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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一讲 天下开始大乱(一)
1966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毛泽东肖像前列队。美联社资料图片

一、身穿军大衣、拿着日本刀的老红卫兵袭击红三司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10月6日,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造反派红卫兵的总部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誓师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这次大会的参与人数达到了十余万人的规模,江青、张春桥、周恩来等人都在会上讲话,表达了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态度。他们的这种表态,表明中共高层各派别已经达成了共识,将支持的对象从“保皇派”老红卫兵转向了造反派。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二代老红卫兵们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很快,他们就用暴力手段发起了反击,对红三司展开了打砸行动。根据红三司的刊物《首都红卫兵》的记录,从1966年10月31日到11月25日,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连续发生了一小伙中学生捣乱我司令部(按:即红三司)的严重事件”。曾担任红三司骨干的聂树人在他的回忆录《‘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中,谈到了10月31日红三司遭到冲击的细节,这样写道:

“10月31日晚10点左右,我们宣传部的几个人还在加班,突然,有多名穿军大衣的中学生闯了进来,其中一个中学生还拿着日本军刀。我一看来者不善,立即暗示两个女中学生赶快打电话给‘地质东方红’总部,我则与这些人周旋。他们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围著我,质问: ‘为什么派人打解放军?’我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派人去打解放军!’‘你们派了!’‘如果真有这种事,我们调查清楚后会严肃处理的。请你们将具体情况告诉我,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回答你们。’”

这段记录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点。首先,聂树人的描述中提到,老红卫兵的装束是身着军大衣、拿着日本军刀。这可以说是老红卫兵们的一种标准装束,这种军大衣在毛时代是一种军队干部的象征,日本刀则来自二战时的投降日军。老红卫兵穿着军大衣、挎着日本刀,展现的就是一种他们父母的“老革命”身份。至于其中谈到的“打解放军”事件,则是此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根据聂树人回忆录的叙述,在1966年10月27日下午,中国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前往军事科学院向原驻该校的工作队索要“黑材料”,结果被军方派兵阻止。此次事件之后,社会上就出现了传言,说红三司打死了4名、打伤了20多名中共军人。在这种传闻之下,“红三司打解放军”的说法便在社会上流传了开来。

关于这场“军科院武斗”的详细情况,我们之后会进行更详细的叙述,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大课题,关系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场问题,甚至还会牵涉到一场文革中的奇异恋情。在今天的这一讲当中,我们先不做详细叙述和分析。总而言之的是,无论这场“军科院武斗”的真相如何,这件事都成了此次老红卫兵冲击红三司的导火索。根据聂树人的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场面则是更加地劲爆。聂树人回忆说:

“我知道这些中学‘红卫兵’来者不善,而且他们在人数上占有明显的优势,硬来必然吃亏,只能好言相抚。

“但是,他们本来就是想寻衅滋事的,哪里听得进讲道理的话。一两句话不投机就胡搅蛮缠起来,拿起桌子上的东西摔砸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书来随便一翻就往地上乱扔,幷用脚乱踏。 有人拿起电话机往地上摔。

“‘有话好说,不要损坏东西,这都是国家的财产。’我说。

“他们根本不听。

“我很生气,责问他们:‘你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无法无天?’

“‘你说我们是什么人?我叫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家伙似乎与我有十代深仇,举起手中的日本战刀就要劈我。年轻气盛的我,那时真有一点赴义的气概。那一刀要是劈下来,我的脑袋不是一分为二,就是肩首分离,命是很难保得住的。但是,我一点也不惧怕,镇静自若。似乎在这时,我才最后弄明白了,这些‘英雄老子’的‘好汉儿子’们,和日本侵略者一样,刀口对准的是弱者,死命捍卫的是强者!”

聂树人这段充满细节的回忆,可以说是把当时的那种紧张的气氛描绘得入木三分。接下来,他的回忆录中又这样说道:

“或许,那个举刀的家伙对我的凛然正气镇住了,高高举起的刀并没有立即砍下来;他们同伙又立即上前夺他的刀,事态才没有往严重的地步发展,我这条小命才保到了今天,也才能在21世纪之初把这惊心动魄的场面记录在案。

“不过,虽然没有杀人、流血,但是,办公室却遭了一场土匪劫,被他们翻砸了个一团糟。由于寡不敌众,我当然也无法同他们抗争,只好趁机逃出办公室。

“大约半个小时后,距劳动人民文化宫较近的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同学首先乘大卡车赶到。不一会,‘地质东方红’同学也乘大卡车赶到了。大队人马一来,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没收了他们的日本战刀,还把他们一个个分割包围起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三司来捣乱,受何人主使?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他们这时都草鸡一个,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二、“西纠”袭击红三司

由此可见,这几个打上门来的老红卫兵最终是无法招架人数上有绝对优势的造反派,但在关于自己是什么人这一问题上却还是支支吾吾地不愿意透露出来。而关于这一问题,很快就宣告真相大白。聂树人的书里这样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说:

“不久,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坐著一辆吉普车来了,紧跟吉普车的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站著十几个解放军战士。

“可能的情况是,‘地质东方红’总部在得知三司司令部被打砸后,立即通知就近的北工大‘东方红公社’派人救援。随之,将情况通报给中央文革小组,同时,立即派出一车‘东方红’战士从西北郊赶来。因为时近夜半,路上少有车辆和行人,因此,两个学校的同学很快就赶到了。

“黄作珍来了之后,到办公室裏走了一圈,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就下令解放军战士将那十几个“西纠”押上车去。”

由此可见,此时已经有了中共中央撑腰的红三司,不但能在造反派当中叫到增援人手,还能得到军方的援助,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至于那几个冲击红三司总部的老红卫兵,根据聂树人的说法则是属于大名鼎鼎的“西纠”,也就是在恐怖的红八月中令许多北京民众大感痛苦的“西城纠察队”。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便可以看出,这次冲击红三司的老红卫兵真可谓是“来头不小”。因此,尽管当时的总体政治风向已经变了,中共中央已经不再持积极支持老红卫兵的态度,但真的要处理这些老红卫兵时,中共又不会下狠手。聂树人的回忆描述道:“这些(冲击红三司的)中学生被带走后是如何处理的,我不得而知。我想,既然抓走了,就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只是后来才知道,这些小家伙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都被释放了。由于没有认真处罚,不几天后,他们就又来捣乱。”事实上,对于这些中共“自己的子弟”,无论政治环境怎么变化,中共都不会像对待平民那样残虐地对待他们。这就是“赵家人”内部的潜规则。

(以上引文,见聂树人:《“三司”与红卫兵: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第六章)

三、老红卫兵屡屡袭击红三司

根据造反派方面的材料,接下来,老红卫兵对红三司的冲击是有增无减。根据北京造反派在1967年推出的文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所记:

“11月8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101中、人大附中等100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紧集到一起,犹如一群受到严冬威胁的苍蝇,东夺西抢,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生四次。

“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

如果只看造反派方面的上述这些记录,我们会认为在这一时期,造反派虽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但在总体的局面上仍然是受到压制的一方。然而,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造反派也展开了相当猛烈的出击,将大批中共高干冲击得焦头烂额。关于造反派在这一时期的出击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在下一讲当中再进行详细的叙述了。事实上,这一时期,不愿“坐以待毙”的老红卫兵仗着自己的“赵家人”身份,自然是不断地对造反派展开打砸行动;而另一方面,拿到了中共中央“尚方宝剑”的造反派更是变得空前活跃,不但将文革的造反行动烧遍了北京,而且也将其蔓延到了各地,使各地的中共干部们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考验。这些各地的干部们,自然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也会组织起一些听命于他们的所谓“群众组织”,对造反派进行反制。于是,所谓“天下大乱”的局势在这一时期,就真正地初步形成了。而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之后会进行详细讲述的内容了。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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