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主笔|黄子懿
摄影|黄宇

花生禁令

4月底,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天气已经暖起来,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时候。种植户张立奎却在自己的田地边无所事事。

准确地说,这片地是张立奎租的。他来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几十年花生种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户就几十亩地,想包也不连片。”而内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积广,沙土地适合种花生,承包价格也更便宜,“耕地单价700~800元/亩,林地500~600元/亩,吉林老家的单价都在1000元/亩以上。”

租约早就签好了,张立奎也早早就为春耕做了准备。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又抵押了家乡的土地。从吉林的农商行贷款20多万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设备、种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节后启程赶往通辽,却迟迟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内蒙古春耕的忙碌时节,农民们忙着在地里给新种的幼林浇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发布了一项政策:2024年全旗范围内禁止种植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涉及各类经营主体流转的耕地,也包含了张立奎一家租赁的林地。消息一出,张立奎妻子气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诊所打吊瓶。张立奎还挺着,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大老爷们儿”的本分,另一方面,他还寄希望于租土地给他的当地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按照自然规律,花生的播种最迟在“五一”假期后就得开始,持续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没松绑。

自今年2月以来,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柴达木嘎查(村)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4月底,他开车带着本刊记者在连片的农地边转了一趟。随处可见农地边的杨树上贴着禁止种植的告示,醒目的红色粗体字昭告着通知的严肃性。一路上响起几次电话,都是村民们在向他问询。花生不让种植后,外包土地的村民们都陷入一种纠纷——吉林租赁户喊着退钱。“咱这边地广人稀,土地流转承包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我们村大概1/3的农民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李七英说,而花生是近几年最普遍也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科尔沁这边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种传统作物玉米,亩产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购约1.1元/斤算,只能卖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块钱”。但如果是种花生,亩产700斤左右,按收购单价超过3元/斤算,利润能有1500元/亩。

李七英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算账:如果不让种花生,耕地承包的单价要下滑300元/亩左右,林地更几乎没人会承包了,农民们每年要少600~700元/亩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来得比较晚,很多村民租赁土地的合约早在春节前就已经签订了。“现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钱,但各家有各家的开销,钱早花掉了,哪有钱退?”

广袤的土地是内蒙古独特的资源,也是张立奎等外地承包户离乡背井,拉着大型耕种设备,住进集装箱板房,在这里劳作的原因。农民们期望土地能产生财富,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作为土地更高层级的拥有者,政府对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有着不同于个体家庭的逻辑。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时节,与科左中旗相邻的开鲁县被曝出村镇干部阻碍承包农户下田耕种、增加承包费的新闻。事件经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后逐渐明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态,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农户“包荒开荒”,一些在国土部门地类档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质的土地被农民们承包后一步步开垦为了耕地,后者在国土调查中被认定性质变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费的说法。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林地何来

希伯花镇之名在蒙古语中意为“长满牛蒡草的坨子”,意指这里曾经是牛羊遍布的科尔沁草原。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内的整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土地沙化后,当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称为坨召地、坨子地。他们是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绵。“一到大风天的时候,大风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动起来。”一名老农户回忆。

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北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统称,这个横跨整个北方的防护林工程体系,集中涵盖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科尔沁沙地是造林重点。它横跨三省区、涉及面积7760万亩,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也是这沙地环绕的一部分。

要种树,劳动力从哪里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他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前十年起步阶段,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最早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马不久,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

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的林地也就是这么来的。整个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后大力推开,在柴达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积有2万亩之多,相当于3万个篮球场、半个香港。这么大的工程,只有发动群众之力。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李七英记得,政府提供了种植的杨树树苗,按网状格子规划了种植面积,将造林任务均分给村民,家家户户都被发动起来。在此之前,村里刚刚施行了包产到户,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称“口粮田”)和粮食,只能勉强管饱。造林被村民们视作增加土地种植面积的一种方式。在树木长得足够高之前,林间的土地可以用来种一些粮食作物,相当于多了一点“口粮田”。李七英记得,当时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利用林间土地来种植一些农作物,前后种过玉米、谷子、荞麦等。但这类林地可用于种植的时间不到10年。“等树长大了,遮阴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干不了了。”李七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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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嘎查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为“禁种”之事烦恼要在广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并不容易。1999年后,通辽启动“5820”工程(5年时间在8个旗县造林20万亩),开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资植树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许文丽来到这里,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亩、10万棵的速度,用10年时间造出3万亩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万棵造林工程最后只存活了6万棵。许文丽告诉本刊,对于没有造林经验的人来说,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电、浇水、除草,林间密度怎么排都是问题。2001年他们就投入了600万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万”。几年下来,一起招商过来的7家公司都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造林高度依赖于植树者的自驱力,而后者取决于林地能带来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说,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现在都机械化了,但那时候要靠人力把地垫平”,否则沙地水流容易渗透汇聚到地势更低的地方。其次是开沟,人工要用铲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种树的沟来。有时候还没等到浇水,五六级风一刮,早上开的沟,下午就刮平了。村民们要趁着间隙种上树苗,树苗之间株距1米、行距6米,一亩地才种上100多棵。

树苗种完了,难题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科尔沁还有一定降雨,降水一来,沙地会很快长出一批嫩草与杨树争抢水分。农民们就要拿着锄头抓紧时间去铲镗抚育,将青草苗子挨着铲出来。“那时候没农药,全是一点点地刨出来。下一场雨就得铲,一年得铲个三四遍,一茬茬铲。”李七英说。浇水也必不可少。种树一年至少要浇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袄似的,一浇就冻不死”,开春后再浇水一次做“解冻”。在树苗幼林时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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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来降水减少,当地村民习惯打井用地下水灌溉虽然繁琐辛苦,但在政府补贴和“多囤点地”的激励下,村民们的造林积极性很高。到2000年,柴达木嘎查2万多亩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顺利完成,树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个通辽也在这时候完成了生态的逆转。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显示,“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范围内的沙漠化面积已减少了1200万亩,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科尔沁沙地唯一出现了治理大于沙化的总体良性逆转。

当时,对于植树造林中的民间贡献,政策也给予了保障。2008年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五年里基本完成了林权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柴达木嘎查在2010年后完成了林权确权。原有的林地承包机制被以正式合同确认下来,配以新的林权证。村民吴七林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这一轮改革中将父母的林地延包下来,期限为30年,价格是并不贵的2元/亩。合同规定,取得林权证后,他有权以转让、出租等形式流转这片土地,同时有权自主生产经营和处理林木及其产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达木嘎查一块地势较高的坨地上,观看当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无垠的绿色与沙土交织,像是荒漠与人力持久对垒的战场,仍然胜负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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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吉林种植户们,几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贷款来到异乡耕种在2000年后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时,成活的防护林已经开始产生新的问题。种植的杨树虽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会使周边环境和土壤变干旱。而此时的通辽也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坨召延绵的荒地。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开垦,它成了内蒙古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内蒙古玉米产量最大的旗县之一,产量超过60亿斤,肩负着粮食安全的重任。这个新晋成形的“黄金玉米带”一边贡献收成,一边也在消耗水源。通辽的地下水位连年下降,流经的西辽河成为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干流,通辽段更是断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过调水实现干流来水。

原来种植的老杨树陆续出现枯萎现象,沙地又裸露出来,活下来的杨树低矮无力,被当地人称为老而不死的“小老头树”,防护林整体的防风固沙效应有衰减风险。为了扭转这些趋势,通辽市从2010年开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残次林更新工程,鼓励农民们种植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经济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杨树,试图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吴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这也是多数村民的选择:更新残次林能享有一定补贴,果树结果后还能拿到市场上售卖。同时在树苗的成长期,林间地也能利用起来种植农作物。但残次林更新的指标不是每年都有,柴达木嘎查2万亩的林地在2015年后才开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亩。2022年,更新指标终于轮到了吴七林家的30多亩地。这是吴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与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环境让林木生长变得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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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七林家里有十多亩耕地种玉米,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朱清科告诉本刊,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决于两个,一个是土质,一个是水源。如果土地松软易于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地表覆盖物越多,越是利于固沙;但同时,如果降水较少且地下水过量开采,也有可能导致生态恶化、加剧荒漠化。而后者,刚好是科尔沁乃至整个内蒙古在生态上最大的短板。

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告诉本刊,在连续多年的开垦后,内蒙古如今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上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粮食产量只有几十亿斤,现在变成了将近770亿斤,是国家十大粮仓之一,每年有超过400亿斤粮食往外输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则在“去粮化”。这当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全国如今的十大产粮大省中,只有内蒙古严重缺水,降水条件并不好。全区高增的粮食产量背后,是无尽开垦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来的。“全内蒙古的地下水,现在都在变得越来越少。”盖志毅说。

这种情况在通辽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锐。通辽的用水结构极其特殊——绝大部分来自地下,且绝大部分用在农业上。截至2022年,通辽市用水量30.3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占据91.4%,其中地下水源占总供水量的96%。整个科左中旗,遍布着冒出地面的50~60厘米的农用水井。以柴达木嘎查为例,村子里有耕地近1万亩,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盖100~200亩耕地。李七英说,原来雨水较多时浇水压力不大,十几年前气候变得干旱后,村民们开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几家人合伙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时候一年要打好几口井”。随着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费用80块钱一米,后来就打80米,价格也超过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现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一位村民说。后来政府开始对私下打井进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报备审批、统一规划。

相比之下,林业用水会比农田灌溉多,也暂时没有管制。半干旱条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浇水5~6遍是正常。“树根要深,要淌水渗下去,如果算上林间作物用水量就会更大一些。”2023年春,吴七林就和4户村民搭伙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费用110元/米。这口井担负着上百亩林地和林间耕种的灌溉任务。这种当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种植户倾向于来内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从荒漠化防治的角度,过量开采地下水已经影响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工程4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有一位相关专家做了调研,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农业用水是当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护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个半干旱地区,大量开采地下水是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利于整体植被的恢复。”朱清科说。

这或许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决策逻辑。希伯花邻镇的一位副镇长对本刊表示,当地有保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又有绿色生态的重担。“种植花生西瓜属于土地非粮化了,这长期看来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基本农田都要牢牢保障粮食作物,加上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两大压力都汇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牺牲花生和西瓜这些经济作物了。”

农民的经济账

但和政府的决策逻辑不同,作为一块土地的直接劳动者,怎么使用一块土地?到底应该种植什么作物?农民有自己的使用逻辑,而这个逻辑中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通常是经济。

由于务农收入不高,这几年柴达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务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变得冷清和萧条。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龄。“一般是老两口结伴一起外出,挣个十万八万给孩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有盖房子的钱,如果算上装修也得二十几万。”李七英说,外出的村民们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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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种植户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就住在田地边的板房里吴七林是少数还留在村里的中年人。他和爱人一直以务农和打零工为生,在家种了十几亩玉米,也帮周边其他的种植户干活,比如施肥、除草、浇水等,价格150元/天。活儿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将巴能过”。2022年9月,女儿考入通辽蒙古族中学念高中。这是当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开销一下子大了。“补课费很贵,还必须得补。一门课一小时200块钱,放假补个20天就要花个五六千块钱。生活费也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按以前那点收入就没法整了。”为了增加收入渠道,吴七林去申请了残次林更新指标,想着把林地利用起来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个不亚于当年拓荒的过程。首先要取得林业部门颁发的采伐证,交300元/亩的押金,找人来把地里的“小老头树”采伐并清理干净。采伐的木材商会顺带清理地里的树根,相当于还农户一片相对的净地。作为交换,地里的木材会免费送给对方。2023年春天,一个采伐商来到地里,连根带木地拔走了吴七林30多亩土地里的杨树。“相当于这30多年没啥效益。”吴七林觉得。

采伐结束后,农户们还要找人“旋地”,用拖着大轮胎的拖拉机带着旋地机器,将土壤上下翻转并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时候,他们要亲自下地将地里的木疙瘩捡出来,开沟后再种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树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树苗。每个步骤都是直接的经济支出——旋地是25元/亩,3000多株树苗花了1万多块,再加上合伙打水井和购买机器的费用,从去年开始,吴七林已经投了3万多元进去。有了这么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种植玉米了,而是瞄准了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

在村民们朴素的账本中,林地应有其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随着玉米行情走低、牛肉价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减。种植经济林能享有一定国家补贴,但拿到手有相当长的时间延宕。政府对存活率有考核指标。如果连续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亩的补贴才会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发。而且,从过往几年的情况看,补贴的发放期在无限延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农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长成的生长期,利用林间土地种植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作物,是当地农户争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镇长对本刊说,“我们也只是负责执法,执行上级命令。”该副镇长透露,林地不让耕种花生是通辽对相关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辽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开展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专项行动,试图巩固过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歼灭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剩一小块了,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过去多年,通辽通过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种植花生,可能会有导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风险。一些农户们也在采访中坦承,种植和采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机械作业,确实有“刨地”起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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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科尔沁已从早年的草原变成一个重要粮仓但通过禁绝农民想种的经济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证树木的成活,达到保护生态的效果呢?农户们认为并不是这样。“没有收益,就没人去林间铲镗抚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认为,如果不发挥林间种植的经济价值,那树苗在培育阶段就会面临农民丧失积极性。

“从理论上讲,农林复合是不会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间。因为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种植的话有利于固沙。当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科尔沁当地这些年的气候土壤条件。”朱清科说。他对本刊补充,允许林间种植,会更有利于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是以短养长,因为现在种植经济林暂时没有收益,种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长远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农民才愿意去经营土地,会对土地有一些保护,比如浇水、除草等。”

盖志毅则表示,现在的内蒙古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双重重担,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过去的情况来划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质了。“在当下,其实经济林与生态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树就是一个很好的治沙作物,通辽就有全国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难定义它是生态林还是经济林。”盖志毅说,“林下种植也是实现林业效益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业、种植业、畜牧业三者对立起来,它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工程。但要怎么去把握这个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