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引用国安法与基本法二十三条，判处四十七人案十六名不认罪的政治犯中的十四人罪成，另两人当庭释放。六四前夕审决志在靠吓，此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件之荒谬与野蛮，是十四人的所谓犯罪，不是建立在他们现实罪行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动机之上。正常的法治都不可凭当事人的动机去定罪，因为我可能有这样想，但我未必会这样做，如果我只是想而从未做过，那么我的犯罪就不是事实，只是一种虚构。

我恨一个人，可以恨到很想杀了他，但我始终没有动手，那么我算不算犯罪？

根据国安法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即属犯罪。否决预算案只是与政府「讲数」，能算是「非法手段」吗？凭立法会议员的权责对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能算「颠覆国家政权吗？」

这里的「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专指「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 「组织与策划」虽然也算犯罪，但如果组织与策划要做的，不是「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那就不能算是犯罪——法理逻辑是否如此？

四十七人案从未涉及「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应该计较的是其中是否包含「其他非法手段」。立法会议员如果得到民意支持，是否可以否决预算案？答案是当然可以，否则法律何必赋予议员有如此重大的权力？既然预算案可以否决，那就不存在「非法手段」的问题。

四十七人案的被告都还不是立法会议员，他们的共同理念只是一旦当选，在执行议员职责时，如果需要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他们在「想」的时候根本还不是议员，即使成了议员，他们也未必会去做，那么他们从头到尾违反了哪一条现有法律？香港高等法院根本没有依据判他们有罪——法理逻辑是否如此？

高等法院由三位法官审理这单案子，排除了香港法治传统中的陪审员之设。以笔者粗浅的理解，陪审员制度是西方法治传统中最公平有效的部份，一个案犯是否有罪，不是由检控官决定，也不是法官裁定，而是由平民身份的陪审员决定。
陪审员是普通市民，除了法律从业者与警方人员不可担任以外，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随机抽出。正因为是随机抽出，所以对控辩双方都是公平的。而且，针对任何一个陪审员，控辩双方都可以否决，否决一个再审查另一个，直至双方都同意为止。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陪审员都是双方同意的，不可能偏帮任何一方。陪审员是平民，没有受过法律训练，但他们是普通人，有正常人的理性，有普遍的常识与良知，因此他们可以最人性化地来审视犯罪事实。

陪审员虽然不懂法律，但他们在听取证人证词与控辩双方辩论时，都会明白案情，而对法律条文的适用和其中的含糊处，法官也会作出指引。因此可以相信，陪审员将会站在公正的立场，最大限度地接近犯罪事实与法律的初衷。陪审员制度是法庭公正的基本保证，控辩双方各有立场，法官也可能偏离人性，因此让一群缺乏法律常识的人，凭借正常人性去决定是否有罪，这才是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制度。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香港法庭就开始取消陪审员制度，其根本原因便是中共政府要控制判决结果。中共只要控制了法官，就可以决定谁有罪谁脱罪，有陪审员，有罪无罪是陪审员说了算，那审判结果就很有机会「失控」。与其审判结果令中共愿望落空，倒不如干脆取消陪审团，掌控一切判决结果。

对于国安法审件，中共当然会担心，香港六成以上市民为黄丝，即使控方有否决任何一个陪审员的权力，但冥冥之中很难掌握个别陪审员的内心世界，如果有陪审员同情民主派，那么审判结果便不能如中共之所愿。

简单来说，中共要将某人入罪，就不能把最终决定权交到一群自己控制不了的平民手中，他们宁肯花一点气力去收买法官，因为法官是既得利益者，有各种手段可以笼络，控制法官比控制平民容易得多。

今日香港法庭有如此多的法官心甘情愿为中共效犬马之劳，他们平生所学﹑半生服膺的西方法治传统，都可以置诸度外，因此，取消陪审员制度对中共来说便是最优选择。

面对恶法，香港人暂时没有什么有效手段对付，但案件一审决，美国等西方政要异口同声公开谴责，连联合国人权高专杜尔克都「表示担忧」，他说「正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说，这项立法应予废除」——失道寡助，便是中共要吞下去的恶果。

中共在四十七人案中得到便宜，但他们失去的，却是香港。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