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彦（Ian Johnson）  报导者 20240603  转自新世纪

1967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掀起文化大革命，当时在北京市中心展示了他的巨大画像与标语。 （摄影／JEAN VINCENT／AFP）

【精选书摘】

在传统中国，历史诠释是各方角力的战场，对政权的权力合法性至关重要，新王朝会为前朝修史，证明自己有权取得「天命」，施行统治。而到了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也继承了老祖先的「美德」，为了稳固政权，他们会不惜窜改历史，粉饰过错、隐蔽事实来美化自己的统治。然而，有本在1960年诞生于中国西北乡间劳改营的杂志《星火》，改变了这一切。

当时，中国正值人谋不臧引起的大饥荒，全国各地有千万人死亡，但讯息却没办法让多数人知晓。有群下乡的大学生亲眼目睹了农民饿死和吃人的场面，也看到了政府如何残酷惩罚或杀害上访求救者，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传出去⋯⋯于是，他们决定办一本杂志。

学生们将这本杂志命名为《星火》，取自「星火燎原」之意。但，这本杂志没能出到第二期。几个月之内，与该杂志有关的43人被逮捕。 3人后来遭处决，其余人都被送去劳改多年。

50多年后，有一群独立的中国记者、作家、导演在意外中发现了「星火」的故事，也寻到「星火」事件的见证人跟幸存者。这群自诩为「地下历史学家」的人们不仅挖掘出「星火」的故事，也力图挑战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SARS、COVID-19疫情中官方的历史叙事，打开中共政权谎言下的事实。

曾任《纽约时报》等多家外媒特派记者张彦（Ian Johnson），在中国生活20多年，他如此描写：「『星火』燃烧了不到一年似乎就熄灭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它不过是反对党权力滥用的无数小规模反抗之一，可能转瞬就被遗忘。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它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抵抗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

张彦将这群「地下历史学家」的故事，写成《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本文为第7章部分书摘，经由八旗文化授权刊登，文章标题经《报导者》编辑所改写。

1990年初，中国最著名异议人士带着妻儿，困守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中，眼睁睁望着他们的国家在暴力与严惩中颤抖。在前一年的6月，北京当局镇压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杀了数以百计学生，让更多学生流亡。方励之逃进美国大使馆，等待让他离境的交易。在带着家人藏身大使馆，于一间原本用作诊疗室的无窗房间住了13个月后，他终于得以移居亚利桑那州。

跌落失望谷底的方励之在大使馆里写了一篇〈中国失忆症〉，解释悲剧何以不断降临他的国家。方励之写道，共产党以绝对彻底的手段控制历史，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始终不知道它那套永无止境的暴力循环。结果是，中国人只知道他们亲身经历的事。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文革是什么样子，但对文革前10年发生的大饥荒一无所知。他回忆道，参加天安门抗议的那些年轻人，就连10年以前发生的「民主墙」运动都不知道，更别说文革或大饥荒了。方励之写道，由于每一代人都对过去一片空白，遂让共产党可以无中生有，任意进行它灌输运动。

每过10年，这种将真实历史从中国社会记忆中完全抹掉的事总是一再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忘记历史」政策的目的。为了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失忆中，这个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产党利益的历史讯息，不能在任何演讲、任何书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达出来。

在方励之撰写这篇〈中国失忆症〉时，中国共产党对资讯的控制几已堪称滴水不漏，只有极少数最有关系的人才可能知道这个共和国历经的种种创伤，而在人口十几亿的中国，这样的人可能只有寥寥数千人。共产党发表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讯，但它既有选择性，能够取得的人也有限。例如大饥荒，或在1950年代初期造成好几百万人死难的土地改革等其他事件，在中国都是禁忌。大多数人只知道本身亲历的事，对其他一切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正是党的计画。

相对于过去，方励之这篇文章这时看起来似乎更切中要害。这时的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技术官僚体系作为管控历史的后盾，中国领导人已经铁下心肠，要洗白过去，要创造让国民铭记在心、信以为真的故事。中国似乎已经彻底染上了失忆症。

但实情并非如此。方励之准确描述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状况。不过在接下来几年，一种新趋势开始出现，政府不再能垄断历史，例如新科技为许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开创了一种新集体记忆，而为了因应这种变局，共产党管控历史的手段也愈来愈严厉。

如何颠覆官方版本的记忆？

德国的埃及古物学者杨．阿斯曼（Jan Assmann）在古文明的研究中，找出了两种形式的记忆。一种是「文化性记忆」（cultural memory）。这种记忆用神圣经文与信念将一个社会结合在一起，它们不必真实，而且往往也没有人指望它们全然精确。但大家共享这些神话与故事，从而聚在一起。埃及人相信法老王是类似神一样的人。希腊人相信雅典娜是雅典守护神。犹太教、基督教与穆斯林相信「大洪水」，相信诺亚造方舟救了人类。中国人相信大禹治水。这种文化性记忆能答覆有关我们源起的基本问题，从而将人群结合在一起。它们出自学者、圣人或朝廷指定史官等专人手笔，然后代代相传。

另一种是「传递性记忆」（communicative），是人们或他们的家人直接经历的记忆。这类记忆一般出现在三代内，也就是说这些记忆是一代人，或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亲身经历，可以直接传递，通常经由口述，在家族内或向友人传递。这两种记忆一般不会冲突：文化性记忆讲述创造文明的神话故事，传递性记忆则是个别人士对现况的叙述。

共产党将这两种记忆搅在一起，用神话解释不久以前的过去。这样的神话与人们的传递性记忆，换言之，就是人们透过本身直接经验，或透过与仍然在世者的对话，知道的确实属实的现实，两者是互相冲突的。直到不很久以前，对共产党来说这还不是大问题，因为它只造成几小块脱钩群体。尽管或许有数百万人知道共产党用极端手段在天安门清场，但党控制了教科书与媒体，迫使这些群体孤立，与社会脱钩。其结果是，大多数人相信政府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说词。随着灾难目击证人一天天老去凋零，他们的记忆也逐渐灰飞烟灭，留下来的只有政府的版本。这就导致方励之所说的失忆状态。

1989年4月，中国学生从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开始，演变为争取更多民主、新闻自由和反对贪腐等示威抗议，在天安门广场长时聚集；6月4日，遭军队进行血腥镇压，震惊世界。图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一辆起火的坦克。 （摄影／Picture-Alliance via AFP）

但在那以后，两件事有了变化。其一是，一个人就算早已作古，即使不能控制政府媒体，那人的记忆仍可以保存下来，传给后世。其二是，遭到孤立的群体现在有了串联的能力。大群民众于是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发现官方说法与自己亲身经验不符的大有人在。在本书第四章结尾，中国时评人士崔卫平就说，《星火》杂志的存在意味她与其他异议人士并不孤单，就是这个意思。

造成这种变化的转折点是数位科技。这指的不是30年前人们心目中的「网际网路」。 30年前，网际网路像是一股无法控制、几近神奇的力量，可以跨越审查、在全球各地传播真相。但没多久情况明朗，独裁国家很快学会运用审查与软体控制网路内容。

但数位科技让人们可以运用过去不可能办到的方式分享经验。 《星火》又一次成为范例。 《星火》出刊未久就遭查封，所有复本都被没收。当文革结束，当事人可以检视人事档案时，他们见到警方保存的《星火》复本，用手将它们抄下来。但这些手抄本仍然只是他们的私人珍藏，只在几十位劫后余生者之间流传。

这些记忆研究中所谓「运载群体」（carrier groups）的人群，如果能接触媒体，原本可以在中国造成立即影响。尽管他们大多不具备这种条件，但由于1990年代数位科技兴起，他们的知识仍得以流传。以《星火》为例，他们可以将这本杂志转成PDF档，用电子邮件传给其他人。就这样一点一滴，滚雪球般，这本杂志的名声愈来愈广。原本大体属于个人记忆的东西成为集体记忆。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本杂志，但有相当多的人知道它，而且其中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有影响力的人。

另一位记忆理论学者阿蕾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说，这种现象就是「储存」（stored）与「功能」（functional）两种记忆之间的差别。数位科技让事物可以储存，不受时间自然腐蚀或审查当局碎纸机的影响。但它们只有在能够加以使用时才能发挥功能。阿蕾达．阿斯曼说，这就像博物馆把原本储存在库房里的东西转移到展示柜一样。政府档案以及受害人团体的努力，让《星火》的记忆得以存在，但它仍是储存性记忆，社会大众接触不到。数位科技则使它成为功能性记忆，让成千上万、甚或好几百万人读到《星火》，从而取得灵感，然后拍电影、写书、发表文章，就算这些人并不因网际网路而互通声息。不但这样，他们现在还可以共享资讯，创造更大的批判群体。

这类科技转型使许多中国人可以轻易看穿政府宣扬的那套历史版本。政府的宣传官员可以用大量官方说词在媒体洗版，可以设法阻挠他们不喜欢见到的资讯。这种精密的审查形式意味着，大多数人会赞同政府对事件的说词。但令人称奇的是，质疑声浪仍然持续不断，而这让习近平这类领导人将控制历史列为他们施政的最高优先事项。

散布在各界的「地下历史学家」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崛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出现在一种严密管控的政治环境。但同样重要的是，它是一股全球性走势的一部分。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在非洲、美洲、亚洲或欧洲，我们会见到我们都生活在一种记忆大荣景中，例如说有愈来愈多书籍、电影、展览、艺术品正在设法透过过去对现在提出解释。而且在大多情况下，目击者对过去的说法差异还愈来愈大。

在西方国家，这股走势于一次大战结束后展开。由于识字率普及，出版成本降低，以及电影产业崛起，使数以百万计民众可以透过「炮弹休克」（shell shock）概念了解这场带来巨大创伤的战争。就算那些未曾亲赴前线参战的人，也能感受他们这代人承受的战斗之恸。这种认同与创伤的融合成为全球常态。在过去几十年，共同创伤不仅成为代表世代的标签，还成为代表人群、甚至国家的符号。例如说我们只要提到「纳粹大屠杀」就会想到以色列，提到「南京大屠杀」会想到中国，提到「种族灭绝」则会想到亚美尼亚。

这类记忆有的发生在战场、博物馆、小说、诗歌与信件等有形领域。但近年来，这类记忆同时也发生在学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所谓「记忆场域」，这是由电影、电视或战争罪审判纪录片组成的一种虚拟世界。在大多数案例中，口述历史在这种虚拟世界的地位更重要，许多人认为口述历史更能真实描绘过去的事件。

但记忆是个让人忧心的东西。我们从本身生活经验中得知，随着年龄渐长，我们的记忆也不断变化。这种容易变形的特性在「集体记忆」概念中尤其真切。有人用「集体记忆」表示镌刻在一个国家集体意识中、一种不变的苦难回忆。但这种做法过于简单，因为记忆确实是会因时变化的。由法国哲学家摩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原创于1920年代的「集体记忆」一词，原本有更精确、有用的意义：人群在记忆时，形成一种人数可能多达好几百万的集体，但每个人对过去仍然保有自己的专注与解读。随着这些人逐渐凋零，集体逐渐解散，记忆也消失了。

就这种意义而言，集体记忆颇能适用于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他们透过数位科技确实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并且尝试以群策群力的方式改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再以阿蕾达．阿斯曼的比喻来说，虽说大多数中国人无法进入展馆，但这些记忆现在已经搬出库房，进了博物馆的展示柜。这项过程进度缓慢，历经数十年。有一个人将这种走出沉默、诉诸言语的过程发挥得淋漓尽致，想了解这项过程，观察他就行了。他是中国半世纪来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小说家王小波。

作家王小波：从「保持沉默」到「喋喋不休的疯人院」

在整个1970年代末期与1980年代，他们大多是政府官吏，忠心为国，他们或许有异议，但从未动过推翻系统的念头。但就算只是提出最卑微的一点意见，他们仍不免遭到毛泽东迫害，下乡劳动，扒粪干活。许多人写出后来所谓的「伤痕文学」，回忆像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当年承受的苦难。这些作品几乎全是自艾自怜、平淡无奇之作，作者会愤愤不平，但对这个杀了千百万人的系统却并无反思。

随后在1992年，一位名叫王小波、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以极其荒唐的手法模拟早先这些作品写了本稀奇古怪的中篇小说。小说讲述文革期间，下放到缅甸邻近边区的两位年轻情侣的滑稽搞笑、荒诞不经的故事。两人在边区有了婚外情，遭官员逮到，被迫不断写自白书，还被迫在乡间各处游街，重演他们的罪行。两人之后逃入山区，但又折返接受更多处罚，直到有一天终于获释。两人并无悔意，只是感到有些错乱。

这本小说因为谈到性爱，立即爆红。它无所不在，荒唐而搞笑。除了「性」以外，最令人震惊的是书中对知识分子的描绘。在王小波这本小说中，知识分子几乎像控制他们的那些党官一样坏。小说男主角引诱恋人上床，与在地人滋事打架，在工作时磨蹭闲荡，像那些折磨他的人一样诡计多端。小说的书名让全书更加光怪陆离。它叫做《黄金时代》，让许多人看了啧啧称奇，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国家，哪有可能有这样的黄金时代。

作者本身情况同样令人费解。王小波住在北京，在北京工作，但不是国家作家协会会员。他的小说一开始甚至没能在中国出版。但在台湾出版过后，《黄金时代》开始在中国出版，并且立即畅销。王小波之后又写了许多小说与文章。他特别受大学生欢迎，大学生爱他的诙谐、反讽与幽默，当然还有「性」。

王小波受到妻子李银河的极大影响。李银河是中国性学权威，曾经研究中国男女同性恋运动，发表相关著述。近年来她致力为跨性与双性恋者发声。

中国作家王小波（左）、社会学者李银河。

王小波与李银河于1979年相识，随于翌年结婚。李银河是毛泽东时代社会学禁令解禁后的新一代社会学者，两人一起留学匹兹堡大学，李银河拿到博士学位。两人回到中国后，共同执笔，写了一篇开创性的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Their World: A Study of the Male HomosexualCommunity in China）。李银河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王小波则在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任教。

1989年学生运动在一阵波涛汹涌后重归平静。像他的友人、前文提到的夹边沟纪录片制片人与女权运动学者艾晓明一样，王小波不清楚这场没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会造成什么后果，大体上对事件保持沉默。

王小波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沉默的大多数〉就以「保持沉默」为主题。他在文中写道，在毛泽东统治时代，毛思想、毛理念与毛说的话，夜以继日、铺天盖地而来，让每个人都闭上嘴。这种经验留下一道疮疤。对王小波而言，这道疮疤意味着，「我不能信任那些属于话语圈的人。」寻找声音就此成为他为自己、为中国社会订下的目标。

他因此找上中国的同性恋族群。弱势族群也是沉默的族群。他们没有话语权。社会有时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于是王小波有了种顿悟：中国社会大多没有声音，这不只是性倾向特异的族群，还包括学生、农民、外来人口、矿工、生活在城市中即将拆除的老区里的居民等等。这些人不仅是少数特殊利益团体，他们代表一大片中国社会。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没能力、活着没机会说话；有的人还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而身为这样的人，我有责任说出我眼见与耳闻的事。

巴黎史学家魏简（Sebastian Veg）以研究王小波的想法而在中国名声远播，他认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为王小波带来巨大震撼，让王小波质疑自己没有支持抗议的学生。王小波逐渐觉察到，抗议学生尽管立意崇高，但做法失于老旧过时，他不能支持他们。这些学生自视为正统知识分子，要影响国家，因发现遭到忽视而愤怒。王小波对社会有不同的看法。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分裂成许多群体，而这些群体都太弱，无力与国家权力对抗。中国沉默的原因就在这里。他终于知道他必须写些什么了。

1991年，王小波完成他自1972年从云南返回起已经着手的《黄金时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发表，遂将一份抄本送给曾在匹兹堡担任他指导教授的著名史学家许倬云。许倬云把它交给台湾著名中文报纸、每年在台湾举办文学奖比赛的《联合报》。王小波赢了大奖，就此走进他所谓「喋喋不休的疯人院」──话语世界。

那些陆续站出来、为弱势发声的「草根知识分子」

《黄金时代》的成功使王小波成为著名公众知识分子。只是他的盛名只持续5年，因为他于1997年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只得44岁。但在这5年间，他率先运用网际网路，在中文媒体发表许多作品。他直接、间接影响了包括艾晓明等一代中国人。在他感召下，阎连科与廖亦武等作家也开始发表文章，描述囚犯或毛统治时代受害人等等社会上最容易受害的人群。中国导演贾樟柯常说，由于受王小波的鼓舞，他的作品主要讨论个人的故事，而不是政府属意的集体叙述。

王小波本人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在毛泽东治下中国成长的他，年轻时私下阅读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作品，开始在内心深处植下个人自由的理念。在匹兹堡留学期间，他也读了傅柯（Michel Foucault）与他针对个人与国家权力关系提出的叙述。

傅柯不仅影响王小波的思考，想了解王小波本人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傅柯的论述也是重要指标。傅柯认为，知识分子会逐渐走出自由、道德、存在等普世性主题，进入他们拥有专业知识的特定领域。他们运用这些专业知识可以有效干预公共辩论，为穷人、移民、爱滋病受害人这类弱势群体发声。

在西方社会，这种走势于20世纪中叶展开，但在中国，这一切直到数位革命出现才成为可能。数位革命使中国思想家不必仰赖政府控制的制片工作室或出版社，也能拍影片、发表作品。自1990年代末期起，这些地下历史学家制作许多突破性的历史作品、纪录片与文章。几乎完全按照傅柯所说的模式，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相关领域进行干预。他们一点一滴发掘遭到忽略或遗失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供其他人使用的新资讯。

在这类「草根知识分子」中，我们更容易听到诗人林昭、作家艾晓明或江雪等女性心声，更容易听到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等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声，而这当然并非偶然。在以男性为主的儒家知识分子传统，或讲究名气辈分的中国小说家世界，他们的声音往往遭到排斥。

2021年年底至2022年初，被COVID-19疫情侵袭的西安实施封城，知名的西安钟楼周边几乎空无一人。有别于官方叙事，中国独立记者江雪撰写的封城见闻〈长安十日〉迅速流传华文圈。 （摄影／VCG via Getty Images）

王小波在一篇个人经历的自述中，谈到自己决定挺身发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为的不是加入忧国忧民的儒家传统，而是一个自私的考量。他写道：

「我最希望提升的是我自己。这个理由有些可鄙；它很自私，但也很真实。」

他将这个动机与其他草根知识分子分享。曾目睹继父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由记者转入历史研究的杨继绳，决心以记录大饥荒史实为终身职志。影片博主张世和曾当过修筑铁路的奴工，后来决定记录这段历史。艾晓明眼见妇女遭到压榨，江雪察觉祖父的死因。还有人因为政府处理新冠疫情手段荒谬，家产遭到没收，颠沛流离。他们都因为这种种个人理由挺身而出。这些现象或许狭隘、有限，但当人们努力了解、描绘自己的人生时，社会也因此转变。

《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张彦（Ian Johnson）着，林瑞译，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