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宜中 2024年05月29日来源：上报

习近平时代的极度政治紧缩、精益求精的高科技社会监控，不能不说，它正是奠基于六四镇压及其从出的攻势维稳主义。 （美联社）

编按：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35周年。本报与国立清华大学《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划专题，第一篇由中央研究院陈宜中研究员执笔，以清晰而敏锐的政治史眼光，探讨1989年发生天安门血腥镇压的来龙去脉。本文不仅检视历史，更指向当前中国政治局势。不少人认为习近平背离了邓小平路线。然而，陈宜中有力地论证，习近平目前推进的「总体国家安全」和全方位社会控制，此种「攻势维稳主义」的基石正是邓小平所奠定。要言之，「六四体制」和习政权在抓紧政权、勇于斗争、控制社会方面乃是一脉相承。本文对中共政权的政治本质透彻剖析，是当代认识六四事件的必读著作。

邓小平与六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去世，大学校园开始出现悼胡的大小字报。 17日，中国政法大学约数百名学生率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稍晚北京大学等高校约数千名学生，也从校园前往广场。在上海、湘潭、西安，学生也走出校园，游行到政府机关抗议。在各地的大小字报和游行口号中，除了悼胡的内容外，也出现了一些更政治性的措词，如「打倒腐败政府」、「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要民主」 、「要自由」、「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邓小平下台」等。由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所拟、18日递交给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则提出了7项要求：

一、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三、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四、允许民主办报办刊，新闻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六、保证人民生活水准稳定提高；七，正确评价这次悼念活动，公布学生的要求。

18日傍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和几位全国人大代表，接见了王丹等学生代表，并收下请愿书。

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结束后，赵紫阳按既定行程出访北韩。孰料就在赵出发之后，李鹏在24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把学运「定性」为「一场有计画、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25日上午，邓小平在自家召见杨尚昆和李鹏，说了一席很重的话：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 ……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 ……「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 ……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

此与邓在1986年12月30日关于「专政手段」和「流血事件」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显而易见，邓已经动了杀机，不排除要开杀戒。

以邓小平的谈话为据，《人民日报》在26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新华社并发出通稿，在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出。该社论声称：

这是一场有计画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名确定性这场学运是一场动乱。

在「四二六社论」发布的前夕，天安门学潮的规模约成长到数万名学生，还不算大。学潮之所以升级，后来之所以出现百万市民上街声援学生、进而主动围堵进京部队的场景，其最大「责任」无疑落在邓小平的身上。在中共语境下，一旦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就是没有妥协余地的「敌我矛盾」，就是要被打倒、被「专政」的对象。学生之所以再三要求政府撤回「动乱」定性，要求政府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与此息息相关。由于「动乱」之说源自于邓小平，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不是赵紫阳能独自决定的。虽然赵后来尝试劝退学生，并保证不秋后算帐，但只要「动乱」定性不变，「清算」正是其题中之意。

「四二六社论」未能吓阻成功，反倒激起北京数十所高校学生的「四二七大游行」。据估至少有超过10万名学生参与（也有20万或50万之说），且有不计其数（上达百万）的市民群众开道、在道路两旁助威。这是北京市民态度转变的关键时刻，不可能不让邓小平感到震惊。

「四二六社论」未能吓阻成功，反倒激起北京数十所高校学生的「四二七大游行」。 （美联社）

5月13日，学生绝食团进入天安门广场，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援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援我们！ 」6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 17日和18日，北京市民发起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人数据估在百万人以上（也有数百万之说）。其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有普通市民、工人、机关职员、党员、基层干部、军警等，不一而足。 5月19日宣布戒严后，北京市民又倾巢而出，开始筑路障以阻止军队进城。杨继绳指出：

邓小平等本想利用军队来平息愈演愈烈的学潮，但事与愿违，群众不怕军队。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之下，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作为路障的有公共汽车、有马路上的钢铁隔栏、有木头。在一些干道上，马路中间的钢铁隔栏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条马路被封死。军队无法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愈来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军队不进城，取消戒严，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反对政府的人也会得寸进尺；强行进城，势必造成大规模流血。

6月3日傍晚，当局以北京已出现「反革命暴乱」为由，命令戒严部队在隔天黎明以前完成清场。

杨继绳所谓的「两难选择」，主要是邓小平和李鹏造成的。 「四二六社论」无助于和缓局势，反倒激化了冲突――这是第一个失算。下达戒严令时，未料到北京市民竟会冒死抵抗――这是第二个失算。在连续两次误判了以后，看似只剩下「硬干或撤退」的选择。

但即使要清场，开枪杀人也绝不是唯一选项。说到底，中共戒严部队并不是非用AK47不可。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选择」――尽管其幕后细节至今仍未水落石出。钱理群指出：

邓小平在党内元老支持下，为维护毛泽东留下的「一党专政」遗产，不惜在首都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开枪――这是毛泽东都不敢采取的极端手段，他在文革中就说过：「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所谓「邓小平路线」

邓小平对六四镇压的「定调」是：这是捍卫共产党领导的必要之举，完全无错之有。之所以出现「动乱」，并不是因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错了，而是因为「四个坚持」未得到贯彻，遂让「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有可趁之机。

6月9日，邓向戒严部队的高干表示：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关于「四个坚持」：

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 ……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6月16日，「平息暴乱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 10月31日，「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

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12月1日，「这次动乱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

邓小平对六四镇压的「定调」是：这是捍卫共产党领导的必要之举，完全无错之有。 （美联社）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后的诸多谈话，蕴含着解读「六四体制」的丰富线索。以下所概括的，只是其中的若干要点。

第一，邓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例如，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露骨地表示「计画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姓资姓社，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深圳，既然公有制是主体，三资企业没什么好怕的。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针对左，邓强调改革开放应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关于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的流产政变，邓在几天后的祝寿会上表示：「中国还没有能力去管人家的事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苏联解体，中共应「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第二，邓在反覆强调经济发展、经济增速（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性时，再三重申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外，「和平演变」一词也多次出现在邓的六四后谈话，包括前引的南巡讲话。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七号文件，称「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透过支持、煽动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欲「和平演变」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实际上，这就是邓小平本人的见解。

第三，尽管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情有独钟，但这个提法是有误导性的。把「经济建设」说成是「中心」，并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经济建设」的必经之途，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即邓小平是一位相对纯粹的经济发展主义者、国家发展主义者。但进一步看，以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实现富国强兵，借此确保、巩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于不坠，才是他的真实立场。换言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邓小平路线的「体」。邓和陈云等老干部之间的经济思想差异，主要是对「用」的想法不同。在「体」的问题上，邓始终是一位毛派。但在「用」的层次上，他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为一党专政续命。关于此，最精采的诠释来自于钱理群：

在邓小平这里，「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是「体」、是根本的；而「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用」，是服务、服从于前者的。当两者间出现强烈紧张时，其真正的「中心」便会清楚显现出来，这就是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其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第四，邓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和「反和平演变」框限在意识型态领域，拒绝将其延伸到经济领域。 「四个坚持」应「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即加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但千万不能把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关联到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精神污染、和平演变等。谁要是声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和「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谁就是犯了「左」的错误。

前文指出，1983年的清污运动被邓小平叫停，是因为胡赵告诉他，若再继续（让顽固派、左派）扩大清污，就会波及经济改革。可以说，这一直是邓的某种「停损点」，也是他跟陈云等顽固派的基本分歧。在政治上，邓和顽固派一样，都坚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都坚拒政治自由化。但邓为了搞活经济，为了推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反对把意识型态斗争扩及经济领域。

邓小平始终是一位毛派。但在「用」的层次上，他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 （美联社）

第五，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带头者，专政手段不可或缺，「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这本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在六四镇压后的肃杀氛围下，他公开（在南巡讲话中）从敌我矛盾、从「无产阶级专政」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说要「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起到了强烈得多的震摄作用、恫吓作用。

第六，反腐是重中之重。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要「抓紧惩治腐败」，要「搞廉洁政治」。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而且「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但这依然是一种运动式反腐（而不是制度性反腐），其手段不外乎是周期性的严打、抓大小老虎等。

第七，鸟笼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打入冷宫，几乎只剩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一条。邓在六四后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美国〕说我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话虽如此，邓不再提十三大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或更确切地说，他似乎只关心废除终身制和建立退休制度。 1980年8月「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1986年9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等说法，已被抛在脑后。

第八，提出所谓的「核心」论，把江泽民确立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9年9月，邓「一退到底」，并提出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也就是要求其他元老跟他一起退休。这有助于强化「江核心」的权威，让江泽民更能放手去干。但当然，邓希望的是江放胆去推动经济改革。当他怀疑江的改革意志不坚定时，他（在南巡讲话中）扬言谁不改革「谁就会被打倒」。这才又把「江核心」拉回了改革开放的轨道。

邓小平曾在1980年8月公开质疑「第一书记」的集权。六四事件后，他则比以往都更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他虽主张「要形成集体领导」，但更在意「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这就又回到了「第一书记」的高度集权（若非完全独裁）。

那么，邓小平建立了可稳健运行的接班制度吗？答案是否定的。握有党政军大权的「江核心」，「选择」了尊重邓小平的意志，让被邓隔代指定的胡锦涛大致顺利地接了班。胡是一位相对弱势的总书记，任期届满就全退。但在习的接班过程中，已出现若干波折。习之所以能够迅速地集大权于一身，进而在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与邓的「核心」论的内建弱点是有关的。 「领导集体」对「核心」的制约，毕竟只是一种软约束而非硬约束。一旦遇到野心旺盛的、想成为政治强人（甚至人类领袖）的接班人，此种软约束就不难突破。

攻势维稳主义

六四镇压，无疑是一场空前的、巨大的悲剧。

林根（Stein Ringen）贴切地指出，中国的1980年代「本是充满了希望的年代」。但「在事件中被屠杀的，除了数目不详的人之外，还有希望本身；一夜之间，希望被绝望和空荡所替代」。

人民被告知，自由的生活是他们无权希望的一件事，是他们应该要忘记的一件事……对于乐观的那一代，这是天崩地裂，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转捩点。独裁体制再次得到确立，而且中国人知道独裁会持续下去。对于不想当烈士的任何人来说，一夜之间，唯一可行的现实就是苟安求全。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一直都在：虚无的物欲、道德的沦丧、玩世不恭、不痛不痒、认同混乱，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及社会生活中泛滥成灾。

从六四镇压分娩而出的「六四体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确如他所期望，迅速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种政治铁腕下的经济发展、富国强兵道路，正因其近乎于绝对的政治垄断，正因其全力压制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正因其以党权、以国权完全压倒了民权，几乎内建了体制性的腐败、「权贵资本主义」的暴走，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连同极端的贫富两极分化。

六四镇压，亦是中共「攻势维稳主义」的滥觞和基石。

对「稳定」的强调，并非始于六四。稳定，毋宁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四个坚持」的题中之意。但正如邓自己所说，「四个坚持」在六四以前并未充分贯彻。此前的三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主要是惩罚那些已经冒出头来的、特定的自由化分子。在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氛围下，再加上胡赵的保护作用，「自由化」思潮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相对于今日的习近平统治，那甚至是颇大的空间。

六四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六四以前那种比较被动的、守势的稳定主义，邓小平认为是不足的。他在六四后说，要贯彻「四个坚持」，得从「教育」抓起，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娃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邓确立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则从邓的权威性谈话中，归结出一种以「防止和平演变」（邓本人的说法）为重心的、更积极进取的稳定方针――所谓「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六四镇压，带动了「思政工作」的进一步升级，这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国耻教育」的展开。既有天主教教宗支持团结工联的前车之鉴，宗教团体的管控也刻不容缓。为了防止中国被宗教势力和平演变，江泽民启动了预防性的措施，起初是针对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虽然他没有预料到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的上访事件，但秋后算帐极其严厉。习近平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2015年7月9日起对人权律师的大规模逮捕中，把曾经替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一网打尽。

在胡温时期，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继续推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空间有所增加。这反映在半自由化媒体（如南方报系）、互联网公知、NGO和维权运动的兴起。从某个角度看，这是邓小平拒绝把意识型态斗争扩及经济领域的某种后果。正如同邓小平在1983年没有把「清除精神污染」贯彻到底，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还没有（或还来不及）完全堵死在灰色地带成长起来的「准自由化」意识、言论和相关活动。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想这么干。在胡温时期，尤其胡温后期，随着中共财政能力的上升，由政法委主导的维稳体系更上层楼，维稳经费也急遽攀升。 《死磕正义：709案和中国的人权政治》的作者白信指出：胡锦涛和周永康在「维稳」之外，还「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开始探索以社区网格化为社会控制、以扑灭公民社会为目标的所谓治理模式创新，即动员政府和社会部门、向政法系统大量投入资源、加强社会控制，例如从2004年开始试验城市网格化治理模式」。在胡温后期，「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茉莉花革命样式的和平演变开始成为中共政权最顾虑的事。如胡锦涛2011年2月19日在中共党校的讲话所示，颜色革命以及公民社会成为中共在苏联崩溃后新的噩梦，防范互联网和公民社会革命也成为中共最大的担心」。

2013年5月，习近平才上任半年左右，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不公开的内部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型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所谓的「七不讲」政策。 「七不讲」是指：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此后，还又加上了宪政不要讲。回头来看，这是习近平把「攻势维稳主义」进一步升级，迈向中国特色欧威尔式国家安全和社会控制的第一步。

晚近，有不少论者声称习近平背弃了邓小平的改开路线，并把「习近平会不会、能不能重回改革开放？」当作一种批评习的谈资。对此，笔者并非没有同情的理解。笔者在1993年去上海旅游时，曾花了100美金住在外滩的和平饭店一晚。那个床似乎是民国时代留下的，中间突出，两边向下凹陷，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去。要是你全盘否定邓小平的改开路线，你是不是也得否定和平饭店的改头换面？这是不少人的疑问。影响所至，认为邓小平即使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但仍功大于过的人，至今为数甚多。笔者虽不同意这个立场，但可以理解人们对改善经济生活的渴望。

习近平以「亮剑」和「战狼外交」败坏了邓小平积极经营的中美友好、中日友好，并以上海封城式的大白暴政，虐待、恐吓了所有「屁民」，还连带地「消杀」不少毛小孩。这显然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路线，且已经、正在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无论邓小平如何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大旗，他拒绝把意识型态斗争引入经济领域。他不做帝王梦、拒斥个人崇拜，这从今日低得可怜的政治道德标准来说，或也称得上是政治强人难能可贵的美德？

习近平以「亮剑」和「战狼外交」败坏了邓小平积极经营的中美友好、中日友好，并以上海封城式的大白暴政，虐待、恐吓了所有「屁民」，也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路线。 （美联社）

但在习邓之间，并不是只有断裂性，而是也有化不开的连续性。习近平时代的极度政治紧缩、精益求精的高科技社会监控，及其愈来愈倚重以恐惧（人民的自我审查、自我恐吓）进行统治的治理创新，可能是邓小平未曾预料到的。但不能不说，它正是奠基于六四镇压及其从出的攻势维稳主义。因此，关键或不在于习近平要不要、会不会、能不能重返早就结束了的邓小平路线，而是应当在批评习的同时，也要对邓小平路线的根本局限性（尤其是它对一党专政的顽固执着，对「民权主义」的不屑一顾等）进行更通盘的检讨。

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王超华曾说，「中国当代政治，建基于六四屠城」。六四镇压已届35年，但至今像是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国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亦使中国人民至今难以摆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邓小平魔咒。归根究柢，只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够的，而是终究得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其首当其冲的第一步，不外乎就是公民起而夺回免于恐惧的自由，起而夺回公民议政参政乃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自由的未来，有赖于重振1989年天安门抗争的精神」。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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