检法了。
所以，大家老老实实的吃饭，才是最能苟活、尽可能延长生命的方式。配合一场表演，起码还是可以吃一顿肉的。至于真相、尊严、良心，那也并没有一顿肉重要。而且活到1971年之后的（文中提到“林彪小死党”已是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了）劳改犯，乃至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早就能把良心掩埋掉、不在乎什么真话假话，1950-1971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已将不能“适应”者从物理上淘汰掉了。
这场表演，靡费的酒肉、衣服、被子，以及其他物质和人力筹备，本来足以在日常改善犯人很长时间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并不。他们宁可为一场持续半天的表演耗费如此人力物力，却并不愿意特意为犯人改善生活（虽然邓指导员心善，每个月让犯人洗一次澡、理一次发，相对于毫不在乎犯人任何需求的干部，已属“厚待”）。一个王子的一次参访，胜过几千劳改犯的生死存亡。
严歌苓女士描绘的这位王子，应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当中国发生大饥荒、柬埔寨也在各种政权和外力影响下饿殍遍野时，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眷，却长期在中国享受贵宾待遇，山珍海味、特供美食、游山玩水、一群专职服务员，让他们在北京、在中国各地的物质享受赛过了在柬埔寨当帝王。这就是所谓“天朝上国”的气度胸怀，而耗费的珍贵物资和金钱的代价，当然是中国人民承担。但既然可以在1961年大饥荒时仍然向友邦阿尔巴尼亚运送数十万吨粮食，那供养西哈努克一家也就“不在话下”了（虽然供养西哈努克一家耗费的资源，未必少于几十万吨粮食的价值）。
不过后来，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和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等人共事，红色高棉开启大屠杀后，西哈努克的家眷也未能幸免，许多妻妾和子女死去。但相对于仍然活命和留有部分家眷（包括后来当上国王的西哈莫尼）的西哈努克，更惨的是柬埔寨人民。600万人的柬埔寨，有150万人被红色高棉屠杀，许多人全家俱死、家族灭绝。那里的集中营，其酷刑的残暴、杀戮的密集，是苏联和中国又不能比拟的。曾经关押过14000名政治犯的S-21集中营，最终仅有12人幸存，死亡率达到99.99%。
从北到南，三个红色国家，杀戮的程度一个超过一个。而且，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皮的红色极权体制，也正是从苏联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柬埔寨，如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他们都有着最高尚的名义，实际所做的却是最野蛮丑恶之事。（也有人把柬埔寨乃至中苏的悲剧归源于法国大革命，虽严格说来是有些关系，但中苏柬三国的红色极权，已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天差地别，没有可比性和直接关联了，间接关联也较弱、较牵强）
其实，何止是在“古拉格”和劳改队里，红色政权统治下的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这些国家“古拉格”之外的社会，也都是以谎言粉饰的。每当有外宾来访时，这些国家官员和国民们同样像“古拉格”里那样，营造种种假象，把丑恶的地狱裱糊为美好的人间。如1972年美帝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共动员数十万北京市民扫雪、安排可靠的人装成一般市民和尼克松对话、以极为奢侈的国宴招待，以表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和包容。
而同时的中国各地，正在贫困和暴力中挣扎，且还在做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表演。但他们又能毫无心理障碍的迎接尼克松访华、表现友好态度，这更加可悲和讽刺。
由谎言和假象编制的国家，是多么可耻。但这些国家从领袖到平民，都沉浸其中，整个国家机器也在制造着这些谎言、维护着这些假象。
更频繁暴力与更高压控制：两种模式恶之不同
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太多的类似，以上已列举若干。
它们也有一些不同。相对而言，苏联“古拉格”中的暴力气氛更甚。这当然并非说中国监狱没有暴力，前面已经讲述了中国劳改营犯人被看守者和犯人中的头目折磨、各种花样酷刑、犯人互殴等场景，还有运送进入“古拉格”之前解放军对犯人的施暴。但看《古拉格群岛》，那里无论看守人员对待犯人，还是刑事犯压迫政治犯、犯人之间的纠纷冲突，都明显比中国劳改营更为暴力。无论是枪杀、酷刑、殴打，苏联“古拉格”中都更为频繁和激烈。
这很大程度与民族文化和风气有关。苏联各民族都颇为尚武，社会上暴力气氛浓郁。而“古拉格”作为巨大的监狱，其中的暴力自然更甚于外面的社会。俄罗斯人也比较不服管束，软弱的管理者会遭反抗，只有更暴力的才能镇住局面。于是苏联“古拉格”殴打犯人非常频密，对于不能被打服的就直接打死或枪毙。
而中国长期在儒家和法家文化、传统专制模式影响下，服从性秩序根深蒂固。人们习惯性服从于强者和上位者。掌权的人不需要施加多少暴力就能使之屈服。劳改营里大家都不反抗，看管者也就不必要时时打人。而且中国有更多软性折磨人的方式（后文还会引述《陆犯焉识》中的具体例子和评论），并不需要拳脚就能让人服服帖帖。中国的统治者从古至今都擅长软硬兼施的慑服臣民，中共更是将之改造的登峰造极。还有，中国已经在镇压中杀掉了绝大多数敢于反抗的人，被投入监狱或劳改营的人们，基本已是无力也无心反抗的。
而服从性的社会文化，也能营造人们宁可接受谎言也不戳穿、选择忍耐服从的环境和心理。这样的氛围不仅在于古拉格，也在社会各角落。
例如我本人，在尚未广泛接触社会的二十岁时读《陆犯焉识》，看到柬埔寨王子访问、大家都配合官方表演，就想为什么没人大喊一声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骗人的”呢？后来经历多年的事情，才明白环境对人的塑造和压制力多么惊人、软硬兼施下人们很容易就被规训。我逐渐也接受了某些社会秩序要求的克制与礼节，还学会了趋利避害，明白哪些场合可以发言，哪些场合需要沉默。现在的我若穿越到陆焉识的劳改营，在王子面前也是喊不出来的。
在整个毛时代，中国全国的劳改营，没有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反叛活动，没有暴动。哪怕至少上千万人在劳改营或类似的营地/监狱受难、上百万人死去。这反映了政权强大又绵密的控制力，也说明国人即便面临被杀、饿死、累死的结局，也没有拼死一搏的勇气。政权的控制力和大众的奴性，是相互影响、相互造就的。根本上当然是暴君和统治集团所为，但看到那些宁可死亡也不搏斗的大众，仍难免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
苏联“古拉格”的壮烈暴动：俄罗斯人在绝境下勇气未泯
相反，在苏联“古拉格”，却发生过虽然也不多、但也并不少的集体暴动。《古拉格群岛》中就记述了“肯吉尔营四十天”的暴动故事。
1953年，斯大林去世。不久后贝利亚在政变中死去。这让长久在专制冰封下等待死亡的劳改营囚犯们，看到了解冻的希望。而看守囚犯们的契卡人员和其他管理者，一方面在动摇，另一方面又时常加大对囚犯的迫害来维护已不那么可靠的权威。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看守者时常因小事射杀囚犯，每个囚犯都感到危险。正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动开始了。
肯吉尔营的八千囚犯，包括男人和女人，在绝境之下勇敢的团结起来，面对看管他们的狱卒的残暴行径，奋起还击，软禁了若干看守，升旗红十字旗帜，向最高苏维埃陈情，要求停止迫害犯人、改善监狱条件、惩办贝利亚余党。他们分工合作，坚守道德，不偷窃不淫乱，组织纠察队维护秩序，不伤害营地周边的平民，制作简易武器，布置防御工事。
这些囚犯的道德远超那些契卡特务和看守者。他们的勇气、纪律、团结、人道，是那些高大光鲜的苏共干部、“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都不及的。或许索尔仁尼琴对暴动者略有美化，但因为此事有众多其他记录者，也能够证明《古拉格群岛》所述基本属实。这些囚犯的确是在绝境中仍坚守了道德的，即便有些暴力也是可以谅解的。
后来，苏联派军队镇压。他们出动了对抗纳粹德国等外敌时使用的T-34坦克，来对付暴动的同胞囚犯。在悬殊的力量差距下，暴动必然的失败，超过500人被杀。其他的人被俘、被酷刑、被加刑，大多数人被枪毙或死于狱中。
整个暴动过程及被镇压的悲剧，可歌可泣。在此就不再详细复述。总之，这些囚犯在反抗条件极差、与苏共政权军警相比力量悬殊、成功希望渺茫的近乎于无、明知被镇压必然不能活着，却仍然敢于反抗，在反抗中还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和纪律性，囚犯之间团结一致，殊为伟大，过去七十多年仍然令人景仰。许多冒死抗争的无名囚犯，在勇气上胜过了许多卫国战争的英雄，这些人才是俄罗斯和苏联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荣光。
苏联“古拉格”里的抗争，不仅让苏联布尔什维克失色，更让中国人汗颜。即便极权高压下反抗不易，但国人任凭宰割，仍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有一百个理由开脱，却同样有一百个理由批评。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于人愿意为正义，而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去抗争，而不是像动物一般被任意宰杀。
从灰暗到黑暗：红色革命者将俄国人由“第六病室”拉进“古拉格”
我在前面，引述了契诃夫描绘帝俄/沙俄时代流放地的情景。作为帝俄时期最为出色的中短篇小说家，契诃夫不仅描绘了流放地，也将沙皇统治下俄罗斯各色臣民，包括农民、雇工、学生、服务员、公务员、妇女、儿童、精神病人……各色人物艰难、猥琐、坚强、不幸、挣扎的经历，生动的刻画了出来。
有些知名的篇目，上了中国的教科书。如《套子里的人》、《变色龙》、《万卡》，但凡读过中学的国人，都知道这些小说的故事。还有也曾上过中国教科书、后来被删除的《第六病室》，不仅是契诃夫的经典作品之一，还引起过列宁的深切感慨。
《第六病室》讲述了俄国一座小城里一个医院里，一位医院院长与几位精神病人的故事。作品通过半写实半喻示，反映了俄国基层普遍的暴力与欺骗，弱势群体的苦难深重，社会精英的虚伪，是对俄国黑暗现实的强力控诉。“第六病室”和这间医院，正是俄国社会的缩影。所以列宁看到后，才说“感到深深的恐惧，自己似乎也被关在这个第六病室里”。比契诃夫更深沉厚重的文豪托尔斯泰也对本作赞赏有加，认为它生动了描绘了俄罗斯人民的处境。
不止《第六病室》，契诃夫还有诸多作品，同样表达了对俄国黑暗的控诉、对受难者的同情。《苦恼》讲述了车夫苦苦拉车谋生、他儿子得病去世，而坐他车的上流青年快乐玩耍、对他倾诉苦难的冷漠和不耐烦。《姚内奇》则讲了城里中产人家每周聚会作乐、交谊中充满虚伪造作的日常生活。《农民》讲述了在莫斯科做杂工的夫妻因丈夫受伤、不得不回乡，而遭遇家人种种虐待的经历。《哀伤》讲述了一位镟匠（车工）雪天赶着马车拉老伴去看病，但不仅老伴去世、自己也被冻伤截肢的故事。
契诃夫这些作品，都在或明或暗的告诉俄国人：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一切都应该改变，不仅包括制度，还有整个国家和社会。这些控诉，不仅是现实的批注，也是革命的前言。
那个时代，不仅契诃夫，许多俄国作家都在关注人民的苦难、痛斥社会的不公、寻求改变现实，包括投身革命。如被称为“平民革命家”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首先是作家、思想家，后来投身了革命。在他们看来，那样悲哀的社会，改良不要指望，必须要革命才能改变。
于是，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民意党人”暗杀，再到工农暴动，19至20世纪的俄国，暴力革命风起云涌。连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重臣斯托雷平，都被革命党人刺杀。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埋葬了沙俄、建立共和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但革命的齿轮没有停止。1918-1925年，死亡数百万人的俄国内战，就是新旧势力之间、不同的新势力之间、革命党人之间，一轮轮浴血搏杀。从血海中崛起的苏共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让流血停下来，而是制造了新的血海。大清洗的大规模处决、“古拉格”的庞大监禁营，就是一系列革命催化的“成果”。
这样的革命“成果”，是那些早期的革命者们想看到的吗？他们想推翻一个腐朽政权、换得一个残暴百倍的政权吗？他们打倒沙皇，是希望得到一个更无怜悯大众之心的红色“沙皇”吗？他们不愿老百姓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难道愿意让老百姓在强征粮食后的饥饿中死去、在强制劳动中冻死、在“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下被处决吗？
《第六病室》中关押着几位精神病人的病院，只是开在偏远的小城，按原文说：“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捣得稀烂了。”
这侧面反映了沙俄时代俄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对于这种人权侵犯舆论不会容忍。虽然沙俄被视为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可也有着新闻自由、民主参与、舆论监督。至于贫困、落后，很大程度在于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局限。但人们拒绝容忍虽有进步、但仍然不公不义的现状，所以才有了革命。
可革命后，巨大的“古拉格”代替了小小的“第六病室”，苦难的规模和程度，说提高一百倍并不夸张。而且，无论“古拉格”之内还是之外，都是有精神病院的。在苏联乃至现在的俄罗斯，以“精神病”为名，将政治犯、异见人士、各种社会边缘人，关进精神病院，剥夺自由、施以虐待，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受害者数十万计。相对于正规监狱，精神病院里的医生和看守对待“患者”更加没有约束和监督，如何虐待都无从举报，因为“你是精神病人”，所以说什么都是“说疯话”。精神病院关押也没有期限，可以永远让你失去自由。
这些，必然是革命者们始料未及的。他们想打破沙俄这个“各族人民的大监狱”，确实打破了。但革命者和投机者共同组成的新政权，却打造了更加窒息和坚硬的新监狱。这新的监狱里，新的暴行比比皆是，旧的丑陋也并不缺少。
那么，为什么美好的革命初衷，变成如此残酷的恶果？无论本文里，还是其他文章，无论我还是其他人，都做过无数评论。简单说，就是人性、社会环境、制度、种种必然和偶然，共同造成的吧。
那么，是否应该因为后来的悲剧，责备各阶段各立场的革命者呢？我觉得，除了破坏民主、掌权后作恶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革命者是不应被责备的。他们并不能预料后面的灾难。而且对于许多出身底层的革命者，沙俄时代他们也很难好好生活下去，即便没有后来苏俄的毒气征粮、大清洗、“古拉格”，他们也会像契诃夫笔下的万卡、农民夫妻、车夫、镟匠们那样，一辈子受尽苦难，悲惨死去。如果我们理性看，这些人中的多数，命运要比在“古拉格”里要好。但相对极重苦难轻一些的苦难，就是应该忍受、能够忍受的吗？那同样是痛不欲生的。他们选择革命，想摆脱贫穷和受辱的命运，难道不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吗？我们有什么资格要这些人忍受痛苦和不公平，而不去为建设平等富裕社会而革命呢？
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革命，一系列改革后的俄国，的确很可能不会在20世纪发生那么多悲剧，国家和国民都可能在相对平稳中进入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让俄国像英国、日本、美国那样，在避开革命和内乱后，取得颇为惊人的成功，人民生活的富足。
契诃夫在《第六病室》里写到了19世纪末医疗领域的巨大进展：
“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就连in spe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与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
但这些还有局限和反复，还并不能广泛的惠及所有俄国人。虽然，如果再捱五十年、七十年，俄国或许会和同期西欧和日本相同医疗水准（1900年左右俄国的医疗水平就与欧洲各国及日本相当），也意味着俄国人将享受着优质的医疗和寿命的大幅延长。其他方面的物质，也应比后来的苏联同时期丰富的多。但历史没有如果。1881年、1905年、1917年的俄国人，并不能捱过饥饿、不能为后面几十年而忍受当下的贫苦，不能视各种腐败而不见，不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和在一战中损失惨重却不爆发内部暴动。
于是，一系列革命爆发了。历史的车轮将俄国一步步拉向闪烁着希望的光明处，但那路下方却是陷阱与深渊。就这样，俄国人不顾一切的向着那仰望能看到的光明前进，整个民族却忘了注意脚下黑泥掩盖的沼泽和深潭。最终，俄罗斯人陷入了黑暗和泥泞中，越是想挣脱，越是下陷。曾经有几次跃起（如1917、1945、1955、1985），却不久后跌落更深（如1918、1936、1950、1964、1992、2022）。直到2024年，它又一次逆着全球之势，与斯拉夫兄弟手足相残。
无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因为在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阶段的选择和遭遇，与成为富足文明的现代国家擦肩而过。但这些，很多并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正如1941年乌克兰人面对纳粹入侵时说的“20年前（苏俄内战和后来大饥荒时）我们希望外国人来解救我们，外国人没有来；20年后，我们建设好了（几个五年计划让乌克兰工农业都取得巨大发展），你们却又来了，又把一切摧毁了”。这不仅讲了乌克兰在1920-1940年代的悲伤命运，也是19-20世纪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悲哀。许多巧合、阴差阳错、内因外因，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命运、让亿万人的轨迹剧变。
如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许多革命派作家若能先知，或许会后悔鼓吹革命，或许会拥护沙皇的改良，他们也会更钦佩托尔斯泰，明白人道和平的珍贵。但你我及其他后人，不应对这些革命家加以责备，不应以“告别革命”之类说辞灭杀革命的正当。在现代空调房里精致利己的岁静，无权去对冰天雪地里挣命的俄国车夫指手画脚。哪怕他们的革命，将为俄国自身和全世界许多国家带来灾难。
而俄罗斯南边的民族，那里的人们，与它有颇为相似的历史，又比它有更深的苦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