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之有物 中央研究院 2024-03-27 转自新世纪
洞悉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观
2022 年底，中央研究院杜正胜院士在《古今论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话题论文〈中国是怎么形成的〉。文章鉴古知今，既翻转了中国的疆域版图观念，也指出周代开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架构，如何影响历代政权的统治观。历经一年的整理著述，杜院士于2023 年底将此研究正式成书，并在新年时节接受研之有物团队的专访，分享新作重点与研究心法，以宏观视野带领众人看见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核心思维。
杜正胜院士在著作《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大历史的速写》中，以「中国的范围到哪里？」、「中国人是哪些人？」为问题意识，分析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图｜研之有物
时令来到甲辰龙年，考考大家，「龙年」的英文是什么？
「Year of the Dragon」应该是最普遍的答案，也是中外媒体的惯用写法。然而，2024 年中国官媒开始把龙年翻译成「Loong Year」，这种去英文化的趋势，反映中国官方试图掌握话语权的企图心。
凭借各种经过设计的宣传语汇，中国官方不仅积极影响国际对于中国文化与政策的理解，更借此塑造国内的民族认同。这样的作法其实不是现代中国政府始创的专利，摊开中国漫长的历史，比比皆是。
例如用「炎黄子孙」、「华夏民族」这些传说色彩浓厚的概念，来凝聚民族血缘的身分认同，都是以「历史」作为基底，进行带有政治意图的论述。
想要解构这些宣传语汇、了解中国的统治核心思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杜正胜院士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大历史的速写》一书中，提出引人入胜的观点，回答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的范围到哪里？中国人是哪些人？”
当我们把研究尺度拉高到上万年的宏观视野，对各式史料进行细致的爬梳，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可以破解许多过往的认知迷思。
中国的范围到哪里？先来认识最初的「中国」
「中国」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周开国之初的青铜器〈何尊〉，上头的铭文写到：「宅兹中或（国）」，但此处的「中国」尚不具备国家疆域的意涵。图｜研之有物（来源｜Wikipedia）
中国的范围究竟到哪里？杜正胜院士首先指出：「我们不能看到『中国』二字，就把当代对于中国的理解，投射到数千年前。」
根据目前所知，「中国」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周开国之初的青铜器〈何尊〉，上头的铭文写到：「宅兹中或（国）」，但此处的「中国」是指新都洛邑，尚不具备国家疆域的意涵。
直到周公东征，周王室开始建立政治秩序和统治文化，才逐渐在城邦联盟之间凝聚出属于「华夏集团」的国族意识。
最早的华夏集团指的是奉周王为首、遵循周礼的诸侯国，多为周王的血亲或姻戚，他们统治的区域（以现今河南省为中心，延及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在进入战国时期后，逐渐改称「中国」。除此之外的城邦部族，皆被华夏集团视为蛮夷戎狄，简称「四夷」或「四裔」。
此图为西周成王的「成周之会」，反映奉周王为共主的天下秩序。堂上内廷是权力中心，内台是华夏诸邦，也就是所谓「中国」。外台之外是归顺中国的蛮夷戎狄（蓝字），他们带来奇珍异兽献给周王。图｜研之有物（来源｜杜正胜院士）
春秋时期华夏集团与四夷分布图。红字为华夏、蓝字为四夷、黑字为介于二者之间，因时而异。华夏与四夷的区分，主要在于有无参加当权派的会盟集团。事实上，许多非华夏民族，如山戎、莱夷等，多是早于周代就存在的古国。就连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楚国，都被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视为蛮夷。图｜白璧玲博士
公元前 221 年，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更将版图扩大，北从陕北延伸到河套、南达广东、广西等岭南地区。自此以后，秦代的版图奠定了后世 1 千 8、9 百年、构成中国政权最核心的统治疆域，称之为「中国本部」。
即便汉代把势力范围拓展至「西域」，清代更靠着康雍干三代经营，把疆域扩大三倍之多，但这些地区只能算「势力范围」，从古至今中国的政经、社会及文化重心始终集中在秦版图的疆域内。
疆域问题是高度敏感的，当前两岸如此，对历代学者来说亦然，为了「政治正确」，许多论述都是往「疆域最大化」的方向发展。杜正胜院士认为，这样的观点疏忽了一个重要事实：
版图的主权意义端视能否实质治理，以此标准来看，可细分成「直接治理」与「势力范围」，而此直接治理的疆域，可视为有实质主权意义的「中国本部」。
历代中国本部与势力范围。有实质主权意义的「中国本部」在秦代就大致底定，其余则是不同朝代在特定期间掌控的「势力范围」。图｜杜正胜院士
编户齐民的直接治理 vs. 边疆羁縻的势力范围
「中国本部」的疆域在秦代就大致底定，其实是植基于秦政权的「编户齐民」政策，透过户政与地政制度，把百姓纳入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管理，以利统治者征收税赋、征调兵役。这种高强度的管理，奠定了后世无数朝代的统治基础，乃至现代。
至于中国本部以外的区域，则是不同朝代在特定期间掌控的「势力范围」。
以西域来说，就是汉帝国拓展的势力范围，凭借武力威震并左右外国，古书称为「羁縻」，原意是对牲口的控制。杜正胜院士形容：「西域诸国在汉王朝势力笼罩下，就像被络头的马、穿鼻的牛，拴住仍有一定范围的自由，但跑不远。若真跑走了，那就『虽远必诛』。」
羁縻也有不同模式与目的。汉、唐两代经营西域，为的是对抗北方武力强大的敌人匈奴和突厥、断其右臂。但对于以部落社会为主的西南地区，就是为了天然资源和政治号召。
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分析，彻底展现他对当地的深入观察：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诸葛亮，《汉晋春秋》
尽管已经用正规部队展现实力，把西南纳入势力范围，但诸葛亮深知自己是外来征服者，后续若要驻兵管理将困难重重。于是「不留兵，不运粮」，用低度的管理授予当地充分自主。如此既可避免反抗，又可持续攫取经济利益，成为治理西南的上上策。
由此观之，编户齐民下的中国本部，以及控制强度较低的势力范围，若一视同仁地纳入疆域版图，显然有灌水嫌疑。论及此处不禁令人好奇，台湾的定位又是如何？
杜正胜院士提醒，即使一地划入版图，也不代表统治者对于各个地区都能有效统治。 「例如清代疆域号称包含整座台湾岛，地图上也确实画入，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统治的只有台湾西部，直到 19 世纪才初步踏足宜兰。」
从雍正皇帝登基时的上谕也可见端倪：「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皇考（康熙帝）圣略神威，取入版图。」看来雍正皇帝并不认同台湾的「自古」不可分割论述。
中国人是哪些人？教化工程下诞生的「中国人」
对「中国范围」有了概念，再来要讨论的就是「中国人是哪些人」。
从周代的城邦时期起，《公羊传》所说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架构，就成为之后千百年来中国人我群意识的基调。随着疆域扩张，各朝代面对非我族类的基本态度是「不只要征服，更要同化」。杜正胜院士爬梳史料，归纳出中国的「扩张三部曲」：
“第一部军事征服、第二部设官治民、第三部文化改造，整个模式包含军、政、教的力量，可谓循序渐进、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
中国的扩张三部曲 / 图｜研之有物
其中，第三部「文化改造」就是一种「教化」政策，「教」之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所要「化」的对象就是尚未认同中国的族群，过程中文化霸权的斧凿痕迹处处可见。
历史由赢家所写，于是非官方认可的信仰、伦理、礼俗等，都被视为「野蛮」。例如《汉书・文翁传》就把当今四川一带的蜀郡列为「教化示范区」。蜀地虽然不属华夏文明体系，但从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可知，3 千多年前已有辉煌的文明。 《汉书》却形容「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蜀郡太守文翁的大力儒化改造，则成为教化功绩斐然的典范。
长江以南的地区，尤为「中国化」的工程重地，2 千多年的历代政权都不断施行相似的治理手段。台湾人熟悉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在闽粤一带的事迹就极具代表性。
唐代的闽粤地区住着不同文化风俗的族群，如何管理对陈元光这位岭南行军总管来说是极为头痛的事，用军事或刑罚来镇压都治标不治本。于是，他向朝廷提议「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意思是要朝廷在此处设官府、办学校。
这步骤是否很熟悉？没错，扩张三部曲又出现了。于是，武则天批准设置漳州，任命陈元光为漳州刺史。不过闽粤一带民风强悍，面对文化改造的进逼拒绝就范，最终陈元光在军事镇压行动中阵亡。
时过境迁，闽粤地区仍逃不过逐步汉化的命运，到了宋代已是理学盛行、儒生辈出的地区。陈元光也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实现了自己的预言：「秦越百家愈无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当地土著（越）跟中国（秦）得以无缝接轨，蛮荒与王土不再悬殊。中国人的塑造历程多处皆然，因史料湮灭，土著遂数典忘祖，不知道他们和北方统治者是不同的民族。
黄帝子孙的血缘神话
在中国人身分的建构过程中，神话、历史等文化符码，都是经常使用的工具。像是「黄帝子孙」就是最常被拿来编织血缘、建立连结的论述。无论你是哪一族哪一系，都找得到一套追本溯源的剧本，让祖宗十八代跟黄帝扯上关系。
杜正胜院士考据传统文献，整理出一套自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形的「黄帝族谱」。从此族谱延伸，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始祖，甚至原本被视为外族的楚人、秦人，都成为同个家族的人。
杜正胜院士整理的「黄帝族谱」。黄帝曾孙「帝喾」、「鲧」的后代，成为夏、商、周三朝的始祖。鲧为夏禹的父亲，是夏人始祖。帝喾的次妃简狄生「契」，为商人始祖；元妃姜原生「稷」，为周人始祖。但事实上，夏、商、周是分属不同文化的三个民族。图｜杜正胜院士
然而，族谱中的某些关联性来自十分超现实的神话桥段，例如元妃姜原踏到巨人大脚拇指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孩子成为周朝的始祖。此外，世代之间更出现许多矛盾，「古书说尧嫁二女给舜，但按族谱来看，尧比舜长了四代，那舜岂不是娶了曾祖姑婆为妻？」杜正胜院士指出当中不合理之处。
一个黄帝，各自解读。为了让黄帝当上所有中国人的祖先，难免会有些说法兜不拢，但这套族谱，却在现实政治中起了极大作用，被赋予「凝聚中国意识」的重责大任。
杜正胜院士谈到：「经过史料的批判解析，足以证明强调血缘种姓的民族观是一条死路。因此，要批评别人数典忘祖之前，最好多读读古代经典和历史文献。」
议题敏感不是问题，历史研究须回归「求真」原点
至此，书名中的问题意识「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已经有了大致轮廓。提到以此主题进行著述的出发点，杜正胜院士认为，此刻正是深入研究中国的黄金时期。
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中国，正发挥着全世界都无法忽视的影响力，而台湾尽管在政治外交上与其针锋相对，但在地缘关系、经贸文化等层面，都与中国有着密切且复杂的联系。客观上，台湾不可能对这个强大邻国视而不见。
不过更让杜正胜院士有感的是，台湾人身分认同的转变。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我亲眼见证台湾人民从多数自认是中国人，到现在多数以台湾人自称。在这样的脉络下，谈『中国是什么』就更有意义。」
然而，谈论中国议题动辄会被贴上各种标签，以此为研究主题，难道不担心立场遭到质疑？对于这个问题，杜正胜院士态度坦然：「历史研究必然会有『观点』，但观点是透过大量消化、分析、梳理资料后产生，而不是有了既定观点，才去寻求特定立场的史料来支持。这样的观点才经得起挑战和辩证。」
换言之，「孤证不立」这个学术上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历史研究能够回归「求真」的核心。要形成一套观点，必然要有大量不同层次的资料来交互对照、印证，尽量让原始脉络能完整重现。也许针对同一史料、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在「真实与否」的层次，就不会有太多可以模糊的空间。
把事实和逻辑放在个人的立场之前，让史料来说话，做得到这一点，外界任何关于中立性的质疑都将不攻自破。 ──杜正胜院士
问身为古代中国史的专家，您又如何看待「台湾史」的研究？
答我在 90 年代提出「同心圆研究法」，也就是先从自己生长的土地认识起。研究台湾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非常重要，以自我、在地「圆心」做起点，从回答「我是谁？」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出发，将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找到意义。
此外，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本书中，有提到被「中国化」的少数民族，如果他们有记录流传下来，也许就能从他们的视角一窥事件经过，但很可惜的几乎没有。台湾存留的资料相对较多，可获得启示，并产生自己的观点，否则别人就会抢走你的话语权。
问对于正在学习历史的年轻学子，您有什么建议？
答历史这门学科，是在处理过去发生的一切事物，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无所不包。年轻人应该把读历史视为「人格素养」养成的重要手段，例如你景仰某一类人物，就可以从传记着手去阅读、研究。
如果把当下及未来要面对的人生课题，当成一张考卷，那么学习历史就像拥有一个很棒的考古题库，能让你汲取人事物发展的脉络。经过精炼之后，就能成为自己的知识与智慧，让你在填写人生这张考卷时，能够更加从容有余裕！
2024-03-27
采访撰文│黄楷元
责任编辑│田偲妤
美术设计│蔡宛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