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1989年学运乃是以北京大学生为主体、波及全中国、影响全世界的波澜壮阔的捍卫公民自由、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可歌可泣，光辉悲壮！永载史册，永远难忘！
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不愿意放弃长期窃夺的国家政权，悍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对“六四”运动进行武力镇压，以坦克碾压、机枪扫射的方式对待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这是极其残暴的反人民、反人性、反人类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德国纳粹党卫军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致盟军得到命令，党卫军队员一律处决，不用上报，因为党卫军队员不是军人，不享受军人战俘待遇。战后有人认为党卫队也是军人，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对平民屠杀，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如此以坦克和机枪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刽子手们当然是可耻的，他们必然在历史与上帝的法庭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但是，这次运动的主体大学生群体本身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刘晓波深度参与这次运动，在其《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沉痛地反思说：“现在想来，《国际歌》在当时的确最能表现广场上的气氛，《国际歌》声的鸣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次运动的性质，它绝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而是奴隶们的反抗运动。” “‘八九抗议运动’确实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而是带有浓重的农民起义色彩的发泄不满的反抗运动。十年所积累的所有不满情绪借此机会来了一次大爆发。”更可怕的是，“左右这次运动的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刘晓波的反思有些沉重，甚至有些严苛。尽管八九学运本身存在种种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这次运动本身在整体上还是一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
当时几个大学生抓住了向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泽东遗像投掷秽物的“天安门三君子”：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浏阳的三位青年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他们用鸡蛋和颜料，泼向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他们被天安门广场的民运学生扭送公安局，这三人后来都被判处重刑。当他们被大学生扭送公安局时，外国记者在一旁拍照，那几个大学生竟然围住外国记者，禁止记者拍照，并且要没收记者的照片。记者对此不解，坚持不给。大学生们便要强行抢夺，这时外国记者面对一群高喊“争取新闻自由”的大学生抗议性地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来自台湾的侯德健亲眼目睹此种荒唐情景，就是：“台湾人也有这种现象。要自由只为自己无法无天，却不允许别人自由。大概是因为都是‘龙的传人’的吧。”这就是六四运动的复杂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运动过程中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这场运动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暴政、争自由的民主运动，最大程度地向全世界和全人类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崇高心愿，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现场最混乱、结局最可悲的学生激进运动。2024年6月10日，身在哈佛大学但思想比较保守的陶瑞弟兄在推特上发文强调：“大部分学生运动是负面的！伊朗的年轻人用他们的自由扶持了扼杀他们自由的政权。杀戮是可耻的，上帝必要审判，但是我也感谢上帝——学生没有掌权！”目前美国常青藤大学中左翼泛滥，哈佛大学等大学中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公然支持哈马斯肆无忌惮地屠杀和平居民的恐怖分子，这也使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性质和后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毫无疑问，共产党的党卫军屠杀百姓令人发指，无比邪恶，这是关乎大是大非的真理。即使是暴力清场，也不必用坦克碾压和机枪扫射的方式，造成大规模人员的死亡和受伤。这种极其粗暴的国家恐怖主义方式，无论如何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大屠杀讳莫如深，一直动用各种新闻管制和媒体操纵的手段想抹杀历史的记忆，他们自己也深知这是赤裸裸的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犯罪。但是，参与“六四”运动的人有没有需要反思之处呢？无疑也是有的。“六四”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呢？当然是有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没有机械的必然性。假如学生在适当时候退出广场，转向对话与妥协，也许体制内的改革派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因此，苏晓康老师非常痛心地指出：当初参与六四运动的人对于自身的动机和责任缺乏深度的反省。余杰强调我们必须直面六四运动的失败，不可以“英雄”、“领袖”自居，否则无非是在吃那些遇难者的“人血馒头”而已。
胡平老师在2020年纪念“六四”三十一周年时曾说：“‘六四’是对和平的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六四’是对中国民主转型进程的拦腰中断。正是‘六四’，世界上才出现了名叫‘中国模式’的怪胎。在中国模式下， 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制，反倒使得中共政权对普世价值更蔑视更敌视，并进而对世界和平更具威胁。”胡平老师最著名的反思就是“见好就收”，不管是1989年的学运，还是后来香港的公民抗命运动，他都一再强调：“学生可见好就收，转为对话及其他方式。”从公民抗命的理论角度而言，这当然是非常深刻的主张。但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如前所说，这种“见好就收”之说确实对于现场的参与者而言是难之又难的。从道义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多责备的不是参加公民抗命运动的学生和市民没有“见好就收”，而是早已经磨刀霍霍，并且不断计划矛盾、挑起事端、制造暴力镇压借口的中共政权。
另外，根据2024年6月10日陈小平老师在脸书上的帖文，说明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与整个学生运动确实存在完全失控的情况：“六四绝食前后，朝中改革派（代理人阎命复）开始先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接触，（为的是中苏会谈）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先生开始直接与广场师生接触，而何维凌是在最后开枪前几天出场的。他应该是朝中改革派与广场师生、自由派知识分子接触失败之后，拿着邓朴方的“尚方宝剑”出场的。他夜堵包遵信门口捎话的事儿，我记得是第二天在中国文化书院开联席会议时听包先生说的。此时别说邓朴方尚方宝剑，这个时候就是邓小平的尚方宝剑，都已经不灵了。实际上，自绝食之后，广场形势已经进入‘非中心时刻’。非中心时刻的意思是，此前所有为运动成立的组织，都成了过时组织，再也无法发挥作用。记得陶斯亮问我，我们想对话，你告诉我去找谁呀，找到的那个人说话能算数吗？而各地学生进京声援，全球资源集中于广场，这导致出现广场“堡垒效应”。它使所有撤退广场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可以商讨的结论：非中心时刻+广场的堡垒效应，决定了89年这场运动不是胜利，就是被镇压。好像看不到第三种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当时中共或者完全放弃权力，或者暴力清场，群众运动至此已经没有了妥协的余地。
笔者非常欣赏刘晓波对自己灵魂深处阴暗面的深刻剖析，赞同胡平老师“见好就收”的公民抵抗运动理论，理解苏晓康先生和余杰弟兄对于深刻反思的呼吁，从陈小平老师反应的情况也看到面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复杂与无奈之处。我在余杰脸书的评论部分写道：“作为六四直接参与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当年的幼稚和肤浅。我记得当时我在广场学生静坐群体中，有位外国记者采访，我外语稍稍好一些，就直接回答问题。外国记者问：你们是否认为解放军会开枪？我仍然记得我当时很有确信的回答是：人民的军队不会对人民开枪！我们必须承认八九一代的局限性，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反省、学习、进步。否则，我们就会对自己自以为是、对别人苦大仇深的地步。”当然，在八九学运中我比较熟悉的是吴仁华老师、陈小平老师、周封锁弟兄等，他们多年来为纪念六四奔波，始终强调自己不是“英雄”，也不是“领袖”，而是一个“参与者”和“幸存者”，他们的负担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共产党的凶残，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吴祚来先生也是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2024年6月4日推特的帖文中强调：“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人士们，多少年来一直持续反共，持续为大陆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唤，他们有更多的发言机会，重要场合有更多的参与。就这，也有人嫉妒的不行，似乎是在论资排辈，这也太可怜了吧，参加公义活动，相当辛苦，很多的时侯都是自费参与，完全是尽义务，因良心，在责任。民运或反共在海外，日益分众化，也有不少的合作与合力，日益走向成熟理性，更少的内斗内争，特别是这次纪念八九民运35周年，世界性的活动全面展开，大量新生力量参与，当年民运领袖学生领袖们更是表现卓越。通过祭念六四，影响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认知到中共的邪恶，反共才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吴祚来所言有其合理之处，确实历世历代以来都有嫉妒纷争、彼此撕咬之事。不得不说，他在此处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反共”的层面，没有深入到人性深处。
但是，吴祚来先生讲得非常人性化，也有其深刻与合理之处。他在6月6日推特上继续发文说：“八九学生领袖，只是从校园走向广场的学生运动召集人动员角色，有政治主张与诉求，代表了校园与社会主流民意。我们把他们当学生，当校园民主运动领袖更妥当，这样就不会过高地要求他们，过度地指责他们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认知与能力局限，社会配合局限；人力、经济力支持局限——学潮与民运失败，现在看来有其必然性，更大的责任，当然在中共。其次，说承认社会没有成长起来，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仅靠学生细胳膊，无法与来自帝国的坦克与机枪对抗，当然对抗力量主要是使命与学生。……反思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批判性的反思，由独立的力量去审视，而批评者声言，要让当时的参与者解剖自己，这也是共产党的思维，逼人写检讨，不允许再犯错。同道的批评、批判，不要太过严厉，更不要盛气凌人，就事论事，真诚的有品质的批判，应该有，见骨见血也没问题，毕竟幸存者相比那些牺牲者，已是大幸，承受批评也是应当的。”不要苛责当时的年轻学生，不要苛责当时的年轻学生领袖，因为他们是在承担当时许多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成年人包括知识分子当担负的责任！在任何改变中国专制困局的运动中，那些更有能力、远见和谋略的成年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从宏观角度观之，八九民运乃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伟大运动，这场运动展现了人民的力量，展现了人性中对政治自由的崇高渴求。在运动之中，不管是体制内的大学生还是改革派，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市民，都展现了伟大的参与、克制与牺牲的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乃是世界历史都不可忽略的波澜壮阔的亮丽场景。以北京高校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更是展现出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英雄精神。这是八九民运所展现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抹杀的光荣之处。另外，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就是人性的险恶和暴政的凶残。中国共产党内部顽固派的冥顽不化、血腥镇压向我们展现了东方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狰狞面目，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历史的阴暗。在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八九民运的反思必须深入到人性层面，当时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学生都有为自由和民主献身的情怀，但他们因所在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的缘故，和那些镇压六四的人们在心灵深处往往是同构的，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流毒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想法和做法往往都有不合乎民主与法治之处。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言之，我们需要把六四运动置于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大变局与转型的背景之中，当时的年轻大学生有其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共产党本身也没有处理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的经验。因此，八九民运的血腥收场不仅是当时大学生的悲剧，也是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悲剧，更是中国人民从皇权帝制转向宪政民主之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国殇性的悲剧。从基督教信仰与真理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愿意探究、认识、领受西方基督教的正统正传，如果基督教会与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强大、稳定的力量，如果我们只想通过激进的群众运动方式而实现西方基督教上千年才所孕育出来的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的制度，我们就仍然停留在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激进与空想层面。
作为1989年“六四”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作为“六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的观察者、反思者和悔改者，笔者始终思考和追求的就是为中国社会的人心变革与文化转型阐明合乎圣经启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总体方向和基本蓝图。这个方向就是在个人层面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与耶稣基督，接受圣经真理尤其是以清教徒神学为代表的基督教正统信仰；在社会层面就是领受真正的来上帝的真理与圣灵的启蒙，
作者：王志勇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日于弗吉尼亚雅和博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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