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6 月, 2024 6:23 上午

李金銓 / 風傳媒 20240511  转自新世纪
《失敗者回憶錄》書封。(印刻文學提供)
《失敗者回憶錄》書封。(印刻文學提供)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1929)〈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李怡任香港《七十年代》(1970年2月-1984年4月)和《九十年代》(1984年5月-1998年5月)总编辑,达28年许,无论他个人或杂志对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报导与分析,在海外舆论界和知识界产生的影响之深之久,可能无出其右者。 《九十年代》停刊,他接着为《苹果日报》编言论版和撰写专栏,主要关注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虚与实,又达25年许。他在舆论的暴风圈超过半个世纪,地位举足轻重,常常牵动两岸三地的内外关系与互动,何以自称写了一部《失败者回忆录》?因为他说:

回顾我一生的追求,却是不断的感受理想破灭、价值败坏的悲哀。 (页35,820)我的一生也经历多次解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觉醒,对共产党的觉醒,对爱国主义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 (页831)

李怡的回忆录由198 篇文章组成,约有四分之一篇幅表述他的家庭、身世、教育和早年工作经验,算是人生起跑的「准备期」。人生的上半场约占四成五的篇幅,他凭着政论杂志《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叱诧风云,无论是正面是反面,都为海外知识界设置议程,影响其视野与观点,同时也介入两岸三地发展的径道。剩下的三成记载他的人生后半场,即在《苹果日报》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守卫香港的自由与法治, 这时期笔锋犀利不减当年,但报纸的读者毕竟以在地港人为主。上下两个半场的议题和读者范围不同,但志趣和精神始终如一。

有人形容他是「散点透视」的写作方式,有如报评选题,断断续续,不是整体的系统叙述。我尝试从中整理若干线索和环节拼出一幅图案,以解答一些我所好奇的问题。他说他避免陷入美化自己的怪圈,希望鉴往思今,「在叙述个人往事中,一直带着对个人思想、心路历程、对社会和国家大事的思索和剖析」(页832)。终其一生,他不断探索,不断反省 ,不断改变,不断和自己的过去作战。他是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回忆录自然也引起不同的反应。我这篇读后感,重点不在褒贬李怡,而在呼应他自己表白的旨趣,聚焦在他个人的经历与时代变迁的联系。有时候我也根据他的回忆录借题发挥一下。

李怡的回忆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我首先将回顾李怡的心路历程,从认同中国到重新认识中国,从而体会他「不断的感受理想破灭、价值败坏的悲哀」。其次,循着李怡的线索,我将素描一群海外知识界领袖的「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他们争先恐后成为「有用的白痴」,走过的路必有痕迹,历史有责任留下一点记录。第三,李怡曾被国民党视为「非我族类」的异端,但他同情声援台湾的党外运动,从旁间接促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第四,他见证香港回归以后由兴变衰,「一国两制」的变质与崩坏。他最后避居台湾,走完人生,真是情何以堪。

一、从认同中国到重新认识中国

环顾全球华人和华文政论界,李怡和他的杂志允为奇葩,是记录中国、台湾和香港数十年变化与互动的温度计。当然这首先得归功于香港的中介地位,它的新闻自由和法治在华人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如今香港情势转劣更加无法复制。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基于实际需要,定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换言之,中国在冷战时期受西方围堵,香港是中国通向西方、打破孤立的主要视窗,中国不但从香港获取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各方面情报,香港更为中国赚取巨额外汇( 1980年以前高占六成到八成)。在英治时期香港「有自由,无民主」,当局制订游戏规则,允许国共双方在架构内建立舆论基地,相互攻伐,矛盾化暗为明,文斗不武斗,港英政府则居中操纵局面(李金铨,2022,页410-412)。李怡说:

我的生活时代是中国、台湾和香港经历极大变迁的时代,而我置身在观察、报导和评论者三地大变迁的敏感传媒当中,经历在香港最能够自由报导海峡两岸事态的时代,也眼看着香港这地方新闻自由的失落。 (页800-801)

李怡的优势在哪里?右派报刊支持台湾的国民党,以僵硬苍白的方式反共,渐与香港的主流民意脱节。左派报刊受中共控制,「宁左勿右」, 在香港左派暴动之后和文革时期,几乎一败涂地,更造成了舆论真空。纵然港英允许左右派报刊存在,但它们各说自己机械乏味的「党话」,而且党同伐异,在香港社会毫无公信力和影响力。 《七十年代》于1970年创立时,投资者是上海书局左派商人,属于「灰线」的外围刊物,不由中共直接控制,故有一定的灵活空间操作,不必紧跟极左的思想和政策,而「红线」的正统喉舌——如《大公报》《文汇报》——则被党组织管得动弹不得。

《七十年代》初创时,正值中国文革的高峰,杂志不是直接为中共当局宣传,而是在国际舞台上反美、反越战、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迎合北京统战意识和宣传需要。 「保卫钓鱼台运动」,以及中美关系的突破,更提供《七十年代》发展最大的机遇。 1970年美国协议将于1972年把冲绳交给日本,1971年以留美台湾学生为主力爆发大规模钓运,在美国六大都市示威游行,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对日示弱,丧权辱国。这些留学生不满当年在台湾接受国民党的愚民教育,不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到了美国校园受到左派反帝反建制的氛围影响,转而在海外认同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香港的右派刊物当然不敢碰不利于国府的消息(包括保钓运动和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左派报刊则建立顽强的敌我意识,处处觉得必须「慎重处理,不要被人利用」。只有外围的《七十年代》敢于掌握难逢的时机,在夹缝中大显身手,除了大量摘录留学生刊物,并请《大公报》写手写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正统左报发表的文章。之后,中共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逐渐解冻回温,钓运迅速变质为亲中的「统一运动」,掀起海外华裔学者专家的访华狂潮,《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左派的言论堡垒,至少居中协调,提供载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怡自嘲是当了中共「有用的白痴」(详后)。

《七十年代》很快就被北京当局重视了,连周恩来也是从《七十年代》的报导和评论认识海外保钓运动的。李怡这段话说得很坦诚:

保钓和《七十年代》获中共掌权者(按:周恩来)的青睐,改变了保钓的性质,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权力。保钓在海外,向亲中的「统一运动」路线发展,是从知识人对体制和权力的对抗(按:国民党),转为对权力的依附(按:共产党)。 《七十年代》获中共重视之后,就更难以独立舆论的姿态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了。 ……《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扰的开始。 (页270)

李怡受到周恩来重视,在香港当然备受左派领导层礼遇和器重,包括出版界的蓝真、中调部(情报单位)驻港负责人潘静安和新华社领导,都与他来往密切。种种证据显示,这个「外围」刊物的总编辑地位显然不太「外围」:左派在资金、后勤和其他方面给《七十年代》很大的支援;李怡经常联络海外保钓和反对国民党人士,并安排他们访问大陆;他也应邀上访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被安排与中央调查部(后来改称国家安全部)部长见面谈话;他自言轮流会见各方访客,像医生看诊一样忙碌;他将海外知识人来信的看法,不时反映给香港出版界领导人;他还享受阅读内部文件的特权,这就必须到一定层级而是组织信得过的「自己人」了。看来他做的很多事,无关乎甚至超出纯粹的杂志编辑,进入为中共做宣传、统战和情报的范围。这种关系要到1979年才破裂。

尽管如此,李怡引用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形容个人的思想价值与周遭的环境和人群的志趣相反,但为了生存,不能不与之妥协融合,以免被排斥或孤立。 《失败者回忆录》开篇的几章,共60页,就是描写1970年〈命运待决的一晚:闯关〉、〈亲临困境〉、〈「香港客」回乡的杀气腾腾〉以及〈前途茫茫的煎熬〉。原来他的妻子梁丽仪在深圳教书,夫妇长期两地分居,李怡周末通常回深圳探亲;适逢文革不同派系斗争白热化,红了眼到处抓间谍,他的入境不但横遭刁难,梁丽仪甚至被隔离审查三个月,目的要逼她指证李怡是香港来的特务。左派领导内部有很多不同的线,获得这条线的信任,也可能踩到另一条线而不自知。对于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对于文革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林彪案),李怡不是没有清醒反省的时刻。但他毕竟出身左派家庭,读左派学校,从小受到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所牵引,还有现实生活和事业的考虑,于是总有办法找理由把问题解释掉,相信中国终会愈变愈好。何况《七十年代》蒸蒸日上,事业春风得意,梁丽仪1974年获得潘静安之助以「调干」方式回港。李怡伤痛后的抉择是:不能否定自己的过去,因此一直留在左派阵营。直到最后被「扫地出门」,李怡自嘲「那时也许是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页60)。

他感叹:「我们都觉悟得太迟了。」 文革结束思想震荡,使「统运」溃不成军,也是李怡对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共产党和中国「觉醒」的契机。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李怡开始以「齐辛」(寓意与妻子「齐心」)的笔名撰写政论,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四人帮,原则上还是替中共的体制辩护。 1978年跟随党中央路线改变,李怡否定文革和四人帮为「极左派」,批判毛泽东的文革错误,抨击奉毛为神主牌的「凡是派」,并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1976年到1979年初之间是《七十年代》与中共的蜜月期,不仅刊物在海外销路大增,在大陆也可以邮购订阅。吊诡的是李怡因为响应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口号,目睹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竟逐渐发展出自由民主的想像和对中共的批判(叶荫聪,2024),埋下日后冲突的伏笔。一旦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掌权,收紧言论的尺度,就是《七十年代》与中共有摩擦乃至分道扬镳的开始:

——1979年5月,中国海关不许包括《七十年代》在内的五份港刊入境,《七十年代》连登三篇社论抗议和建言(7-9月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不以为然,谈话不欢而散。

——1979年9月号,刊登〈特权阶级在中国〉,当时国门刚刚开放,派出中日友好船赴日,船上载有600多人,其中400多人是夫人、小姐、公子和高官显要的亲友,团长廖承志就携带30 多位这类人随行。这篇揭露是触怒官僚回潮派的一拳重击。身为港澳办主任,廖承志要求香港工委王匡「彻底搞垮」《七十年代》,只是当时新华分社没有彻底执行。

——1979年11月号,李怡未听取潘静安托人劝告,登出关于魏京生被判15年的北京来稿。 12月号又有深入分析,批评「以言治罪」,直指邓小平。

李怡从此被视为「背叛」,与左派渐行渐远,与左派机构领导的来往愈来愈少。但就像所有的重大思想变化一样,并非一蹴可几,必然经历迂回的艰辛过程,李怡不是直接发展成为日后的「自由派」,而是有一段时间不断徘徊在「体制内改革」的范围内。根据叶荫聪的文本阅读,《七十年代》在1979-1981年间大力鼓吹王希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亦即「在中共的新旧理论框架(如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提的『四个坚持』)中提出不同的诠释,要求以工人自治管理、党内反对派、基层选举、媒体自由等等来阻止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官僚专政与特权」(叶荫聪,2024)。 1980年,李怡访问美国一个月,广泛接触华裔学者、作家和当年保钓健将,得到很大的刺激,开始做出刻骨铭心的检讨,勇于否定过去的错误。自言在美国各地演讲成集的《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1982),标志着他思想认识的分水岭。李怡的回忆录很少提及王希哲, 但《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却收录他在《七十年代》(1981)发表的〈王希哲文章为什么能引起共鸣? 〉一文,足见王希哲在李怡反思过程中的分量。当中共当局重新一统权力,压制异音,终于在1981年逮捕王希哲,并重判他14年监禁。

在这多事之秋,犹特起波澜。 1981年,李怡访问学者徐复观,徐说一定要把国放在党之上;之后又访问学者劳思光,劳「不赞同」有人估计中国会发生革命。但两篇文章皆被指为「反共」。接近官方的左派刊物《镜报》登了几篇文章,「谎称」劳思光鼓吹第三次革命,并借机挞伐李怡。 1982年1月《参考消息》转载《镜报》的几篇文章,但拒绝刊登李怡致信说明,那封信改在《七十年代》2月号刊出。廖承志借这两篇访问,再度要求香港工委执行「彻底搞垮」的指令,也就是「不投资、不印刷发行,不刊广告,不邀请」的四不政策。中共主动决定与《七十年代》割席,也就是扫地出门,李怡不得不另起炉灶。

1982年以后,《七十年代》摆脱左派色彩。 1984年改名《九十年代》,以众筹的方式募款,反应热烈,取代被左派切断的资助,走完全言论独立的道路,继续茁壮生存。一如西谚所言:「其他都是历史了。」然而历史并未因此终结,1989年天安门屠城以后,「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昔日中共亲密的同路人——被北京的人大报告点名,指称他「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是六四「动乱的酝酿」。这项指控针对的是李怡半年前在《信报》写的〈大家长应该退休了〉一文,李怡自称该文语调温和,何况是根据邓小平早几年「老干部应该退休,不要继续干政」的说话。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宁过于此?

「觉醒」是痛苦的,也是解放的。 「觉醒」的李怡,得出「爱国是无赖的最后防线」的结论,不能把一张空白的支票交给掌权者,从此他对北京当局的批评从未转弯或妥协,及至香港回归,他从头就不相信中共会遵守「一国两制」的诺言。值得安慰的是李怡与妻同行,牵手近一甲子,经历种种困厄和打击而孤立无援的时候,「总有一把声音说我是对的」,这把声音就是梁丽仪。他自认理想一一破灭,是「失败者」,但他的家庭与事业无疑是个「成功者」。李怡身亡,遗体从台北运到加拿大,安葬在妻子身边,不仅理所当然,更是情所当然。

 

《七十年代》創辦人李怡。(取自李怡臉書)
《七十年代》創辦人李怡。(取自李怡臉書)

二、素描「有用的白痴」

李怡引述法国《世界报》,以「非常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形容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和特定的境外中国人士。这些人没有明显的中共背景,轻信中共的宣传,但他们讲述自己相信的故事,态度诚恳,叙述生动而有可读性,自然比共产党干巴巴的宣传机器更有效,因此被他们误导的人更多。李怡在回忆录也把自己归类为「有用的白痴」。

「有用的白痴」一直假定是列宁首创的,最近的说法是1864年即首次使用,早于列宁。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深馆员遍查《列宁全集》,也没有找到「有用的白痴」一词。无论是谁先说,西方知识人在历史上不乏这类「有用的白痴」。他们追求抽象的绝对理想,在抨击母体社会激烈动荡、明显缺乏公义之际,转而憧憬并美化对立面的共产党政治经济体系,并以之为模范的对照体。行到极端处,他们表现出非凡的「朝圣」热情,既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专权政治的本质和内幕,处处曲为其行为和政策辩护。无论出于误信、无知、迎合或善良愿望,他们只看到想看的,只听到想听的——也就是他们所认为母体社会所没有的东西(如平等、无私),然后以想像的方式反弹投射回来。说来够讽刺的,绝对化的理想主义导致他们盲目相信专权政体,而专权政体也积极制造一种符合「白痴者」的想像,使他们继续「有用」,可见左右两个意识形态的极端距离最近。

美国进步运动左翼知识界在1930年代一派向往而崇拜苏维埃革命,是历史上最典型而深刻的教训。进步运动一直抨击美国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缺乏社会公义。 1929年美国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恐慌,更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毕露无遗,霎时间衬托出苏俄是一个独立、平等而有效率社会的美好形象。左翼进步知识界鼓吹美国应该学习苏俄,促进经济平等,这本来是合理的主张。但他们为了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竟愈来愈一厢情愿,以致视而不见苏俄制度的血腥和残暴,最后更振振有词为史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血腥整肃运动,乃至侵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辩护。总之,对他们来说,为「革命」所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详见Oren, 2002 pp. 111-116)。历史上,通达如罗素、杜威和胡适等哲人也曾赞扬苏俄制度,只是时间不长就幡然醒悟了。

西方知识界向往苏俄,于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恐慌时达到高峰。西方「朝圣」中国的热情,则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鼎沸,那个岁月正逢美国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的高潮。而中国正进行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高呼「为人民服务」、「造反有理」和「大公无私」等诱人的口号,美国激进分子对国内怨怼的情绪找到宣泄口,一股脑儿投射到文革,建构一幅浪漫和虚脱的中国想像。在不同的时代,西方激进知识人对苏联、中国和古巴,展现为革命而「朝圣」的无比热情、经历理想最后的幻灭,前后轨迹都是如出一辙的(Hollander, 1983)。美国学者建构的文革中国,是一个人人平等、全面参与、充满革命热情而兼具高尚品德的社会,中国给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经发展模式。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不同,必须尊重它追求的目标,不应该以西方标准——包括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衡量中国(Harding, 1982)。

文革结束,揭开神秘的面纱,邓小平的改革派轰击文革极左派的宣传是「假大空」,这对激进左派的美国学者和记者是一记当头棒喝,后来天安门镇压更是致命的打击。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祭酒费正清(John Fairbank)为代表,余英时(1992,页153)一语道破:

总之,四十年代的延安,五十年代后的北京,对他来说都一直「在远方闪烁着光芒」。大概要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后,这光芒才熄灭或减弱了。

说起来时间是最残酷的裁判,许多著名学者恨不得抽回文革时期的写作。同时,在历史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和报导在不同阶段始终徘徊于乐观与悲观的两极,经过文革和天安门镇压,钟摆从一端移到另一端,必须努力寻找平衡点(Lee, 1980)。

西方知识界和舆论界尚且如此,若干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文革里里外外的理解,同样雾里看花,而感情介入更深,只要有机会走访中国几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天花乱坠说一通,更是不折不扣的「有用的白痴」。李怡在回忆录一再对《七十年代》刊登大量这些文章「有很大的误导性」表示愧疚,其他体面人士又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以下我将顺着李怡提供的脉络,以杨振宁、何炳棣和赵浩生为代表,呈现那一代知识界领袖心理状态之一斑。

首先是杨振宁。美国国务院于1971年解除与中国往来的封锁,杨振宁戴着诺贝尔奖的光环,是第一个海外华人获得签证访问中国的,还和周恩来谈话五小时。 (他后来不断访问中国,1973年与毛泽东谈话一个半小时。)杨振宁第一次访华回美,在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以英语发表〈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演讲, 《七十年代》取得录音带,译稿刊登于该刊11月号。对中共的统战而言,这场演讲「非常有用」而且影响深远,因为杨振宁带动了美籍华裔学者、作家、名人的访华潮,简直络绎不绝于途。这张趋之若鹜的名单罗列起来很长。他们在大陆的访问经过官方刻意安排,只看到当局要他们看的东西,却使很多人感动莫名,随后纷纷在《七十年代》发表浮夸失实的印象和观感。该刊等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倒台以后才扭转编辑方向。

归纳起来,杨振宁宣称「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红火朝天的文革精神是什么?李怡在回忆录批评,其实就是「抛弃所有传统的道德观、审美观的唯权至上精神」,也就是「无产阶级流氓精神」(页322)。当然这是李怡事后反省得到的锥心之论。然而杨振宁事后有何检讨?根据《杨振宁传》作者江才健(2002)的记述:

杨振宁后来曾经说过,从今天的眼光讲起来,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演讲,尤其是头一次四个礼拜在中国的访问,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感情上的冲击,他承认当年最大看错的地方,是没有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当时演讲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现在大家非常的合作,不是争权夺利」,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当时其实是有极大的争权夺利,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对于这一件事,他曾自嘲的说,他是一很蹩脚的新闻记者。 (页346)

杨振宁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一辈子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得到当局的重视和礼遇当然也无与伦比。但他在特殊年代产生巨大误导的力量,难道一句「蹩脚的新闻记者」就了事了吗?那个时候的新闻记者有蹩脚的,也有不蹩脚的。

李怡分析,海外华人学者所以容易被感动,原因有三:一是缅怀故土,觉得祖国什么都好,不好的也可以原谅;二是他们见的人和事都是当局刻意安排的;三是中共领导人接见他们,使一批自命不凡的专家学者以为受到特别的加持(页283)。李怡形容这是「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他们不自觉地美化当权者。

楊振寧任教紐約州立大學期間,於1971年首次訪問中國,圖為他在紐約州大的辦公室。(作者提供)
 杨振宁任教纽约州立大学期间,于1971年首次访问中国,图为他在纽约州大的办公室。

第二个例子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历史教授何炳棣。他很早就访问中国,1977年全美华人协会成立,第一届会长是杨振宁,副会长何炳棣,他们积极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何炳棣(2004,页407)在回忆录自称:「爱国运动使我的心变『野』 了,不能像往昔那样持续地专心于国史的研撰」。受「新中国号召」的这段爱国运动,对他是何等重要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很好奇他将如何着墨。不料他在将近五百页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里 ,只用了两页多一点的篇幅,轻描淡写 ,历史就犹如船过水无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表述:

这时(1970年代)我已全心全意投入钓鱼台爱国运动,时常被邀各处演讲,而且很受欢迎。集当时演讲和谈话「大成」的是1974年年初所撰的一篇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此文刊于香港《七十年代》,并一连五期转载与北京的《参考消息》。据国内亲友函告,此文在国内影响很大(其实在海外影响更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情感 ,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页405)

我们不妨解读这段简短的自白:因为1974年一篇「集大成」的长文被《参考消息》分五期转载,自诩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很大,三十年后(2004)提起来仍不禁飘飘然有自得之意,看来未必真想「把它忘掉」。真想忘掉的倒是1975年访华后所撰之文,当时全球石油短缺,何炳棣吹嘘〈中国是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毫无真实根据。何炳棣后来归咎于中共领导人姚依林的误导。何教授公认是最自负而霸气的重量级历史学家,居然这么容易上当,我同意李怡,毋宁是「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何教授写出这样违背学术纪律与欠缺普通常识的文章,事后只想「把它忘掉」,了无一句愧疚或真诚道歉的话。

第三个例子是耶鲁大学的中文教师赵浩生。他原来是《中央日报》记者,出版过几本反共的书,其中《说不尽的故事:记反共义士董济平》(台北:大陆新闻社,1969)记录中国驻蒲隆地文化专员投奔自由的故事。 1973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摇身一变,频频穿梭往返于美中两地。他从反共变成亲共,虽无显赫成就,却能跻身「有用的白痴」之列。我查了一下,发现他的确相当多产,从《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1974)、《红棉似火的季节》(1975)、《悼念与回忆》(1977)到《从三十年代到新的长征》(1979),四本书都是由七十年代社出版的。李怡回忆说,赵浩生与许多文化人、学者访谈,以对话体撰文为文革大吹法螺,尤其是同极左派「批林批孔」的跟风文章,是很引起反感的。

尽管文革结束多年,海外学者「国师」妄想症——也就是:以知识依附权力的奴性——的DNA绵延不绝。李怡描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 「亢奋」 的行状(页653-654),直入现代版《儒林外史》外一章。台湾戒严时期,我记得党外杂志封熊玠为捍卫国民党政权的四大海外「金刚」之一。 1984年台湾情治单位派黑社会暗杀华美作家江南,当局成为众矢之的,熊玠在海外夸说,他见过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熟知内情,他敢「保证」责任不涉及蒋孝武。四年后(1988年),熊玠获得邓小平接见,根据李怡生动的描述,熊玠出到香港急着炫耀中共派了20辆摩托车为他的轿车一路从广州到深圳到香港在前开道,然后故弄玄虚,说东道西,妄图在海峡两岸高层之间穿梭传话,以营造国共和谈的气氛。翌年,在六四事件之后,熊玠冒天下的大不韪为北京当局辩护,也令人难忘。从「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到「有用的白痴」,这是绝佳的博士论文题目,不但蕴含丰富的理论意义(参考Hollander, 1983),写得好的话也是活生生的《醒世因缘》。

最后回到李怡提到的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于1937年,这是第一本改变世界对中共形象的书。斯诺记叙在延安窑洞访问毛泽东等人的见闻,中共从红色流寇变成农民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抗战时期无数爱国青年也因为读了这本书投奔红色根据地。但李怡说,中共建政以后,大陆却长期没有此书,因为斯诺描写的延安中共(如民族主义者)有些地方不符合北京政权的政策(如向苏俄老大哥一面倒)。斯诺1960年访华时,出于统战需要,才出「内部发行」版应景。 1970年毛泽东再邀斯诺访华,透过他发出愿与美国和解的试探信号,带动后来季辛吉和尼克森解冻中美关系之行。但《红星照耀中国》要到21世纪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

斯诺对中共这么「有用」,他的书命运却如此坎坷,令人匪夷所思。李怡慨乎言之:

对中共来说,「非常有用的白痴」最关键是「用」,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化产品、历史记述、作者的认真写作、个人的道德尊严,都抵不上一个「用」字。有用则取,无用则弃。 (页273)

这不正是李怡个人遭遇——从被周恩来青睐到被中共「扫地出门」——的写照?我也记得1980年代香港回归以前,首先吸纳为中共统战新贵的是大资本家,其次是被港英刻意培养而后舍弃的政客,而数十年来与港英斗争的传统左派反而靠边站,所以有人说:「老爱国不如新爱国,新爱国不如忽然爱国」。

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作者提供)
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作者提供)

三、李怡在变,台湾也在变

李怡与台湾关系的变化——犹如他与中共关系的变化——之复杂微妙,再有想像力也难以编出其中的诡谲与曲折。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李怡一直在变,台湾一直在变,双方关系也一直跟着在变。 1978年,台湾军事审讯「人民解放阵线」,涉案人戴华光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是两年前到香港与《七十年代》总编辑「李匪怡」会面,李怡表示可以安排他去大陆访问,又给他一些「任务」。戒严时期,李怡是台湾「不受欢迎的人物」,是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他的杂志必须「走私」才能偷偷进口。他亲共,却大量报导声援台湾的党外运动,间接推动台湾开放和民主化的过程。台湾解除戒严的次年(1988),李怡首次踏上台湾的土地,造成一阵「旋风」,成为朝野的坐上宾。 1990年,《九十年代》台湾版创刊,酒会冠盖云集,贺客盈门,包括许多当年痛恨「李匪怡」入骨的国民党高官。 2020年香港颁布《国安法》,新闻自由荡然无存,一年后李怡避居台湾,越年不幸病逝。

最早期的《七十年代》以海外保钓运动崛起,充满反美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中共进入联合国以后,保钓运动很快变质,发展成为左派主导的爱国统一运动,《七十年代》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刊以民族大义严厉抨击国民党当局,许多文章来自一群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他们先是保钓运动健将,后来参加联合国任中文翻译。之后,《七十年代》对国民党在岛内的威权统治和压制异见,多所揭发抨击。诚如李怡所言,举凡白色恐怖与文字思想迫害,以至于党外运动的重要事件,从陈映真案(1968)、柏杨案(1968)、台大哲学系风波(1972)、雷震案,到余登发案(1978)、陈明忠案(1976)、中坜事件(1977)、美丽岛事件(1979),到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陈文成坠楼案(1981)乃至郑南榕自焚案(1989),他的刊物从来没有缺席过。

李怡没有说错,但必须分析其中脉络:其一,几乎整个1970年代,《七十年代》批判国民党,声援被迫害的个别人士和案件(如陈映真、柏杨、台大哲学系事件、陈明忠),可能出于李怡的义愤,但这类揭露性的文章毕竟大有市场,无疑也配合中共打击国民党的统战需要。即使动机如此复杂,结果则为台湾的密室专权政治开一扇透气窗,贡献不可一笔抹煞。其二,1970年代中期党外势力崛起,乃至风起云涌,形成一股实际的政治运动,李怡的杂志及时给它们在海外发言的平台,等于彼此互相利用。党外反抗国民党专权,主旨是「反共保台」,未必认同李怡「觉醒」以前的「大中华」概念,更与亲共的海外统运截然相反。其三,李怡何时开始真正支持台湾的民主运动?关键点大致落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李怡的处境和立场已有重大质变,对党外运动的支持就脱离中共统战的脉络了。

回头说195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自由中国》创办人雷震,系狱十年(1960-1970),这时《七十年代》尚未创刊。雷震在狱中写下《我的母亲》手稿,表明心迹,手稿为警总没收,下落不明。出狱后又撰《我的母亲续编:雷震回忆录》,党外逃过警总的耳目,以特殊管道将手稿带到香港,1978年交由七十年代社出版,雷震为民主奋斗被迫害的实录始得见天日。 (台湾还要再等31年,也就是2009年,才有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影印雷震手稿,以同一书名分上下册出版。)1970年代中期党外开始崛起,串联汇聚成为一个松散的全岛政治组织,需要树立精神象征,自称接续雷震的民主香火。但党外本质上是本土运动,主轴从「抽象的中国」转化为「具体的台湾」的民主化,不以坐而论道为满足,更要甘冒生命的危险奋起行动,在选举冲撞和组织街头集会的过程中凝聚群众的支持,前仆后继,向国民党争取宪法权利与人民权力。

以舆论的场域而言,党外各派系一方面推出林林总总的杂志,与当局不停地短兵相接,进行追追赶赶的游击战,也在派系间互相攻击;另一方面又力求突围严厉的封锁线,把言论战场延长到美国和香港,每逢重大事件(如上所列)和重大关头他们即借重李怡的杂志,戳穿国民党的谎言,建立与之敌对或另类的解释,然后「出口转内销」 ,回到台湾内外呼应。台湾人必须借道香港的报刊,才能曲线探知台湾真相,李怡不啻间接促进了民主化的过程。党外奋战国民党已经自顾不暇,不太关心对岸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又和李怡的杂志大异其趣了(李金铨,2022,第九章)。

不止党外人士愿意与李怡打交道,在蒋经国晚期和后蒋经国时期,连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利益斗争也要钻空子,辗转寻求海外言论的奥援,保护自己,或打击对方,以至于纷纷在李怡的杂志上曝露鲜为人知的内幕。这类例子不少,姑举两例以说明之。其一,《九十年代》1984年12月号登出署名骆柯稻〈美洲《中國時報》停刊風暴〉一文,缕述《美洲中时》采取自由派开放的编辑路线,声誉和销路蒸蒸日上,威胁到联合报系老牌《世界日报》的优势,新仇旧恨,导致该报董事长余纪忠在台湾背腹受敌,保守派政敌在国民党中常会围攻他,无限上纲地控诉《美洲中时》「为匪张目」。由于《美洲中时》仍未收支平衡,余纪忠必须申请外汇出国,挹注经费,却横遭高层党官阻挠,最后该报不得不黯然停刊落幕。我不知道骆柯稻乃何许人,却推测他是知情者,突破台湾言论控制的重围,转借当局管不到的《九十年代》一浇胸中块垒。我的判断根据何在?因为戒严时期已有骆文刊登在先,如果参详解严之后陆续出炉的许多文章——包括《中国时报》为庆祝社庆推出的巨幅纪念册(1990),以及《美洲中时》末任总编辑周天瑞(2019)巨细无遗记载始末——发现来龙去脉相当一致。其二,《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草签,台湾在港右派报纸前途黯淡,党营《香港时报》继续苟延残喘十年才关门。在关门以前,该报内部曾经激辩是否应该软化僵硬的反共立场,以因应香港即将回归的政治生态,其过程和内容居然在《九十年代》和盘托出。若非来自堡垒内部,作者岂能了如指掌?记得主管机构的国民党文工会甚为动怒,亦莫可奈何。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利用李怡的平台也罢了,很难想像国民党当局本身,在最危机的关键时刻,竟然会首选曾经视为敌营的《九十年代》为管道,在海外澄清立场,缓和情势,带动风向。众所周知,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喉舌(不论国内外)一般缺乏公信力,台湾当局在上面说什么都等于白说,甚至会被怀疑是欲盖弥彰,反而制造反效果。李怡的杂志的立场特别,扮演不寻常的角色,最独特的就是1984年爆发的江南案。美丽岛事件(1979)以后,国民党当局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宛如四面楚歌。以目前的事后之明来看,那时极右派风声鹤唳,制造恐怖,正是解严前夕的最后一次反扑。情治单位尤其尾大不掉,肆无忌惮,纷纷在阴沟里翻船:1980年美丽岛事件主犯之一林义雄受审期间发生灭门血案,1981年在美国任教暑假返台的陈文成离奇坠楼案,案情悬宕未解,国内外舆论讨伐之声不绝。这样胡搞仿佛还不够刺激,情报局1984年更派遣黑社会头子到旧金山刺杀《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引起美国政府极度愤怒,几乎动摇美台关系和蒋经国的权力基础。涉案的黑社会故意引燃火头到蒋孝武身上,暗示他是背后指使的主脑。为了舒缓部分压力,控制伤害的程度,台湾当局决定独家供应《九十年代》江南写给情报局的七封信,包括江南汇报中共和台独在美国活动的机密文件(刊登于该刊1985年2月号),并洽请中介人士夏晓华到东京接受李怡独家访问(刊登于1985年7月号)。台北的「舆论管理」虽未能为当局脱罪,至少转移部分视线,暗示江南的身份复杂可疑,并锁定情报局长为此事负全责,不再上升到蒋孝武和蒋经国。蒋孝武随即被派驻新加坡副代表,断送了蒋家第三代接班的可能性。李怡称江南案为台湾「专权政治逆转的里程碑」。

蒋经国时代借重《九十年代》处理涉美事件,解严以后李登辉处理两岸关系亦复如是。 1990年代初前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三度(1990、1991、1992)衔命赴北京,和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谈话,话题围绕在李登辉对「台独」的立场。沈君山不断为李登辉缓颊,但并未解除江泽民的疑虑。殊堪玩味的是,1996年8月号《九十年代》突然登出〈江澤民與沈君山的三次談話:與江澤民第二次談話——和平演變與和平統一〉,在这篇长达13页、五万字的谈话实录中,沈君山向江泽民辩解,以台湾的现实而言,谁都无法接受以共产党的中央政府统一,故李登辉以统一为长期终极目标是「务实的」。江沉第二次谈话已经时隔五年,突然登出此文,其中必有蹊跷。回顾李登辉以总统身分于1995年应邀访问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共不满美台触动「一个中国」的原则,从3月到11月连续发动数波军事演习,并射击飞弹到台海,一时战云密布;1996年,李登辉当选连任,北京从3月8日到25日发动第二次台海危机,企图以武力威慑台湾。四个月后,《九十年代》无预警地推出这篇五年前的谈话记录,显系台北方面主动精心布置,以公开方式迂回地传达某种讯息,若谓此文无关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恐无人相信。台湾当局利用李怡,李怡也利用台湾当局,说明政治与新闻互相辩证依存,也显示唯有《九十年代》的公信力,始能在夹缝中再一次牵动大局,发挥极其微妙特殊「第三者」的政治功能。两年后(1998)该刊宣布关闭,令人唏嘘。

四、見证香港的兴衰

李怡(1936-2022)出生于广州,童年在上海、北京历经抗战和内战,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成就了他,使他在新闻文化界大放异彩,但也是他的伤心地。李怡再三感谢港英在殖民地实施善治,保障法治和新闻自由,最后他含泪送别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开香港。 《九十年代》休刊以后,李怡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以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苹果日报》评析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扭曲和失落。香港的变化跌宕起伏,最后的下场比预料中各种最坏的可能性还要坏,北京强行颁布港版《国安法》,《苹果日报》被迫停刊,老板黎智英锒铛入狱。李怡人生最后两年避难台湾,魂归天国。

黎智英以经营佐丹奴成衣生意致富。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他在《壹周刊》署名撰文骂总理李鹏「王八蛋」,遭到中国当局即刻报复,他被迫退出佐丹奴,但《壹周刊》因此一鸣惊人。香港主权回归在即,前途未明,悲观情绪弥漫,资金纷纷外流,黎智英偏在1995年逆势投资七亿港元创办《苹果日报》。他的立场鲜明彻底反共,但和其他泛民主派人士一样,他相信中共经济上需要香港,政治上希望以香港垂范台湾,纵使为自身的利益着想,中共也会实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诺言。

《苹果日报》是一个矛盾的奇异综合体:一方面,在商言商,市场挂帅,没有道德使命感,没有政商人情包袱, 也没有传统人文办报的虚矫身段,故能毫无愧色地利用耸动刺激的犯罪、暴力、八卦和性等内容,满足最大多数普罗读者的感官;而又力求贴近读者的需要,提供大量有用的生活资讯,以致迅速跃为最聚人气的通俗报。另 一方面,当各报加速畏缩、不敢得罪北京新主而不断自我审查时,《苹果日报》的评论与报导却发出反共的最强音,唤出港人内心深处惧共和疑共的意识。 《苹果日报》不是传统西方意义的中立客观报导者,而是积极干预政治的鼓吹者。

黎智英个人和《苹果日报》猛烈攻击历任香港特首向北京弯腰,坚决支持泛民主派反共,俨然自命帮小民挞伐豪门垄断「地产霸权」,每逢各种社会抗议运动,必带头号召广大市民上街示威游行。由于特区政府政绩不彰,丧失民心,中产阶级渴求社会安定,年轻人认同社会抗议,《苹果日报》奏出他们心曲的共鸣。别的媒介愈向左转,愈衬托出《苹果日报》与众不同。 「反共」是黎智英的信念,也是生意品牌,他的「政治商品化」,把信念结合或转化为生意品牌,取得空前的成功(李金铨,2022,页431-433)。

李怡在为《苹果日报》写评论的阶段以前,对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早有「觉醒」,但他自言「悲观而不消极」。他从头就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的权宜之计。他追述1920年毛泽东提倡「湘人自治」的主张,掌权以后就不算数了;而1940年代末谢雪红接受中共指示,提出「台人自治」的口号,却是反右和文革被斗得死去活来的罪状。新华社香港分社统战高官黄文放,熟悉香港和台湾的情况,曾被派往北京参与拟订「一国两制」的政策小组。黄文放接受金钟(1997)访问时透露,当年由邓小平拍板,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留既有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中国有需要,香港人有顾忌,中国又不怕」。换言之,中国经济仍然需要香港与西方保持联系,香港人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疑虑,而「一国两制」的资本主义仅适用于港澳台地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构成威胁。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有需要」,不啻印证了李怡「权宜之计」的说法。

李怡认为「港人治港」只是诱饵,主张让了解香港情况的京官和干部主导治港,「应该比一味谄媚中央的港人治港要好」(页467)。港人缺乏政治历练,官员自惭形秽,容易揣摩上意,加码迎合北京领导人的意旨,而且夸大香港反对势力以讨战功。九七回归以前,我也在一个公开场合听黄文放解释,将来会伤害香港的不是地下党员,而是络绎不绝于途争相去北京「擦鞋」(奉承、拍马屁)的香港人。末代总督彭定康在1996年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指出:「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 (引自页468)。这些话皆不幸而言中。京官治港未必更好,至少不可知;但港人治港多年,江河日下,使孟子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获得活生生的当代演绎。李怡在回忆录多处调侃《明报》创办人查良镛(金庸)是「霎眼族」,屡次言不由衷,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曲附上意。但李怡认为最危险的治港港人就是特首梁振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26日在國家博物館參觀香港回歸20周年成就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等陪同參觀(新華社)
 李怡认为港人治港最危险的就是梁振英。图为习近平参观香港回归20周年成就展,梁振英等陪同参观。 (新华社)

香港这一部分的回忆录,略显松散跳跃,不如前半部紧凑。为了提纲挈领,让我先引述李怡的一段自白,总结他人生后半场的香港论政:

在香港主权转移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运思潮的「爱国民主派」的兴起与衰落;中国大陆的起飞、膨胀和对香港的侵凌;年轻本土派的崛起,他们与传统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对立;香港传媒、政界以至整个社会从文明到「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沦落…..。这段变化之速、之恶劣、之深刻,给我的教训,对我人生的影响,比上半场论政时代更甚。 (页688)

我接着再尝试综合申述其中各层涵义。第一,中国经济崛起意味香港地位的边缘化。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在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九年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回归那年(1997),香港是亚洲金融和运输中心,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中国之大,生产总量只是香港的5.8倍弱,海隅一岛即贡献中国经济的17 %;何况内地必须依赖香港输入资金人才、科技知识和管理制度,外国在华投资更高达七成到八成经过香港。后来整个情势翻转,从1997年到2020年,香港经济总量只增加2.8倍,中国却增加15倍;香港的经济总量已被上海、北京和重庆赶过;香港股票市场恒生指数陆资占七成,港资只剩三成;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而且中国科技、金融、国防转型成功,对香港的依赖度大幅减少;香港所占中国经济总量已微不足道(李金铨,2022,页17) 。回归后的前十年,中国还得依赖香港,大致隐忍干预之手,至少没有从后台走到前台指手画脚,香港的法治和新闻自由运作如常。等到中国不再「需要」香港时,便开始居高临下,政策愈收愈紧,对港人的「顾忌」愈来愈不耐烦,处理香港的手段愈趋粗暴。

第二,北京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附带加了一句「五十年不变」。黄文放接受金钟(1997)访问时透露,讲出「五十年」这个数字,其实相当随意,简直脱口而出,不是缜密的设计,为的是安抚港人当时的焦虑感。 《基本法》明言最终目的是要以「普选」方式选举特首和立法会全体成员,并保障司法独立,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拥有解释权。每当港人要求「双普选」,北京便一再设置栅栏。拖到2007年(胡锦涛时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算提出时间表,允许香港于2017年普选特首,2020年全面普选立法会。不料2014年(习近平时代)政策转弯,国务院发布白皮书,揭示两制「从属于」一国,香港高度自治的范围取决于中央的授权。中央并将设置机制审查特首候选人的「爱国」资格,等于划一道红线。此举爆发大规模「占领中环运动」,俗称「雨伞运动」,以「我们要真普选」为号召,共120万人参加示威抗议行动,历时79天,最后特首梁振英下令清场。 《苹果日报》自然是运动的喉舌和积极介入者。

第三,回归以后,港英建立的廉能专业公务员制度被破坏了。特区政府不断推出符合中央旨意的法案,民间以维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进行抗争,形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官民对峙(李金铨,2022页453-458)。先是2003年特首董建华提出《基本法》23条法案,涉及叛乱、独立、颠覆和偷窃国家机密罪,宁枉毋纵,有侵犯人权和新闻自由之虞,触动50万人上街抗议,迫使政府撤回法案。北京对此挫败一直耿耿于怀。 2012年特首梁振英企图在中小学推动爱国教育,最后在民间广泛抗议下让步。但最致命的莫过于2019年,特首林郑月娥提案修例,允许引渡嫌犯到中国大陆受审,若获通过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人身自由恐将不保。此举激怒了香港就业人口的一半直接间接参与公民抗命,遍及老中青和社会各阶层,导致警民严重冲突,暴力升级,历时超出半年,社会秩序几近瘫痪。一如在其他运动中,《苹果日报》总是走在前头,做为最有力的鼓动者和宣传者,高声臭骂特首「倒行逆施」。最后,北京再也不肯隐忍或让步,把这场抗命定性为境外势力(指美国)企图搞「颜色革命」的一场「动乱」,2020年无预警地颁布港版《国安法》,象征「一国两制」的终结。

《国安法》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寒蝉效应是全面性的(李金铨,2022,页458-462),这里无法细述,但它的第一面祭旗就是《苹果日报》。不但报纸被迫清盘停刊,老板黎智英更被捕,以多项罪名(包括勾结境外势力、煽动、参加非法集会)系狱,刑期加起来多长尚未可知。接着,网络报《立场新闻》被迫关闭,资金被冻结,前后任总编辑被控以煽动罪;另一家网络报《众新闻》因捉摸不到《国安法》的边际自动停刊。法律学者戴维斯(Davis, 2022)评论说:「《国安法》之危害不仅止于语言模糊,而是通盘威胁香港自由、法治和基本人权,无人设计得出更完整的计划可以封闭开放社会和限制自由辩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和欧盟均一致严辞谴责香港《国安法》威胁基本自由和法治基础。尤有什者,2024年3月香港立法会更「全票」通过《基本法》23条,其所涵盖的罪行比《国安法》范围更广。

第四,讲完《国安法》,再回顾其他各点不免有「反高潮」的意味,但对于了解李怡的心境转变、社会抗争的背景或有必要。李怡说,中国自经济起飞后,其恶质社会所产生的暴发户对香港社会的侵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客置产、购物、洗钱、走资的福地了」(页732)。香港廉政公署不再侦办中资机构了,中国各地贿赂、酬酢、饮宴、送礼和套交情的政治文化逐渐渗透香港的公领域。暴发的陆客不断抬高香港的房价,港人普遍深受其害。自由行带来大陆的孕妇潮,占香港公私立新生婴儿的45%,生下的小孩自动获得香港居留权,有权享受包括医疗等社会福利;水货客到中港边界抢购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奶粉);香港的街道、交通和人潮拥挤不堪;若干游客纵容他们的孩童在公共场所(地铁、道旁和迪斯尼)随地便溺,引起舆论哗然;香港市民的食肆纷纷改装为招揽陆客的金饰店;凡此大小事皆对港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实际的挤压,故港人以「蝗虫」称之。更有,大陆官方每天批准到港的新移民大幅增加,已占香港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享受香港的公共资源,以致牺牲港人的权益。 《苹果日报》(包括李怡)当然不断抨击这种「权贵式」以及「蝗虫式」的「一国两制」。

第五, 回归前十年,主导民间抗争的是所谓的「爱国民主派」,或称「大中华派」,包括民主党和公民党。他们秉承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主张以香港的自由推动中国的民主,以中国的民主保障香港的自由。他们普遍相信「一国两制」是可能的。 《苹果日报》是泛民派最坚定的支持者,黎智英更是资助这两党的头号财主。泛民派自称「爱国派」,即 「反共而不反中」,「反党而不反国」。李怡原来认同泛民派,后来批评它们与虎谋皮——因为他说在中共看来,「共」比「中」重要,「党」比「国」重要。泛民派的反共策略和信息愈来愈老调乏味,而北京干预之手愈伸愈长。 2010年以后,年轻人开始不满泛民派倚老卖老,怀疑他们的诉求无效,而且看到大陆暴发户侵凌香港日甚(见上述),本土思想于焉应运兴起。他们反对中港融合,提倡香港与大陆适当隔离,保留并实施港英的良善制度,自求多福。李怡转而同情年轻人表现的本土意识,谴责泛民派「大中华」概念的谬误;他惋惜民主派元老晚年向中共妥协,赞扬本土派青年在运动中的勇猛。反之,黎智英一路力挺泛民派,诋毁本土派,不惜丧失大批年轻人的支持。李怡曾为《苹果日报》编论坛版(2005年-2014年),兼容并收本土派和泛民派的文章,黎智英不以为然。论坛版另换人编,虽然李怡继续在报上写专栏和评论。

说到底,本土派也好,泛民派也好,怎么对立都是茶壶里的风波。碰到《国安法》的紧箍咒,一夜之间溃不成军,坐牢的纷纷坐牢,逃亡的纷纷逃亡,不然就噤若寒蝉,可谓命运休戚与共。李怡的理想再度破灭,「失败者」的记录又加一笔,但香港的变化给他人生的教训与影响「比上半场论政时代更甚」。坦白说,我在阅读李怡回忆录时,一直怀疑本土派单凭义愤以卵击石,何异于暴虎冯河,岂不平白牺牲一代青年,乃至刺激北京当局更早亮出《国安法》的剑鞘?我没有答案,只有长叹。

五、结语

李怡晚年心境悲切,健康衰退,竟留下了一部宝贵而翔实的记录,概述他对一个一个理想升起又破灭、价值不断败坏感受的悲哀。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是地理位置的边缘,却是新闻评论和政治角力的中心。李怡从香港看中国,看香港,看台湾。他见证了一段大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中国从文革的狂热导致后来的觉醒乃至其后自由再度倒退的回圈,以及香港从最自由的中介地和桥头堡变到主权回归以后守护自由价值而节节败退的过程。他不但见证了时代变化,也直接间接以新闻人参与或卷入时代变化,整个过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这是新闻人的幸运,却是理想者的不幸。质言之,他最直接介入的是中国和香港的政治,然后间接介入台湾的政治,但中国的变化毋宁都牵动香港和台湾的变化。中国和香港是他的悲痛之源,台湾的民主进程反而在他悲怆中勉强给了一丝温暖。

我在这篇文字就四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李怡从认同中国到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涵盖了《七十年代》从早中期扮演中共海外统战的角色,到该刊晚期及《九十年代》与左派分道扬镳,走言论独立的路线。李怡因为了解而与左派分手,回忆录充满反省过后的真知灼见。虚矫自大是华人知识界普遍的文化特质,极少人愿意这样无情解剖心灵深处,所以李怡的回忆录特别宝贵而感人。

二是分析有意或无意为中共当「鼓吹手」的知识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标本更是当权者「有用的白痴」。李怡说他们患了「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症,不惜曲学阿世,以知识依附权力而沾沾自喜,事后既无反省的能力,也没有道歉的诚意。膜拜遥远而不透明的专制政体,贻害苍生,西方左翼知识人历史上有之,海外华人学者也平分秋色。专业成就的巨人可能是政治素养的侏儒。比起这些著名海外华裔「国师」,李怡的反省之深刻何曾以道里计。随着社会愈开放,透明度愈高,「有用的白痴」愈难做,但永远不会绝迹,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但妄想做「国师」,享受「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则已深入华人知识群体的血液,病入膏肓,足为警世的历史教训。

三,李怡和台湾关系的变化,取决于李怡思想和立场的变化,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李怡和时代关系的变化。李怡的心曲是个人与时代的纠葛,是大我与小我的互动,交光互影,见微知著。从李怡和台湾的关系改变,也连带投射到李怡与中国、李怡与香港关系的改变,反之亦然。李怡留下珍贵的记录,反照两岸三地的历史互动、它们各自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比。

四,李怡于1948年迁居香港,忧乐歌哭于斯者七十年。香港成就他,也毁灭他。九七回归,他决定留下不走,舆论界目为香港前途乐观的指标;《国安法》以后,他却走了,难道不是象征「一国两制」的终结?

对近代史和新闻史的学者来说,我认为李怡是十分重要的个案研究。我曾经以萧乾、陆铿和刘宾雁为个案,写过一篇〈记者与时代相遇〉(李金铨,2019),兹引述其中一段话:

记者记录政治,也介入政治。记录时代是记者的天职,但新闻与政治关系太密切,记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媒介与权力结构像跳一支探戈舞,领舞的总是权力结构,跟舞的总是媒介,领者与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换言之,权力结构是首要的现实界定者,是第一性,而媒介是次要的现实界定者,是第二性。有人形容记者一生记事「是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时代,是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见证」。 (页377)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华人新闻圈,李怡扮演关键的角色,已如前述,他的回忆录自然是历史不可或缺或磨灭的初稿。我的读后感只是冰山一角。有志的年轻学者选择李怡为个案,分析时代如何塑造和改变李怡,李怡如何适应甚至改变时代,写出另一篇〈记者与时代相遇〉,想必精彩可期。李怡的回忆录是重要的轮廓,进一步研究必须回去细读《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本(text),联系文本记载与时代脉络(context),始能了解李怡编写政论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时间与空间的网络与座标,这样由点到线到面,再由面回到线到点,出入宏观与微观之间,不仅有趣且富深刻意义(李金铨,2019,页382 )。 《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版期长达28年,篇幅很大,所幸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得到李怡的授权,制作数位典藏,供公众免费上网查阅(链接见本文文末),为研究者和本文撰写提供莫大的便利,真是功德无量。眼看香港正疯狂地以国安为名迈向「公共领域沙漠化」,不禁珍惜这个数位典藏是一方学术绿洲。李怡在《苹果日报》写专栏跨越25年,文本数量可观,也已由WiseNews典藏,存之久远。

我认为李怡撰写《失败者回忆录》,态度是严肃的,反省也是亲切而真诚的。然而,一如所有的回忆录,李怡只能从他的角度瞎子摸象,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全貌,顶多是历史探索的重要一步。他走的道路有哪些必然性,有哪些偶然性?有哪些是深思的理性选择,有哪些是被时代巨轮推着走?个人与时代纠缠的故事尚未讲完,必须追索的问题很多。李怡不想陷入自我美化的怪圈,但任何人自觉或不自觉都会有「选择性的记忆」,特别牵涉到人生关键的挑战、转折与思考,牵涉到痛苦的抉择、煎熬与代价,牵涉到毕生为之奋斗的名誉与地位,没有一样不是切身的顾虑。是故,凡是回忆录,叙述脉络必有显有隐,有轻有重,也带有片面性、倾向性和局限性,这是谁都无法避免的 ,差别只是程度而已。李怡一生交往过许多 人,知道很多外界不知的事,李怡和这些人事的互动与褒贬,构成回忆录重要的部分。然而他交涉过的众多人物,无论是敌是友,毕竟有不同的记忆,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角落,可能有不同阐释历史的观点。有人已经离开人间,有人的记忆濒临淹没无闻的边缘,何况有些力量(不管是当事人或官方)不断企图忘记、压抑甚至改写历史。我在文首指出,李怡是争议性人物,他的回忆录引发不同的回响根本不足为奇,我们只能交给时间做公平的裁判。所以,历史的重建必须持续不懈,唯有靠学者细致交叉比对,并放在更广大更多元的比较和历史的架构审查,才能更了解接近的真实,增进人类的识见。

 

參考書目

《七十年代》 數位典藏網址鏈接

《九十年代》 數位典藏網址鏈接

江才健(2002)。《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天下文化。

李怡(2023)。《失敗者回憶錄》上下冊。印刻。

李金銓(2019)。〈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377-436)。聯經。

李金銓(2022)。《新聞自由的幽靈》。時報文化。

余英時(1992)。〈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123-166)。三民書局。

何炳棣(2004)。《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

周天瑞(2019)。《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印刻。

金鐘(1997)。〈收回香港的秘密決策經過——專訪中共資深統戰幹部黃文放〉,《開放》,1月號。

葉蔭聰(2024年3月9日)。〈找不到生根的土壤─香港親共左派不由自主的命途〉,《風傳媒》。

Davies, Michael C. (2022). Hong Kong: How China Perfected Repr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31(1), 100-115.

Harding, Harry (1982).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10) 934-958.

Hollander, Paul (1983)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Harper.

Lee, Chin-Chuan (Ed.). (1980),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Guilford Press.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本文原刊《《臺灣傳播學刊》四月號(第45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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