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我们》编者按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启迪、指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们”发起了《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活动。

半个多月来,我们收到了三篇大陆读者的投稿。他们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别来自县城机关干部、高校知识分子和农村家庭,或通过学校组织亲历过游行,或间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努力向下一代传承着“广场精神”。

穿越或远或近的记忆碎片,他们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不要忘记。


(一) 我们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于鲁北某县。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父亲在县政府机关任职。

绝大多数八零后都没有参与过“六四”事件,很多同龄人甚至没有任何回忆。 我很有幸地见证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虽然大多只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贡献出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也许在下一代人眼里,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政治的最早印象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大约1985年,曾祖父指着墙上贴的报纸上的照片说:“这是胡耀邦”,我发不出三个音,最终发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约同一年,我指着《儿童画报》上面的党旗和一个对着党旗举着拳头的人,问父母:“什么是共产党?”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组织,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987年,我们家搬到了县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经不太出现在报纸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镜的赵紫阳。

不过当时大家对这个背头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上来之后,我们家经济困难起来,物价上涨,吃饭开始紧张。邻居们晚上在门前聊天,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实际上还有一句是“邓朴方倒卖导弹”,但我记不得这个“卖导弹”的传言是不是跟“卖彩电”的传言是同时期了。但很肯定的是,当时群众不喜欢赵。

静坐

198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第二个学期,1989年,好像有领导人去世了。我看到电视里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几天之后,群众们开始议论,说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当时的我很震惊,因为我脑海中天安门的活动都是政府组织的,这次似乎不是政府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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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图为1989年4月19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摆放鲜花和花圈。(图片来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现在回忆起来,邻居们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绝食,因为之前新闻联播的报道都是官方口吻报道,例如“四二六社论”,并不会报道学生的动向。而我们当地群众如果知道学生绝食,那要么从官方新闻得知,要么是从北京亲友那里传回来消息,这需要三五天时间。

邻居们晚饭后闲谈议论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学生的。

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游行

大约是五月份,老师突然要求我们第二天停课游行。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游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不用上课了。

第二天,我们围着县城游行,游行路线是经过县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记得队伍的最前面还打着横幅,可是我在队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横幅的内容。队伍在喊口号,我也听不懂内容,只是顺着声音重复喊一遍。

同学们似乎也没看懂内容,我们很兴奋,叽叽喳喳边走边笑,至少同学之间,谁也没意识到我们在干什么。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了一声,就回家了。这样下午上课之前,还能玩三个小时。

不久之后,父亲很惊慌地告诉我,“我们县也有人游行了”。我说那就是我们。

绝食前后

一天晚上七点多, 抬头看了一眼电视机,李鹏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看望学生。印象中,这是新闻联播在“六四”期间,不多的几次直接播出天安门地区的场景,其他时间都是两个播音员念稿子。我看到李鹏微笑着,非常亲切地询问学生,公共汽车里都是吊瓶。 看到李鹏这么亲切慰问学生,我当时在想,看来都缓和了,场面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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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绝食抗议的学生进行对话。图为中央电视台1套《新闻联播》栏目的播出画面截图。(图片来源:Now新闻台)这件事之后,邻居就开始议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年度流行语(注:1989年5月19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看望广场绝食学生,对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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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9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美联社)

清场

就在那几天,邻居们议论说黄河大桥上有人阻拦坦克通过。

邻居们传来更多的消息,说各地要道上,人民自发阻拦军队进京。

那个周末注定要不寻常,周五、周六,邻居们纷纷议论这两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朦朦胧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来,还在床上,父亲走过来告诉我,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广播说,天安门清场了,坦克进城,开枪镇压了。

那个星期天,我心里充满着恐惧。

晚上,播音员穿上黑衣服,声音变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这两个播音员在说话,没有学生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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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晚间,《新闻联播》由杜宪与张宏民主持,播报了北京戒严等消息,杜宪(左)当天身着黑衣、语速缓慢,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图片来源:网络)

通缉

电视上出现了通缉令,播音员不停说某某脸上有麻子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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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后,中国领导层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通缉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励之夫妇、北京“高自联”21位学生领袖等。(图片来源:法新社)前几天班主任还说大学生哥哥姐姐们都是好人,现在她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两个耳光?”

同学们齐声喊道:“想”。我没有出声,我很震惊,老师变脸这么快。

父亲说,县里开始追查前几天游行的事情。

赵紫阳下台

电视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赵紫阳了,说他犯了重大错误。邻居们也开始指责赵紫阳欺骗学生,说他前几天刚刚去看望学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镇压。

随后另外一个大背头上来了,名字很生疏。当时的我,似乎已经很习惯每两年换一个领导人了,这个背头估计也是干两年吧。

过了几天,邓小平在电视上露面。播报内容记不清了,看表情大约是庆祝胜利。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电视上播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出现了暴徒烧死解放军的照片。几个人在搬运一具烧焦的解放军尸体。这种画面,按美国标准都是少儿不宜,第一次看到这么恐惧的画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还记得播音员邢质斌厉声指责“螳臂当车”(注:“六四”之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长安街孤单阻挡坦克的画面,主持人喝问:“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这位主持人应该是罗京,而非邢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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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只身阻挡向东行进的解放军坦克队。“坦克人”照片成为六四镇压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图片来源:Jeff Widener/AP)新闻几乎每天都提赵紫阳的错误。而差不多过了半年,也许是十月,新闻联播突然说了一句“以后不再提赵紫阳的错误了”,随即戛然而止,赵紫阳这个名字果然在新闻联播里彻底消失了。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后

随后的几年里,同学们都在议论那天发生的事情。有的同学说,美国的间谍卫星拍下了整个画面。 坦克压死了人,军队用了机关枪扫射,帐篷都被压碎了。

大家开始逐渐使用“六四”来指代这件事。“六四”这个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为中共不承认六月四日发生了特殊事件。

大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说,四班同学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军训。我们进了某解放军王牌坦克军团营地,爬上了一辆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这辆坦克是不是就是当年堵在黄河大桥上的?是不是就是电视里那个提着塑料袋的人“螳臂当车”挡住的那辆? 我不知趣地问了旁边的教官:“请问这辆坦克进过北京吗?” 那个军人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来到了美国。第一次从维基百科和海外网站看到了血腥的图片,我震惊了。后来几次回国,我爸提议去参观天安门,我都没有去。说实话,我不想去那里,连木樨地地铁站我都绕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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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樨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和海淀区复兴路衔接处,是由北京西部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要道。木樨地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死伤最为严重的地区。图为六四镇压当日的木樨地旧照。(图片来源:网络)十几年前父亲退休了,从组织部调出档案,我看到里面有句话说:“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立场坚定”。当时的宣传口气已经是“政治风波”的情况下,内部仍然使用“暴乱”。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亡灵。


(二) “六四”余波:清算下的高知家庭

作者 南冥乌鹭

我经历的“六四”,是我父亲在运动后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时,我刚刚记事儿,住在XX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里。我父母都是在这所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学问是侪辈中的佼佼者。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甚至比带的本科生年纪还小。他们携着年幼的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国,游行活动不限于首都。)父母对我那时的反应津津乐道,说我“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喊口号就很激动,刚学会说话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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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0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图为游行群众携幼儿与戒严军人交流的旧照。(图片来源:网络)那段时间,我家天天都是烟雾缭绕的。一些我父亲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们,在我家围坐,谈论时局变化。因为大家都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能从历史规律中找到些什么。年幼的我只记得,满屋子二手烟的气味,一声声的都是唉声叹气。

为了平息事态,政府曾公开承诺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许多条款,事后都一一毁约了。很多年后,在我懂事之后,家父和我谈起这段岁月。我问:“那时候您和叔叔伯伯们都聊什么呢?”他回答:“当时的情境,其实(我们)是知道完全无望的,也知道没有抵押的承诺都是扯淡。但参与这件事的学生太多了,事后肯定得追究。必须要保护学生,要不有的学生在学校就留不下来了。”

我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长大在内的巨大代价。“当老师是一门良心活儿”,这句话我听他说过无数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为学生们具体做了什么,我说不上来,也没机会再问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学曾经学养深厚,出过无数大师。也曾试着在1949年随中华民国合法政府迁往台湾,但遗憾未能成行。因此,该校的立场就让当局很不放心了。49年后,XX大学被多次拆分,分解为多个学校,迁往全国各地。

借着1989年的运动,政府与该校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多激烈,运动后的清算就来得有多猛烈。父亲这样向我总结这段历史:“共产党是善于‘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就想着先糊弄过去,事后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识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现在都不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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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1号,刊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等。“六四”之后,XX大学秋后算账的方式较原先高明了许多,从反右、文革那种“运动”式的,转为“代理人”模式。也许是前者的名声太差、执行成本太高,而后者更加隐蔽,便于为本就极少数的发声者量身定制打击方案。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根据运动中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筛选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作为“清算工具”,有针对性地折磨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

负责排课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高校教师靠“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条,不给你排课。作为助教或讲师,再怎么发论文,也铁定完不成“教学指标”,就不能评职称。我父亲就是这么被“整”的。

他的另外几位年轻同事,虽然有课可上,“科研”这条腿却被打折了。他们写的论文,原本足够让他们参评副教授,却被年龄和资历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夺去。这种事在学术界本不鲜见,但几位当事人背着“六四”带来的政治包袱,因随时可能到来且不知深浅的“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人,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底气去争夺正当的论文署名权。

高校领导的意图是打压那些和学生“沆瀣一气”的老师,让他们在学术界失去话语权。但他们绝不会留下“手谕”,落人话柄,而是让基层“积极分子”自行揣摩和体会。“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亲那辈校友切齿痛恨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着东风扶摇直上,一路坐上校领导的位子。此前,大家都乐观地认为,重建国家秩序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各大校园涌现出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学习小组,反而马列主义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时,极少数知识分子却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堪称“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更要叹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后,大陆的大学难免官僚化,更难免在政治上被严密监管。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苏联式管理方式流毒无穷。

支持学生运动的读书人里,难道都是些看不透时局的庸碌之辈么?

飞蛾扑火,知其不可而为之;

蚂蚁搬山,晓其艰难亦敢行。

政治流毒:“过关”与恐惧

我母亲本就不赞成我父亲参与社会活动。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本就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更差了。那段时间,他俩是经常吵架的,甚至会当着我的面打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妈坚持要我爸给系领导送礼。

领导就爱瞧读书人作践自己,低头求饶还有戏。也的确有些老师,通过送礼和自我检讨,在清算运动中“过关”了。(中共历次运动中,“过关”二字最是金贵,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脱。)但我父亲坚决拒绝了。这意味着,“讲师”职称与他无缘,XX大学他也留不下来。他必须另谋出路,面临和妻儿分居两地的局面。

对高校教师而言,那个时代的出路并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谋职的话,他并无人脉根基,况且XX大学不会主动“放人”,档案不给批就无法调职。(渎职被开除是一回事,主动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会破坏学校的体面。)改行教中小学倒是不难,很多“六四”被整的读书人都是这个出路。但他又酷爱学术研究,到了中小学就与学术圈绝缘了。那就只剩下去读博了——且趁着政治的影响力刚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领域还是净土。

当时政策是允许本科生学历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称呼“叔叔”,后来改口称呼“先生”的老师,也选择了这条路。他在运动中是中坚力量,为人坦荡。有人劝他事后尽快出国,他觉得自己做事从不亏心,无不可对人言。再说学中华文史专业的学者,离开中国之后能去哪儿?

先生连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点拨他,说他的个人档案被标记过了,没学校敢要的。(在大陆,个人档案从小学开始记录,随工作调动。每一任老师和领导都会填写评语,尤其侧重“政治觉悟”。但本人无权查看。)先生愤而前往一位领域内泰斗门下自荐。这位教授起了爱才之心,愿凭着学术影响力为他担保。先生这才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这等学林佳话,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谭了。

我问过我父亲,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事儿都过去了,何必损害政府声誉和信用,与知识分子过不去,意义何在?我父亲用戏谑的口吻讲:“那不是杀鸡给猴儿看,让你害怕么。你害怕就不敢乱说了。下次再有啥事儿,你也就乖乖闭嘴往后躲了。”

运动后,政治清算带来的恐惧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亲本科时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称呼“师爷”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遗稿和书信。但他的儿女们已经是运动的惊弓之鸟,也都不从事文科行业,既不清楚里面有没有“埋雷”,自己还读不懂,又不放心交给别人审……索性一把火全烧了!老先生晚年的学术精华,尽付劫灰!我父亲每每谈及此事,难过得捶胸顿足!

缺席的父亲,正义的榜样

讲真,在我读本科之前,是不怎么在意那个遥远广场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的。我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在乎什么时候寒暑假?爸爸能回来陪我几天?

那时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亲考中,让那群领导着实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恶气。在他博士毕业后,XX大学原单位的新任领导班子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他愣是没接。

父亲用了十六年,才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村子里走出来。他童年时跟着我爷爷要过饭,他的一个妹妹是饿死夭折的。他本科毕业就没选择回村发展,又用了四年才离开XX大学,又怎么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辈子都和妻儿两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妈和我的炼狱才刚刚开始。从他备考开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妈一个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接送我,另一边还要忙着上课和科研。中国是男权社会,家里没有男人,我妈在单位就各种受气。但她和我爸一样是要强的脾气,硬是凭着过硬的学术成果评上了教授——只是额外花费了很多年。如果我父亲在家的话,她本不必吃这么多苦的。

我更惨。我上的一直是该大学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同学之间都晓得对方爸妈是干嘛的。只要对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恶意就是不加掩饰的。至于某些教师,在确定不会有孩子爸爸来学校闹事的情况下,也挺放飞自己的。

这些,都是“六四”给我的家庭带来的震荡。我小时候怪过他,责备他为何不陪我,为何不能陪我上学、放学、吃饭、出去玩。现在却觉得,我父亲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实现自我价值,不能成为任何人的附庸。这个榜样远远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从没问过他,当时为啥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解决问题,这和问“人饿急了为啥不去吃屎”一样。有些事儿就是不能干,为了啥都不能干。

孩子长大的过程,是需要父亲在身边的。我父亲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后,他也只是打个长途电话而已。但我身边不缺“父亲”的角色。有位我父亲的挚友,我称呼“伯伯”的,在文革时期曾以学生身份非常活跃。我父亲描述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却坚定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亲待学生如子,伯伯在世时,也拿我当亲儿子看。我父亲远赴外地求学和工作时,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读书上进,还经常把我喊到家吃饭聊天。只是那时,我还没在学术上入门,很多话都还没来得及问,或者说不知道具体是该怎么问。现在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太迟。

后记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写成文章,在我百年后,我的子孙可能就说不清这段掌故了。

拙作的读者们,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六四”亲历者,请珍稀每一次提问的机会。莫要觉得来日方长,每一位历史当事人离世,都是一段历史的湮灭。到那时候,可就只会剩下“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啊。


(三) 翻墙向女儿讲述“八九”:我们永不忘记

作者 glacier

我生于1983年,“六四”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关于六四的记忆却相对较早。

我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村庄,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建造的。正房是三间瓦房。为了节约成本,房内没有砖墙分割,正厅和主卧之间的隔墙,是以竹子为骨架,麻秆为主材编织而成的。在正厅一侧以报纸覆盖,再贴上一些年画作为装饰,年画的内容通常是一些电视剧的剧照和剧情梗概。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开始阅读那些报纸。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报纸内容有两大主题:“六四”事件和海湾战争。当然,关于“六四”事件的报道,多数是关于所谓“共和国卫士英勇事迹”的谎言,还有一些抗议欧美干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虽然带有一些疑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无力分辨其中的是非,大体是接受了报纸上的说法。这些谎言就是我关于六四事件的最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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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等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共和国卫士”前后共有5批,37人。随着六四成为敏感词,有关“共和国卫士”的相关宣传逐渐淡化。(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初中阶段,偶尔也听同学提到过,当年坦克开上了北京街头,民众血流成河。当时第一反应是无法相信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等到我上了大学,有一次在同学的电脑上第一次看到了柴玲的访谈,当时的我依然半信半疑。直到2008年前后,我接触到了海外法轮功组织制作的无界浏览软件,登上了Twitter和“天安门母亲”网站,在博客上也看到了李剑芒纪念遇难同学郝致京的文章,才对这一事件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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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运动是由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属组成的维权团体及其相关活动,主要发起者为六四事件遇害者蒋捷连之母、中国人民大学前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约始于2000年初。(图片来源:“天安门母亲”网站首页截图)这一时期也是我在思想上全面觉醒的阶段。此前虽然也有因为腐败太过严重而拒绝入党的经历,但是,由于多年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毒化教育,对这个国家和政党的罪恶缺乏足够的认识。此时网络信息审查还有很多漏洞,从墙内的个人博客和墙外的众多网站得到的信息刷新了我的三观。

在这一阶段,我做了几件事情:一、通过互联网联系到阳光公益组织,与他们一起探访了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二、注册了一个境外邮箱,成为“零八宪章”的第十八批签名者之一;三、通过个人博客转发了一些关于刘晓波的信息,最终导致博客被封;四、向身边的同事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回应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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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是由宪政学者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于2008年12月9日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呼吁中国当局改革政治体制,践行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零八宪章》发表后,刘晓波、刘贤斌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落狱。2017年,刘晓波在服刑中罹获肝癌医治无效离世。截止2018年,根据“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的统计,共计有一万五千多人签署了_《零八宪章》_。(图片来源:“零八宪章”网站截图)后来,博客逐渐衰落,“大V”各奔前程,GFW(中国网络防火墙)日渐强大到我已无力翻越,经济的发展让人产生了明天会更好的幻觉。我也离开了北京,定居在南方小城,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但是,每到这一天,我依然会转发这么一张照片“为了自由,向法西斯蒂冲锋!”

2020年以来,逼仄的政治环境、崩溃的经济让我又一次有了翻越GFW的想法。得益于微博上一位博主推荐的代理服务器,我重新连接上了墙外的世界。

我对着YouTube的纪录片和“天安门母亲”网站上的图片,向我的女儿讲述了这一切。在观看捷克民主化进程的视频时,我由“七七宪章”联想到“零八宪章”,由哈维尔联想到刘晓波,由天鹅绒革命联想到“六四”,忍不住悲从中来,怆然涕下。

“白纸运动”被捕者、活动家夏巢川在日内瓦民主人权峰会的发言中说,“他们希望我们忘记。他们希望我们对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压制。我们的存在永远不会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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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青年活动家夏巢川于“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公开讲述自己在“白纸运动”中被拘捕的经历。(图片来源:夏巢川推特账号@karasu_ga_warau)是的,我们会将他们的罪恶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永不忘记!

(文章标题为编辑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