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1 月习近平在中纪委发表讲话时宣称，“全面严格治党”并不等同于“把人治死”。相反，习近平认为，它旨在创造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社会，能够促进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政治环境。然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既在基层官员中，也在整个社会中。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习近平领导下的党偏离了早期毛泽东时代与所谓的“绩效合法性”相关的激励结构，转而强调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对党的新“核心”的忠诚。其中一个例子是“躺平”这个词作为被动抵抗的流行术语在 2021 年广泛流传，然后被官方话语占领，并被转变为中央当局的政治批评工具，他们将其与在党国体系的较低层面尤其是与松懈、“形式主义”和无能联系起来。作为针对官员的政治滥用的词语，“躺平”在中国的“动态清零”斗争中达到了高峰，该斗争于 2022 年结束。我得出结论，躺平主要是对习近平的“全面严格治理”的一种反应，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
在 2023 年初，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中国对 COVID-19 的处理似乎严重地影响着他的思维。这次全会就在白纸运动之后的几周。作为对不断增长的民意不满的回应，国务院于 12 月初推出了“新十条”，进一步放宽了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又完全放弃了这些政策，改为采取一种早先都拿来嘲笑其他政府的放任自流的方法。回顾起来，习近平在 1 月份对中纪委全体会议的讲话似乎带有防御性并且寓意深远： “各种侵蚀党的健康的病毒潜伏在各个角落”，习近平警告道。他呼吁党员们“补钙壮骨，排毒杀菌，治病救伤，清腐生肌。”援引了“四个全面”之一，习近平回应道：“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人管死，让他们犹豫不决，恐惧或束手无策。相反，它是通过制定清晰的方向，建立规则，改善氛围，增强免疫力，营造有利于创业的政治环境，来创造一个健康、有能力的社会。”新华社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评论于几周后发表，重申了他对“管死”的否认，并强调了他创造积极“政治生态”的目标。新华社补充说：“尤其是当前，站在悬崖边上，肩负新任务，我们所需要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是‘猛将’、‘闯将’和‘干将’。”
但是，根据许多报道，习近平长期以来对“全面严格治理”的偏好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甚至在他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在全国推行之前就是如此。他对党的严格治理据报道已经导致了“基层疲惫”，“政治昏迷”和官僚体系内的“麻痹”，局限了地方政策实验的政治空间，并减弱了社会基层创业风险承担的欲望。甚至《检察日报》在 2015 年承认，习近平的“高压反腐已经成为新常态……一些存在问题的领导干部开始出现‘反腐恐惧症’，整天惊惶失措，工作一拖再拖。”在疫情期间，中央领导层实施了问责规模空前、力度空前的新制度。从 2019 年 12 月武汉疫情爆发到 2020 年 4 月中旬，据报道，湖北对因疫情防控失职的 3000 多名党员和干部进行了惩处，其中包括十多名部门和局级官员以及 100 多名县级和处级官员。早在 2020 年 1 月底，六个省市的官员就因未能及时实施疫情防控措施而被指控疏忽职守，包括允许救护车将患有 COVID 的人送往未指定接收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未能及时拦截从武汉地区返回的人员；以及未能按规定期限提交所需报告。对“严格问责”的不间断应用，尤其是对执行习近平的“动态清零”要求方面，一些地方试图通过实施事后被认为“过度”的措施来超额完成预期目标，比如厦门的官员对当地渔民捕捞的鱼进行口腔拭子检测以检测 COVID，以及藏族官员命令在偏远草原工作的游牧牧民和他们的牲畜排队接受强制性 PCR 检测。
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毛泽东后的领导被广泛描述为依赖所谓的“绩效合法性”来维持高水平的民众支持。“绩效合法性”通常与导致普通人生活质量积极改善的政策以及提供强大的绩效激励措施相联系，这些措施能够“增加对实施者的奖励的可信度”。在民主国家中，有效政府绩效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稍微不那么线性。正如利普塞特所观察到的，尽管基于政府效率的支持主要是一种工具性计算，“合法性更多是情感性和评价性”的结果，“一个民主体系的合法程度可能 [积极地] 影响其应对效能危机的能力”，使其能够在自然灾害、失败的军事冒险和经济衰退中保持完整。在缺乏自下而上授予同意的制度机制的非民主国家中，重要的是在体系顶端强加的绩效措施，无论这些指标是否成功地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
但是，只要“绩效合法性”依赖于持续的可信的有效性证据，它就会放大国家的成功和官方的失败；通过将往往难以实现的“可交付成果”置于政治进程的中心，对“绩效合法性”的严重依赖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因此，毫不奇怪，中共在 2021 年的国家自豪感增长时受益良多，当时中国通过严格控制人员活动和强大的检测体系，基本上保持了常态。经济“在 2021 年实现了十年来的最佳增长”，而且大部分人口都免受了 COVID 的摧残。借用 2021 年十大社交媒体热词之一来宣传这些成功，在 2022 年，北京嘲笑了外国政府对 COVID 的反应为“躺平”。当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成功处理疫情初期的方式是其全球崛起的证据，特别是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更加混乱的反应形成对比。然而，早早地将自己拴在了“严格全面治理”下的“动态清零”不妥协的桅杆上，中共发现自己在新变种传播颠覆了中共例外主义神话之后在下一年处于不利位置。在经济增长急剧下降和绩效激励减弱之间陷入困境的党中央采取了制裁和劝诫措施，同时还试图将其不及时的政策逆转归咎于一种新兴但蔓延迅速的官僚病态：基层官员中的“躺平主义”。
“躺平”一词据说最初出现在 2011 年一个以反对结婚为主题的男性主导的百度论坛（反婚吧）中，用于轻松地表达网友对于永久单身的接受，尽管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之后，在 2016 年，它再次出现在社交媒体名人粉丝页面上，表示某一媒体名人的行为已经无法被辩解。 “躺平”意味着“我无法掩饰这一点（洗不动了），我只是躺在那边让你笑。”大约在同一时间，“躺平”有时也被“三和大神”所提及，这是一个由深圳零工经济中的流动工人组成的在线社区。2021 年 4 月 5 日，一名 51 岁的长途卡车司机在交通执法人员扣押他的卡车并罚款 2000 元后，他的车辆内部跟踪设备断开连接后自杀，引发了关于当代中国不稳定性的大规模网络讨论。他自杀的消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内卷”的担忧，这是一个术语，由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流行，用来描述在爪哇岛上数个世纪不断加剧的湿稻栽培，导致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但没有带来显著的技术进步或相应的产出增加。人类学家向飙描述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内卷”是“被锁在一个人最终知道是毫无意义的竞争中的经历……一个无休止的自我折磨的循环。”或者说是另外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这是没有目的地的加速，没有目的地的进步。”
在这场更广泛的在线讨论中，一位网友名叫“好心的旅行家”（好心的旅行家）发表了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简短自传式评论，很快就走红了。这位 20 多岁的前工厂工人承认，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工作了，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他是一位职业学院毕业生，在中国日益惨淡和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曾经骑自行车从四川家乡骑行 1300 英里到西藏，然后返回，期间尽可能地做临时工。他的其中一个工作是在一部中国电影中扮演尸体。过了一段时间，罗最终搬回了父母家，向命运低头。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在从成都到拉萨的旅途中一直陷入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我对工作和现有秩序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当然，你也可以怀疑我的‘躺平’。”无法找到任何令他满意的工作，罗最终决定放弃自己有一天会有事业和家庭的愿望。他写道，脱离了激烈的竞争，他既找到了平静，也获得了独立。他建议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像狄奥根尼斯那样在自己的木桶里睡觉晒太阳，或者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住在洞穴里思考‘逻辑’……躺平是我的智者之举。只有躺平，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
罗的信息显然引起了网友的共鸣。几天之内，网友们在豆瓣网上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讨论论坛，包括专门讨论“躺平”，“平躺”，“躺下”，甚至“顺其自然”的“部落”。有些人甚至创建了在线课程，比如“躺平研究导论”，声称涵盖“躺平”作为“一种抛弃所有奋斗，倡导低欲望生活方式的生活哲学”的“过去和现在状态”。在另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知乎上，“躺平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实践，呼吁年轻人遵守“五不原则”：“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不消费”；其最热心的参与者的目标是“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拒绝成为别人的摇钱树——拒绝被剥削为奴隶。”一些人将“躺平主义”描述为一种“非暴力”的非合作形式，而另一些人将其描述为面对巨大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无奈的积极主义”。
感知到一场社会运动正在形成，官方媒体迅速行动起来：光明日报在几天内匆忙向读者保证，“躺平”只是少数网民的一种态度，并且基于文化原因，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南方日报在一篇评论中直言批评这种失败主义态度是“可耻的”，是“灵魂的毒鸡汤”，这篇评论立即被新华社传播。它说：“如果每当我们遇到压力就大喊‘内卷’，在面对挫折时想‘躺平’，那我们怎么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呢？”《环球时报》补充道，在中国处于实现民族复兴长路关键阶段时，这个国家将确保年轻人“总是会在自己的闹钟响起的清晨醒来。”5 月 27 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题为“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的信息。团中央指出，有大批中国青年担任抗疫工作者，年轻的解放军新兵和初级科研人员，它宣称：“在风浪中，这一代年轻人不负使命和国家，他们有信仰、梦想、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永远不会选择‘躺平’！”
随着官方和与国家相关的媒体加紧了看似协调一致的宣传活动，最初的帖子“躺平即是正义”在 5 月底从中国网络空间消失了。曾经被列为微信上最热门词汇之一的“躺平”一词被禁止了。豆瓣，曾经是众多专门研究和实践“躺平”的“部落”（包括“躺平组”等）的所在地，几乎关闭了所有这样的群组。截至 6 月 1 日，仅存的一个群组是“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这个群体声称为那些试图摆脱“躺平”生活方式并重新进入竞争激烈的工作世界的人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励。6 月 1 日，一位德国之声的记者试图购买一件曾经流行的“躺平”标志 T 恤，发现阿里巴巴的淘宝，这个受欢迎的在线购物平台，已经从网上货架上撤下了所有相关产品，并用“新青年”，“为人民服务”，“擼起袖子加油干”等标语来替代它们。
几个月后的 8 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强调了他的“共同富裕”理念，将其视为促进“全民参与、避免‘内卷’和‘躺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并呼吁全党“扎实推进”这一理念。2021 年的最后几天，广明日报的一篇评论将“躺平”描述为那些沉溺于“物质丰富的自满”中的人的“不和谐节拍”，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困难”产生了犹豫，而在国家的“发展将登上新的高峰”之前。作者提醒读者回顾过去的许多国家危机时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邓小平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开放”决定，其中“岌岌可危的生活被转变为创造更大辉煌的机遇”。
然而，就在“躺平主义”及其支持者被官方审查员清除后不久，这个词重新在官方党内话语中活跃起来，重新诞生为对内外目标的嘲讽抨击。随着新冠变种的传播，中国内部关于可能从最初的绝对“零容忍”政策转向“动态清零”的讨论开始在 2021 年夏天在网上发酵。然而，中央政府不仅不愿意调整其原始方法，甚至还嘲笑和嘲弄其他政府，使用了几个月前被压制的“躺平”话语。在北京冬奥会开幕日，人民日报猛烈抨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声称该政府允许 Omicron 病例增加，声称“动态清零”是抗击 COVID-19 的唯一“科学选择”。人民日报称呼那些质疑北京中央政府做法的人为“所谓‘与病毒共存’的方法是‘躺平’策略”，这将导致病毒的迅速传播，并将“动摇香港全社会对抗疫情的信心。”三天后，中国政协委员、亲北京智库主任张志刚猛烈抨击了香港官员总体以及特别是特首林郑月娥，称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一心一意地追求“动态清零”，同时暗中相信英美模式的“共存病毒”是“更优越和文明的”。张志刚怒斥说，“‘躺平’和‘共存病毒’”，绝对不是大多数香港人的选择，“这个‘精英派’绝对不能代表香港，更不能代表整个香港人民。”
五月份，当上海市已经进入严格封锁状态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开始单独指责英国、丹麦、瑞典、挪威和冰岛等国政府在面对奥密克戎变种时选择完全“躺平”，“挤占医疗资源”并冒着“对社会和经济运营的长期和持续的负面影响”。两天后，即 5 月 18 日，该报提醒读者，习近平此前曾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在抗击 COVID-19 中克服“轻视、无所谓和自以为是”的重要性，以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中国医科大学的马晓春补充说，在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方面，中国“并没有选择‘躺平’只是希望避免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增加”，而是采取了行动“确保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接下来一天，发出了意图达到致命一击的信息，该报指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敦促世界各国政府保持警惕，以防范 COVID 的危险，“事实证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躺平’方法不会消除疫情”，实际上它们正在增加全球未来重复感染的风险。
2022 年 10 月，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开幕前几天，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三轮警告。从 10 月 10 日开始，这三篇社论连续出现在该报的第二版：10 月 12 日，“‘躺平’不可取；‘躺平胜利’不可能”坚称，那些重新开放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它们未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因此失去了采取“动态清零”的机会。社论最后得出了坚定的结论，“‘躺平’确实不是应对疫情的出路”。随着第三篇社论的发表，党的宣传工作完成了这一系列：“躺平”已经有效地从一种标志基层被动抵抗的术语转变为党员战士可以用来打击那些被认为无能、不忠诚或不服从的政治武器。
习近平反对“躺平”并不令人意外。在官方报道中，习近平被赞誉为早年深受执政纪律约束的人，曾经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对浙江和福建的基层干部们的“不作为”和“怠业”进行严厉惩处。据说他只提拔那些“敢于负责任、果断担当”的下属，那些“正视问题、毫不回避或推脱就担当责任”的下属。他以批评那些主要关心被视为“太平管”和“老好人”的干部而闻名。据习近称，那些默默无闻、既不受称赞也不受指责的官员应该被“人民鄙视”。在习近平成为党总书记之后，与他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指示一致，早在 2014 年 12 月，保定市就开始惩戒官员的“不作为”。数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在对干部进行处罚时，不作为将与政治腐败并列。除了对官僚表现的评估之外，早在 2013 年，习近平就宣布干部服从风格也值得调查，将“形式主义”列为“四风”之一，与“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并列。“形式主义”被定义为以一种“散漫”的方式处理问题，最终未能解决问题，通过“文山会海”来假装努力（工作不实），制造“花哨”的报告。
在疫情到来后，中央领导明确表示对于任何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的“形式主义”地方实施都将不容忍。早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即武汉新冠疫情初期仅几周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了一个用于冠状病毒检测的动态监测系统，要求所有下级单位每天通过在线门户报告病例。三天后，党中央召开会议确定将疫情防控作为国家级目标并纳入干部绩效评估体系中。然而，基层干部几乎立即就对习近平标志性的“动态清零”方法的额外工作量提出了担忧：“每天要填写十多份报告，表格一再变化，必须完成四五个版本”；“防控工作的进展、监督报告、总结、表扬、数据一个接一个地添加，每篇文章超过 500 字”。那些未能满足繁重的防疫工作期望的干部不出意外地被视为犯有——并经常因此受到处分——“形式主义”或“躺平”。新华社对形式主义要求如何妨碍抗击疫情工作的调查描述了基层干部被要求每天填写和提交十几份表格，内容常常雷同；防疫工作人员如此忙于接受上级官员的检查访问，以至于没有机会向当地居民分发口罩或消毒液；在另一个地方，基层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花长达三个小时为医院医务人员加油打气，而不是执行其他任务，比如照顾封锁或隔离的居民的需求。据李卓然表示，这些措施似乎越过了党国认可的形式主义边界，但它们可能正在趋同于所谓的“表演性治理”。
中国长期依赖的所谓“绩效合法性”，作为毛泽东时代领导层的后继者，严重依赖于地方和基层官员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维持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迅速发展所确保的民众支持。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庆祝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讲话中，赞扬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重要性，推动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正如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领导层委托地方和基层官员行政权力，并提供具体的绩效激励，以推动各种各样的改革，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多样化地方生产。相应地，地方官员被授予了高度的地方裁量权，上级的监督也放松了，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追求改革导向战略所带来的系统风险。然而，这也意味着加剧了负面外部性，如腐败加剧、环境恶化和不平等加剧。
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习近平为组长，标志着中国政策方向发生了明显转变。习近平推行了自称的“重大突破”计划，即“顶层设计”，重新调整了地方治理的重心，大大降低了地方官员的权力范围。习近平在 2014 年表示，现有的绩效激励体系需要改革，各级官员都需要“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开展工作，不仅要积极选择，甚至要以改革的名义为地方利益服务”。因此，自 2013 年以来通过的措施旨在大大加强监督检查机制，限制地方政府机构开展试点改革和政策实验的自由度。以“将压力传导到各级”为名，地方官员的绩效指标已经调整为符合中央的命令；全党范围内的“主题教育活动”已经加强，以建立“统一思想”，在基层实现“意见一致”。习近平在 2013 年 1 月第二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此类措施的目的是“摒弃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他补充说，根据“严格治理”的原则，党的领导层“绝不容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绝不允许对中央决策的执行产生拒绝、妥协、选择或灵活性”。对此类措施的遵守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长、最彻底的反腐败运动来监督的。
因此，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颠覆了早期毛泽东时代成功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措施组合，包括严厉的制裁、反腐败起诉和政治教诲，这些措施可能进一步拖慢了中国经济的步伐。最终，经济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向习近平发出信号，表明已经到达了极限。2023 年 8 月，在一次高调的集体学习会议上，讨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党的纪律机构领导人重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承诺，但同时强调了“厚爱”。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总结说，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对有意的干部违纪和无意的违规行为进行更清晰的区分。他列举了最近的许多案例，其中包括在不间断的反腐败运动中，一些干部被错误指控犯错或被陷害的情况，湖南有 574 起，黑龙江有 594 起。李希提醒在场的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治人于死地，而是要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创业环境。地方干部需要感受到党的关爱，以鼓励他们履行职责，保持工作热情，并自信地承担创业风险。
来源：中国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